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入选美国HHMI国际青年科学家，摄于美国HHMI

记：“最年轻的院士”这样一个光环，有没有给您带来压力？

邵：没有什么压力，我只是觉得多了一些责任，就是在一些学术体制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

记：在科研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您觉得是靠运气多一点，还是靠努力多一点？

邵：是这样的，如果你足够努力，运气总会来的；如果你不努力，不可能。

记：您觉得在做科研的过程当中，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儿？

邵：科学探索的过程。我对一件事情原来是不明白的，全世界人都不明白，那么我们现在明白了，这是一种享受。

眼前的邵峰，宽松T恤，运动鞋，脸上写满锐气，这与“最年轻”的院士这一标签显得极为相称。他试图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解释得更为通俗易懂，并坦言，外界更关心成果会在哪里“应用”，而这个问题对于“最前沿”的科研探索来说，似乎无解。

要做“最前沿”，那就意味着“原创性”的探索——不知道哪条路能通向罗马，也许罗马根本就无法抵达或者不存在，一切都像是一场“冒险”。这对于邵峰而言，似乎已是司空见惯。当年他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到国内做科研，又何尝不是一个“冒险”的选择。

2004年在哈佛大学博士后求学期间照片

和那些在海外功成名就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邵峰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32岁。2005年的夏天，已经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的邵峰带着家人与整整两大箱的行李，飞回北京。

当年那个起步的实验室，现在依旧是邵峰团队坚守了多年的大本营。各种瓶瓶罐罐、实验仪器密布视线的所到之处，无不暗示着这里的科研实力；邵峰的办公室只有4平米大小，从不关门，欢迎学生进来随时讨论问题。

2007年4月，邵峰（右一）接待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左二）和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左三）参观实验室

科研成果就是这样“宅”出来的。邵峰说，05年回的国，10年才第一次回母校北大。足不出户的埋头苦干，终于有了回报。除了43岁当选院士这样的荣耀时刻，邵峰还带领团队，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尖期刊上，频频亮相，从07年发表第一篇开始，此后差不多每年一篇，几乎在病原菌入侵和人体防御机制的研究方面，领跑全球。

为生物物理所55周年所庆做学术报告（2013年12月）

邵峰的笑容中，掩饰不住自豪和些许骄傲。他手中拿着的笔记本，封面印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字样，这个被简称为“北生所”的地方，是他成长的“培养皿”。他戏称自己的团队是“小作坊”式的，在这里，科学是唯一的指向。实验室搞什么课题、钱怎么个花法，科研人员说了算；行政服务人员的绩效，甚至由科研人员打分。

邵峰曾借韩春雨基因研究遭质疑的热点，第一时间在网上发文，提出这样的团队模式更利于原创性科研成果的发现，试图为推动科研体制改革建言献策。只不过是，网络世界的“套路”太深。

2016年5月在北京大学做学术报告

作为七零后的“海归”科学家，他是为中国“原创性”科研添砖加瓦的拓荒者；作为最年轻的院士，他是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献计献策的建言者。爱国的坐标，也无外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