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我的回答是：“你不知道那个年代，被黑暗压抑的人们，一旦找到了自己以为的光明，就会不顾一切地追寻它！”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亲人、自己所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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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我辈”无文章 

文/严平

        1996年3月，张光年给荒煤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上《谈周扬》一文，张光年在信中写道：

荒煤同志：

　　近来好吗？

　　前一段时间我和叶绿患感冒迁延近一个月，没能到北楼看各位病友，心里一直是惦记着的。

　　附上《谈周扬》复印件，请阅正！此文发在《东方》杂志（双月刊）去年第五、六期，是《人民日报》记者李辉促出来的。周兄走后，我辈都未写文。一言难尽，那就多谈几句吧。如得合适时间，我俩也可谈谈这个题目。你打电话约我。……

                                  光年1996.3.2

                     （张光年致荒煤信，１９9６年３月２日）

 张光年写这封信时距周扬去世已有六年之多，而他的那篇被李辉促出来的谈话录发表时，距周扬离世也有五年光景了。正如张光年所说，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辈都未写文”，语气中有种隐隐的遗憾和愧疚。“我辈”，自然指的是曾经和周扬有着密切关系的沙汀、荒煤、冯牧、林默涵、刘白羽、贺敬之以及张光年自己等文艺界重量级人物。照常理，每当文艺界名人去世，纪念文章都会纷沓而来，何况周扬这样长期执文艺界牛耳的泰斗人物，又何况这些跟随“周兄”打拚几十年，经历了无数风雨坎坷，又都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我辈”！然而，这一次，他们都沉默着。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还是出于种种复杂的历史缘由？抑或是由于那些纠缠不休争执不已说起来彼此都依然愤懑的分歧矛盾？

 没有写文章的他们并不是没有想法。事实上，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很难忘记这位

张光年致陈荒煤信

 掌管新中国文艺事业大权的顶级人物。他们内心的感情波澜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平静，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也就更加“一言难尽”。1994年，借着《周扬文集》第五卷出版，张光年、荒煤、周巍峙、冯牧等聚集在一起，商议开一次会发出一些声音。据参与此事的顾骧回忆，当时他受几位前辈之托到上海把这个想法向巴金汇报（露菲向冰心汇报），巴老表示：我非常支持这个会，我也想参加。但最终会议因为某种原因还是没有开成。林默涵没有参加他们的商议，也就是在同一时间，他接受采访时说：“三中全会和务虚会议后，我们有了分歧。后来他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我是不赞成的。分歧越来越大。周扬器重贺敬之，他们不要四项基本原则。争吵之后，我和他的来往就少了。”（《与林默涵谈周扬》，《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八十二—八十三页，李辉编著，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７月）“我辈”中年龄最小且一度受到周扬力荐的贺敬之，也没有参加他们的商议，他身负重责，正在为国家大事而忙碌着。

　　张光年的《谈周扬》是五年后“我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虽是对话的形式，却在对历史的回忆中充满着精神反省的内涵，是最近距离的对周扬的描述和钩沉。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和思想沉淀，张光年显得坦率，不能不说也意犹未尽。他把文章寄给荒煤是想听听荒煤的意见，显然他有更多的想法希望在“我辈”之间进行交流，这理应是他们共同的话题。但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当这封信送到荒煤手中时他已无力回应，饱受癌症折磨的他正竭尽全力与病魔抗争，衰弱的生命即将接近终点。六个月后，荒煤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全部路程，而张光年的这篇谈话录也就成了“我辈”发表的唯一一篇回忆文章。

        1996年初春，身患重病的荒煤把光年的信和文章，小心地放入一个夹子，就搁在离病床很近的桌子上，夹子里是一些他认为较重要的信件。虽然无力回复有时也会拿过来看上一眼，想一想。光年的话无疑引起他很多回忆，实际上这个话题他曾想过多次，也希望与人交谈。

        还在九十年代初，荒煤就开始在医院进进出出，那里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终于有了一生中难得的闲暇。治疗之余，在北京医院北楼宽大的病房里我们开始聊天，他对许多事情进行回忆，我记录。谈话都是断断续续的，内容也很庞杂。其中的一个题目就是周扬。

　　第一次说到这个话题时，他沙哑着声音说的第一句话是：其实我并不了解他。

　　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记得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或是他另有所指，但他对我的询问回答依旧。看着他脸上现出沉重又无奈的苦笑，我感到惊讶和困惑不解。我不明白，一个从三十年代起就和周扬相识，之后几乎共同走过中国文化运动所有关键时刻的人；一个一直被人们铁定为“周扬派”的人；一个因为“周扬派”而入狱七年之久，之后又在八十年代的风雨中和周扬捆绑在一起经历跌宕起伏的人，到头来怎么会用这样一种无奈又感慨的语言形容自己的感受！

        从荒煤和周扬的交往历史来看，说“不了解”恐怕是难以交待的。如果连他都说不了解那还有谁可以称为了解？更不用说那些凭着几次不多的接触，就能写出洋洋洒洒纪念文章的人。我曾经仔细揣测他“不了解”的含义，荒煤所谓“了解”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标准对周扬来说是否太高了些呢，这标准在波谲云诡的官场政治中是否不现实，并最终让荒煤感到失望呢！这又是不是他和那些最接近周扬的“我辈”们最终没有写出文章来的原因呢？！他没有详细地解释，但我每每想到他的“不了解”，就似乎看到这句话背后牵扯出的许多让人迷惑的场景，又每每被这话语中蕴含着多层次的内容所吸引，最终自己也陷入一种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迷阵之中。

　　我时常想，1996年的那个春天，当荒煤接到张光年的信时，假如他有气力回应，是否仍旧会对希望与之交流的张光年说“不了解”？或许，他不说，他们会坐在一起共同谈论远去的日子，回望那个和他们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人，当他们一次次地和被记忆掩埋的历史重新交汇时，不知道他们的结论又是什么？

最早听荒煤谈到周扬是八十年代。那时候，荒煤开始写回忆文章，记忆的瓶盖一旦开启就很难闭合，工作之余，他喜欢说起上海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久，但那仍旧是一些鲜活的记忆：热情固执的沙汀、贫困坚韧的叶紫、感情醇厚的丽尼，还有执着的叶以群、勤奋的宋之的、浪漫的盛家伦……一个个都让我感到新奇和兴奋。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看到的解放后照片中的样子相差甚远。那是些穿着灰色制服有着几乎同样表情的干部形象。而三十年代，他们是充满个性的一群，有着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很深的精神困惑。

荒煤像谈论其他人一样谈起他和周扬的相识，那时他从剧联转入“左联”，正式和上海党组织领导人见面，地点在法租界一个白俄开的小咖啡馆里。很多年后，他还为记不清当时是谁通知他去和周扬见面而苦恼，“一次，在张庚那谈起来，我说我想不起来谁通知我去和周扬谈的，把我拽到‘左联’去？张说是我跟你联系的啊！”牵线人终于找到了，他似乎松了一口气。荒煤记得，那天他们在咖啡馆坐了一会儿，周介绍了一下“左联”情况，然后让他去找沙汀，以后就和沙汀联系，大体意思如此。有趣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荒煤虽然记不清周扬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却清楚地记得周扬穿了一件浅色的西服，在黯淡的灯光下显得很醒目。周扬还用英文要了一杯咖啡，这也给不擅长使用外语的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荒煤还兴致勃勃地说起，苏灵扬和周扬就是那时候恋爱结合的。有人到周的住处，老是看见屋里的衣架上挂着一件红色的女式大衣，去的人难免心存猜想，后来弄明白了那就是苏灵扬的。不知为什么，那件红色的女式大衣也清晰地留在了荒煤的脑海中，在他心中唤起一种昔日温暖浪漫的记忆。还有一次，荒煤在一家书店买书，看见周扬和苏灵扬挽手进来，由于环境复杂，荒煤没有上前打招呼，彼此暗自笑了一下就过去了。荒煤有关周扬早期的记忆不多，完全是个人的，就像他记住了在夏夜炙热的亭子间与丽尼相对而坐，记住了第一次沉浸在盛家伦优美动人的小提琴声中的感觉一样。夏衍在回忆上海时期的周扬时也有个人的生动表述：“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或许那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充满热情相互平等的一群，而周扬是他们这年轻的一群中更具有活力的一个。

有许多历史的场景在当时未必显现出多么不同，过后再看才发现那竟是一些可能改变生活中许多事情的路口。1988年，苏灵扬曾经写信给荒煤，回忆她和周扬三十年代上海的生活，她感叹自己当时太年轻，许多事“不会问周，也想不到问周”，而“周常告我，凡你不知道的你就不要问。凡需知道的，自会告诉我。在上海严峻的白色恐怖环境，越少知道越好。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熏陶成长起来的”。然而，周扬为解散“左联”征求鲁迅意见的事情苏灵扬却知道得清清楚楚，那是因为这件事需要苏的配合，也就成了苏“需知道的”工作，她的任务是：“到内山书店去把鲁迅引导出来和周会面，目的很明确，征求解散‘左联’成立文协的意见。”苏在信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陪同周到北四川路找一家咖啡馆坐定，然后我就到内山书店找鲁迅，鲁迅早就知道要请他到一咖啡馆里，我陪同鲁迅到北四川路，见到了周扬。他们谈些什么我记不得了，因我还要担务“警戒”，我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里，给我最深的印象鲁迅吸着烟斗，很少说话，谈的时间也不长……，会面后，我没有再送他回去，是他自己走回去的。

　　　　　　　　　　（苏灵扬致荒煤信，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６日）

 或许由于任务和目的都很明确，事隔多年后，苏灵扬还记忆犹新。使她无法忘记的原因还在于，“文革”中，这一情节成了她无数次受审的“公案”。一批批红卫兵、专案组，疾言厉色地审了一遍又一遍，使她遭受了很大折磨。

 很多年后读到苏灵扬的信，我似乎走进了一幅年代久远的图画之中。灰色的天空，老上海长长的街道，路边咖啡馆若明若暗的光线，从鲁迅的烟斗中静静地飘出的烟气，而一旁或是靠近门口幽暗的地方，年轻的苏在警觉地环视着周围……一切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只是不知道那天她是否穿着那件让荒煤记忆深刻的红色大衣。苏的述说从另一方面补充着荒煤的记忆，三十年代的上海，环境十分严酷，“浅色西服”、“红色大衣”、“跳舞”、“咖啡馆”既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左翼工作者们的一种掩护。他们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坚守着自己对理想的追求。青春的、个性的和革命的种种细节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完整图画。苏灵扬当然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这些细节会成为一种历史的佐证，成为如何对待鲁迅、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志。但正是这样的回忆，让我们在许多年后能够较为平静地走进那些场景，走近那充满着勃勃朝气的一群。他们就如同今天的八后九后一样年轻，经历着他们那个时代所需要经历的一切，充满着率真和牺牲精神，有着自认为天然的合理性，即便是对权威怀有一种挑战的渴望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更何况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为着个人而是为着执行组织的决定，何以要在几十年后让他们担负历史的罪责？许多事情一旦搅入政治的浑水，往往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周扬和他的那些伙伴们只能一遍遍地检讨自己对鲁迅的态度，以及自己的觉悟和水平。检讨的真心与否很难说清楚，当他们用党性原则要求自己的时候，检讨或许是真心的，一旦站在历史的角度回首往事那可能就只是一种打碎牙齿往下咽的感觉，违心的检讨带来的可能就是一种人格的磨损和改变。

半个世纪前在上海的小咖啡馆里，荒煤大约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此生会和周扬有着如此多的联系，而他对周扬的看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得非常厉害。

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医院北楼充满阳光的病房里，荒煤回忆起延安时期的周扬，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受。

　　是1942年底，延安整风进入“抢救运动”阶段，鲁艺的“特务”越来越多，荒煤也从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变为“特嫌”。成为“特嫌”的原因是荒煤事后才从周扬那里知道的。证据有二，一是金肇野成了“特务”，他交待不清组织关系，就扯上荒煤，说当年荒煤到北平时，他拿着刊登“作家荒煤即将来平”消息的报纸去接头；另一个是东北作家马加——同样也成了“特务”，他说荒煤到延安后，曾拿了一张报纸问他：知不知道舒群在武汉登报找他过去的爱人离婚。这就是接头暗语。荒煤回想起这一切时哭笑不得地说：前一件倒还有点说头，当年金是拿了张报纸来见我，但说成特务接头简直天方夜谭。后一件根本子虚乌有，我连舒群结婚都不知道，还问什么离婚呢！在一旁听故事的我提示他，知不知道结婚都不妨碍使用接头暗语呵！荒煤摇头说：那倒是，如果认定了你是特务就说什么也没用了。但他还是想不通，两位老兄怎么会编出如此离谱又如此雷同的情节来？大概是作家形象思维所致，又实在没有什么新花样、实在交待不清过不了关吧。问题是这样荒唐的故事还是使他停止工作两年。这两年被审查斗争的痛苦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已经淡漠，只有周扬与他的谈话好像怎么都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周扬与毛泽东、刘少奇交谈（1939年延安）

这是一张经典照片，历史的

脚步似乎就定格在了那一刻

 荒煤是鲁艺教员，作为副院长的周扬和他谈话当然是代表组织。谈话不止一次，开始是询问历史情况，后来是质问批判，再接下来，就是周扬代表组织宣布他停职审查了。荒煤发现，一向认为很了解自己的周扬突然变得如此陌生和冷漠。从剧联转入“左联”是上海咖啡馆周扬亲自接洽，此刻却成了疑问；曾经被捕入狱的情况早就向组织说明过，周扬还亲自告诉他情况向王明汇报了，组织上认为不是问题，现在也成了说不清的案子；还有到北平的情况、移动剧团的情况，周扬都要他好好交代……妻子张昕也受到了怀疑，荒煤还没有成为“特嫌”的时候，周扬已经提醒他要注意张昕可能有问题了。听到这种提醒，荒煤感到不能接受，从上海到北平他就认识了张家三姐妹，和她们那位曾经是国民党将军夫人后来为中共地下党作出很大贡献的让人敬重的母亲，他不相信她们会有问题，何况那时候的张昕还是个在门洞里跳绳的中学生呢。但周扬言之凿凿，只能让他感到不安和沉重。一次，周扬到窑洞来找荒煤谈话，临走时绷着脸对张昕说：“你应该好好想想，你那样的家庭，你那样的母亲，你们怎么会出来参加革命呢？”口气中充满了不容辩解的质疑。荒煤很惊讶周扬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自己不也出身地主家庭，不也出来参加革命了吗？怎么别人参加革命就成了问题呢！那时候，在周扬的领导下，鲁艺的整风运动已经使接近80%的人成了“特务”，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们甚至不敢多看对方一眼，生怕弄不好被人咬成“特务”，也有人终于无法经受这种来自组织的考验，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戏剧系的一个教师被打成“特务”，他的妻子悲愤交加，夜里把窑洞的门窗堵得严严实实，然后点起火，把自己和几个孩子活活闷死在浓烟里面。面对这样的情景周扬似乎无动于衷，他依然在大会上宣称：一定要把抢救运动搞下去，就是搞到剩我一个人也要搞下去，就是鲁艺全是特务，就我一个人是共产党员，我也能战胜你们！

 如果说荒煤对三十年代周扬的记忆虽然琐碎却是鲜活的，延安五、六年间的接触，却使他的记忆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最初，他对周扬是钦佩和欣赏的，觉着自己搞创作没有什么理论，而周扬既懂古文，又懂外语，上起课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很是吸引人。对周扬的办学方针荒煤也颇为赞同，觉得他在教育方面很有一套，是个有才干有魄力的领导人。周扬对荒煤也表现出了器重，一到鲁艺就接受荒煤的建议，保留从前线归来的鲁艺文艺工作团，仍由荒煤任团长，后又让他负责文学系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相处一直比较融洽。但随后发生的变化却让荒煤感到困惑，他看到了一个呆板严厉的周扬，一个不尊重事实却以判官自居的周扬，他的冷漠和教条让荒煤的心从初到延安的火热中冷却下来，他第一次有了一种被革命团体抛弃的感觉。那是一种孤立无援类似恐惧的感觉，而强加给他这种感觉的正是自以为了解自己的周扬。

 抢救运动后期，当问题终于得到甄别时，荒煤曾忍不住向周扬询问，先是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接着又追问为什么当时没有把自己抓起来，周扬的回答倒也坦率，“我们看你的样子实在不像是一个特务啊！”荒煤知道，周扬最终还是从他的感觉出发保护了自己，但周扬的解释非但没有让他感到释然，相反更加深了他的困惑，假如自己的样子让周扬看着像“特务”，那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鲁艺，有荒煤这种体验的不是少数，这或许是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和挫折。青春的热血和自豪被知识分子的自卑取而代之，留下的屈辱和创伤之后即便不愿提起也绝不会彻底消失。抢救运动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在许多人心里埋下了怨怼的种子。据说，解放战争初期，当鲁艺有人听到周扬的小儿子因翻车不幸身亡时，竟幸灾乐祸地说：“那个理论家的作品完蛋了！”这话是一位鲁艺老同志告诉我的，他语气平淡我却有种触目惊心的感受。毕竟，那是一个幼小无辜生命的夭折，任何善良的人都应为之惋惜，而且在我看到的所有（无论是褒周扬还是贬周扬）回忆文章中，这一细节的提及总是伴随着怜惜和同情。事实上，生活远比写出来的文章残酷百倍，那赤裸裸的话语中包含着的毫不掩饰的快意与愤懑，几十年后听到都让人感到深深的震动和悲哀。

 八十年代，荒煤回忆起周扬延安整风时的做法与那些不喜欢周扬的人一样印象深刻，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周扬个人的品质问题。在荒煤看来，关键在于他“对毛泽东崇拜至极”。延安是周扬人生旅途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不仅逐渐摆脱了上海问题带来的郁闷和消沉，而且从系统地翻译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的论述到逐渐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周扬对毛泽东的崇拜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种崇拜来自理论上的认同，也引导他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坚决彻底地执行。他检讨和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办学方针，重新思考和修正了自己的文艺观，从本来“不主张文艺成为政治附庸”而走向“文艺为政治服务”。那场惊心动魄的抢救运动过后，他曾经对荒煤说：整风时我也觉得糊涂了，怎么会有那么多“特务”呢？但随即他又坚定起来，认为只要是毛主席说的，就都是对的。“他让自己的心灵树起了毛泽东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形成一种终生的崇拜，他对周艾若讲：‘有两个东西你要崇拜、迷信。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主席’。”（《长歌沧桑——周扬论》，《典型文坛》四十三页，李洁非著，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８月）其实，真正崇拜毛泽东的又何止周扬一人，即便不理解，人们也总是从大局出发要求自己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和服从，这或许也就是他们在后来的回忆中有意淡忘延安抢救运动时期所受到的屈辱和创痛的原因。

　　在许多问题中最令我困惑的莫过于这个问题了，当年能够义无反顾地冲破旧制度的羁绊，冒着生命危险前行的热血青年们，他们本是最反叛、最充满活力、最富有思想和个性的一群，怎么会在到达延安后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过程的艰难且不说，他们如此自觉自愿地服从，并在痛苦的改造和追随中争先恐后，这不能不让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我们感到费解。我曾经就这个问题直言不讳地问过荒煤，他给我的回答是：“你不知道那个年代，被黑暗压抑的人们，一旦找到了自己以为的光明，就会不顾一切地追寻它！”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亲人、自己所有的一切！那就是为信仰而献身吗？我的内心仍旧无法认同，但知道，这就是历史，一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历史！或许荒煤的话有道理，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没有体会过那样一种巨大的黑暗笼罩的滋味，就没有资格随意评判他们的选择。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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