自人类进入后工业化进程以来，社会治理的变革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现实和理论议题，对此议题的分析和探讨可以从诸多视角展开。而作为一个源于边缘国家而非西方发达国家的、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跨学科的、甚至可能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崭新视角的分析概念和框架，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也不应缺席。本文运用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对社会治理的变革议题进行尝试性的初步分析，意在为相关学术讨论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并希望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能够得到理论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关于工业社会治理之中心—边缘结构的研究，最终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学术和实践议题，即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要求，同时在现实中努力实现对这一不平等结构的突破！ 这是从工业社会的治理向一种全新的后工业社会治理转型的第一要务。但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所谓“打破”，并不是完全消灭这一结构。必须承认，中心—边缘结构仍然会存在，但是，就存在的范围来说，只是在个别领域中存在，而不是作为工业社会的总体性结构存在； 就存在的时间来说，只是临时性的存在，而不是某一中心位置长期地稳定地被某个( 些) 单元占据。正如，当人类努力消除不平等时，目的是指向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消灭层级结构，这种结构会与组织的其他结构一道共存于社会中，并在必要的时候仍然发挥它的功能，而在其他更多的时候，则由其他结构发挥作用。后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将具有一种更为灵活的构成，相比工业社会之中心—边缘结构的有限灵活性或有限开放性，后工业社会治理结构的灵活性在于，“它同时兼备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结构形式，根据不同的条件随时进行改变……”因此，打破中心—边缘结构并非完全消灭这种形态，而是说，它会作为众多形态中的一种而继续存在，但仅仅是暂时性的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而在更多的时候，社会将采取其他形态来开展行动。

在思维层面，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突破中心—边缘式的线性思维方式，或者说，意识到并努力跳出中心—边缘结构思维的束缚。否则，在既有的中心—边缘框架下，对于外围而言，它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与结构保持某种脱钩的距离，要么被卷入结构并成为边缘。对于边缘，尽管它在线性的标准下比外围的地位有所上升，距离中心更近，也因此可能有更多的选择： 要么努力挤进中心，要么处在边缘却与中心互动并从中获利，要么心甘情愿处在被边缘化的位置，要么脱离结构变成外围。表面看来，外围与边缘都有多种选择，但这些选择是相当有限的，尤其与中心的权力相比就显得微乎其微。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那种选择，由于它们都发生于结构之中，也就难以改变被结构边缘的状态，相反只会巩固既有的不平等结构。如果跳出这一结构，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边缘还是外围，甚至对于中心而言，都存在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打破中心—边缘结构，至少在思维上明确提出打破这一结构的要求。

从结构转型的角度看，尽管我们说，边缘向中心的跃进、边缘对中心的代替、边缘的联合、多中心等迹象都可以被视为中心—边缘结构弱化的表现与反映，也为我们突破这一结构进而实现未来的结构转型提供了支持与动力，但是，如果不尝试跳出整个结构，而仅仅在结构内谋求小的改变，那么所有这些结构特征的变动都可能最终被强大的中心—边缘结构所消解，而无法触及结构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华尔兹关于结构的论述是颇有几分道理的，即结构是完全不同于单元与单元间关系这两个分析层次的，单元的变动与单元间关系的变动也就不会改变结构本身，这样一来，只有谋求结构本身的突破才可能迎来真正的结构转型。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提出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要求，一切试图变革的行动都应当首先以此作为目标。

后工业社会治理的结构将不再是某种确定的稳固的具体的结构形态，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再以一种对抗性的思维去建构后工业社会治理的结构，不能在我们建立起某种新的结构时却将其他结构( 包括中心—边缘结构) 置于死地，而是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心态建构未来。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打破中心—边缘结构同样适用，我们并不是单纯强调中心的罪恶，同时应当看到某些中心的善意； 我们并不是单纯强调中心的责任，同时应当强调边缘对于结构生成与巩固的作用。因此，我们并不是强调边缘对中心的抗争，或者鼓吹二者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方面，小说家乔丽在虚构文本中所暗含的观念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尽管她的作品致力于让人类认识和理解边缘，尽管她强烈谴责中心，但在思考未来时，她并“不谋求以边缘的力量实施对他人的同样统治与控制，而是以富有创造性和肯定生命的态度解决中心与边缘的冲突，拆解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在思考未来时，过分强调中心与边缘的冲突并不能将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我们必须以一种整体性的合作思维，而不是以二分的对抗性思维，来认识这一结构的消解。

面对工业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去思考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治理变革，我们必须认真重估边缘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边缘的重要性”显然不是从中心出发所做的承认。在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对边缘的承认和有限照顾，其目的只是为了实现结构的可持续发展和自我利益的可持续获取，或者说防止边缘遭受过大的伤害而伤及整个结构。对边缘价值的真正关注意味着，在思考如何建构未来的过程中，要注意发掘边缘带给我们的价值和启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工业社会之中心—边缘结构的批判与矫正。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的价值长期以来都被结构及其中心所压制。为了破解中心—边缘结构，就必须重新关注边缘的价值，而且是关注边缘本身，而不是将边缘塑造为服务于其他利益的工具。

在理论建构方面同样如此，我们应当给予那些被边缘化的和游离于结构之外的却仍然保持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或知识分子以特别关注。在萨义德看来，这些“边缘者”或“流浪者”拥有特别的优势，那就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显然，这样的边缘者是极少数的，因为大部分的边缘者都已沦为中心的献媚者，他们希望通过宣传中心的思想博得中心的欢喜并从中获益。对于边缘而言，“不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面对边缘地位，就是选择加入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列，成为为数不多的圈内人，这些圈内人不负责任、自行其是地作重要的决定。”显然，大部分边缘者都会选择后者，只有少数边缘者会甘愿呆在边缘的位置甚至游走在多个结构的边缘位置并进行着自我的独立思考。而正是这些少数人的观点是我们应当给予特别关注的。正如早在上世纪50 年代就提出中心—边缘思想的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派，尽管这些理论在当今的学术界仍然处于某种被边缘的地位，但这些思想中所蕴含的洞察力和批判性为我们理解现代世界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和重要的价值。

格拉诺维特( M． Granovetter) 等人关于“弱关系的强度”的阐述就指出了边缘在创新方面的优势所在。尽管在理想形态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之间由于被深度割裂而缺乏有效互动，因此边缘中产生创新的可能性也较小。然而，一旦边缘间的联盟成为常态，边缘间互动的增强就会产生创新，尤其当这种创新不去考虑向既有结构及其中心谄媚的问题，就会对整个结构产生重要的冲击。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的位置布局来看，边缘与外界环境的距离更近，他们因此能够更容易感受到环境的变迁。例如，在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基层官僚最直接地与其服务对象发生互动，他们对服务对象的诉求有着更为直观和明确的了解与感受。尽管现有的中心—边缘结构让边缘通常没有创新的意愿，也无法将创新转化为政策或其他产出，但仅就边缘来看，他们确实在创新方面享有某些独特的优势。

但是，重新关注边缘的价值的目的是要用它去矫正现有结构的问题，而不是用它完全替代进而消灭工业社会的主流价值，正如打破中心—边缘结构并不是片面强调边缘对中心的反抗，甚至边缘取代旧的中心而成为新的中心，类似的对抗思维在我们思考未来时并不可取，因为它很可能会再次演变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当约瑟夫·奈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时写道，“我们并没有摒弃现实主义，但我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现实主义观点所认为的‘边缘’事务可能成为新解释的核心”。同样地，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应当给予这些边缘者及其话语与中心同等的关注。因为他们很可能为我们思考现实问题提供新解释，并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新方案。

关于未来的社会治理变革思考，政府—社会的关系依旧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和角度。当我们批判工业社会中政府与社会构成的中心—边缘结构时，并不是要完全抛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议题，这一概念框架对于思考社会治理问题仍然是有效的，尤其当我们可能被其他概念所蒙蔽时。例如，关于公私产品——作为公私领域分离或公私部门分离的产物——的讨论已然是工业社会治理中的一个主要争议，但是，当非政府组织等新的治理主体出现时，这种界分就需要被重新考量，此时，“如果回归到‘政府’与‘社会’这一原初的、简单的区分中的话，显然更能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合理形式”。

但是，重新认识政府与( 广义) 社会的关系，并不是要回归政府— ( 狭义) 社会二元对立的狭隘框架中，而是要在思考政府与( 广义) 社会的关系时重新定义政府的位置。在概念上，我们在这里使用了“( 广义) 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意味着政府与其他主体一样都处于( 广义) 社会之中，或者说政府是生成于并融于( 广义) 社会之中的，而不是在社会之外或之上。我们说，在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中，政府—社会的关系是一种政府居于中心、( 狭义) 社会被边缘化的中心—边缘结构，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已经实现了“政府处于社会之中”的理想。表面上看，在中心—边缘结构中，政府也在社会之“中”，但事实上却造成了政府处在“中心”的优势地位，而将社会挤压在边缘化的位置； 正如，在表面上，“中心—边缘”是一个平面空间的概念，即预示着中心与边缘似乎实现了平等，但实际上中心却占据了一种特殊的位置对边缘进行着支配。总而言之，工业社会的政府依旧脱离于( 狭义) 社会之外，而没有融于( 广义) 社会之中。

我们认为，在思考后工业社会的治理变革时，关于政府与社会的讨论需要回到政府应当融于社会之中的分析视角中去。事实上，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出了努力。例如洛克等人关于社会先于政府的论述就表明，政府是生成于社会的，这是思考政府与社会问题的基点所在。只是在此之后，尤其当作为国家对立面的市民社会的观念流行之后，社会的概念缩小了，缩小到了一个与政府相对立的面向。而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让( 广义) “社会治理”回归“社会”，让政府回归到( 广义) 社会之中，并在此背景下进行理论探索。让政府重归社会，同时意味着让政府雇员回归社会成员的身份，而不是政府雇员的角色扮演。后者意味着，政府雇员只会努力完成自己的角色扮演，这种角色是官僚制组织赋予的和驯化的，而当他成功扮演了这一角色时，由于政府及其官僚制组织是脱离于甚至对立于社会的，那么他也就与社会及其成员相对立了，至少在他扮演这个角色时是对立的； 而前者意味着，“政府雇员”只是他在组织中的一个标签，他最本质的身份仍然是一名社会成员，在这种观念下，某个“政府雇员”的行动“无非是他作为社会成员身份的具体表现”而已，他的所有思考和行动都是以社会成员的身份作为出发点，他最本质的生活就是作为社会成员的生活，在某个组织中的活动无非是其社会成员生活的一种具体体现而已。

今天，人们普遍认同，政府应以服务社会作为根本，或者说，“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才算是一份真正的公共生活”。然而，当我们这样说时，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对抗性思维，而是合作性思维。如果说在工业社会的治理中，政府在中心，而社会在边缘，回归社会并不意味着要让社会在中心，而让政府在边缘。一方面，这种思维仍然是一种对抗性思维，对抗性思维很可能将我们再度引向无政府主义的结论； 另一方面，在后工业社会，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将不再适用。对于第一个方面，任何在政府与社会对立框架中的思考，尤其是对于政府的激烈批判，评论者只需稍稍往前一步，就能得出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我们在此关于工业社会政府—社会关系的批判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当我们批判政府的中心地位所造成的问题时，不是说政府本身是个应当被完全抛弃的制度，而是说，政府不应当稳固地居于这一中心位置上，而应当融于社会之中。对于第二个方面，在语言表述上，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将不再适用。在工业社会，人们通常会说“政府及其社会”，在英文中也有“government and its society”的类似表达，这种称呼恰当地反映了人们在思维背后所持有的一种观念，那就是政府处于中心，而社会只是这一政府的社会。罗茨在考察“治理”的概念时也说道，治理是“指一种新的统治( governing) 过程； 或者一种改变了的有序统治( ordered rule) 的状态； 或者一种新的社会被统治( society is governed) 的方式”。“社会被统治”的表达，以及他将控制、成本—收益、效率等等工业社会的思维概念都统统纳入被他称为新治理的概念之中，这些做法表明他依旧是在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大框架下思考问题的。后工业社会的政府—社会关系将不再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政府仅仅是治理的一个部分，在某个方面的某个时刻，也许政府仍然可能作为某种暂时的中心而存在，但就整个结构和长时段而言，中心与边缘的区分被消解了，因为所有单元都是一种“共生共在”的状态，不再有哪些单元长期固定地依附于少数单元，也不再有少数单元长期固定地支配其他单元。

工业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中心稳定地持久地占据某种权力，而广大边缘只能被这种权力所支配。打破中心—边缘结构就是要打破这种特定权力被少数人固定占有的格局，因此，后工业社会的结构形态应当是一种各个单元在总体上均等化分布的结构，将是一种没有固定中心和固定边缘的结构。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结构并不意味着单元之间没有差异，不仅是单元自身的差异，单元之于整体结构的差异( 或者说功能差异) 也依旧存在。甚至也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在某些方面的某个时间点，仍然会存在权力关系，甚至我们可以说，存在临时性的中心与边缘的划分，但是，这种划分并不会形成稳定的权力，也不会跨越某一特别的领域而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权力。后工业社会中，在此时此处位于中心位置的单元在彼时彼处将会处于边缘的位置，同样地，在此时此处位于边缘的单元在彼时彼处将处于中心的位置。因此，总体来看，谁都可以( 有权利) ，谁都能( 有能力) ，而且最关键的是，谁都在事实上成为此时此处的中心和彼时彼处的边缘，如此一来，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状态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处处是中心，也就无处是中心了，处处是边缘，也就无处是边缘了。这就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将呈现出的构成形态。

严格地讲，我们并没有简单地将这种未来形态称为“无中心”或“均衡”状态。因为，类似的称呼很容易产生某种可能被斥为乌托邦的主张。直至今天，许多人关于“去中心化”的想象仍然停留在对任何单一中心的简单反抗中，即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都不需要任何中心的存在，他们认为这才是“无中心”的未来，即各个单元“之间彼此高度连接，但并非连到一个中央枢纽上。它们组成了一个对等网络。由于没有控制中心，人们就说这类系统的管理和中枢是去中心化分布在系统中的”。但是，这种完全无中心的系统仅仅是未来众多结构形态中的一种，而不会是全部。在后工业社会的某时某刻，我们依旧会看到多个单元“连到一个中央枢纽上”的情形，即短暂的中心—边缘分布，只是这种分布在后工业社会不会持久存在。因此，我们接受“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比喻，它准确地反映了这种处于流变中的结构形态。或者说，当我们说“无中心”的时候，所指的是由于中心与边缘处在流变中而形成的在总体上的无中心，而不是彻底反对任何中心与边缘的存在。

这种形态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20 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网络技术及其形态在为未来的社会治理提供技术基础的同时，也可能为我们构想未来的治理结构提供某种结构的隐喻或想象。也就是说，后工业社会的治理结构也许就是一种网络结构。在理想的网络结构中，任何节点的重要性在总体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处在变动之中。在某个时间截面上，这一节点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以它为中心可以向外传递信息甚至发布命令；而在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时间截面上，另一个节点可能充当了中心的角色，而先前的中心节点则成为信息甚至命令的接收者。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在某个极短的瞬间截面上也许是成立的，但就整个结构而言，中心与边缘不复存在了。因为每个节点都可能随时成为中心或边缘，当人们无法准确预测谁在何时占据中心的权力时，就不再存在向中心谄媚的问题了，而且人们不会对这种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感到任何的恐慌。在工业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者的声音之所以得不到真正的尊重与倾听，或者最多只能在形式上被重视，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这种结构中，存在着持久的重要性排序。中心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相信在其他时间或地点，他仍然处于中心地位，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他在此时此地发号施令的傲慢，他也就不可能真正倾听边缘的声音。然而在网络结构中，每个节点的重要性是变动的，因此每个单元就不可能仅仅以自我为中心去认识这个世界，因为他与其他单元是共生共在的。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位置充满信心( 不是支配别人的信心) 而不会感到任何被边缘化的感受，正如保罗·莱文森( Paul Levinson) 所言，“每当我能够坐在联网的电脑前面时，我就置身于一个中心。我这个电脑上的数据行星，可能要超过宇宙中环绕任何恒星运行的行星”，因此每个人也不再以卑微的心态向其他人靠拢。与此同时，任何新进入的节点都不会被既有节点视为不确定因素而被排斥，相反，新节点能够增加整个结构的活力，因此，整个网络结构也就是完全开放的，新的节点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入既有的体系中。

张康之教授在阐述行政管理的模式转变时说道，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将是“从以政府为中心向以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从以行政效率为中心向以社会和公众的根本利益的最大程度的实现为中心，从权力支配的行为模式向服务的行为模式的转变。如果实现了这种转变的话，那其实是一个不再有中心的社会治理过程，是一个不再需要在静态的视角中去加以考察的社会治理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行动过程。”也就是说，在语言表达上，尽管我们仍然可以使用中心或边缘这样的词汇，但这仅仅是为表达社会治理所要实现的转变而不得不采取的表达技巧。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以一种静态的狭窄的视角去考察治理结构，而应当采取动态的总体的视角。那时，尽管中心依然存在，但那仅仅是暂时的处在流变中的中心，而不再像工业社会之中心—边缘结构那样是静止的稳定的自我巩固的排他的中心。此时，我们才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再有中心的社会治理”。

关于后工业社会这种“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形态，除了想象我们深深嵌入其中的网络技术及其结构，也许我们还可以抬头看一看头顶的星空： “无数的星星本身就是太阳，各自带着绕行的行星。因此，每一个星星都是独立的中心，无数中心的宇宙当然就是一个无中心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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