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quire按：我们八月女人特辑的主题是 “那些自由又美丽的女性”。美丽体现在哪，阁下只需看大片便知，那自由呢？

既然以格调和教养著称，“自由”当然是《时尚先生Esquire》所看重的品质中最闪烁的那一个：你必须足够聪明，足够出色，同时在出色中保持足够的随性才能收获这个最高级。就像马上要在影院中与大家相对无言的女侠聂隐娘——或者说是我们八月刊的封面人物舒淇——那种令男士们着迷的自在随性。

舒淇的随性中，处处有棱角：她坚定地维护属于自己的空间，那其中有取舍，有挣扎，但没有犹豫。空间和时间总有束缚，正如以之构建起的自由，总有代价要付出。但她不介意玩味一下这其中的悖论，人生在世，总要尽兴才好。

︱本文首发于2015年8月刊︱

宣布侯孝贤获得“最佳导演奖”的那一刻，舒淇哭了。

前一晚剧组已经一起聚过餐，虽然结果还未揭晓，但法国最大的《解放报》已经大张旗鼓地宣布《聂隐娘》是他们心中的金棕榈获奖影片，甚至半带“威胁”地说，如果这部电影颗粒无收，报社成员要带上石头和火把向评委会抗议。电影节场刊评定的分数高达3.5分，位居所有参赛片之最（最后获得最佳影片的《流浪的迪潘》获2.5分），而几乎所有评论都一面倒地对电影赞不绝口，这在戛纳电影节历史上都属罕见。

他们觉得，有这些肯定已经足够。真的得了奖，大家也来不及庆祝，各自忙完访问就四散回家。戛纳是个奇妙的地方，前一夜的璀璨热闹还来不及回味，第二天日光一起各处已经换上新的广告牌，时时旧貌换新颜，人人都在与时间赛跑。舒淇当然明白这些。只是在那个片刻，她多少有点难以名状的百感交集。

“混沌”的层次

在舒淇眼里，侯孝贤是个“拽拽的、挺帅的男人”，他的信心，从来不源于别人的肯定。两人认识了15年，《聂隐娘》准备了8年，定一定神再回想，不过是弹指一瞬间。他们相识于电影《千禧曼波》。侯孝贤后来颇为得意地说，因为是第一次合作，他发现舒淇在和他拼“张力”，就毫不客气地利用了这一点。舒淇成了那次拍摄中最大的惊喜，他的评价是，“她实在是聪明又好。”多年后，他们已经足够习惯和了解彼此，但舒淇说，面对侯孝贤她仍然会感到“痛苦”，“我不想重复以前自己做过的东西，挑战自己多过听他说什么。”

何况，侯孝贤从来不会说“好”或者“不好”，没有赞贬也不论对错，最多只是一句，“这次你多了，要收一点。”舒淇生来直接，“我知道他是大师级的导演，可他什么都不讲，自己又什么都不会……”第二次见面时她便壮着胆子问，侯导，我哪里不对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我改。侯孝贤觉得她很有意思，很“敢”，心又善，抛给她的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她每每又交出出人意表的成绩来。

《最好的时光》的那段默片虽然消音，但拍摄时一样有台词。开拍第二天就要舒淇讲南音—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泉州南音，几个原音绕来绕去，侯孝贤都说，“不是用记就可以记住的。”当然拍不下来，本来也只是想给她一个刺激，做不到又压力大，正好带动表演，符合剧情里的角色状态。到杀青前倒数第二天回头再重拍这一场，舒淇一次就过，一边讲字正腔圆的南音，一边掉下眼泪，手指还在抚琴。侯孝贤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只看到她随时随地都在听CD，而且拍完后足足瘦了5公斤。

侯孝贤的要求，舒淇从不问为什么或者怎么办，反正问了也没有用。聂隐娘是侠女，神龙见首不见尾，总是隐于半空，于是她常常被威亚吊起来又放下去，房顶或是树上，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她眼见太阳从脑后方移到了前方，才知时间流逝，眼神思维早已一并涣散。有一幕戏要求她站在4米高的树上往下跳，每天的通告时间都是凌晨4点，为的是朦朦晨雾盖住树林，而恰好晨光初升，勾勒出人影的隐约景象。舒淇本来就有点畏高，望下去只见白茫茫一片仿佛深不见底，侠女靠双耳听风辨人，一跃而下一击即中，可她只要一睁眼，心里翻来覆去的就只有“不可能”几个字，跳了三天都没过。侯孝贤也不着急，“他说没关系啦，每天4点来跳一下，总有一天会跳成的。”第四天，成了。

侯孝贤拍摄时有个奇怪的要求：现场除了演员之外，谁都不想看见。“他要全世界的人都消失，摄影师就问，你不要看到摄像机，那我怎么拍？他说，我不管。”舒淇默默觉得好笑，两个人都年过半百，却像孩子一样在现场斗气，“不可以看到灯，不可以看到麦，结果就是拍摄现场到处都是麦克风，但要收到导演一个都看不到。”她模拟当时的情景：打开衣橱，赫然发现里面团着个人举着麦，拼命嘘声，“不要跟侯导讲！”摄影师又偷偷过来沟通，“你们过下，呃，能不能尽量坐在这个位置，下面有收音。”

那真是一幅古怪到让人无语的画面，她边说边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可是戏还要继续演。侯导不想看见那些设备，是因为他觉得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冰箱衣柜都是满的，橱柜里一定摆好了盐米酱醋，桌上摆个杯子也一定有热水和茶叶。你可以随意去运用眼前所有的东西，可是你不一定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这种准备缜密的即兴之下，舒淇只能“来真的”。拍摄《千禧曼波》时，戏中的男主角小豪又是嗑药又是怀疑舒淇扮演的酒店小姐Vicky的工作，有一幕他的情绪又陷入癫狂，不停贴身闻Vicky，闻到舒淇皱起眉头，闻到她几乎要发飙找椅子砸人，侯孝贤才喊了“卡”。“可我还是有我的情绪啊，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后我只能自己躲在房间里平复了半小时。”《最好的时光》有三段，每个故事都把她推到情绪崩溃的边缘，“那段时间你问我在干吗，我真的不知道，只觉得自己的天都要塌下来了。”

这也让她开始更有兴趣玩味人物模糊的灰色地带。大学生、良家妇女或者黑老大的女人，标签清晰，她手到擒来，可那些把所有翻涌的情绪都收在心底、身份与内里错位的人物，她只能“靠着自己的感觉去走”，去整理出层次。“就像是《最好的时光》里那个艺妓，她没有特别偏向某一种典型，很多情感都被包裹起来，可她还是有自己的情绪。表面看不到的，你只能用力去走心才能看到分别。”

“聂隐娘”更是一个立于“混沌”之间的人物，这个名字本身也有趣：“聂”字峥嵘，隐隐有金戈之气，“隐”是悠然见南山式的留白，“娘”字再添一笔委婉迤逦。最早公布的那张电影海报舒淇拍得不堪回首，“那个摆刀的动作看起来只是一瞬，可是我拍了四五天：要用力跳起来，要头发飞起来，要有杀气……可睫毛都不能动，更不能有表情。”全剧聂隐娘表情波动最大之处是疗伤时不能承受之痛，定妆也简单，黑色，中性，舒淇对她的理解是，“放到现代，可能就是个浑身刺满刺青玩摇滚的”。

电影中她原本一共只有15句台词，等剪辑完毕，只剩下9句。最初侯孝贤给舒淇三本厚厚的《唐传奇》，舒淇看那些文言文写成的野史稗记不耐烦，直接跳去看聂隐娘的部分，“第一页我细细看了20分钟，翻过去，咦，没了。原来一共只有一页半的故事。”舒淇最好奇的是，她心中到底有没有爱？从小六根断尽却断不尽恻隐之心，她不想再缠绕进官宦之家的纠葛，就跟随磨铜镜的少年离开，图他那份简单，可东洋彼岸，少年也有妻室。选择相忘于江湖，不过是求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

侯孝贤一早就认定舒淇为不二人选，觉得她本来就是侠女性格，深谙其中的“不可说”。舞美重建出唐朝精美绝伦的雍容盛世，聂隐娘澹然世事，却是白墙上泣烛映出的微颤身影，遗世孑立，柔肠百转全在不动声色之间。

折服的理由

舒淇说自己拍戏时最大的压力来自打戏，“怕受伤”。拍《一步之遥》时临场递来的十多页对白也让她傻眼：“那是数码拍摄，和胶片拍摄还不一样，不能一段段来，从头到底近20分钟，要一气呵成讲完，记台词太难了。”她听闻一个“偏方”，说是把书压在枕头底下就能记住里面的内容，当晚就依样画葫芦，枕着台词本睡觉。“可是完全没用，因为起来后姜文又改了台词，我就很生气地把那叠纸扔在地上，‘又改！’”

她总说自己懒。“拍《夕阳天使》的时候，元奎导演要我们提前两个月开始训练。莫文蔚是最认真的，我呢，每天大概三个小时的训练，先迟到半个小时，导演和武术指导都不在呀，那就喝茶！吃蛋糕！又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还剩一个小时，拉拉筋，热热身，今天练哪个pose？哦哦知道了，比画几下，收工！”

她得意洋洋地嘻笑起来，“拍摄真的是太累了，在现场把招式套好比较重要，我是属于比较‘灵活’的那种，不会逼自己太狠。”她觉得演员恪守其职就好，最重要的是达到导演的要求，但揣摩体验角色的生活没有标准，她一不留心就把自己整个儿地交出去。2005年拍摄《千禧曼波》时她自觉已经是努力打拼的工作状态，所谓年轻人的生活，所谓消极的态度，她没有概念。“每天Disco、喝醉酒、泡KTV、猜拳、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既然侯孝贤提了“体验”的要求，她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我就去带那群年轻人去打羽毛球，交换条件是晚上跟他们去夜店蒲，早上再逼他们起床。”

那段日子她瘦到体重跌破100斤，“有时也会蛮羡慕那时的自己的，怎么吃都不胖。”后遗症是她怎么都睡不着，吃了安眠药，每天睡不到一个小时又会醒来。“后来药也不吃，就放任这个情绪让自己去走。那时我蛮能体会抑郁症的心态的，随便一个点就能让你哭到稀里哗啦。”那时她一边还在拍电视剧，现场嘈杂无比，根本没有培养情绪的空间，“我都可以左边哭就左边哭，右边哭就右边哭，大哭小哭中哭，怎么哭都可以，哭几次都没有问题。”直到她去演了一部时时需要大吼大叫的《怪物》，那段情绪才算被发泄彻底了。

但一旦站到镜头前，她就感觉不到任何压力，“你要‘松’别人才会感到你‘松’，压力会在你身上压一堵墙，谁都能看出来。”她把这种松弛感归功于早年挨过的骂，“我其实是个容易紧张的人，但是演戏时反而一点儿都不会。刚到香港时我什么都不会，别人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小时候也被骂惯了，脸皮厚一点就可以了。”

许多脾气暴烈的导演都拿舒淇没辙，比如刘伟强。他在现场可以骂到所有人都噤声如寒蝉，只有舒淇敢上前劝一句，缓和些气氛。提起来，她却叹口气，“唉，其实有时也是有点儿委屈的。他的脾气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时当刻大家都会敬而远之，可气氛不能一直僵着吧？”她也不想冒然上前当“炮灰”，撞枪口被骂个狗血淋头，可有时戏拍到一半，所有人都站在闹市中央，总要有人过去按一把火。她挂上无可奈何又小心翼翼的表情，“我只能这样过去拍他的背，‘冷静，冷静，给我一点面子’。其实很多时候人要下台阶，你就给他找一个台阶下。”

她对这些前辈并不存畏惧之心，但有发自心底的尊敬，他们让她真正折服。她觉得自己像个学生，期待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爸爸妈妈脾气不好，小时候她常常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就会挨骂挨打，在学校里，罚站或是打手心这样的体罚更是家常便饭，没有一处是安乐窝，没有一处有理所当然的事，什么都只能靠自己。“我不喜欢读书就不去上学了，但我不觉得自己叛逆。叛逆是在好的环境里做不好的事，我并没有那样。反正学校也没多好，老师也不怎么样，我为什么要他们来教我？”她模仿老师的台湾英文腔，“迪斯易斯阿布克（This is a book）”，“我想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师你可以先学好英文再来教我们吗？”

后来她退了学。到香港闯荡的时候，她身上只有2000台币，最近为尔冬升的电影《我是路人甲》写一篇影评，也是因为她突然间想起了当年“港飘”的往事。“我没有怕过，生存本身已经是很恐怖的事。那时我什么都没有，又有什么好怕的？”她眼见周围的香港人一个比一个脚步更快，又都谆谆教导她，时间就是金钱，“就是要去赚取你的财富，抓紧你的机会。来就来啊，大不了回台湾，大不了嫁人，大不了被骗，还能怎样？”

也不是没被人骗过。刚做模特时她傻乎乎地签下合约，“那时如果赚100块钱，我要交30块给模特公司，25块给电影经纪公司，可是梳头化妆衣服都要自己打点准备，所有的吃住开销，也都包括在了那剩下的45块里。”她甚至没去细想过其中的猫腻，最多感叹一句“做新人真的好辛苦”，朋友提醒她合约可能有问题，她就想方设法偷出合约，以为这样就可以一了百了重新开始。“结果经纪公司的人和我说，舒淇啊，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合约不见了，我们来签一份新的吧。我也只能说，好啊。”

现在她当然明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交心，但这不是一条处事的准则。“在这个圈子里，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如果我今天被人利用或者陷害，也是因为我今天还有价值，如果可以帮到他，也是一种福报。我常常就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年龄对我而言只是个数字，而不代表某种约定俗成的状态，但我意识到，既然没有随大流前进，就要立下信心，坚定自己的方式。”

即刻的自在

几年后，公司终于放她走，还诚实说，好像没有帮上她什么忙。“可能骗久了，人家都有点儿于心不忍。我这样的小人物也能碰上好事，一路上贵人还真是蛮多的。”她时时提醒自己懂得珍惜，“人好像往往只看到现在，却忘记了当初的那种热情，那种无畏无惧，现在没有了呃。现在拥有一切，你却觉得怕，因为你最缺少的就是时间。”

刚到香港时，她所有的资本就是时间，可以挥霍的就是青春。那时她拼命轧戏，A组接B组，B组接C组，服装师丢来的衣服套上就好，不要说琢磨演技，连自己好看不好看都根本顾不上，一切都是赶赶赶。化妆梳头时她往往已经神志模糊，被推到镜头前到底要拍什么都不知道。那时起她就养成了“一定要把时间卡精确”的习惯，到经济稳定一些，她便见缝插针玩乐，恨不得睁眼时的每一分钟都物尽其用，用来赚钱，或者用来享受。

那时她天不怕地不怕，脾气暴起来根本不管不顾，“我当然知道对人微笑比较好，可是我累到连微笑的力气都没有。”每一个“今天”都被填塞到满满当当，她没有空去多想“以后”这样的命题。前几年她无意中看到自己的一张照片，第一次感到，怎么不好看了？她才惊觉，原来真的要花点工夫去保持状态，原来胶原蛋白真的会流失，原来在很多人的眼里自己已经被视为“前辈”。年龄对她而言只是个数字，而不代表某种约定俗成的状态，但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变化，还是不停推着她向前走。她稍不留神，周围的朋友就已经走过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看起来她好像多一点潇洒，但其中需要更多的信心和坚定。

现在的确不是饿一顿就可以减掉多余体重的年纪了，但她不会去遵循无油无盐的食谱——对喜欢香槟和甜品的她来说，那太残忍。“辛辛苦苦赚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要生活，要吃口饱饭。我是百分百投入在我的工作里的，但吃喝玩乐也很重要，这是一种平衡。”

她觉得最重要的是量力而行，分寸规矩，自己知道底线就好。拍完《聂隐娘》后她的膝盖受伤，日常的跑步训练或者仰卧起坐等项目都不能继续，她每天就以快走一两个小时的方法来锻炼。这次的伤也让她在拍摄乌尔善导演的电影《鬼吹灯》时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我们要一直在吊桥上跑来跑去，黄渤、夏雨、陈坤三个男生一起故意放慢速度，我还是跟不上。”

但这样上天入地的商业片不需要暗潮汹涌的内心戏，她觉得整个儿好像在“玩”，“你要幻想：下面是汪洋大海！有突然蹿到半空的火焰！我们拍摄时周围都是蓝背景、绿背景，你不知道后期会做出怎样的效果来，所以不能太冷静，要有舞台剧式的夸张表演。”个个都是影帝影后级的人物，她觉得斗斗戏也很过瘾，“黄渤演得太好了，我们有时不得不联合起来打击一下他。有一次镜头从陈坤扫到我再转到他，都是大特写，我想哼哼，都这样了你还能做什么？”她吹一下覆在脸上的刘海，“结果他能来这么一下！我真想把他一脚踹下去。”

她和剧组的成员相处得有如兄弟姐妹，可以前冯小刚就“抱怨”过，舒淇在剧组总会无缘无故地“失踪”：上一分钟大家还在一起吃饭谈笑，下一分钟她却不见了踪影。至今她都不能完全适用这种同进同出的集体生活，“女孩子还要回去卸妆洗头敷脸啊，我又不能说‘我先走了，拜拜’，他们一定不会同意。我只能说，我去个洗手间，然后悄悄开溜。手机关机，电源插头拔掉。”她有点不好意思，“我不是绝情，是为了对我的事业负责！”

她知道大伙儿一热闹，到凌晨两三点必然是家常便饭，她要严格保证自己的睡眠时间。她对时间有种“变态的紧迫感”，会精确制订时间计划，“刚入行时和一些前辈一起上通告，早上9点开始，他们8点半已经到了，你怕不怕？还敢不敢迟到？”如果放假，她会把时间规划得更仔细，“精细到8点起床，11点约朋友吃饭，1点半做运动，4点吃完饭……这种。要一切兼顾，就要把时间安排到最合理。”

她在香港早就买下自己的房子，可至今仍然喜欢租房，搬来搬去，图点新鲜感。真正的安定感并非来自某种物化的外在形式，而在于自己的心态，在她看来，“家”不是一个具象的地点，即使是台湾，回去好像更多是因为责任。“有时我也想，如果不是爸爸妈妈在台湾，我不会那么经常回去，可每次回去就要见这个见那个，比工作时还忙。但这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你不可能断了它，不然就真的太无情了。”

但她觉得偶尔要把自己“封”起来，“这样才会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不然好像永远在为别的人、别的事付出。”她非常需要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即使是侯孝贤这样的恩师，她也说私下“就算有空，也别找我”—两人合作过三部戏，加上《最好的时光》里“三生三世”，统共五个挖心掏肺的角色，她觉得彼此应该留一点创新和惊喜的可能。朋友开派对她也会到场，但往往现个身就闪人，心意递到足矣，她不需要再重复相同的热闹。

自己把控分寸是自由，自己把控时间是自由，说到底，她只是不想缠上任何束缚。养第一只猫的时候，她以为它能照顾自己，“可回家打开门，里面黑漆漆的，它就蹲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我”，简直心下一酸。她给猫找了一个伴，又破天荒地请了工人在家里照顾它们，“说到底还是把它们交给了别人，我还是……挺不负责任的。”

难得在家时，她会把猫抱在身边同眠，可猫咪总会想方设法在半夜跃下床去，兀自寻找舒适的角落。捉上来又跳下去，她叹口气，只能由它们去。其实她理解猫，又怕孤单，又想寻求安慰，既然坚持一方自我的空间，就必须有能力去应对如影随形的寂寞。

聂隐娘最后随夫君翩然而去，但远渡东瀛，她还要面对磨镜少年的结发妻子，生死与共过，相伴也只是一时一刻的缘分。她知道，人生在世，谁不是一个人来又一个人走，眼前的万古愁总会消散成烟云，五花马千金裘，什么都比不过一份即刻的自在。

视觉策划／陈博

文字策划／杨潇

摄影／陈漫

采访、撰文／李冰清 编辑／暖小团

时装统筹／卢红红 服装助理／李萌 化妆／杨婷羚

发型／曾卓文 美甲／叶芝华 场地鸣谢／香港丽思卡尔顿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