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气的脸没了用武之地。电影里,队员穿着同样的迷彩服,顶着锅盖头,脸上涂着厚厚的油彩,化完妆一刮风,沙子全部粘在脸上,灰头土脸。看到《红海行动》预告片后,粉丝刷起了“全程找黄景瑜”的弹幕。
黄景瑜很快说服自己把观众认不出自己的担忧抛在脑后,“我是狙击手嘛,目标就是不被发现。”
文 | 马程
编辑 | 张慧
2018年春节,黄景瑜要拍戏,只回家待了几天。
上个春节,他也只在家里住了6天。还没从过年的气氛中走出来,他就与《红海行动》剧组集合,“出征”摩洛哥。
之后五个月,90后黄景瑜经受了一次考验。初到卡萨布兰卡,他还有机会在拍戏间隙溜到海边散步。等到剧组深入沙漠腹地,一路从瓦尔扎扎特到菲斯再到阿尔芙德,条件越来越差,走出旅馆就是大沙漠,网络信号经常不好,玩游戏会卡顿。
他的生活变成三点一线,每天训练、拍摄、回房间看书,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聊天、做饭。
帅气的脸没了用武之地。电影里,队员穿着同样的迷彩服,顶着锅盖头,脸上涂着厚厚的油彩,化完妆一刮风,沙子全部粘在脸上,灰头土脸。看到《红海行动》预告片后,粉丝刷起了“全程找黄景瑜”的弹幕。
“我都要通过枪来辨认的,我的狙击步枪特别长,上面有一个瞄准镜。”黄景瑜指了指海报告诉记者。
去摩洛哥前,他特意看了《黑鹰坠落》《拯救大兵瑞恩》等电影。他很清楚,在战争群戏中,互相成全最关键。
《红海行动》有12处大场面,坦克呼啸而过,子弹乱飞,爆破声四起,演员必须把规定的动作准确地做完。一个细小的错误,会导致其他部门工作人员超负荷工作。
《红海行动》中不乏各种大场面 图 / 网络
每个“蛟龙突击队员”上场前,都把动作重复很多遍,熟练到下意识也能做对。“这部电影对演员来说,自主发挥空间不大。比如教官告诉你某一个姿势是持枪呈45度,那抬到50度就是错的。考验的是演员的基本功——把这件事情做对。”黄景瑜总结。
黄景瑜很快说服自己把观众认不出自己的担忧抛在脑后,“我是狙击手嘛,目标就是不被发现。”
狙击手的第一要义,是耐得住寂寞,躲在没人的角落里,蓄势待发。
拍摄《红海行动》时,他有段时间每天都要爬山,因为狙击手要在山上抢占“制高点”,站得高才看得远。40多度的高温,没有遮挡,手机提示他“降温后再使用”就关机了。整片山头只有他和摄影师两个人,一台对讲机,默默等着导演组的消息。偶尔从地上窜出一只蜥蜴,可以让他兴奋很久。
他有时会俯视山下热热闹闹的人群,心情异常平静。
当特种兵是黄景瑜年幼时的梦想。爷爷和爸爸都当过兵,他们英姿飒爽的军装照,让黄景瑜觉得“穿上那身军装很威风,就是英雄该有的样子”。
父亲身上总有些军人的做派,管教孩子十分严厉。黄景瑜虽然小时候没少挨打,但也为父亲的一身正气而骄傲。
2017年10月11日,《红海行动》发布会上作军人装扮的黄景瑜 图 / 视觉中国
17岁独自闯荡上海时,黄景瑜随时准备当个少年英雄。坐地铁看到了有人抢包,他想都没想就追上去,一直追到了老弄堂里。“当时天已经黑了,灯光很暗,我记得他突然回头,掏出了一把刀,明晃晃的。”
黄景瑜识时务地逃走了。“柔术再好,也拼不过人家有刀啊。”
再次体会当英雄的不易,是在《红海行动》片场。
黄景瑜本以为自己准备好了。开拍前1个多月,他已经开始体能和武器训练。
开机不久,拍摄一场突围战,导演林超贤让黄景瑜和饰演狙击手观察员的尹昉一起,从老城中奔跑,配合一个无人机的长镜头。机器不停,两人要一直跑。
黄景瑜穿着防弹衣,举着一把狙击步枪,还背着一把冲锋枪和一把手枪,“天很热,海拔高,还要保持速度。我不清楚跑了多久,绝对跑到极限了。”他告诉记者。
尹昉记得,当时跑了将近10分钟。停机后,他靠在墙上喘气,黄景瑜直接瘫在了地上。
等黄景瑜好不容易站起来,导演林超贤轻松地踱步过来,笑着问他,“你行不行啊!”
《红海行动》拍摄现场,(左起)导演林超贤,尹昉和黄景瑜
拍摄期间,每天都有真正的“蛟龙突击队”狙击手为他们培训,“复杂到不能再复杂”,每到一处,要测温度测湿度测风速,计算角度,数学不好的黄景瑜头疼万分。
他只能每天抱着自己的狙击步枪,和它“交流”磨合。“你第一眼看到一个懂枪的人,哪怕他没有端起来,他的感觉就是对的。”
《红海行动》上映后,黄景瑜单手开枪的动作令观众记忆深刻,他已经忘了练了多少遍。
有时候,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出现在画面上,但他决不能当掉链子的那个人。“真得像上战场一样。”
尹昉在拍戏前,会设想怎样让动作完成效率更高,或者减少对身体的冲撞和伤害,而“黄景瑜会直接冲上去”。
“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对我们有了足够的信任,就可以奋不顾身。”尹昉告诉记者,“我感觉,即使到了战场,我也可以信任他。”
《红海行动》中的黄景瑜和尹昉
片中一场戏,黄景瑜饰演的狙击手顾顺单挑对方狙击手,同时还要捣毁对方的迫击炮,观察、假动作、一只手稳住枪,一只手扣动扳机,千钧一发,一气呵成,紧张到呼吸声都可以听到。
这是黄景瑜吃重的一场戏,他在开拍前无数次重复了技术动作,模拟心理状态,“开机之后,就什么都不想了,不想怎么去演,不想怎么去逞英雄,就是表现出我最本真的状态,而我就是第一狙击手顾顺。”
拍完后,“喜怒形于色”的林超贤给了他一个微笑。
林超贤在选角时和黄景瑜聊了两个多小时,聊他的爱好、生活经历。“当时觉得他身上有些军人的气质,但是没想好演谁。”林超贤告诉记者,“觉得他年轻气盛,适合演冲锋队员,但是逐渐发现他可以静下心,很沉稳,我信任他可以演好这个有些自负的狙击手。”
2017年6月,“黄景瑜粉丝团”负责人“坤哥”在微博上看到了《红海行动》剧组的辛苦,吃不好,住不好,非常担心。她用年假去了一趟摩洛哥,主要任务是带着所有粉丝的祝福,给黄景瑜送补给。
片场有几百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演职人员在忙碌,不同语言在耳边交汇。她在人群中寻找黄景瑜,半天都没看到人。就在她失望地准备打道回府时,突然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在找谁哪?”她回过头去,黄景瑜正一脸微笑地看着她。
“脸上涂了油彩,灰头土脸的,但是穿着一身军装超级帅,笑起来仍然阳光。”坤哥说。
她上一次见到“灰头土脸”的黄景瑜,是在黑色喜剧《枪炮腰花》的片场。黄景瑜画着丧尸妆,见到她们马上把脸捂上,“怕吓着我们”。放工后,他专门要了两瓶矿泉水,不停地洗脸。
在《枪炮腰花》中,黄景瑜除了扮僵尸,还要放羊,结果每天身上沾满羊毛,鞋底踩着羊屎,整个人都有一股羊膻味。粉丝探班时,看到他拍打斗戏时从台子上摔下来,全身擦伤。
黄景瑜却说拍得很过瘾。“我喜欢镜头里狼狈的自己,狼狈代表着没有安全感,或者有故事的小人物,有故事意味着有挖掘的空间。”
片中,黄景瑜饰演的阿蒙是一个穷困潦倒、四处躲债的年轻人。一个底层的小人物,为了生活要去骗钱还债,做了很多错事,只是为了一个好生活。
黄景瑜和这个角色没有交集。“但第一眼看到剧本就很喜欢。”
没放过羊,没有被人追债,他只能用“土方法”寻找没有安全感的状态,“走路没事就要回头看看,看身边人的眼神充满着敌意,听到风吹草动就坐卧不定”。
他的另一个“土方法”是缠着导演张猛讨教。“我就天天就跟在导演身边,问这问那,没戏也会凑过去,还跟着他蹭吃蹭喝。”
他的宣传发现,黄景瑜每次拍完戏回来,似乎就长进一些。
“一次视频采访,他教一个年轻记者怎么调灯,我们几个人在旁边互相交流了下眼神,都满脸惊讶。”
在王府井附近的酒店见面时,黄景瑜已经做了大半天的采访,他换下西装,穿上了休闲服,习惯性地对着镜头微笑,但已经有些无精打采。
助理拿来一个苹果,想分开吃,却掰不开。黄景瑜顿时来了精神,“让我来!”他夺过苹果,战斗了一分钟,苹果开了。
25岁的黄景瑜偶尔还会露出孩子气,却因为身材高大、会照顾人,被很多人称赞“成熟”。“蛟龙突击队”里,他年龄最小,却没人让着他,“做饭洗碗的事情没少做”。
在读高中的年纪,一个人出门闯荡,他在餐厅做服务员,在工厂做学徒,在上海做了几年无名小模特,为了生计担忧。“那时候做服务生,做烧烤,能想什么呢,只想着怎样不烧着手。”
而在片场,黄景瑜沉浸在永不停歇的爆破声,爆破波及范围几十米。导演却要求他狙击时不能眨眼。“这是一个条件反射,是人的生理保护眼睛的一个状态,很难控制,后来练了很久,他们说把耳朵塞住,或者经常让很响的东西在我旁边爆炸,直到最后效果都不好。”
“我以前一直认为,军人的辛苦在平时的训练。拍完之后发现,比我想的还要更辛苦。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
黄景瑜的杀青戏,拍的是蛟龙突击队回归,他和上千名海军战士站在军舰上,对着国旗敬礼,心中无比自豪。
《红海行动》剧照,黄景瑜饰演的狙击手所属的这支“蛟龙突击队”,在现实中真实存在
坤哥觉得这个形象很适合黄景瑜,她最初“入坑”就是因为黄景瑜的一句话——男人的肩膀不是用来穿衣服的,是用来担当责任的。“这不是一个偶像小鲜肉能说出来的话。”
有人质疑他为何演主旋律电影,黄景瑜觉得没必要解释,电影的品质会颠覆人们对类型片的固有印象。“花了那么长时间,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精力,流了那么多汗,我相信上映那天自有定论。”
《红海行动》上映前,黄景瑜已经两年没有影视作品。这让很多粉丝的热乎劲“冷却”下来。
经历过第一次粉丝接机,第一次空降生日会;也目睹了剧集下线,录制的综艺无法播出。直到被名导演相中,开始认真演戏,黄景瑜一直随遇而安。
张译和海清在片中分别饰演蛟龙突击队队长和一名女记者
黄景瑜到《红海行动》剧组的第二个月,一天没有戏。酒店的院子里,脚受伤的张译正坐在轮椅上,守着自己种的菜找蚯蚓,海清在一边学英语,黄景瑜就蹲在泥地里,帮着张译一起挖蚯蚓,两人聊着小时候的经历,一边挖一边笑。
粉丝觉得他在非洲吃了很多苦。“怎么能叫辛苦呢,”黄景瑜反而觉得,那是一段挺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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