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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体人、传媒企业家、慈善家、全国政协委员...无数光环笼罩于其头顶，然而在这一切之前，她与你我并无不同。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的她，也曾在求学过程中彷徨、挣扎、辛苦。

而当她回顾这段岁月时，她说道：我的世界就改变于此。

十八年一次的轮回  

number one                      Y

2014年秋天，我送儿子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新轮回的开始。

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离开纽约的时候，《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在那张照片里，长发飘飘的我实际上已经怀孕了。

随着儿子来到这片土地上求学，我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虽然这个原点在时空的走廊里已前行了18年。

（上图：杨澜上学生活照）

去看大世界的决心  

number  two                      

当时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有点儿悲壮的感觉。199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中央电视台当时收视最好的栏目之一《正大综艺》。

（上图：《正大综艺》节目）

1993年，我得以参与了中国的第一次申奥。申奥的失败既让我看到了中国整体实力的不足，也看到了东西方相互理解的鸿沟，当时的我强烈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部的世界了解实在太少。人活这一辈子，我不想只做一个喉舌，还是希望对这个世界能有些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1993年底，我做出了令当时周围的小伙伴们都难以置信的辞职留学的决定。那时候，要留学需要先辞去公职，毕业不满5年的还要向教育部门缴纳一定的罚款，拿到相应的证明，并把档案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之后才能拿到护照。而如果你最后被拒签了，就等于是完全没有了后路。

当时周围的许多人都为我的决定感到惊诧：“你知道有多少人打破头都想坐在你这个央视当红节目主持人的位置上吗？”当时只有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先生对我说：“杨澜，你是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好好去读书，如果你能考上常青藤大学，我们基金会为你提供全额的奖学金。”我半开玩笑地问：“谢先生，如果我走了，《正大综艺》可就是要换主持人的咯！”他说：“我觉得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比一个节目的成功重要得多。”那时候，他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我就问：“我能为正大集团做点什么呢？”谢先生说：“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只管好好读书，这对你的将来有好处。”让我放弃来之不易的成功、放弃眼前那么多名利的初衷，就是想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

我希望能够学有所长，能够更加深入媒体的策划和制作中去。这种简单、强烈的想法让我迈出了人生的关键一步。当飞机降落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看到曼哈顿灯火璀璨的夜空，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激动的，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繁华、梦幻的全新世界。

痛并快乐的留学生涯   

number  three                        

（上图：杨澜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毕业）

我要特别感谢正大集团的奖学金，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两年的学习期间，可以更加专注在学业上，而不需要通过打工来养活自己。尽管我之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阶段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但是到了国外，却依然能够感受到在阅读量、写作量和语言上的巨大挑战，每天也依然要熬夜学习到凌晨2点钟左右。那时候我学习的心气特别高，第一个学期就选了六门课来上，当时我其实只要选到四门课的量就已经足够了，结果选了这么多课，可把我自己累得够呛。

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我最多的，也只有宿舍管道里不时会溜达出来的老鼠。有时候，我猛然一回头，甚至会跟老鼠来个四目相对。当时认识的一位师哥给我留下了一台286的电脑，那也是我接触电脑的开始。这台机器已经很老旧，经常有罢工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当我写了一大堆论文，而又没来得及保存的时候，突然的死机，常会让我急得半夜里大哭一场。哭完了之后，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爬起来，含着眼泪再从头写起。

“辛苦”二字，应该是一直贯穿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整个学习生涯，但我也非常感激这段生活，让我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传媒等各个领域都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们的学院汇聚了五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通过跟大家的相处和交流，使得我的视野和心胸进一步被打开，对于不同的观点能有更加包容的态度，通过大家观念的碰撞和思辨，让我看很多问题的时候，思考的方式会更加开放。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也慢慢地找到了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美国的脱口秀节目。我有幸也见到了克朗凯特、丹·拉瑟、芭芭拉·沃尔特斯等很多美国新闻界、主播界的顶尖人物。当时我就在想：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还没有任何一档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带有主持人鲜明个性印记的高端访谈节目，这也许就是我的机会。所以在毕业前夕，我就开始转型做了节目制作人，和上海的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后来的52期《杨澜视线》。在这个节目中，我首次采访了基辛格、克朗凯特等名人，还和费翔做了第一个面向中国观众的、关于百老汇的专题电视纪录片，在国内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上图：杨澜与费翔主持专题电视纪录片）

在留学期间，我还认识了我的先生吴征。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又是结婚生子，这使得我在1996年即将回国的时候，在人生、事业、家庭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收获，人生的状态与留学之前已经完全不同。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number  four                          

在留学后的任何一个人生阶段，我的事业发展都和自己的国际化视野被打开有关。

回国后，我先去了香港的凤凰卫视，并在1998年开创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高端访谈栏目——《杨澜工作室》。

通过在传媒行业的工作，我开始接触到了全球的公益和慈善领域，并对公益和慈善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会有这份兴趣，也和我当年在人生转折阶段，得到正大集团及谢国民先生的公益基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最好的我与最好的时代   

number  five                                

2015年，我再次被邀请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的陈述人，这出乎了我的意料。为了做好这次陈述，从来没学过法语的我，临时抱佛脚做了一小段法语陈述。其实这其中要展现的不是我个人的语言能力，而是一个国家对世界保持开放的一种诚恳态度。

在陈述的最后，我请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一起展望冬季体育发展的未来，那就是中国将有3亿人口参与冰雪运动，同时有一个高达3000亿元的体育产业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空前的活力。就像当年何振梁先生在北京申办夏季奥运会时阐述的那样：“无论你们今天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被载入历史，但有一个决定，会让你们创造新的历史。”

从对媒体之心的不懈追求，到对媒体之路的探索与坚持，能在短短的人生中有这么多可贵的机会去参与和推动国家的开放与进步，这也许就是我所遇到的大时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