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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2日,央视在《新闻联播》中就春晚向全国人民道歉。
播音员赵忠祥表情肃穆,声音低沉:
“整个晚会追求形式,华而不实。晚会广告过多,还发售了赞助纪念券。凡此种种,引起观众不满是理所当然的。为此,我台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那台灾难般的春晚现场设在了北京工体,万人围观的场面显然超越了时代。
演出当日,灯光失控,音响失灵,镜头切换得支离破碎,连道具牛都脾气发作不愿出场。
整台晚会长达6个多小时,无比冗长,导演组寄望马三立拯救节奏,结果老爷子上台说高兴了,还返了个场。
那个漫长夜晚,观众唯一满意的节目叫做《拍电影》。
陈佩斯在寒风中穿着小褂,假装大汗淋漓,终于逗笑了观众。笑声在黑压压的看台上响起,像长风掠过山岗。
《拍电影》是《吃面条》续集。1984年春晚筹备期,姜昆邀请陈佩斯当主持人,陈佩斯说他和朱时茂有个节目,两人凭此走穴,场场爆满。
导演组半信半疑,安排在国家体育总局食堂面试。
庄则栋等体育名将好奇充当观众,看一半就笑滚地面。食堂大师傅笑的纽扣都崩了。
即便笑果如此惊人,大领导对节目能否上春晚一直不置可否。
他俩在春晚剧组苦等数月,三十那天,央视派车来驻地接演员,车上没他们位置。
两人蹭车前往央视,守在演播厅走廊。当晚新闻联播都播了,依旧无定数。最后,导演黄一鹤小跑出来,拍板决定硬上。
“表演错误,你们担;政治错误,我担”。
演出大获成功,晚会结束后,演员都不愿走,导演组直接在演播厅摆桌,一共五十六桌,恰和民族大团结。
老台长洪民生极少喝酒,但那夜他到处敬酒,喝了一瓶半茅台。
退休后他说,最喜欢1984年春晚,因为最真诚,只是纯粹让老百姓高兴。
众人欢聚至凌晨5点才散去,陈佩斯回家睡了一觉,醒来后出门,发现走到那都是“再来一碗”的笑声,像无休止的海浪。
《吃面条》让一个紧张社会,终于学会发笑。两人组合如隐喻,浓眉大眼的朱时茂像严肃的时代,而陈佩斯则是严肃之下的通融。
1986年春晚,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羊肉串》。
多年以后,陈佩斯提及春晚总是表情冷峻,唯有说起这段语调温柔,“当时缺笑料,马季、姜昆等人一起帮忙想办法,后台就像一家人”。
那是他喜欢的“联欢”,远离严肃,无关名利,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单纯的欢乐。
这种平等,在1988年《胡椒面》中达到极致。知识分子和农民工,都是一样俗人。
那年春节后,民工潮开启,3000万农民工进城。从武汉南下的列车,车簧被压死,一度动弹不得。一年后,下海潮到来,1000多万公务员辞职,开写财富传奇。
时代开始沉淀阶层,平等越来越像童话。
1990年春晚是童话的尾声。那年两人演了巅峰之作《主角和配角》。
陈佩斯天真地以为,主角配角不重要,观众爱看谁才重要。
很多年后,春晚导演袁德旺说,1990年春晚是个拐点,之后只有盛宴,再无联欢。
1991年春晚,陈佩斯表演《警察和小偷》,那是春晚最后一次有人头戴丝袜,也是最后一次有人能台上抽烟。
陈佩斯的表演技巧已炉火纯青,他在小品中一口气用了伦理、颠覆、错位等多重套路,观众很满意,可他不满意。
他最满意的部分彩排时被砍掉了,最终版本只剩50%剧情。
他反复申请在节目中插播个短片,但反复被拒绝。对方劝他听话,老实演出。
他所习惯的平等早已一去不返。第二年,他演了自己最不满意的《姐夫和小舅子》。
他说,节目是临时凑的,和时事贴得太紧,反而不自在。
小品中,陈小二一边应付着姐夫,一边心猿意马,惦记着草丛中的录像机。
现实中,陈佩斯注意力也已投向春晚外的世界。他想到更广阔的舞台演喜剧。
1991年,陈佩斯成立电影公司,是中国第一家集创作、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影视公司。
那是喜剧的洪荒年代,陈佩斯说,他出发时,大地一片荒芜,根本无路可走,故而给公司起名叫“大道”。
成立之后,陈佩斯投资并主演了《父子老爷车》《编外丈夫》《太后吉祥》等6部电影,口碑很好,但不挣钱。
他派人去河北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演了7场只报3场,有影院明明有100个观众,却告诉他只有10个。号称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太后吉祥》因为瞒报,票房惨败。
“当你面对一个体制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何其渺小”。
1994年春晚,他交了一个敷衍式作品《大变活人》,拙劣的戏法引发一阵阵哄笑。
在后台,他对朱时茂说,身心俱疲。
整个时代正如戏法般飞速变幻,规则越来越狂野。
牛群在相声中说,“白天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赵本山在小品中说,“老的要给少的拜年,谁有钱就给谁拜年”。
而崔健在1994年《红旗下的蛋》中说:“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这些都是陈佩斯不懂的规则,他越来越沉默。
烦闷时,他爱写书法,古雅篆字在他笔下别有野趣。
他的大道影业办公室内,挂着他手书的郑板桥《沁园春·恨》。
词中下阙写道: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陈佩斯出生在吉林长春,却没人将他划为东北笑星。
他的小品不用方言,不拿残疾人开玩笑,笑料多靠人物矛盾,幽默高级且干净,以至数十年后,人们仍念念不忘。
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中,父亲在纳粹集中营给孩子讲童话。战争的残忍,笑着讲出,这是陈佩斯认为的喜剧终极。
在春晚最后那几年,人们说他江郎才尽,他自己则如衣锦夜行。
他锲而不舍地提了许多种想法,如唐吉坷德般一次次提枪冲向风车。
巨大的风车轰鸣转动,什么都没改变。
最后的决裂,版权官司只是引子。
很多年后,他接受易立竞专访时说出真正理由:他们随便对我说“No”,我也可以对他们说一次“No”吧?
1998年,他上演最后的作品《王爷与邮差》。这个本子他心心念念了7年,演出服装都是他找人手工缝制的。
小品采用莫里哀经典的“仆人戏弄主子”手法,也是他用惯15年的颠覆权威套路。
只是那个春晚舞台,已和15年前不一样了。
喧闹吵闹的现场像名利旋涡,悲喜交集的明星如进京赶考,摄像机长臂一摇,满场都是赞助商品。
一年前开始,新年钟声响前,要先听““悠悠岁月酒,滴滴沱牌情”。
那一年,央视将楼宇之间的空地改造成1号演播大厅,因工期紧张,排练时,球形顶棚未封,有时还会飘雪进来。
除夕夜,王菲和那英在滚动的透明气球前,唱了《相约九八》。蓝光灯打在气球上,新时代像水晶般朦胧璀璨。
当晚11点30分,陈佩斯朱时茂登场,鞭炮声歇,万家屏气凝神。
工作人员将麦克风随意挂在戏服上,朱时茂一登场麦就掉了,只能蹭陈佩斯的麦说话。
节目最后,陈佩斯跑起来时,朱时茂只能扯着嗓子喊台词。
此时,台下原有准备好的声效光碟,但工作人员也没给他们放。
陈佩斯涂着红脸蛋,戴着假辫子,最后笑着看了一眼这个舞台,拉着朱时茂下台。
他在台下崩溃大哭,继而离去。
他所习惯那个平等的时代,早已延展成无穷的高度。俯视眩晕,仰望怅然。
新年钟声敲响了,南礼士路寂静无车,央视旧楼灯火璀璨,远天有烟花绽放。
陈佩斯的身影没入夜色之中,再未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