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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1908-1989），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本文《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 马立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处境是悲惨的，无数次被抄家、批斗、辱骂和殴打，然后是8年的冤狱。1975年7月，当他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说话、走路都很吃力。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达观，自认为“身体还可以”。“这老头儿总算挺过来了，”陆石感叹，“够坚强的。”“文化大革命”的遭遇并没有彻底地摧毁他的身体和意志，他很快恢复了往日的豪迈和潇洒。他把这种气概一直保持到1983年，然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他的豪迈一落千丈，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如此长寿。

　　根据他的女儿周密的陈述，在那次众所周知的“事件”之后，他的精神备受刺激，身体急剧衰老，面容憔悴，动作迟缓，他不止一次地对周密说：“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疲倦，实在太累了。是不是我活得太长了?”然后他就开始念叨那些他所熟悉的已经去世的人：“主席、少奇、总理、陈老总，他们都走了，还有梅兰芳、郭老、茅盾、老舍、田汉、立波、赵树理……”

　　周密所说令周扬“备受刺激”、“急剧衰老”的“事件”，乃是指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

　　事情由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所作的报告开始。

　　1983年3月为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按照既定的安排，一个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这时候周扬在中宣部并无实际的职务，名义上只是一个顾问，但中宣部还是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的报告人。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党在文化方面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或许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拥有极好的口才和鼓动人的本领，或许是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理由。

　　周扬接受了中宣部的要求，但他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确定的演讲选题。这个选题仅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他认为范围太窄，便自作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作他的报告。他似乎也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组成的写作班子，自己挑选了王元化、顾骧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组成一个小组，为他起草讲话稿。

　　3月7日上午，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按照党的既定之规，周扬的报告是要提前送达上级审阅的。可是，直到前一天晚上，那份演讲稿还在人民日报社的印刷厂里排印。会议就要开始的时候，排印好了的讲话稿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看来送审是来不及了。这时候中宣部部长邓力群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宽厚，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说：“先讲吧。”

　　周扬就这样讲了。他的讲话洋洋万余言，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所阐述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想。他说：“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过去，许多同志把这一点忘了。”他说他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他还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许多话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在作了这些阐述之后，周扬开始说明“异化”的概念。他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什么是“异化”呢?周扬举例说，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当中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有鉴于这些事实，周扬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异化，所以也就有必要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还说，这个问题应当继续讨论，百家争鸣。

　　周扬毕竟已经年迈，身体也不大好，所以不能再像往日那样慷慨激昂。事实上他只是作了一个开场白，他的这些论述是通过一个广播员朗读出来的。广播员不负众望，居然能够将这些理论色彩极浓的文字念得抑扬顿挫。台下鸦雀无声，听者聚精会神，然后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直到多年以后，在场的人还能对此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说“这是这次大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而王震在当时便走到周扬面前，连连称赞“讲得很好”!他一边同周扬握手一边问道：“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异化’，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邓力群也当场走过来同周扬热烈握手，只是对报告的内容没有一点明确的表示。

　　周扬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任务，兴高采烈地回家了。他可没有想到，他的讲话居然成了一场大批判的起点。这场大批判在形式上仍然不失温和的尺度，但是周扬的精神由此经历的打击之严厉，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在秦城监狱的那些日子。

　报告会原定3月9日结束，现在忽然接到指示需要延期。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却又没有开会。莫非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

　　3月10日，胡乔木忽然来到周扬家中。他要谈谈他对周扬的报告的意见。这时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文联副主席夏衍，以及王若水也奉命来到。

　　胡乔木此举显然不是随意为之。他说他“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还说他“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是他批评了王若水写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篇文章。按照王若水的回忆，胡的讲话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他始终没有直接地批评周扬的报告，他明显地认为周扬文章中有“不够”的地方，但是王若水听来听去，却“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周扬似乎也觉察到胡乔木的说法模糊不清，于是忍不住插话问道：“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

　　胡乔木没有答复周扬的问题，只是继续他的思路。他说，“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然后他建议周扬同志“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

　　“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周扬有些不耐烦地打断胡乔木。

　　“那没有关系……”胡乔木有些勉强地说，“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

　　在说了这些之后，胡乔木起身告辞。他拖着自己的病躯向周扬深深地鞠躬致意。

　　周扬的心情稍稍轻松。按照他的理解，胡乔木已经同意发表此文。

　　周扬在第二天即要秘书打电话给王若水，表示不再修改文章，就照这个样子发表。他可再一次没有想到，正是这一事实的细节在日后成为一次大争执的焦点。当周扬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胡乔木极为愤怒，他坚决地表示自己曾经说过周的文章不能发表，但周扬却毫不含糊地说他从来没有听胡说过诸如此类的话。这样，不同思想的分歧便演变成为对人的品格的怀疑，由此也就导致这两个朋友最终的分道扬镳。

　　3月16日，周扬的演讲稿在《人民日报》发表。也许《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秦川已经意识到分歧的存在，所以他在发表周扬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但是，他还是没有料到，周扬的文章竟然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邓力群先打电话指斥秦川和王若水。他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乔木同志已经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发表，可是《人民日报》居然不听。邓还说，秦川对这件事有重要责任，但王若水要负主要责任。因为王曾经当面听到胡乔木的意见，对于胡乔木的不同意发表此文，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王若水在电话里为自己申辩说，他的确听到胡乔木的谈话，但是却不知道胡乔木说过“不能发表”。倘若有此指示，他就不会不从。

　　邓力群尽管没有当场聆听胡乔木的谈话，但却丝毫不怀疑胡乔木说了“不能发表”。他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也即在他到周扬家里发表那样一篇谈话之前，即已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

　　为了证明他之所言不虚，中宣部送来当时的电话记录。这一记录果然证明了胡乔木的真实意见绝非周扬和王若水想象的那样简单。“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胡在给中宣部的电话中说道，“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文章没有分析。”他还认为“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的目的何在”?

　　这一电话记录清楚地表明，邓力群并没有误解胡乔木的意思。事实上，胡乔木不仅不能允许周扬的文章公诸于众，而且已经认定周扬的文章无可救药，进而怀疑周扬作这样一个报告乃是居心不良。他之所以愿意跑到周扬家里浪费那样一番精力，也许是因为他不好对这位昔日的上级施以强制手段，只好委婉地提出一些难题，让周扬知难而退。不料周扬居然一意孤行，也许是他根本没有弄明白胡乔木的“兜圈子”乃是一种精深技艺，也许他是打算身体力行自己在四年前说的话——“开放禁区”，“自由讨论”，“给科学设置禁区，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