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人想组织个小小的纪念活动，让我也参与写几篇文章。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终究是没有付诸行动。不过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因为我们知道，“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只是个精神符号。严格来讲，这一天和别的时候并无什么不同。符号、象征，只能代表精神。这些东西是没有实质用处的。这里想先谈一下“精神符号”。

无论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还是其他的语言、旗帜、图案（五角星、镰刀铁锤、格瓦拉等等）、歌曲、领袖人物等等，这些都是贵左圈所热爱的精神符号与象征。神圣而抽象的符号，被用于取代革命的实质，成了人们供奉的对象，是十月革命后没几年就普遍出现的事情。精神符号看似很现实，实际已经成了被抽象和神圣化的东西。今天的左翼人士们利用这些符号，不过是一种消费行为罢了。贵左派试图以此为自我标榜，来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来显示自己的“左翼”身份。持有这些符号的人，被视为贵左圈的一员。本质上，这些符号压根就是商品。崇拜商品说白了还是“商品拜物教”的一部分。一些左派先生也很知趣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自诩为“共产趣味”。

上坂堇，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噱头的最典型的商品

贵左圈以“左翼”作为符号的娱乐和消费行为

“然而真正的革命并不是那样哗众取宠——尤其是迎合主流舆论——而取得大众的，它只能靠深藏在这个世界喧嚣表层下的潜流，只能靠长期看似少数派、但唯一的独立自主的阶级利益取向，只能靠血汗、苦难和集体生与死中拼搏的阶级斗争，而不是茶余饭后笑笑肚皮、再让舆论不断放大效果的小丑表演。”

一个扛着红旗满口马列主义词汇的左翼卫道士，很可能也同时用他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完全不影响他的左翼身份。事实上，贵左圈基本都是这种人。当然，左圈会用富有马列主义特色词汇的语言来解释他们的行径。我们一向不期待今日的左翼分子能做什么先锋队，恐怕做北一辉也不够格。

正是因为这些精神符号成了左翼分子用来供奉的神明，贵左圈有不少精英以为，通过大量展示代表马列主义的符号、通过向人们进行灌输，可以起到宣传意识形态的作用。他们一边念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一边又认为意识形态可以被灌输，只要控制人的见识，就可以控制人的立场。这一逻辑与钳制舆论就可以控制思想的脑回路是异曲同工的。尽管左派们阅读了大量马恩原著，但丝毫并不影响他们继续保持一整套既唯心又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甚至有的还支持着帝国主义扩军备战。这一例子大概可以用来反证意识形态不能被灌输的。

我们进一步拓展一下这个话题。无论是国家、主义、思想、政党、组织、职位，还是任何精神象征，本质上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工具。人创造工具是一种手段，为的是利用工具达成某种目的。革命是一个充满未知的实践过程，并非是静止的、孤立的、完美的、不可变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及用于革命的各种工具（主义、思想、政党、组织、职位、精神符号等等），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事物，不能被抽象化、绝对化、神圣化、偶像化、加以敬畏和膜拜。左派们对这些工具顶礼膜拜，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成了目的，人的造物成为了人的主宰，把工具推到神圣而不可质疑的位置，无疑就构成了一种异化。而被膜拜的对象同时也一定是被消费的对象。

被异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了一种宗教般的事物、曲高和寡的经院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在这一点上，自由派攻击马克思主义是“马教”，并没什么问题。形而上学的事物反过来成了一种精神束缚，会剥夺人的主观能动性，限制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现实的改造，使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受到阻碍。唯物辩证法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例外。“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同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他是批判的革命。”“从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意味着以发展、过程性的眼光看待事物，而不是着眼于一个固定的点，对十月革命也一样。

如果能够否定一个被用于敬畏、消费和顶礼膜拜的精神符号“十月革命”，那么我们不妨再来谈论十月革命本身。、

在十月革命仅仅三年多后，原先十月革命最忠实的支持者喀琅施塔得水兵就发动了起义，而工人们也在此前作为工人反对派遭到镇压。为什么工人和水兵会站到几年前他们亲手建立的政权的对立面？工人和水兵，布尔什维克的官僚，到底谁是反革命？

左派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简单粗暴。他们宣称这是工人犯了工联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错误，水兵受到了社会革命党和协约国间谍的煽动。在左翼人士的头脑里，他们依旧认为，只要对人进行灌输，就可以改变人的立场；只要如蜻蜓点水般地进行煽动，就可以让革命最忠实的支持者即刻变成反革命。工人和水兵完全被看作是白痴。左派把他们在1917年参加革命，归功于布尔什维克的巧舌如簧；而在三年后反革命，则是受了反动势力花言巧语的蛊惑。总之，贵左圈坚持认为，“言辞”这种意识的传播可以决定“革命”或“反革命”这种物质的运动——革命产生于嘴炮和精神力量。

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爆发。而在俄国这个落后国家首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两者矛盾么？并不矛盾。托洛茨基一直在提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在托洛茨基看来，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一些部门具有先进国家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先进国家的同部门。俄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初的俄国农业大部分仍停留在17世纪的水平，但工业则具备先进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结构。在20世纪初，俄国在大工厂（雇用超过1000人）中工作的工人百分比是38.5%，而德国只有10%。1914年，美国（超过1000人的）大工厂所雇用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17.8%，而俄国的比例则高达41.4%。欧洲最集中的工业，竟以欧洲最落后的农业为基础。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法国大革命也是这样的例子。法国是一个错过了宗教改革的国家，且天主教会直到18世纪都占主导地位，但却是第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名，发动了一场非宗教的革命的国家。落后的农业中剥削的加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却有利于在局部地区创造资本主义工业。十月革命是从彼得格勒爆发的，而彼得格勒正是当时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方。马克思的预言十分精准。只不过由于左派始终坚持国家主义，把一切都放在国家框架里考虑，所以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从落后地区先爆发、社会主义可以从落后国家先建成的荒谬观点。

社会主义只能从生产力最发达的地方建立起来。只要德国革命不成功，就别想建立什么社会主义。工人在俄国人口中只占了极少数，极少数的人口别说社会主义了，连无产阶级专政都建立不起来。季诺维也夫早就坦白：“在世界革命到来前，俄国工人国家的性质只能由我们的革命良知来保证。”而历史则证明，领袖的良知完全无法被指望。

布尔什维克的许多官僚充满了对工人的不信任，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进行包办替代，执政以后先后建立了一长制、劳动军事化、取消了工人对生产的自主管理、否定了工会接管经济权力的要求。（相比之下，贵左圈则是自诩精英，公开地嘲笑工人愚昧。）对此，柯伦泰曾评价道：“如果不相信工人集体的创造能力，那就必然鼓吹这样一种幼稚可笑的信念，即可以通过官僚主义方法实现共产主义。”奥新斯基则在报上撰文，发出了在今天看来绝非危言耸听的预言：

“我们赞成凭工人自己的阶级创造力来建设无产阶级社会，而不是凭借”工人巨头“的旨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信赖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积极的阶级能动性为出发点。假如无产阶级本身都不知道怎样为社会主义劳动创造必要的先进条件，那幺就没有任何人能为无产阶级做到这点。任何人不能强迫无产阶级这样做。如果对工人举起大棒，那幺这根大棒不是握在另一个社会势力手中，就是握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到那时，苏维埃政权就将把自己毁掉，而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去创建，否则就根本创建不起来；某种别的东西会被创建起来，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无产阶级运动是广大群众自觉的、独立的运动。当托洛茨基在1923年痛感官僚化已经威胁他自身的政治存在时，才组织了左翼反对派，并沿用了工人反对派的部分言论、人员。只有到了这时，当托洛茨基想要认真地求助于工人的政治活力时，才悲剧地发现，后者已经被他亲手摧毁得差不多了。这既和世界革命未成功、俄国被资本主义包围有关，也和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政党，存在先天不足有关。然而，这些解释可能依然是肤浅的。我们并非比当年的布尔什维克更聪明，只是在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

最后借罗莎·卢森堡的一句话结尾：“无产阶级旅程的目标即它的解放，取决于它是否懂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自我批评，无情的、严厉的、彻底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运动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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