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结论：

①A股处在第五轮牛熊周期末期，估值已见底，战略上乐观：全球各国股市横向比较，A股吸引力更大，中国发展股权融资支持产业升级，居民资产配置将偏向股市。

②政策底已出现，市场短期反弹，但还要经历政策上业绩下的磨底期，黎明信号如广谱利率下降、信贷放量、改革落地。

③磨底期持有高股息率股及地产，2-3年的风格轮动开始偏向成长，战略性配置先进制造（5G+新能源车）、服务消费（医疗保健+保险）。

穿越黑暗迎黎明

                                            ——2019年A股投资策略

主要内容:

复盘：A股处在第五轮牛熊周期底部。今年以来上证综指累计跌幅为-21.2%，特别是上证综指2449点时累计跌幅达-22.9%，当时跌幅为历史次新高。今年以来A股业绩仍保持两位数增长，下跌主要源于杀估值，一是去杠杆导致资金面偏紧、二是中美关系恶化诱发悲观预期。对比过去熊市指数跌幅、个股跌幅百分比、下跌持续时间、成交量萎缩幅度看，这次已经进入熊市末期。PE和PB、情绪指标、大类资产比价角度度量，市场估值处于历史底部区域。

远光灯望未来：A股市场充满了希望。全球视角看，美元走弱时MSCI新兴市场指数跑赢发达市场指数。美股估值处于历史高位，而A股处于低位，如美股牛转熊，全球资产配置角度利于A股。A股不断对外开放，预计2019年外资流入规模为4000亿。2015年中国居民资产中房地产占比高达62%，股票为5%，而美国分别为30%、32%，中国发展股权融资支持产业升级，居民资产配置将偏向股市。短周期投资时钟看，经济从类滞胀走向类衰退，类衰退后期股市开始表现。

近光灯看眼前：黑暗到黎明还需磨练。当前市场处在政策上业绩下的交织期，历史大底都很复杂，时间规律上政策底领先市场底领先业绩底，这次政策底已经出现，短期反弹、中期反复筑底。目前业绩向下趋势没变，预计净利润同比19Q3见底，季度增速零附近，预计19年全年净利同比为5%。回顾历史上政策转向，市场底出现的信号是政策落到实处，开始对基本面发挥效用，这次黎明信号如广谱利率下降、新增信贷放量、改革落地。

策略：阶段性高股息，战略布局成长。从宏观背景看经济从类滞胀走向类衰退，底部打磨期重视高股息率公司，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产政策有望微调。A股2-3年一次风格轮换，盈利趋势是决定风格的核心变量，催化剂是政策，13年鼓励并购，15年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再次支持创新，成长风格将逐渐占优。战略布局新时代新产业，先进制造如5G产业链、新能源车产业链，服务消费如医疗健康、保险。

 正文：

1.     复盘：A股处在第五轮牛熊周期底部

1.1  18年A股下跌主要是杀估值

18年A股跌幅一度达历史次高，下跌主要源于杀估值。今年以来市场震荡下跌，截至2018/12/7，上证综指累计跌幅为-21.2%，特别是在10月19日上证综指2449点时累计跌幅达-22.9%，当时跌幅为年度累计跌幅的历史次新高。回顾历史熊市年份，1994年上证综指涨跌幅为-22.3%，2001年为-20.6%，2004年为-15.4%，2008年为-65.4%，2011年为-21.7%，可见今年市场回调力度不小。根据约翰·博格在《长赢投资》，股票收益分为投资收益和投机收益，其中投资收益由股息收益和收益增长构成，对应企业的盈利能力，投机收益由市盈率变动构成，对应企业的估值变化，今年以来上证综指EPS变化幅度为7.4%，PE（TTM，整体法，下同）为-26.6%，A股下跌主要是杀估值，而非杀业绩（截至2018/12/07，下同）。进一步回顾中美股市历史中盈利和估值对股价的贡献度，可以发现股市收益长期靠盈利，但A股牛市大涨和熊市大跌时估值波动大。1996年以来上证综指指数年化涨幅为7.2%，EPS为9.7%，PE为-2.3%，而1929年以来标普500指数年化涨幅为5.3%，EPS为5.2%，PE为0.1%，中美股市中盈利均是驱动股价上涨的核心动力。1996年以来A股经历了4轮牛市，分别为1996/1-2001/6、2005/6-2007/10、2008/10-2009/8、2014/7-2015/6，期间上证综指年化涨幅为118.1%，EPS为1.5%、PE为131.1%，估值比业绩对股价的贡献大。同期，A股也经历了4轮熊市，分别为2001/6-2002/1、2007/10-2008/10、2011/4-2012/1、2015/6-2016/1，期间上证综指指数年化增速为-58.3%，EPS为6.6%，PE为-60.9%，估值比业绩对股价的拖累大。虽然长期看盈利是A股的主角，但是在牛熊市中A股盈利对股价贡献较小，估值变化对股价影响力更大。

杀估值源于去杠杆导致资金面偏紧、中美关系恶化诱发悲观预期。按照DDM模型，影响股价的三要素是盈利增长、无风险利率和投资者风险偏好。今年以来A股盈利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是仍保持两位数增长，导致A股下跌的主因是股市资金面偏紧和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2018年4月27日，央行联合两会、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管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2018年7月20日，银保监会公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内容与资管新规一致。在去杠杆大背景下，股市资金面出现明显分化，即外资加速流入而内资规模缩减。截止2018/12/07，今年陆股通北上资金净流入2907亿元，而2017、2016年分别为1997、607亿元，外资持续流入。国内机构投资者撤离源于在资管新规出台后，配套理财细则未落地，导致银行存量资产萎缩的同时，新发产品受限，进而引致包括基金专户、私募、信托等相关权益资金撤出，基金公司专户规模从2017年11月高点5.04万亿降至2018年10月的4.44万亿，基金子公司专户从7.63万亿降至5.48万亿，信托投向股票规模从17Q4的高点1.01万亿降至18Q2的0.82万亿，私募投资基金规模从18Q1高点2.58万亿降至18Q3的2.39万亿。今年上证综指从1月29日3587点高点到10月19日2449点低点，最大跌幅1138点，期间出现四次跳空缺口，缺口合计601点，占跌幅近一半。其中两次与美股短期急跌有关，两次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有关，中美贸易摩擦及中美关系是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变量。美国时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根据“301调查”对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本轮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升级，此后3月23日上证综指单日跌-3.4%。美国时间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此后6月20日上证综指单日跌-3.8%。2月初、10月初美股短期跳空拖累A股表现，2月5日标普500单日跌幅达-4.1%，上证综指2月9日跳空-4.1%，10月10日标普500单日跌幅达-3.3%，10月11日A股跳空-5.2%。

 1.2  这是第五轮牛熊周期的尾声

A股有史以来经历五轮牛熊周期。我们一直把市场分为三种状态：单边上涨定义为牛市，单边下跌定义为熊市，区间波动定义为震荡市，牛市不仅指数上涨还伴随着增量资金入场，熊市不仅指数下跌还伴随着资金流出，震荡市整体上指数区间波动，存量资金博弈。从1990年以来，A股已经经历了五轮“牛市-熊市-震荡市”周期不断交替的过程。第一轮牛市是1991/1-1993/2，随后在93/2-94/7进入熊市，随后在94/7-96/1震荡筑底。第二轮牛市是1996/1-2001/6（中间包含了97/5-99/5持续24个月的高位震荡），01/6-02/1是熊市，02/1-05/6震荡筑底，其中04/4-05/6市场经历了震荡筑底的尾部最后一跌。第三轮牛市是2005/6-2007/10，随后07/10-08/10进入熊市，这次市场大幅下跌之后没有经历底部震荡，而是直接从08年10月28日开始快速上涨。第四轮牛市是2008/10-2009/8，随后在09/8-11/4期间市场高位震荡，11/4-12/1期间市场进入熊市，之后12/1-14/6期间市场震荡筑底。第五轮牛市是2014/7-2015/6，经历了15/6-16/1期间的三轮大跌之后，从16/1的上证综指2638点至今市场处于震荡筑底阶段。

上证综指5178点来的下跌时空跟过去几次熊市相当。回顾前四次市场从牛市最高点以来调整阶段的市场表现，第一轮是1993/2/16-1996/1/19，上证综指从1558点跌至512点，跌幅67%，持续35个月；第二轮是2001/6/14-2005/6/6，上证综指从2245点跌至998点，跌幅56%，持续了47个月；第三轮是2007/10/16-2008/10/18，上证综指从6124点跌至1664点，跌幅73%，持续了12个月；第四轮是2009/8/4-2013/6/26，上证综指从3478点跌至1849点，跌幅47%，持续了46个月。从2016年1月底上证综指2638点以来，市场再次进入中长期圆弧底阶段，这轮调整从15/6/12高点5178点以来至今最大跌幅53%，截至目前已持续约41个月，指数跌幅与持续时间都已经与前4轮调整阶段相近。从成交量角度来看，2000/2-2005/6期间，A股每日成交量从2000/2最高的41亿股降至最低14.6亿股，降幅64%（这轮牛市最高点在01/6高点，但成交量最高点在2000/2）；在07/10-08/10期间A股每日成交量从最高的179亿股降至最低58亿股，降幅68%；09/8-14/6期间每日成交量从最高的380亿股降至最低117亿股，降幅69%；15/6至今，每日成交量从最高的1272亿股降至最低253亿股，降幅80%。此外回顾2000年以来三轮牛熊个股股价涨跌幅，从2001年6月牛市高点到2005年6月低点，全部A股股价最大跌幅超60%的个股占比77%，2007年10月牛市高点到2008年10月低点，占比92.5%，2009年8月牛市高点到2014年6月，占比51.5%，本轮自2015年6月牛市高点算起，截止2018/12/07占比为83%，也接近前期底部水平。目前从指数跌幅、个股跌幅百分比、持续时间等等角度来看，已经与前几次市场底部相似，市场已经处于第五轮周期的底部区域。

1.3   A股估值已经处于历史底部区域

目前估值处于历史底部区域的偏低水平，且结构较优。基于绝对估值，全部A股、剔除银行A股、全部A股中位数三个角度均显示当前A股估值已与历次熊市底部水平相差无几。1990年以来A股经历了五轮牛熊周期，用上证综指刻画，对比过去几次市场底部，1996年1月19日上证综指512点、2005年6月6日998点、2008年10月28日1664点、2013年6月25日1849点，前四次市场底部全部A股PE（TTM，整体法，下同）为11.5-18.4倍，PB（LF，整体法，下同）为1.48-2.06倍，前期低点上证综指2449点（2018/10/19，下同）是分别为13.4倍、1.48倍，已经处于底部区域下轨附近。剔除银行的A股口径，前四次底部PE为16.0-19.0倍、PB为1.63-2.13倍，上证综指2449点时为18.0倍、1.81倍，处于底部区间的偏低位置。再看全部A股中位数口径，前四次市场底部PE为16.4-27.6倍、PB为1.57-2.14倍，上证综指2449点时为23.0倍、1.94倍，同样处于底部区间的中等位置。从估值分布看，上证综指2449点时上市公司PE分布与2013年6月25日1849点类似，PE处在0-10倍的家数占比为8%、10-20倍为25%、20-30倍为20%、30-40倍为12%、40倍以上为25%、负值为10%，1849点时分别为5%、17%、19%、12%、34%、12%。这样的估值结构意味着市场里有53%的股票PE位于0-30倍区间，比较前几轮市场底部，2005/6/6的998点PE位于0-30倍区间的股票有49%，2008/10/28的1664点有63%，2013/6/25的1849点有41%，这样的估值结构使得市场有一个相对稳定扎实的底部。

情绪指标和大类资产比价佐证估值底。情绪指标显示目前市场风险溢价、换手率、个股破净数与跌幅也接近前期底部水平。我们以1/全部A股PE-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作为股市风险溢价的衡量指标，2005年以来的历史数据显示这一指标存在明显的均值回归特征，上证综指2449点时风险溢价为3.9%，远高于2005年以来的均值1.58%，接近2005年以来均值+1倍标准差即3.35%。而回顾前几轮市场底部，2005/6/6的998点市场风险溢价为1.71%，2008/10/28的1664点为4.16%，2013/6/25的1849点为4.74%。从换手率看，目前（2018/10/19，下同）A股年化周平滑换手率为153%，前四次市场底A股换手率分别为204%、290%、172%、259%（2016/1/27）。历史上，在市场底部区域A股破净股数量往往剧增，比如05Q2破净数占比为20.2%，08Q4为16.7%，13Q2为10.9%，16Q1为2.9%。今年三季度至10月19日A股破净数（区间最低价/每股净资产<1）达到525家，占全部A股的14.8%，也接近前几次底部区域水平。从两融交易额占A股成交额比重看，目前A股为7.4%，已低于2013年6月1849点前后的8.2%。从大类资产配置角度看，股市在底部区域较其他大类资产显现更优的性价比，2005年以来三次底部沪深300成分股股息率最高的15只个股过去12个月股息率均值分别为10.4%、9.5%、8.4%，超过信托、银行和国债。当前也不例外，目前上证综指2449低点（2018/10/19，下同）沪深300前15只股息率最高的股票股息率均值为7.2%，1年期信托收益率为7.2%，1年期银行理财收益率为4.6%，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3.6%。

2.    远光灯望未来：A股市场充满了希望

2.1  全球股市对比看A股更优

对比海外，A股吸引力很大。截至2017年，中国名义GDP达12.2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比15.2%，排名全球第二。根据IMF预测，到2023年我国名义GDP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比有望进一步上升至18%。从股市规模来看，A股总市值为5.6万亿美元（截至2018/12/7），全球占比7.5%，排名全球第三。加上港股中概股与美股中概股后，总市值为8.8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市值股票总市值11.8%。从资产证券化率来看，截至12月7日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率仅为60%（仅考量在A股上市的企业），即使考虑海外中资股，目前中国的证券化率也只有75%，远低于美国（147%）、日本（130%），也低于英国（114%）、法国（96%）、韩国（91%）、印度（92%）等。对比海外市场，A股已经非常有吸引力。对比全球主要市场的估值以及估值的历史分位数，万得全A目前PE（TTM）为13.1倍（处于05年以来由低到高的6%分位水平），而标普500指数为18.7倍（50%），富时100指数为16倍（13%），日经225指数为25倍（21%），印度孟买SENSEX指数为22倍（58%），A股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对比全球第一大市场美股，美股估值与盈利都处于高位，并且仍处于加息周期中，很可能已经处于牛转熊的的拐点。从估值水平看，以1954年为起点，标普500PE（TTM）（下同）均值为16.7倍，向上一倍标准差为21倍，目前标普500的PE 18.7倍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美股盈利同样处于历史高位，1954年以来标普500的EPS同比增速均值7%，向上一倍标准差为24%，而2018Q3的标普500EPS增速已经达到26%。对比同为新兴市场的印度股市，截至2018Q3，孟买SENSEX指数净利润增速为8.6%，PE(TTM)为22倍，对应PEG为2.5倍。全部A股2018Q3年净利润增速为10.4%，PE(TTM)为13.7倍，对应PEG为1.3倍，A股性价比同样较高。从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股市的相对强弱来看，1988年以来MSCI新兴市场指数/发达国家指数平均6年一个上行/下行周期，并且与美元指数呈反方向变化。即美元指数上升，发达国家股市表现更强；美元指数回落，新兴市场指数表现较强。从2016年初以来，美元指数在88-103的区间波动，MSCI新兴市场指数/发达国家指数开始回升。如果未来美元指数不再进一步上升，新兴市场指数有望表现更强。A股作为全球第三大股市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全球视角下吸引力提高。

中国不断对外开放，预计2019年外资净流入A股4000亿。近几年我国人民币逐渐国际化、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2016年10月人民币在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占比10.92%，成为第三大权重货币。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方面，股市在2014年11月推出沪港通，2016年12月推出深港通，“沪伦通”也有望年内推出。18年6月A股正式纳入MSCI指数，9月27日全球第二大指数公司富时罗素（FTSEGEIS）也宣布将从2019年6月开始将A股纳入其全球股票指数体系。债市方面，2016年2月央行进一步放开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2017年7月债券通也正式上线。但目前外资在A股中持股比例仍然较低，根据最新央行调查统计司披露到9月底的数据测算，目前QFII和RQFII使用额度总额约为6900亿人民币，陆股通北上资金累计流入6107亿人民币，按流通市值计算A股中外资持股占比为3.4%，按自由流通市值计算A股中外资持股占比约7%，这一比例明显低于日本的30%，中国台湾的27%、韩国的16%。2018年前11个月外资流入3080亿，预计全年流入3360亿，2019年由于A股将纳入罗素富时指数，流入A股的被动资金将进一步将上升，我们测算通过MSCI与FTSE被动配置资金流入将为240亿美元，再考虑主动资金流入，预计全年流入A股外资的规模大概在4000亿人民币左右。假设自由流通市值规模不变，2019年A股外资持股比例有望上升至8.8%左右。参考台湾、韩国股市国际化的经验，台湾在2000年全面取消外资持股比例上限后，外资持股比例从2000年8.8%升至2007年25%，韩国外资持股比例从92年4%提高到2000年13.8%，台湾、韩国外资持股比例在7-8年时间里分别提高了16.2个百分点、9.8个百分点，平均提高了13个百分点。假设未来7年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外资持股占比（按自由流通市值计算，下同）从目前的7%提高到15%。则长期看外资有望给A股带来约2.76万亿的增量资金，按7年计平均每年约4000亿的增量资金，保守看亦有3000亿的增量资金。

2.2  大类资产配置正偏向股市

长周期看，居民资产配置将从地产到股票。居民资产配置主要是房子和股票资产，2015年中国居民资产中房地产占比高达62%，股票配置比例仅为5%，2017年美国分别为30%、32%，欧洲分别为23%、28.7%（中国数据来自《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海外数据来自《凯捷2018世界财富报告》）。回顾2000年以来的大类资产收益率，我们在报告《中美大类资产的长跑赛：股市更强-20180130》中曾分析过，测算2000-2017年期间我国大类资产的年化收益率，上海房价年化收益率达12.1%、全国商品房房价（全国房地产销售额/销售面积）为7.8%、上证综指（考虑分红）为5.8%。其中地产投资收益率较高，考虑银行按揭贷款带来大约两倍的杠杆效应，2000年以来居民投资地产收益可观。但是展望未来，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也将逐渐向成熟市场靠拢。这首先源于我国居民住房需求最旺盛的阶段已经过去。从年龄结构来看，2017年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7岁，而2000年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仅30岁，人的生命行为周期理论显示，25-40岁是购房的高峰，此时地产链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后地产时代。从人均住房面积来看，截至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约36.6平方米，相比于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20平方米已经大幅提高。相对于海外城市人均住宅面积，根据加拿大地产公司Point2Homes数据，美国为61平方米、德国46平方米、英国和法国42平方米、韩国19.8平方米、日本19.6平方米，我国城镇人均住宅面积接近中等水平。从产业角度来看，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我国的支柱产业将从房地产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也需要融资方式随之转变，在前期报告《金融：直接融资支持产业升级——当前中国对比1980年代美国系列（2）-20180524》我们曾分析过，在1980年代美国经济引擎由工业转型服务消费科技业时，股权融资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原因是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其核心资产是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没有太多可以用来抵押的固定资产，银行体系无法满足这类企业的融资要求。我国目前也处于类似美国1980年代的转型阶段，正在由传统经济转向新经济，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未来股市将得到更大的发展，A股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占比也将进一步提高。

短周期投资时钟看，衰退后期股市开始表现。按照“美林时钟”的分析框架，经济周期每一个阶段对应着表现超过大市的某一特定资产类别：债券（衰退期）、股票（复苏期）、商品（过热期）、现金（滞胀期）。统计中国2001-2017年不同经济周期大类资产表现，滞胀期现金>债券>商品>股票，衰退期债券>现金>股票>商品，复苏期商品>股票>债券>现金，过热期股票>商品>现金>债券。2018年下半年经济呈现类滞胀特征，我国GDP当季同比增速由18Q2 6.7%降至18Q3 6.5%，6月以来CPI同比增速连续上升，10月为2.5%。往后看经济可能从类滞胀走向类衰退，首先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税率将在2019年1月1日提高至25%，对19年出口产生较大冲击。国内投资方面，18年10月地产投资增速仍保持9.7%，19年也存在下行压力。而通胀周期通常滞后于经济周期，CPI同比增速滞后于GDP回落，19年通胀也可能随之下行，经济呈现类衰退特征。衰退期政府为刺激经济往往推出宽松宏观政策，利率下行，债市开始表现，随后宽松的宏观政策逐步落实，市场对经济下行的悲观预期开始修复，企业盈利也开始逐步企稳，股市机会显现。历史上典型的类衰退区间（08/4-09/3、11/9-12/9月）均是如此，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08年9月央行宣布降息降准，11月国务院常委会议推出刺激经济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08年8月4.56%降至09年1月2.67%，08年10月底上证综指触底1664点，之后开启新一轮市，最高涨至09年8月3478点。11/9-12/9类衰退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1年9月4.13%降至12年1月3.40%，上证综指先是在12/1-12/2有一波16%的反弹，此后在12/12-13/2有一波20%的反弹，创业板指则在12年12月初触底585点，此后开启了13-15年大牛市。

2.3        长期看股票是个优质资产

股市长期收益率高，A股只是波动大。股票相比于其他的大类资产，在长周期下的性价比更高。以美股为例，根据《股市长线法宝》，考虑利息再投资的情况下1802-2012年美国股票、长期国债、短期国债、黄金、美元的名义年化收益率分别为8.1%、5.1%、4.2%、2.1%、1.4%，美股长期收益率远超其他资产。以收益率的标准差来衡量风险，持有期为20年的股票、债券、短期国债的标准差分别为0.025、0.030、0.025，持有期20年以上的股票风险更低，因此从美股经验来看，投资期越长，股票的性价比越高。在2000-2017年期间股市（每年年初等额买入全全部A股）、房地产、股市（上证综指考虑分红）、大宗商品、债市名义年化收益率分别为13.2%，7.8%、5.8%、3.6%、3.4%，股市长期收益率也很高，只是A股还很年轻，波动很大。我们在《A股与美股的市场结构对比-20181108》与《股市：从交易型市场到配置型市场——当前中国对比1980年代美国系列（3）-20180529》中指出A股还是一个交易型市场，特征一是波动率大，1991年至今年度平均振幅为90%，同期美股只有29%；二是换手率高，2017年全部A股的换手率为428%，远高于美股116%的换手率，其中A股权益类公募基金的年度换手率为297%，也远高于美股权益类基金26%的换手率。导致A股高波动率高换手率的主要原因一是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占比少，18Q3 A股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为31.9%，远低于美股的93.0%，31.9%的占比大致是美股1970年代的水平。另一个原因是A股中配置型资金的占比少，2017年我国跟踪指数的基金（被动指数型+ETF）规模占权益类基金比重为28%，仅相当于美股十年前的水平，2017年美国偏股型基金中跟踪指数的基金（被动指数型+ETF）规模占比为44%，即市场中有接近一半的资金是被动配置在股市上的。

制度改革将推动A股从交易型市场走向配置型市场。A股未来也将像美股一样成为一个配置型市场，而制度改革将铺平A股前进的道路。制度改革包括发行制度改革与长线资金引入两方面。发行制度方面，A股过于严苛的发行制度导致A股结构失调，周期股占比较大而BATJ类新兴科技股难以上市。我国关于发行制度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行，今年3月我国允许海外新经济企业通过CDR的形式回归A股，11月国家领导人提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未来更多的优质公司有望将在A股上市。资金面上，我国正积极引导国内外长线资金引入股市。外资方面，今年6月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 9月富时罗素也宣布明年6月开始将A股纳入其指数体系。我们预计明年外资流入A股的规模约在3500-4000亿元人民币。国内长线资金主要指的是广义保险资金，包括社保基金与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以及保险公司资金。2017年我国广义保险资金持股市值占A股总市值比重为3.7%，而根据证监会的论文《国外保险资金与股票市场》，美国1950年该比重为4.1%，1970年为12.4%，1998年为29.6%，我国险资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我国养老目标基金与个税递延养老保险都已在推进中，基本养老金也逐步入市，我们预计明年广义保险资金入市资金规模在3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制度改革将助力A股走向配置型市场。目前A股估值正处在底部区域，2005年以来A股各大指数在当前PE下三年投资期取得正收益的概率分别为万得全A 100%，上证综指96%，沪深300 94%，上证5097%，创业板指88%，中小板指83%， A股配置价值明显。此外， 最迟到2021年，保险公司将采用根据IFRS9修改的新会计准则，其中中国平安已在今年由旧准则切换为新准则。新准则下险资将加配高ROE高股息个股，这将对未来A股各指数形成重要支撑。

3.     近光灯看眼前：黑暗到黎明还需磨练

3.1  市场处在政策上业绩下的交织期

历史大底都很复杂，政策底领先市场底领先业绩底。1990年A股经历五轮牛熊周期，回顾前四次市场大底，除了2008年略偏V型，其他几次都是反复震荡筑底。2016年1月底2638点以来，市场进入反复筑底阶段，这轮市场筑底特征更像2002-05年，都是基本面呈W型波动、资金面偏紧，股市需待基本面底部夯实，所以指数形态上都有点W型特征。2016-17年类似2003-04年，2018年以来类似2004年2季度后，盈利二次探底的过程中，市场开始构筑W型右侧底。市场真正的大底比较复杂，回顾2005年以来，从时间上看政策底、市场底、业绩底依次出现的特征非常明显。2005年1月财政部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2‰调整为1‰，市场由此小幅反弹后回落，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上市企业非流通股东支付一定对价给流通股东，以取得股票的流通权，这一举措消除流通与非流通股的长期制度差异，强化对上市公司约束机制。随后市场底出现，6月6日上证综指触底998点，开启了05/6-07/10新一轮牛市，业绩底则在06Q1出现，全部A股归母净利润累计同比从06Q1低点-14.0%升至07Q1高点80.7%。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次贷危机升级为全球金融危机，为对冲经济下行风险，08年9月15日央行宣布降息降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7个百分点，11月5日国务院常委会议推出刺激经济的四万亿投资计划，10月28日上证综指触底1664点，结束了自07年10月以来熊市下跌，开启了08/10-09/08新一轮牛市，业绩底则在09Q1出现，全部A股归母净利润累计同比从09Q1低点-26.0%升至10Q1的61.4%。

这次政策底已经出现，短期反弹、中期反复筑底。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政策目标，政策开始微调。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相比7月底新增三个内容，即“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且会议并未提到“去杠杆”和“房地产”，这意味着高层对经济下行的趋势和成因已有充分认识，以更加积极态度应对潜在风险，政策底已经出现。10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及一行两会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很明确地释放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有关民营企业纾困政策随之密集出台。10月21日《有望迎来年内幅度最大的反弹》起我们将短期观点转为乐观，强调A股将迎来年内幅度最大的反弹，主要逻辑是跌幅深、估值低、政策强。但中期市场仍需反复筑底，政策拐点出现，但是企业盈利恶化的趋势不变，市场处于政策上盈利下的交织期。本轮A股盈利始于16年中，进入2018年后业绩开始回落，特别是三季度盈利加速下行，这种趋势将延续。然而，10月M2同比继续回落至8%，政策力度是否有效还有待观察。而且，这次情形更复杂，外围方面中美贸易摩擦悬而未决，业绩底在哪里、有多深，都是未知数。需要时间检验政策的力度和效果，需要进一步确认盈利回落的幅度，时间上市场底滞后政策底，空间上市场底是否更低，不一定。回头看，2008年上证综指跌至1664点时政策加码，四万亿投资计划出台，指数反弹到2100点再次回落到1814点时基本面预期明朗，市场底出现，但未出现新低。

3.2   黑暗笼罩：业绩向下趋势没变

时间上来看盈利回落将持续到19Q3，或许会更长。当前市场政策已经开始变化，但盈利下降的趋势依然没变，盈利下行究竟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回顾历史，2002年以来A股经历了5轮盈利周期，平均每轮盈利周期持续12个季度，5轮盈利起落周期分别为02Q3-05Q4、06Q1-08Q4、09Q1-12Q2、12Q3-16Q2、16Q2-至今，目前A股处在第5轮盈利周期的回落期。本轮盈利周期始于2016年中，A股净利累计同比从16Q2的-4.7%升至2017年底的18.1%，ROE（TTM，下同）从9.4%升至10.3%，2018年以来净利润同比增速开始下滑，至18Q3为10.4%，ROE为10.8%。观察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库存周期和A股的盈利周期，可以发现两者走势大致趋同，而且两者周期平均都为三年左右。分别用GDP中资本形成总额分项存货同比和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累计同比衡量存货，可发现自2002年以来我国已经历5轮库存周期，平均持续39个月，其中补库存和去库存各占1年半左右。本轮库存周期始于2016年中，自18年二季度步入去库存阶段，按照历史经验，本轮库存周期将于2019年三季度左右结束。当然，本轮库存周期可能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悬而未决，若未来我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本轮库存周期或将延长。从具体数据来看，房地产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已经从16年初的36.5%下降到18年10月的4.1%，而地产销售领先地产开工领先地产投资，回顾历史发现地产销售通常领先地产投资6-12个月。OECD综合领先指标从18年初的100.3下降到99.6，OECD综合领先指标通常领先出口同比增速1-3个月，需求端回落的趋势很明确。考虑到我国库存周期和A股盈利周期大致走势趋同，目前A股盈利也仍在下行通道中，业绩将在明年三季度或更长的时间探底。

空间上盈利正增长面临考验，预计19年净利同比为5%。目前我国经济呈现类滞涨特征，GDP当季同比由18Q2的6.7%降至18Q3的6.5%，CPI同比从5月1.8%升至10月2.5%，往后看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不变，通胀周期滞后于经济周期，预计未来经济将由类滞胀走向类衰退，对应到微观层面就是从量跌价稳到量价齐跌。量的角度看，2000年以来A股总营收同比与名义GDP增速走势趋同，但盈利下行后期增速差距更大，2010年以来盈利下行后期两者平均相差5.5个百分点。根据海通宏观预测2019年中国名义GDP将回落至8%，以此推算2019年A股营收同比为2.5%。价的角度看，2000年以来A股销售净利率走势与通胀大致趋同，在通胀下行期CPI和PPI下行1个百分点对应销售净利率平均回落0.1个百分点。根据海通宏观预测2019年A股CPI、PPI分别为2%、0 %，那么从17Q3以来CPI、PPI下降了-0.4、6.9个百分点，对应2019年销售净利率回落至9.6%。此外，税制改革将对冲业绩下滑趋势，目前个税改革已出台，按照2015-17年城镇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均值为0.68，推算个税改革将提高A股净利同比0.2个百分点，其他值得期待的改革方向是增值税改革、降低社保缴费比例，预计在大力度/温和改革下减少增值税457/242亿元，提高2019年A股净利同比0.9/0.5个百分点，减少社保缴费379/183亿元，提高2019年A股净利同比0.7/0.3个百分点。综上，我们预测2019年A股净利同比在5%左右，对应ROE为9%左右。另外，前文分析到A股盈利预计将在19年Q3见底，回顾历史上几次盈利周期低点时净利同比都破零，而当前新时代产业结构转型和行业集中度提升都利于抬升业绩增速中枢，我们认为这次A股净利同比低点将在零增长附近。

历史上，盈利下行后期公用事业、银行、部分消费行业较优。回顾2002年以来的盈利周期，以政策底的出现把盈利下行分为前期和后期，过去四轮盈利回落后期分别为05Q2-06Q1、08Q4-09Q1、12Q1-12Q3、14Q4-16Q2，按照各行业净利累计同比和ROE变化趋势，大致可以为四类：净利累计同比和ROE不回落甚至上升，回落但小于A股总体，回落大于A股总体，回落大于A股总体且有加大趋势，详细的情况请见下表8。在四次盈利下行后期，按大类行业表现由好到差排序：公用事业类>银行、消费类>中游制造类>上游资源类，四者需求相对于盈利的弹性也由小到大。从大类行业板块来看，我们预测19年全年金融、周期、消费、科技大类行业板块归母净利同比增速分别为7%、3%、8%、3%。与18年全年预测值相比，19年全年金融、科技大类行业板块归母净利同比增速上升，周期、消费大类行业板块归母净利同比增速下滑。

3.3  黎明曙光：信号是政策效果出现

市场底出现的信号是政策效果开始出现，先导指标是流动性。目前市场政策底已经显现，业绩底还未出现，什么时候能看到市场底呢？它出现的信号是什么呢？回顾历史上05、08、12、14年发生的四次政策转向，市场底出现的信号是政策落到实处，开始对基本面发挥效用，其中重要的是流动性的量价指标。只有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下降时才能真正推动企业扩大再生产，需求才能回升，代表性指标是加权平均贷款利率、银行理财收益率、贷款类信托产品利率等广谱利率。此外，新增信贷放量和M2同比增速回升能反映企业已经实际获得资金投入生产经营。2005年时1月股票交易印花税下调至1‰，4月证监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标志着政策底出现，贷款类信托产品利率和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从3月开始下降，到6月分别降至4.0%、2.5%的低位，M2同比增速上升至15.7%，市场底随之出现，业绩底在次年一季度出现。2008年时，央行在9月-12月连续五次降息，11月国务院常委会议推出刺激经济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贷款类信托产品利率、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以及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9月开始下降，到11月分别降至7.2%、6.8%、6.2%的低位，M2同比增速于11月探底回升，市场底在10月底出现，业绩底在次年一季度出现。2011年11月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后货币政策转向宽松，2012年5月央行继续下调存款基准利率，贷款类信托产品利率、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以及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7月开始下降，到12月初分别下降至8.3%、4.7%、7.1%的低位，M2同比增速于11月底探底回升，12月初创业板指市场底出现，业绩底在2012年三季度出现。2014年时，11月央行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后货币政策转向宽松，15年2月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6年1月新增信贷2.5万亿，贷款类信托产品利率、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以及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14年10月开始下降，到16年2月下降至7.3%、4.2%、5.6%的低位，M2同比增速从14年10月稳步上升至16年2月13.3%的高位，这次市场底在16年1月底出现，业绩底在16Q2出现。回顾这四轮政策底到业绩底的传导机制，首先是政策发生转向，当政策开始起作用时，以广谱利率为代表的流动性指标出现下滑，充裕的流动性为股市回暖创造了良好的资金环境，当广谱利率下降到低位，M2同比增速回升，推动市场底出现，随着基本面逐渐改善业绩底在最后出现，市场底大致处于盈利回落周期1/2-3/4的区间。

历史上牛市都在流动性充裕的环境中产生。1990年以来我们A股经历了五轮牛熊周期，第一轮牛市发生在1991/1-1993/2，当时股市尚未发展成熟，具体讨论之后的四轮牛市，回顾四轮牛市前期的流动性指标的变化情况：1996年-2001年的牛市行情的启动主要依赖于货币政策的放松，带动无风险利率下行，政府从96年不断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随后又在98年下调了存款准备金利率，M2同比增速在97年3季度开始稳步上升，对应上证综指PE（TTM）48倍，位于当时的低位。2005-07年的牛市行情起于流动性宽松背景下的低无风险利率，企业ROE水平的攀升使行情有基本面可依靠，央行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M2的同比增速维持在16%以上，新增信贷放量，对应05年6月初上证综指PE（TTM）15倍的低位。2008/11-09/08牛市虽然短暂，但幅度仍可观，驱动小牛行情的动力主要是货币井喷，利率下行，央行于2008年年底连续五次降息；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7.47%大幅降至5.31%，在央行窗口指导及利差收窄压力下，商业银行普遍推行“以量补价”策略，驱动货币和信贷增速快速攀升。期间，M2和贷款余额增速均由08年低点的15%左右上行至09年下半年高点30%，对应08年10月上证综指PE（TTM）13倍的低位。信贷井喷下市场流动性异常宽松，充裕的流动性为股市回暖创造了良好的资金环境。2012-13年的小票结构性牛市依旧源于流动性宽松，11年11月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2年5月央行继续下调存款基准利率，M2同比在12年2月开始回升。2014-15年的牛市行情依旧源于流动性充裕，14年11月央行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后货币政策转向宽松，15年2月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M2同比在15年5月开始回升。2016年1月新增信贷达2.5万亿，贷款类信托产品利率、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以及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在15年期间持续下行。可以看到95年之后的四轮牛市前期，充裕的流动性为股市回暖走牛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资金充裕一方面提升估值，另一方面推动企业盈利指标改善。

这一次政策效果需要等待信用宽松信号，及减税措施落地。从价的角度看，银行间回购利率已经明显回落，但以贷款类信托产品利率、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以及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代表的广谱利率依然处于较高位。从量的角度看，M2同比增速依然在下行，新增信贷未放量。所以我们需要继续观察未来政策继续推行的情况，看效果是否落到实处。如果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未来政策有望进一步加码，如继续降准、降息、适当放松房地产政策等，此外减税降费等改革措施也有望加速推进。这次“宽货币紧信用”情况的出现本质上是由去杠杆导致的，BIS数据显示2018Q1我国整体杠杆率261.2%，低于日本368.7%、英国279.9%，与欧元区260.0%、美国250.5%接近。总量看我国目前杠杆率不算高，但结构性问题显著，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明显偏高，我国164.1%，欧元区103.8%、日本98.9%、英国83.9%、美国73.5%。杠杆结构的问题限制了银行的信用扩张，目前需要进一步确认政府的隐性债务，等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解决方案，预计要等到2019年两会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部门在银行过度放贷下背负高杠杆，1999-2003年政府通过政企分开、兼并重组等方式进行国企改革，当时去杠杆的标志性事件是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银行资产负债表进行重组，剥离银行不良资产，之后M2同比和贷款余额增速明显回升。此外减税方面，目前已经明确的财税改革方向包括个税改革，值得期待的改革方向是增值税改革、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减税措施的落地可以帮助企业尤其是民企降低成本改善盈利。

4.     策略：阶段性高股息，战略布局成长

4.1  风格新特征：龙头效应延续，成长逐渐占优

2018年价值成长风格弱化，龙头最强。我们研究发现美股、港股、A股都存在典型的大小盘风格轮换特征，美国大小盘（大盘指数：S&P100 VS 小盘指数：RUSSEL2000）轮换周期长度为3-6年，香港大小盘（大盘指数：恒生综指 VS 小盘指数：恒生小型股）轮换周期是2-5年。A股因为是新兴市场所以大小盘轮换周期更短，一般是2-3年。16-17年是典型的大盘价值占优行情，18年市场风格可以概括为价值成长风格弱化，龙头最强。年初至今代表大盘价值的上证50下跌15.0%，代表成长的创业板指下跌23.5%（截止2018/12/07），而16/1-17/12期间上证50涨38.5%，创业板指跌18.8%。盈利趋势是影响风格的核心变量，16-17价值占优的背后是上证50与创业板指累计净利润同比之差从16Q1的-84.7%升至17Q4的52.8%，而18年价值成长风格弱化的原因则是两者盈利增速出现收敛，两者净利润同比18Q3降至17.0%。但龙头效应在18年仍在强化，选取中信一级行业中市值最大的龙头股构建组合，截止2018/12/07，按自由流通市值加权计算组合18年累计涨幅约-15.6%，表现明显好于全部A股平均涨幅-25.81%和涨跌幅中位数-28.97%。盈利数据表明龙头公司业绩更优，根据Wind行业分类，信息技术总市值最大的三大龙头公司（行业整体）的18Q3ROE（TTM）为24.9%（6.5%），金融为12.3%（12.2%），房地产为19.5%（14.4%），公用事业为11.5%（7.0%），材料为19.0%（12.5%），能源为6.5%（7.8%），工业为12.7%（8.5%），日常消费为27.1%（13.5%），可选消费为20.6%（11.1%），电信业务为1.9%（2.1%），医药保健为11.5%（11.6%）。

行业集中度提升与投资者结构机构化将强化龙头效应。展望2019年龙头效应仍将继续强化，第一个原因是是行业集中度提升过程中龙头盈利更优。经济由大到强阶段，行业扩容空间收窄，技术、渠道成本、环保等因素使得行业进入壁垒提高，部分产能过剩，小企业淘汰，成熟期大厂商彼此势均力敌，更多通过提高质量和改善性能来增强竞争力，这一阶段消费者收入提升对消费品质更加注重，消费升级促使本土品牌崛起。从数据看2010年以来消费类和投资类行业集中度逐步提升，包括白酒、乳制品、医药流通、空调、冰箱、洗衣机、水泥、地产、煤炭等。具体来看消费类行业冰箱CR5（销售额）从2011年的68.9%升至2017年的79.7%，空调CR3（销售额）从57.6%提升至72.0%，周期类行业如煤炭CR9（产量）从2010年的32.1%升至2017年38.3%，钢铁CR4（产量）从2014年的19.5%升至2017年21.7%等。由于龙头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和管理经验丰富，它们往往能较好控制成本和实现销售，在行业集中度提升过程中盈利能力超越市场整体水平。龙头公司盈利更优为龙头效应打下坚实的基本面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机构投资者占比提升助于强化龙头效应。参考韩国市场、中国台湾市场的历史经验，韩国外资持股占比提升最快的时期是1997-2005年，这时期韩国外资持股占比从9%提高到23%。在韩国外资持股比例不断上升的时期，KOSPI200指数（韩国大盘蓝筹指数）/KOSPI指数的相对溢价从1.0提高到1.2。从台湾经验来看，2003-2008年期间台湾外资持股比例从11%提高到25.8%，外资成交额占比从13.8%提高到约30%，这时期内代表大盘蓝筹股的台湾50指数相对于台湾加权指数溢价率在1以上，台湾50指数表现相对较强。从A股数据看，2015年至今A股散户投资者自由流通市值持股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从49%下降到2018Q3的40.4%，而内外资机构持股占比从23.8%提高到31.9%，散户占比下降，机构占比上升的长期趋势较为明显。边际增量资金影响市场风格，相对于散户，机构投资者更偏好低估值、大市值的龙头企业。基金、QFII、保险的三季报重仓股市值均值分别为352亿、294亿、452亿，远高于全部A股市值均值150亿。

2-3年中期视角，成长风格更优。A股价值成长风格切换周期是2-3年，16-17年价值胜出，18年两个关系弱化，往后看2-3年成长胜出概率更大。从估值盈利匹配度看，价值龙头的代表上证50 PE（TTM）9.2倍（截止2018/12/07），18Q3净利润同比10.9%，我们预计18、19年净利同比10%、4%；中证100 PE（TTM）10倍，18Q3 净利润同比10.8%，预计18、19年净利同比10%、4%。成长龙头的代表创业板指 PE（TTM）30倍，18Q3 净利润同比-6.2%，预计18、19年净利同比-5%、8%。从相对估值看，上证50/创业板指PE目前为0.31，高于2010年以来均值0.21以及16年1月以来均值0.25，处于16年以来高位，而相对估值处于某一区间极值往往容易促成风格切换。从产业政策看，2015年底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2年主要聚焦“三去”和“一降”，周期性行业产能出清盈利改善，而为周期性行业集中授信的银行不良率也出现回落，从风格角度看，以上证50为代表的价值股业绩改善最为显著。未来将侧重“一补”，成长性较强的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消费是需要补的短板。从近期政策推进看，10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研究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11月国家领导人在上海提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近期证监会也连续出台政策简化预案披露要求，鼓励支持并购重组，预计19年将有更多政策推进创新成长，从而加速成长股业绩释放。13-15年创业板牛市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14年初并购重组相关政策逐渐放宽，外延式并购助推了创业板盈利增速上行。展望19年，部分成长类子行业业绩增速望出现趋势性回升。

4.2  底部打磨阶段：高股息率公司

从类滞胀走向类衰退，底部打磨期重视高股息率公司。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类滞胀特征，往后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通胀周期滞后于经济周期，19年经济可能出现类衰退特征。类衰退期经济增速下行，通胀下降，企业盈利恶化导致股市低迷，防御性行业优势显现。国内两次典型类衰退区间：2008/04-2009/03、2011/09-2012/09，在类衰退期政府为刺激经济，宏观政策均有宽松。08年9月央行降息降准，11月国务院推出刺激经济的四万亿投资计划。2011年12月央行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12年两次降息、两次降准。以宏观政策转向为界将类衰退期间分为前后两段。两次类衰退前期必需消费（食品饮料、医药等）和高股息行业（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公用等）表现较好，强周期行业表现较差（有色、钢铁等）。类衰退后期受益于宽松政策的行业表现更优，第一次类衰退后期，周期性行业受益于四万亿投资计划，2008/09-2009/03期间建材涨跌幅78.8%、电力设备78.6%、有色73.3%、同期上证综指19.5%。第二次类衰退后期金融改革持续利好，11年RQFII试点加速推行，12年A 股证券交易经手费收费标准下调，同年保监会降低中小型保险公司设立资管公司门槛，促进保险资产投资多样化。2011/12-2012/09券商涨幅11.8%，保险10.7%，同期上证综指-10.6%。此外衰退期高股息行业股价表现也很显著，比较高股息、低PE、低PB、高ROE四种策略在衰退期表现，在衰退期开始阶段选取沪深300成分股前10%个股作为组合，按市值加权，第一次类衰退期（2008/04-2009/03）高股息策略收益率-30.7%、低PE-31.0%、低PB-32.3%、高ROE-36.1%，同期沪深300指数-33.8%，第二次类衰退期（2011/09-2012/09）高股息策略收益率-8.0%、低PE-8.5%、低PB-12.9%、高ROE-22.8%，同期沪深300指数-19.4%。为何衰退期高股息策略明显占优？我们前期报告《高股息策略长期有效么？-20160920》研究过长期看高股息策略在中美股市均有效，尤其是熊市期间高股息策略充当保护伞作用，通过股利再投资积累更多的股份能够缓和组合价值下降，市场恢复后这些额外的股份也将提高组合收益率。另一方面类衰退后期宏观政策宽松，利率下行债市受益，类债券特征的高股息股票也更显投资价值。根据行业分析师预测，结合历史分红率预测股息，我们筛选沪深300成分中高股息率、稳定分红个股如表11。

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产政策有望微调。面对经济下行，7、10月召开的两次政治局会议已经释放了政策微调信号，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做好“六稳”，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这期间包括基建以及民企纾困等政策密集出台，往后看减税降负等其他宽松政策也将根据经济形势适时推进。但受制于明年出口下滑和国内地产开工投资减速，经济下行压力还是不小，这种情形下地产政策是一个备选项，“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地产政策预计不会大调，但10月政治局会议较7月相比未提及房地产，所以明年不排除地产政策微调的可能。对比历史，2012年地产政策微调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之前是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08年10月房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以刺激房产需求。09年楼市大幅反弹，房价快速上涨使得调控力度升级，09年底至11年初政府连续出文抑制投机性购房，地产政策全面收紧。11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显现，GDP当季同比从11Q2的10.0%降至12Q1的8.1%，由此出现了上面提到的11年12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2年两次降息、两次降准，具体到地产政策12年虽未出现国务院级别的政策放松，但多个地方城市楼市政策出现微调，包括首套房贷利率较基准利率下浮、公积金政策松绑、放宽贷款额度等。另外经过前期市场下跌，12年初房地产PB（LF）降至1.84倍，处于历史自下而上9%分位，政策微调叠加估值低位，12年房地产指数上涨35.0%，远超同期上证综指3.2%。19年上半年宏观背景及地产政策可能与12年类似，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16年9月多地出台密集地产调控政策后也再无宽松。从基本面看地产行业预售制度使得2019年业绩相对稳定，行业分析师预计18/19年地产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23%/8%。目前（2018/12/07）PB（LF）估值1.37倍，处于历史自下而上0.8%分位，若政策微调则地产有望迎来投资机会。

4.3   战略布局：先进制造、服务消费

中期产业视角：新时代下的制造升级和消费升级。从中期视角出发，回顾过去几十年，产业周期十年一片天，主导产业自90年代依次经历了轻工业、重工业。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步入结构调整和转型期，尤其2012年以来在人口结构变化、新兴技术进步、宏观政策调控的综合作用下，产业结构已经在逐渐变化。什么因素会决定主导产业？我们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核心变量有三个：第一是要素驱动，投入资金和劳动力；第二就是通过改革改变要素间配比关系，即提高效率，第三就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改变整个生产率。第一个要素驱动逃不开人口周期，人既是生产角度的劳动力要素又是最终消费者，根据历史国际经验，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将经济伴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结构转变过程划分为4个主要阶段：当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时，进入工业化后期，工业占比开始逐步回落，金融、医疗等消费服务业迎来快速发展。按照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我国人均GDP为8827美元，已经进入消费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工业化后期，并且相当于美国、日本1975-80年，相当于中国香港、韩国1985-95年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70年代的美国、日本，1985-95年期间的香港、韩国都迎来了消费需求的爆发，而目前我国也步入此阶段，我国消费对GDP累计同比贡献率从2010Q1的52.0%升至2018Q3的78.0%，第三产业对GDP累计同比贡献率从39.7%升至60.8%，重点关注医疗健康、保险等。第二从技术层面看，继上世纪70年代半导体与计算机产业壮大带动上一轮全球技术浪潮后，2010年前后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技术浪潮仍在进行中，移动互联在中国加速渗透，全球工业4.0进一步强调数字化、智能化的未来发展趋势，深度学习、知识图谱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在各项应用中都有了大幅提升，同期计算成本的下降、大数据和相关支撑技术的发展，推进了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第三从政策层面看，制造升级、消费升级是未来几年的政策扶持方向。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发展新产业，宏观政策调控方面，过去几年我国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目前三去一降已初见成效，往后看着力点将是补短板，主要包括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经济结构、推进科技创新和统筹城乡发展等，实质是调整产业结构，制造升级。结合目前产业发展趋势，2019年制造升级重点关注5G产业链、新能源车产业链，消费升级重点关注医疗健康、保险。

先进制造：5G产业链、新能源车产业链。先进制造业中5G、新能源车业绩增长更确定。第一，5G商用渐行渐近，通信产业将迎来新变革。5G是十三五规划、《中国制造2025》、“宽带中国”战略和“互联网+”计划的重要基础设施。从2G到4G属于效率和安全性的进步，而5G是将通信扩展到万物连接，它将面向未来VR/AR、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无人驾驶等诸多领域。2017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2020年启动5G商用。在2018年6月MWC中国分会上，三大运营商均表示在2019年实现5G预商用，2020年全面商用，华为、vivo、OPPO均宣布2019年发布5G手机。5G将撬动万亿市场，2017年IMT-2020（5G）峰会预计：2030年，5G将直接/间接带动我国经济产出6.3/10.6万亿元、经济增加值2.9/3.6万亿元、就业机会800/1150万个。参照国外3G/4G的建设周期，2019-2023年我国将迎来5G建设周期，预计2019年启动小规模建设，理论上投资规模将远超4G。基于5G全网覆盖假设，预计三大运营商将建设600万个5G基站，对应潜在网络设备投资规模1.2万亿元，其中9000亿用于无线设备投资（假设单个基站均价15万元），3000亿用于有线设备投资（按经验两者3：1）。行业分析师预测5G板块扣除异常数据18/19年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15%/20%。第二，新能源车不断普及，已成先进制造核心方向。政策方面，2009年至今，产业政策已逐步从单纯的按车型补贴，向多元全面、科学的政策引导转变：①逐步退坡补贴金额、提高获补门槛；②对产业链中电池、充电设施等进行支持。现阶段，除约定持续至2020年前的补贴政策外，2018年4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乘用车双积分政策，通过积分交易的市场化方式，有效衔接补贴退坡，利于产业长期发展。规模方面，2018年1-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87.9/86万辆，同比增长70%/75.6%；根据国务院印发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到2020年，我国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将达200万辆、累计产销量将超过500万辆，市场空间巨大。展望19年双积分首次考核，新能源汽车产业将进入“双积分”+“补贴”+“市场”三轮驱动时代，油耗积分以及新能源积分将促使合资及外资车企加速推出电动化车型，带动行业增量，外资车型的推出也将引领国内车型的进一步升级换代，更多催化市场需求。配套产业方面，三元锂电的能量密度提升空间更高，是动力电池发展方向，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也将拉动锂、钴原材料需求的快速增长。行业分析师预测新能源车18/19年销量同比48%/35%，板块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30%/20%。

服务消费：医疗健康、保险。中期看，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投入不足，加之未来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将进一步加大对医疗服务需求。短期看，我国医药业是仿创并重的行业，一致性评价督促仿制药优胜劣汰，优先评审提升新药审批效率，医疗服务行业稳定增长，其中龙头的马太效应明显。根据ASCO报告，2016年我国人均仿制药费用/人均GDP为48%，美国为14%，英国为14%，印度为33%，中国仿制药费用负担明显较重。然而，从2015年开始，医保控费、招标降价、审评提速等政策多管齐下，制药工业增速换挡，国内仿制药企增长压力不断加大。2016年3月5日，CFDA转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意味着一致性评价已正式启动，这使得仿制药面临更艰难的生存环境，迫使药企加大研发投入，更看好高壁垒的仿制药企。未来产业核心将从仿制药向创新药逐渐过渡，2017年12月28日，C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总局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 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工作重心从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转向鼓励创新。从创新药临床进展看，预计2018-2020年期间，我国将实现15-20个自主创新药陆续获批上市，3年的密集收获期开启国内创新药产业高潮。医疗服务行业稳定增长，2017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同比增11%，龙头公司如爱尔眼科和美年健康表现更优。目前医药PE（TTM，整体法）为28.4倍（截止2018/12/07），预计2018、2019年净利同比为10%、7%。近几年我国保险行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2015-17年保费年均复合增速达到16.5%，但对比国际我国保险密度和深度较低，2016年我国保险深度（保费/GDP）/保险密度（人均保费）为4.15%/2241元，德国为6.18%/17279元，英国为10.1%/27007元，法国为9.36%/22844元（按照当年末汇率）。而且2017年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7岁，而根据日本等经验人口年龄中位数处在35-40岁是保费高速增长期，我国保险业大有可为。结构上，2017 年我国寿险、健康险、意外险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0%、16%和 4%。其中，健康险保费（剔除和谐健康）同比增长 36%，大幅高于寿险（23%）和意外险（21%），健康险等长期保障型业务也是当前上市险企的发展重点。随着消费升级和居民保障意识增强，我们认为保费将具有长期增长空间，预计2018、2019、2020年我国保费增速为7.55%、17.66%、18.06%。目前上市险企利润与EV均已进入了确定性较强的中长期增长阶段，“利差改善+价值转型+集中度提升”的逻辑不变，保险公司的P/EV估值水平长期看应该提升。目前保险PE/V为0.9（截止2018/12/07）倍，预计2018、2019年净利同比为8%、10%。

风险提示：向上超预期：国内改革大力推进，向下超预期：中美关系明显恶化。

附录：相关报告（点击标题可链接到报告原文）

营业部介绍与免责声明

     海通证券新余劳动南路营业部

股市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 向上滑动阅览

营业部介绍

     海通证券新余劳动南路证券营业部——全国沪深两市股基市场份额百强营业部。江西所有超300家券商营业部中，在投资者数量、交易市场份额、遍布全省的服务渠道等方面均遥遥领先。

     我部打造“海通赣新财富”服务品牌，努力做到与我部投资者体量相匹配的资讯、投顾体系，全心全意与您财富相伴！

＊版权声明：若文章、图片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联系我们，侵删。

＊风险提示：投资有风险，资讯仅供参考。上述所列示涉及上市公司仅作为陈述其与该事件相关，不作为具体推荐，投资者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凤凰涅槃——2019年经济与资本市场展望（海通宏观 姜超）

1.  举债发展经济、已经没有出路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183季度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3GDP6.5%092季度以来的最低值，910月工业增速降至6%以下、发电增速降至5%以下，均比年初显著下降，此外从工业企业经营指标来看，9月工业收入、利润增速均创多月新低，也显示经济正在明显下滑。

过去三轮举债发展。08年金融危机开始，每次我们遇到经济下行的挑战，都是通过大幅举债来解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三轮债务周期：第一次094万亿是发动企业部门举债，第二次12年是靠政府部门举债，而过去两年是靠居民部门举债。每一次都可以解决短期经济的问题，但是好景不长，往往过一段时间经济压力又会卷土重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宿命？

经济交易的两种模式。在桥水公司的Ray Dalio看来，经济的运行看似复杂、其实也可以简化的特别简单。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一笔一笔交易构成的，无论我们花钱买房、花钱买菜其实都是在做交易。而在所有交易的背后，其实对应着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我们交易的钱来自于工作，这意味着我们是用劳动来交换商品；第二种是我们交易的钱来自于举债，这意味着我们是用债务来交换商品。

经济增长与债务周期。反映到宏观层面，意味着真正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每个人的劳动、来自于每个人的努力和创新。也就是说，长期来看，只有生产或者生产效率的提高才能创造出经济增长。而信用卡也可以买房买车，但是借钱是要还的。因此，靠举债发展只会产生经济波动，在举债的时候经济上行，在还债的时候经济下行。虽然理论上只要不停地借钱，也能过上好日子，但是债务是有极限的，当一个国家遭遇到债务的极限问题时，举债发展就走不通了，这时就会碰到巨额债务周期顶点的问题。

经济各主体债务率高企。17年末，中国企业部门负债已经达到GDP130%，处于历史顶峰，而且远高于全球其他国家水平，高债务下企业部门已经失去进一步举债的能力。17年末居民部门负债已经达到GDP55%，以居民负债/居民收入衡量的居民部门债务率已经超过90%，和美国基本相当，其实举债空间也不大了。只有政府部门34%的债务率好像还有提升空间，但我们估算目前政府隐性负债高达30万亿，纳入隐性负债之后的政府负债率已经接近70%，其实已经高于国际警戒线，举债空间也不大了。

债务周期顶点！在经历过三轮举债周期之后，我们经济当中的所有主体都已经借过钱了，目前从企业、政府到居民部门的债务率都处于历史顶峰，而且加总之后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率也处于250%的历史顶峰，和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也十分接近，没有上升空间了。因此，目前中国经济遭遇到了巨额债务的问题，已经没法靠举债发展的老路来解决。反映到资本市场上面，就是大家对长期前景产生了担心。

2.  去杠杆收货币、驱逐违约劣币

2.1 巨债问题时常发生，如何完美去杠杆？

对于中国而言，巨额债务是个全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全球而言却很频繁。其实经常有国家会遇到巨额债务的问题，因为在短期内大家都难以抵挡举债发展的诱惑，所以不知不觉就举债过头了。诸如美国08年的次贷危机，日本90年代的泡沫经济，以及拉美债务危机，其实都是巨额债务的问题。

巨额债务问题虽然比较难以处理，但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比如美国在08年爆发金融危机，09年经济就复苏了。而达里奥在他的新书《理解巨债危机》中，总结全球数十次去杠杆的经验之后，提出要想实现完美的去杠杆，必须做好四件事：一是货币紧缩，二是债务违约，三是重新创造货币，四是财富再分配。而如果按照达里奥的框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的去杠杆有没有开始，走到了哪一步？

2.2 去杠杆第一步：货币从超发到紧缩

货币从超发到紧缩。0817年，中国的M2年均增速为15.4%，包含表外货币的银行总负债年均增速为17.1%，远超同期经济增速，过去十年我们显然没怎么紧缩过货币。但是在18年，中国的M28%，银行总负债增速降至7%，均远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甚至已经低于中国的GDP名义增速，这说明今年中国的货币紧缩已经开始了。

货币超发非由央行。提到货币超发，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央行导致了货币超发，因为央行是负责发钞的。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央行提供的基础货币在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是12%5年的平均增速只有5%，远低于同期的广义货币增速。

影子银行失控、资管新规从严。过去几年其实是影子银行导致了货币超发。以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代表的通道业务在过去几年蓬勃发展，帮助商业银行逃避监管超发信贷，使得真实的货币严重超发。而从2017年开始，央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金融去杠杆，18年资管新规正式发布，我们逐渐把影子银行的大门关上了，从而使得真实的货币增速出现了大幅下降。因此，我们的货币紧缩是从去年金融去杠杆就开始了，体现为各种口径下货币增速的大幅下降。

2.3 去杠杆第二步：债务违约已经开始

债务违约已经开始。今年，我们看到中国的债务违约事件其实是层出不穷。比如说，P2P在今年发生了行业性的违约，在67月份有上百家P2P倒闭。而在债券市场，1810108只债券违约，违约总金额接近1000亿，已经超过了此前四年违约金额的总和。这说明，去杠杆的第二步债务违约也已经发生了。

违约驱逐劣币。我们研究了债券违约的分布，虽然说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但是不能说这些企业都是完全无辜的，虽然有融资环境收紧的冲击，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自己身上，违约企业普遍存在前期举债投资金额巨大、而后续现金流不足的问题。因此，债务违约的出现，其实是对过去举债投机行为的惩罚。

货币大幅紧缩、地产泡沫承压。再比如说房地产泡沫，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肿瘤，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健康。但是过去在货币超发的时代，这个泡沫只会越变越大。而今年许多地方的房价开始下跌，原因其实就在于我们下决心收缩了货币，所以连最顽强的肿瘤细胞都开始被清除了，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其实不是坏事。

3.  减税让利于民，奖励良币回归

3.1 重新创造货币，央行降准输血

去杠杆第三步：货币再创造。在影子银行关掉之后，中国的广义货币出现明显收缩，近两年的商业银行总资产增速已经降至了GDP名义增速之下。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收缩货币、债务违约，其实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不仅把坏人惩罚了，连带着好人也受到了伤害。货币超发是不对的，但不发货币也是不行的，因此去杠杆的第三步其实是需要重新创造货币。

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大幅扩表。过去我们的货币发多了，而且发的方式不对，影子银行的不正规货币发得太多，就好像人体一样，如果某些器官淤积的血液过多，其实就变成肿瘤了。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肿瘤，把影子银行关掉就相当于做手术把肿瘤切除了，但是身体的其他部分还是需要血液，而手术以后人体比较虚弱，血液流动比较慢，就需要外部输血维持生命。而对于经济而言，这个外部输血其实就是央行出面来提供基础货币。比如说美国在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联储的总资产翻了接近5倍，从不到1万亿美元升至最高的时候接近5万亿美元。

央行降准输血，提供基础货币。因此，类似于美联储的行为，央行今年以来4次大幅降准其实是正确的选择，在影子银行关闭以后，需要央行出面来提供基础货币。而得益于央行的持续降准，我们看到代表广义货币创造的商业银行资产增速已经在7%左右低位企稳，但是并未能有效回升。

激活广义货币，还需健康身体。因为如果一直靠央行输血，说明我们还是个病人，而正常人其实是靠身体自我造血，而这就需要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恢复健康，这对应的是经济的主体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债务压力得到缓解。我们看到在美国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靠的是政府部门大幅举债，接走了居民和企业身上的债务负担，使得经济很快恢复了活力，这说明激活广义货币的下一步靠的是财政政策。

3.2 财富再度分配，需要财政减税

去杠杆第四步：财富再分配。此外，去杠杆的最后一件事情是财富再分配。其实中国的债务基本上都是对内债务，这说明问题出在分配不均上，债权人虽然有钱，但债务人还不起钱，所以经济停摆了。而债务人往往是穷人，但如果能够通过财富再分配，把财富多分一点给低收入阶层，那么就可以重新恢复经济的正常循环。

需要财政减税，增强经济活力。所以，无论是激活广义货币，还是财富再分配，其实需要财政政策出面大幅减税，给居民和企业部门减负，把钱分给穷人和中小企业，激活经济循环。而恰恰是减税的进展出现了一波三折：虽然大家都在期待减税，但一直到18年上半年为止，我们的减税都没有看到实际效果。18年上半年，我国的税收增速为14.4%，其中增值税收入增速高达16.6%，均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速，这说明今年上半年我国的税收负担还在上升，不仅没有减税反而还在加税。

减税迟到但没有缺席。3季度，减税终于开始了。3季度的中国税收增速是8%，其中增值税增速是2%，均低于当期的经济增速，说明税收负担终于降了。尤其是刚刚过去的9109月份增值税增速由正转负，10月份的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增值税收入增速全面转负，说明减税确实已经开始了，而且力度还不小。这一方面得益于今年5月份政府下调了1%的增值税税率，到了3季度以后开始见效。

个税抵扣诚意十足。另一方面，10月份个税的下调也开始了。新版的个税法开始实施，不仅把起征点从35005000元，同时还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四大支出列入到个税的抵扣范围，相当于月薪10000元以下基本上都免征个税了，对于普通工薪阶层的减税力度并不小，其实是体现了很大的诚意。对应的是10月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速从20.8%7%

减税力度还不够大。可以说，我们的减税终于开始了，但是力度还不够大。以这一次的个税改革为例，按照财政部的说法，在本次减税之前约有1.87亿人交个税，这意味着虽然有接近2亿人可以享受个税下调的好处，但是其他12亿人则与之无关。另外，中国真正需要减税的是企业部门。因为中国企业部门承担了80%的税收，但是我们给企业部门仅仅降低了1%的增值税税率，而相比之下，美国的税改则是把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20%，所以中国还需要加大给企业部门减税的力度。

期待增值税大减免。而要想真正给中国的居民和企业部门增收减负，其实最应该减的是增值税。一方面，增值税是一个流转税，所有居民购物时都间接支付了增值税，因此减增值税以后意味着产品会自然降价，相当于变相提高了所有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企业最大的税收成本就是增值税，因此如果大幅下调增值税税率，也能有效的减轻企业负担。按照我们的估算，如果我们再下调3%的增值税税率，尤其是把16%这一档税率下调到13%，就差不多可以额外减税1万亿以上，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减税规模，将切实减轻居民和企业部门负担。

3.3 减税让利于民，经济繁荣基石

减税：经济繁荣的基石。为什么减税如此重要？有两大原因。首先，我们认为减税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基石。过去，中国经济的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我们可以模仿海外的先进技术，靠外需来发展经济。但是在经济发展之后，我们的劳动力工资已经不再便宜，同时我们每年有1000万大学生毕业，这是沉甸甸的人力资本红利。过去我们靠模仿别人的技术就能发展，但现在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是老大了，就不可能再去模仿别人，要靠自己创新了。过去我们靠外需就能发展，现在外需也靠不住了，就要回到内需。

从起飞到繁荣：从大政府到大市场。在经济的起飞阶段，政府的作用功不可没，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引进技术，发展核心产业，靠外需发展，实现工业化。但是要想实现经济繁荣，必须靠自主创新，回到内需发展，而这就要求回到小政府、大市场的方向。而减税是最关键的一步，通过减税，可以将收入还给居民部门，增加居民的消费潜力。通过减税，可以增加企业部门利润，从而增加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靠大政府、小市场可以实现经济起飞，而小政府、大市场才是经济繁荣的基石。

减税：化解居民的债务担忧。而减税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可以化解对居民债务高企的担忧。过去3年中国居民新增了20万亿的债务，按照5%的贷款利率对应每年1万亿的贷款利息负担，目前个税改革为居民减免了近3000亿，如果增值税减税幅度能超过1万亿，假定其中一半由居民部门分享，那么意味着居民新增债务负担可以完全由减税对冲。此外，中国居民债务收入比和美国接近，都是100%左右，但其实中国居民债务/GDP55%，远低于美国的80%，原因在于美国居民收入占GDP80%，远高于中国的60%，所以如果能够大幅减税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对居民债务率高企的担忧。

贸易摩擦：国际环境倒逼减税。中美贸易摩擦对我们有短期冲击，大家都在担忧19年的出口大幅下滑。由于中国经济体量达到美国的2/3，从历史看中美的摩擦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美国贸易措施的两大手段分别是关税壁垒和技术封锁，前者其实逼我们回到内需发展，后者其实逼我们自主创新，而这都是我们要实现经济繁荣富强必须面对的选择，而要发展内需、发展创新都需要减税，所以从长期看贸易摩擦其实是逼我们做正确的选择。

政策强调公平优先。在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坚战，体现为政策把公平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在政府看来，过去很多人靠货币超发赚钱，但这带来了金融风险，明显不公平；还有很多人靠污染环境赚钱，这也不公平；而如果经济发展不能惠及低收入阶层，这也不公平。强调公平本身并没有错，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就是在强调公平，而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在于经济发展只有少数人能受益。

坚定支持民企，减税降费居首。但是强调公平，其实并没有否定效率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效率，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家都吃大锅饭，而且都吃不饱，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过去几年我们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比如环保搞了一刀切，使得上游行业价格大涨，客观上使得上游行业国企受益，而下游行业民企受损，出现了国进民退，但这应该不是政策的初衷。而今年年底环保不再一刀切，主席在11月初民企座谈会上提出，毫不动摇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其中第一条就是减税降费，因为减税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佳选择。

4.  中国资本市场，迎接历史机会

4.1 美国强大全靠创新，华为代表中国希望

加息叠加缩表，美股高位承压。3季度以来，由于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节奏加快，推动10年期美债利率一度创下3.2%的多年新高，加上美股在多年上涨之后估值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因而近期美股出现了明显回调。

虽有减速风险，经济仍处高位。近期，美国经济出现了诸多减速的迹象，诸如3GDP环比增速略有回落，10PMI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回落等等，但是减速不等于失速，美国经济目前并没有大问题，代表消费的消费者信心整体仍位于高位，而失业率处于历史新低，说明就业依旧良好。

美联储利率与经济周期。目前，对经济回落的担忧主要来自于利率上升。从历史经验看，美国央行利率是影响经济周期的核心指标，因为利率是影响投资的核心因素，而投资又是决定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但美联储的利率调节主要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现在的加息使得经济不会过热，反过来说如果因为加息过度导致经济回落，其实美联储可以再度降息。无需担心因为美联储加息而出现长期萧条。

美国投资：创新驱动经济、不会长期萧条。从宏观上看经济增长，储蓄等于投资，因为通常认为投资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我们看美国投资占其GDP的比重只有17%，其实远低于中国的44%，貌似其积累远不如中国。但是其投资当中的地产和基建投资比例很低，而知识产权投资比重远高于地产和基建，说明其研发创新形成了有效的经济积累，带来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投资者看来，美国研发创新驱动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哪怕未来经济在短期会出现波动，但是不会出现长期大萧条。

服务业：中美工资差异巨大。为何美国如此强大？美国的GDP20万亿美元，比中国的13万亿美元高出约50%。而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低于20%4万亿美元，还比不上中国的5万亿美元。美国真正强大的是其服务业，占GDP80%16万亿美元，远超中国的约7万亿美元。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的服务业比中国大那么多？其实大多数服务业并不存在显著的效率差异，比如说美国的护士、老师的工作性质和中国不会差多少，但是其工资差别很大，同样的服务业工作，假如在美国年薪是5万美元，在中国就大约只有5万人民币，两者整整差了7

为什么美国服务业能够有这么高的工资？

创新是财富之源。其实关键差别还是在于制造业，美国制造业比例虽然不大，但其实其占据了制造业最高端的研发设计，比如美国的苹果公司，其通过持续的创新，手机可以卖到800美元一部，这里面可能一半都是利润，所以其2亿部手机销量，可以创造800亿美元利润，对应1万亿美金市值。而这样的公司在美国有好多个，而美国居民的资产通过年金投入到这些大公司，分享了财富的增长，正是因为美国居民有钱了，才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服务业。

华为代表中国希望。而中国过去只能在低端制造业赚取微薄的工资，所以就没有钱互相服务。但是现在华为的Mate20也可以卖到800美元左右，开始正式进入苹果所统治的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如果也能卖2亿部，其隐含市值也会价值1万亿美元，如果能有几十个华为，其市值就会达到中国经济的总量，其创造的财富将足以增加中国居民的收入、化解债务泡沫的风险，中国经济也会充满希望。

4.2 收缩货币打击投机，减税降费股债双牛！

为何华为太少？因为货币超发！既然华为代表了中国的希望，那么为什么华为只有一个？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做华为要投1000亿人民币搞研发，还不一定能见效，这个太难了。而在货币超发的环境下，大家首选是做恒大、做碧桂园，君不见中国过去64年的首富都是房地产老板，而美国的首富一直是科技巨头。

70年代：股市不涨，投机飞涨。其实在美国，整个70年代也都是投机分子盛行的时代，当时股市一直没有涨，意味着实业投资没有回报，但是物价飞涨，说明当时也是各种投机分子发财。美国80年代的首富邦克是做石油发家，最后做农产品投机，1979年开始做白银。

80年以后：创新和债市长牛。80年代以后，搞投机的邦克破产了，而新的首富来自于两个行业：一是科技行业，微软盖茨和亚马逊贝佐斯相继成为美国首富；还有就是投资行业的巴菲特，他也是一度成为美国首富。巴菲特享受了美国资本市场股债双牛的两大红利：一是美国利率长期下行30年，巴菲特的保险公司融资成本越来越低；另一个是美国的创新红利，纳斯达克指数4050倍，巴菲特的投资收益越来越高，所以他的公司越来越大。

供给学派：收货币、降税负。而在这一变化的背后，是战后美国最伟大的总统里根，1980年，他竞选总统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1981年他当选总统之后，提出了《经济复兴法案》，其中的核心思想来源于供给学派，首先是收缩货币，他认为货币超发是高通胀的根源，因此支持当时美联储主席沃克尔紧缩货币的政策，而在货币大幅收缩之后，带来了通胀的大幅回落和利率的大幅下降。

中国债市：国债利率下行、风险利率上行。今年中国债市走出了大牛市行情，10年期国债利率从4%3.4%以下，其背后的最重要原因就来自于货币收缩。而今年债券牛市的结构又有明显的分化，一面是以国债利率为代表的无风险利率大幅下降，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信用违约风险上升，以AA-级企业债为代表的风险利率比年初明显抬升。

贬值源于货币超发、而非利率高低。由于利率下降，很多人担心这会加剧人民币汇率贬值。但是，认为利率越低、汇率越贬值其实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其实并不是事实的全部。比如说在过去的10年，阿根廷的利率平均高达20%，但是汇率每年的贬值幅度也高达20%。而日本长期零利率，但汇率基本稳定。原因其实在于货币增速的差异，阿根廷的货币增速接近30%，而日本的货币基本没有增长。由此来看中国，过去10年我们的货币增速很高，带来了贬值压力，但是目前中国的货币增速已经大幅下降，其实是在改善贬值压力。

贬值主因美元升值。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了7%，但我们看到今年贬值的不仅是中国，几乎所有新兴市场货币都在贬值，这说明贬值背后有着共同的原因，也就是美元升值。今年美元升值了5%，基本可以解释人民币的贬值，说明导致今年人民币贬值的主要是外因而非内因。

中美利率趋于脱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未来中美利率将趋于脱钩。一方面，美国由于加息预期的原因，利率可能持续位于高位。而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去杠杆导致货币收缩，国内利率仍将趋于下降，因此中美利率将继续分化，即便美国加息也不影响国内的债券牛市格局。

里根经济学：两次大减税。而里根的另一大政策主张是减税，他认为是高税负抑制了私人部门的生产和投资热情，其在任期内实施了两次大规模减税政策，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三大税率均大幅下调。

研发创新持续高增。而得益于大规模减税，美国的研发支出占比在经历70年代的下降之后，到80年代开始重新回升，而代表创新的知识产权投资占比则从80年代开始持续上升，在减税的推动下，美国进入了创新引领的信息技术时代。

中国研发空间巨大。我们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上市公司，发现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企业研发支出很大，平均每家研发费用超过2亿美元，而A股上市公司每家研发费用仅为1亿多人民币，两者相差近10倍，这说明中国公司的研发费用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过去由于货币超发，税负过重，所以使得大量企业喜欢投机地产泡沫，而忽视研发创新。如果未来我们下决心收缩货币、减轻税负，那么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像华为学习，再加上每年1000万大学毕业生作为后盾，中国的研发创新就充满希望。

货币超发滞胀，减税股债双牛。展望未来，中国正面临历史性选择，第一种选择是继续货币超发，其对应的是拉美滞胀模式，这意味着应该配置房子商品等实物类资产，而金融资产没有配置的价值，这其实是我们过去10年的经历。第二种是大规模基建，对应的是日本式的长期萧条，因为政府投资挤出一切有效投资，经济没有效率，对应的是债市长牛，股市长熊。最后一种是美国式减税，对应的是股债双牛，尤其是创新将迎来长牛行情。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会选择收货币、减税负，这意味着有望走向美国式的股债双牛之路，17年开始的金融去杠杆在18年开启了债券牛市，而18年开始的减税意味着新一轮股票牛市也在酝酿当中，当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历史性的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