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39期（总第88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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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彭定旺（湖北荆州）

【世相一瞥】 叫我“王主任”

著/裴天平（深圳宝安）

【家园叙事】 村里的孬家伙

著/赵国全（广东东莞）

【语丝随笔】 乱 写

著/文晓东（贵州余庆）

【沉钟诗行】 秋叶，被天空大面积筛摇着（外六首）

著/杨世民（北京怀柔）

■本期卷首人物:

伊萨克·巴别尔（Исаак Бабель，1894～1940）

■作家生平

伊萨克·巴别尔，1894年6月30日生于沙皇俄罗斯帝国南俄（今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兄妹中排行老三。其父为经营农业机械的犹太商人，曾想让其子承父业。但巴别尔更陶醉于对港城纷繁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被摩尔多瓦万卡工人区盗匪横行的故事所迷惑，喜爱阅读和写作。

其父认为巴别尔的这些爱好不足以养家糊口，强迫他入读当地的商业学校。商校毕业后又迫其入读基辅商学院，并要他协助代理商业订货。巴别尔无心商学，有一次其父派他到基辅一家农机厂订货，他不专心看货，却将工厂老板揣摩了一番，回校后写了一篇农机厂老板的小说。

巴别尔与农机厂老板中学还未毕业的女儿格隆范一见钟情。农机厂老板觉得巴别尔轻浮毛躁，与其家风格格不入，拒绝了他的求婚。巴别尔一气之下携格隆范私奔。二人1919年8月9日于敖德萨成婚。

此时正值布尔什维克在敖德萨策反政变。随着白军被红军赶出乌克兰，巴别尔岳父的厂子和一应财产被没收，老板四处躲藏，精神分裂。巴别尔被接纳为红军特工，他参加“征粮队”，目睹红军对乡村实施的大规模征粮，觉得无异于血腥的屠杀和愚昧、冷酷、残暴、肮脏的对世界文明的毁灭。他记录下前所未闻的事件与人分享，开始了早期的小说创作。

1920年，他加入布琼尼的红军第一骑兵军，担任军参谋部《红色骑兵报》的前线记者，到乌克兰西部参加与波兰军队的作战，亲睹和经历了杀戮和死亡。他写日记，撰稿，誊写公文，这些文字后来都成为他的创作素材。

1923～1926年间，巴别尔的部分篇章已在一些报刊发表，其中高尔基主编的《编年史》杂志最为推崇，引起文学界关注。1926年结集，作为长篇，以《红色骑兵军》书名首发。作为苏俄文坛爆出的文学黑马，巴别尔一夜成名，同时也遭到嫉妒和憎恨。布琼尼认为巴别尔把他的骑兵军写成了马赫诺匪帮，声言要刀劈了他。小说发表不久，巴别尔连同高尔基主持的《编年史》杂志编辑部一起被告上法庭，罪名是传播淫秽文学，高尔基从文学立场出发，挺身为之辩护，说巴别尔的的笔抨击社会毫不留情，让人感到难堪和窘迫。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也认为，《红色骑兵军》对内战的描写客观，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不粉饰不歪曲，由此肯定了巴别尔作品的真实性。经高尔基多方斡旋，原告撤诉，风波才算平息。  

此后遵循高尔基的告诫，巴别尔深入社会，做过多种职业，体验过不同人生，眼界逐渐开阔，世面越见越大，阅历也日渐丰富。他创作的小说令苏俄文坛刮目，赢得了当时如日中天的马雅可夫斯基、别雷和富尔曼诺夫等人的推崇。

1926年，巴别尔夫妇移居莫斯科，开始享受知名作家待遇，在市中心分得一套漂亮的住房。初到莫斯科，格隆范沉迷于绘画，巴别尔却迷上了一名年轻貌美的舞蹈演员，甚至与之同居。格隆范怒火中烧，巴别尔想言归于好，后者却远走巴黎。巴别尔心情郁闷，写作成了他宣泄的方式。他完成了一个整系列的短篇集，拟名为《敖德萨的故事》。

电影导演爱森斯坦读了其中的《本克里克的故事》，请巴别尔改编成电影剧本以供其拍摄。电影摄制完成后却遭到苏共乌克兰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的冷遇，理由是编剧和影片的主人公均为犹太人，宣传和上映会激化反犹情绪。卡冈诺维奇也是犹太人，但有斯大林撑腰，他四处插手国家事务。

1927年，巴别尔接受派遣前往欧洲，对外宣称是去探亲。但在柏林，巴别尔却邂逅了苏俄外贸官员格拉东的妻子，貌美风华的叶甫盖尼娅。二人郎才女貌貌吸引，一起漫游柏林并很快堕入爱河。

在巴黎，格隆范原谅了巴别尔以前的出轨，还将巴别尔的母亲和姐姐从比利时接到巴黎，一个大家庭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隔年，格隆范生下了女儿娜塔莎。随着开销吃紧，加上觉得长期侨居国外会遭到国内读者淡忘，尽管格隆范拒绝一同回国，巴别尔还是只身返回了莫斯科。此后因频繁探望妻女，不堪怠倦，一年后，他与格隆范解除了婚姻。

巴别尔离开巴黎并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受命转道意大利去说服高尔基返回苏联。时值西方已经停止出版高尔基的作品，居住在卡碧岛的高尔基生活窘迫，又碍于面子不便回应斯大林发出的回国邀请。苏联间谍机构利用高尔基走投无路的窘境和对巴别尔的一贯好感，果然争取了高尔基回国。其实整个事件的幕后，只有高尔基心里最清楚。

巴别尔再遇叶甫盖尼娅时，后者已经改嫁高官叶若夫。后者正官运亨通:由苏共收支委员会主席、苏联农业政治委员会代表，1934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36年成为苏联内务部和国家秘密警察机构最高首长。在苏联30年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叶若夫成了党和国家的三套马车。

为了寻找政治保护伞，巴别尔开始构思一部表现国家秘密警察机构的长篇。但由于意识到提前泄露内容十分危险，他连家人也不予透露。有人推测，小说的主人公可能就是叶若夫。

1934年，巴别尔与已经相识两年的地铁工程师彼洛什科娃结为伉俪；由于高尔基的作用，同年他在新成立的苏联作家协会中当选主席。而在此时，身居高位、出身工农的叶若夫，身边聚集着一批著名记者、劳动英雄、战斗机试飞员等风流人物，知名作家肖洛霍夫等人也是他家的常客。进入这个圈子不久，巴别尔目睹苏联秘密警察向叶若夫提交了一卷磁带，是叶甫盖尼娅与作家肖洛霍夫在酒店房间幽会的录音。叶若夫痛打了叶甫盖尼娅，借此发出警告。而巴别尔一方面巴结叶若夫，同时还与叶甫盖尼娅互送秋波。叶甫盖尼娅被叶若夫调入国家名刊《苏联建设》杂志后，还悄悄安排巴别尔做专栏作家，每个月支付他数额可观的稿酬。

巴别尔的言行无时不在秘密警察的掌控之中。1939年春苏联内务部掌握的材料，已经包括巴别尔所说的:“苏共党员的奴性让人感到恐怖，每个知识分子随时都感到蹲监狱的恐怖。这就是苏联国家体制的特点，在这块土地上，有才华的人没有地位和出路。党的文艺政策中没有文艺探索，没有文艺家的独立性以及表现真实的技巧。”巴别尔与叶甫盖尼娅的暧昧关系也早已被叶若夫发现，虽然他嘴上说他们之间关系正常。        

1935年，巴别尔前往法国参加“世界保卫文化与和平大会”，斯大林不同意他参加代表团，但此时巴别尔在欧洲的知名度已经高于苏联本土，被视为“苏联的莫伯桑”，大会主席团点名他和帕斯捷尔纳克与会，斯大林不好阻拦。到了巴黎后，巴别尔本可滞留不归，不仅前妻、女儿在巴黎，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也在比利时而且提出了挽留，加上此时他已经名满欧洲，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亨利.巴比塞，德国作家托马斯.曼都对其欣赏有加，但巴别尔和妻子根本无力负担移民的费用，因而最终没有开口。

无奈返回莫斯科，巴别尔继续为《苏联建设》等媒体撰文。他还做了一期纪念专刊，歌颂他的文学教父高尔基。一年后的1936年，高尔基突然死去，哀悼之余，巴别尔心中愈感悲凉。苏联一场政治清洗的大风暴迟早将临，失去了高尔基这个保护神，他感觉自己最终在劫难逃。

此时叶若夫家名人荟萃，文化沙龙正红红火火，巴别尔与叶甫盖尼娅不仅在沙龙相会，还在野外幽会，直到有一天，斯大林突然闯入了叶若夫家的名人沙龙，二人才恍若隔世。1939年9月那天斯大林驾到时，叶若夫家正歌舞升平，斯大林与大家握手相识，赞美叶甫盖尼娅是“红发天使”。

靠告密起家，靠牺牲别人来保全自己，是苏联时期的社会特征。叶若夫的前任雅各达1934～1936年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书记，在任期间经斯大林授意公审枪决了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最后自己也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纳粹德国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篡权者，卷入了反苏同盟大案，结果也被送上法庭，定罪枪决。叶若夫每每想起前任便寝食难安。斯大林的微服私访和对叶甫盖尼娅的赞美使他意识到即将大祸临头，遂与叶甫盖尼娅迅速离婚，并约定永不相见。

离异后，叶若夫安排叶甫盖尼娅去南方度假。未久，叶甫盖尼娅在那里突发精神病，服下安眠药（苯巴比妥）自杀身亡，叶若夫连她的葬礼都没有参加。即便如此，叶若夫也没有逃过一劫，他于当年被捕。根据审讯记录，他供认巴别尔和其他文化名人是外国间谍。

随着叶若夫的入狱，苏联相继有150万知识分子被捕，其中有一半人被枪决。叶若夫家的座上宾戈尔佐夫遭到被捕和枪毙，战斗机试飞员契卡洛夫试飞时神秘摔死，叶甫盖尼娅前夫格拉东被处极刑。

从1937年1月26日至2月1日，苏联作家在《苏联文学报》上纷纷表态支持大清洗运动，30余篇效忠声明论述了运动的正确性必要性，支持党中央消灭一切人民的敌人。巴别尔发表了署名文章《谎言、背叛和奴颜婢膝》，明确表态支持斯大林对著名党务和国务活动家比亚达科夫的整肃。

由于身份关系，内务部对巴别尔的侦查周密而系统，1939年4月，他在列宁格勒举办了最后一场小说朗诵会。当月15日在郊外的别列捷尔吉诺作家村，因其“为外国机构从事反苏间谍活动，颠覆国家政权”，两名持枪警察登门。在他的家里和作家村宿舍，15个文件袋和11本书稿、7个活页夹以及所有书信被装进一只只大口袋全部没收。警察需要找到他从事间谍的证据，而他则想保护自己刚刚杀青，还未来得及修改的长篇小说稿。

早在叶若夫遭清洗之前，巴别尔曾问他：“假如我被捕审讯，我该怎么应对？” 叶若夫说：“那你就死扛，什么也别承认。警察对你一点辙都没有。”被捕审讯初期，巴别尔拒绝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和交代所谓叛党同谋，但他随即遭到严刑拷打和逼供，受尽折磨，最终还是被迫招供。

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的前苏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讯巴别尔的记录，巴别尔陈述道，30年代后几年他一直埋头写作，根本无暇从事间谍活动。他请求法庭给他时间，让他将新书写完。作家爱伦堡到狱中探望，问巴别尔：“你为何要接近叶若夫夫妇，用生命去冒险，这不是在跟死亡做游戏吗？”巴别尔居然笑道：“我只想解开一个谜。”

他所谓的谜还是与最后那个长篇有关。他已经完全致力于完成长篇小说《罗斯托夫的秘密警察》。而表现秘密警察，不仅仅要保持一份强烈的好奇心，更需亲身与他们接近，甚至亲近，为解开谜底而不惜逼真地去冒险。

1939年5月起，巴别尔被羁押在莫斯科郊外的苏汉诺夫监狱，和叶若夫仅一墙之隔。无法忍受的酷刑使巴别尔精神崩溃，不惜栽赃陷害，编造“间谍组织成员”名单，包括著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戏剧家梅耶霍尔德、著名导演爱森斯坦在内，加害十余名著名文艺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中梅耶霍尔德被处极刑。巴别尔承认自己与托派有关系，在作家、演员和导演群体中散布反苏言论并为法国情报机构充当间谍，妄说自己经爱伦堡介绍认识了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向其提供了苏俄空军情报。

屈打成招之后，巴别尔最为痛心的不是自己遍体鳞伤，而是仍然不能得见到他的重于生命的急需要补充完成的体验。他开始反悔。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苏联克格勃档案的后半段，120余字的巴别尔临终遗言写到：我完全无罪，我从未做过间谍，我也没进行过任何反对苏维埃的活动。审问时记录的我的证词，是我的自我诽谤。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允许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他给总检察长写信，哀求让他完成他“最后的作品”。他的请求可怜而又天真，不能阻挡结束他的文学和肉体生命的处决而成为法庭的笑柄......

1940年1月，巴别尔被苏维埃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极刑，执行名单由斯大林亲自签署。1月27日凌晨，由内务部莫斯科卫戍警长布洛欣及行刑队队员费季索夫和卡里宁行刑，地点在圣叶卡捷琳娜教堂旁边，卫戍警长朝巴别尔头部开了一枪。

巴别尔的遗体葬于莫斯科顿河修道院。时隔9天，即1940年2月4日，叶若夫在同一地点被枪毙，葬于一个杂乱的大坟场。

巴别尔死后，他的作品被苏联评论界指责为“描写上自然主义倾向严重”，《红色骑兵军》被列为禁书，直到1957年重新出版。

■巴别尔的小说创作

19世纪的俄罗斯小说已经到了顶峰，世界文学阅读似乎淹没在北方的雾地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深刻的文学叙写赢得了广泛的拥趸，表达出高寒地带文学巨匠的沉郁的思想，灼然，凛然而缺乏行动力，读之像黏液，像泪，给人以溟濛的读感。

以“冰冷的智力”赢得小说大师之谓的阿根廷英裔作家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1899～1986），称赞巴别尔用“诗一样的语言”写作。在一篇短文中，博尔赫斯提到巴别尔，说他最喜欢福楼拜、莫泊桑，还有拉伯雷:“巴别尔那些打着饱嗝、放着响屁、流着珊瑚红的血的文本，是拉伯雷’下半身写作’的嫡传。“

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以快捷行动的诗行，淋漓的鲜血，纷纷倒下的带着体温的生命，写出了拉伯雷式的“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他以文化的视角表现苏波战争，触及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化的冲突、摩擦、融合。而强势彪悍粗犷不羁的哥萨克文化和哀怨隐忍弱势的犹太文化也在小说里冲突着，充满着身份、人性的纠结。有评论指出，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地位不可撼动，巴别尔以其非虚构的《红色骑兵军》，展现出另一种长篇小说的形态，成为俄罗斯文学的又一高峰。所不同的是在苏联时期，它由犹太作家完成。

巴别尔作品不多，除了描述布琼尼领导的第一骑兵军的战斗生活的《红色骑兵军》和敖德萨犹太贫民生活的《敖德萨的故事》，还有一部《故事集》。传说中的长篇小说《罗斯托夫的秘密警察》下落不明。

一.以凝练为标的小说艺术

谈起长篇大论时，巴别尔总是满怀厌恶，说作品中多余多一个词汇都会引起他生理上的憎恶，以至于在把手稿上的多余的词语恶狠狠地勾去时，铅笔把纸都划破了。他认为:“语言的明确性和力量”，就在于再也无法从一句话里剔除什么，由于要求完美近乎苛刻，每写完一篇，他感觉自己老去了好几岁。

博尔赫斯称赞《红色骑兵军》独一无二，并认为其中的《盐》享有散文难以企及的、只有诗歌才能获得的荣耀：很多人都能将它背出来。以“电报体”著称的海明威读过《红色骑兵军》致信爱伦堡，说：“看了巴别尔的，我觉得我还可以更凝练一些。”

出于对凝练的苛求，巴别尔从来不称自己的工作是 “写作”，而自称为“编写”。为此他时常抱怨自己没有创作天赋，缺乏想象力。而想象力被他理解为"散文和诗歌的上帝"。他自称支撑他个人作品的仅仅是风格，但他马上自嘲：“谁会相信小说可以仅靠一种风格存在？没有内容，没有情节，没有错综复杂的故事，那简直是胡说八道。” 

为了达到凝练的效果，他写得很慢，总是拖延杂志社的交稿时间。对于他来讲最常见的状态，就是交稿前的恐惧，总在请求能有宽裕的时间来改稿，一直修改，不受催促，不受干扰。为此他总在设法躲到人们难以找到他的僻静之处，不受打扰。 

二.自由的文体精神

巴别尔的写作最为自由，不受文体约制。他的《红色骑兵军》可以说是短篇小说集合，也可以视为是长篇小说。而《敖德萨故事》的黑帮系列和童年系列虽是散篇形成，也可以视作一个整体。 随物赋形，量体裁衣，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使每个系列中的各篇都自具天然面貌，可以说是巴别尔小说艺术的又一个突出特点。

文体和篇制意义上的灵活体现在《红色骑兵军》中，《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传略》叙写了一个复仇情节，主人公把地主老财在脚下踹了一个小时；紧接着却是一篇不足400字的笔记体:《科齐纳的墓葬地》，幽暗深沉地叙述一下300年前的犹太墓地，以几条祷文作为佐证，自见沧桑悲凉。再接着的《普里绍帕》不足千字，仍然是复仇主题，却隐隐做着宏大主题背景的铺垫。

30余篇战地速写、军旅故事、军营情景构成的《红色骑兵军》组成了苏波战争的绝唱，展示了文明与暴力、征服与反抗的史诗。

三.变幻莫测的文思

《红色骑兵军》以纪实的笔调叙写出布琼尼骑兵军的群像，也体现出巴别尔式的非虚构小说的美学现象:

作品中战争与人性的碎片并置而存，这些碎片甚至不相关，并被不断切换，钩织出预想或不曾预设的整体，也形成了自然性的蒙太奇效果。而行文中叙述语句之间的有意割裂和转换，造成通常的因果关系断链、线性情节隐退，细节叙写头绪纷繁，叙述主体被不同角度或决然地切换，没有时间前后，近大远小，所有一切都揉进了高频度的跳跃和神经过敏般的重复等等......这一切，都无所顾忌地撕碎了常规叙事的礼仪，也交织出云诡波谲的感官镜像。网上有读者谈到:“他能把死亡的描述与西天的云霞不动声色地调和在一起，质感华丽，却又彻寒浸骨，句子的跳跃性会让阅读的愉悦一次次碰脑壳，我曾怀疑是译者的功力不够，把句子弄乱了，后来读《红色骑兵军》，发现还不是这么回事。”

《红色骑兵军》中，数不清的喘息、打呼噜、酸臭汗气、脓血、谩骂、揍人和挨揍，吃吃喝喝，纷繁的情景构成了巴别尔所言的“这是一部史诗”（巴别尔《日记》）。

再看《敖德萨故事》中的《父亲》，巴别尔的叙写由一个女子的叙事主体向诸多人物的切换，每一句都是一个不同的意象:她坐在长凳上为自己缝嫁衣。几个孕妇与她并肩而坐；一堆麻布在她支棱八翘的硕大的双膝上移动；孕妇把各种各样的吃食灌入自己的腹内，一如母牛在牧场上把春天玫瑰红的乳汁灌入它们的乳房。就在这时，她们的丈夫一个个放工回家了。喜好骂架的女人们的丈夫把他们乱蓬蓬的络腮胡子在水龙头下洗净擦干，将地方让给弯腰曲背的老婆子们。老婆子们在洗衣盆里给胖嘟嘟的孙辈洗澡，拍打着他们白嫩的屁股蛋儿，然后用她们的旧裙子将他们包裹好。由图利钦来的芭辛卡，亲眼目睹了生养我们的富饶的福地摩尔多瓦万卡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吃奶的婴儿、晾晒的尿布和以大兵式的不知疲倦的耐力忙着男欢女爱的其味无穷的城郊之夜。一一这种叙事颇具现代读感，腾挪跳荡，新象迭出，并不遵循读者的常规思路而给出极强的思维挑战性。叙写中到处是猝不及防的拐点，难以想象预设的结局。

再比如，不足千字的短篇《普里绍帕》中写到:他（普里绍帕）被火烧伤了，衣服烧坏了，他晃晃悠悠地从栏里牵出母牛，将手枪塞进牛嘴，开枪把母牛毙了。大地在他身下冒着浓烟，一圈圈蓝色的火焰由烟囱里窜出，飘散开去，留在牛栏里的小牛犊哞哞地哀号。火光熊熊，像是过复活节。普里绍帕解开马缰，跳上马鞍，割下自己的一绺头发扔进火场，拍马绝尘而去。

这样的“奔逸绝尘”，读感上颇有风廊里走读《水浒》的快感。

四.隐忍冷酷的叙事艺术

美国小说家、诗人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对巴别尔的小说艺术似乎有更透彻的理解，切中肯綮地指出，巴别尔是个“不眨眼的目击者”。英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也在巴别尔小说的首个英译本导言中谈到： 在写下这些事情时，他佯装对“意义”和“价值”漠不关心；他似乎在说，尽管他能够把正在发生的一切说得一点不差，但他并不僭越去解释它，甚至不想去弄懂它，当然更不去评判它。他安排的故事自己会说话，而且已经说了；或者他借一个说话人来说它，而这个说话人心知肚明他与这事的结果毫不相干 ——我所称的巴别尔在暴力之中的抒情快乐，实际上也就是他经营超然的语调的一种诡计。当然，我们被那试图暗示作家几乎不动声色的超然的精巧策略所蒙骗也不会太久。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他要干什么。他对故事冷峻的美学表象的全神贯注，对事与物的执迷，我们有点儿懂了，乃是与天地同心，是宇宙本质的表现，是人的真相存在于其中的混沌表现…… 

契诃夫谈作家在写作中的角色，说他只做证人，不做判官。尽管如此，他的小说还是处处温情，大概不曾想还有走得更远的同道，巴别尔索性扮演了完全旁观的角色。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明确定位：“我是一个外人。”  

在题为《路》的短篇中，一对乘车旅行的犹太教师新婚夫妇谈论过综合教学法，双双沉入睡梦，两人的手指交缠在一起。车停了，有人上来检查，看了男教师的证件，拔出毛瑟枪朝男教师脸上开了一枪。跟上来的另一个人，解开死者的裤裆，用一把小折刀割下生殖器，塞进教师妻子的嘴里——教师妻子柔软的脖子一下子粗了起来。她一声不吭。

面对革命战争时期哥萨克人的人性异化，坚忍和冷酷、大恶和残暴，巴别尔以完全旁观者的身份，给出同样冷酷的叙写，半点不肯透露感受和评价，若无其事地转而叙写别的事物去了。

短篇《小城别列斯捷奇科》中，身为犹太族人的“我”，碰到军中的哥萨克同志在屠杀犹太人：在我的窗前，有几名哥萨克正以间谍罪处死一名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声，挣脱了开来。说时迟，那时快，机枪队的一名鬈发的小伙子揪过老头的脑袋夹到了胳肢窝里。犹太老头不再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鬈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事毕，他敲了敲一扇紧闭着的窗。“要是谁有兴趣，”他说，“就出来收尸吧。这个自由是有的……” 

在小说的叙写中，哥萨克同志们拐过街角走掉了。“我”跟在他们身后，开始观光别列斯捷奇科的市容。 

一一何其冷酷的艺术！作家的心恍若被战争异化，没有人的常态反应，只是在小说中木然而警觉地在看、再看、再接着看，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野蛮人的麻木。事发后，他的笔触迅速切换场景，像骑兵军的马匹一样面无表情。

巴别尔笔下的人性是悖逆状态的，而他也相应地完全不动声色，人道，人性，道德和伦理价值，在他的叙写中全被忽略和遗忘，全然失效，善恶美丑的基本判断也全盘失灵。他写哥萨克骑兵军对老人、女人凶残无道，却对战马爱得死去活来。死了一匹心爱的战马，骑兵们居然如丧考妣。

战争和革命加重了哥萨克人的彪悍、冷酷和残忍，人性也异化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家书》中，由于巴甫利钦柯的红色骑兵旅向罗斯托夫市发起进攻时，部队叛变了，在邓尼金的部队当连长的爹捉住了自己当红军的大儿子并动手宰割他，一边割，一边骂：浑球，红色狗腿子，狗娘养的，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脏话。他一刀刀地割，直割到天黑大儿子断气。已经是布琼尼骑兵军团长的儿子谢苗最终抓到了他爹，于是有了下面的一番对话:

“爹，你落到我手里了，好受吗？”“不好受，我要遭罪了。”“那么费奥多尔呢，他落到了您的手里，被您一刀刀宰割，他好受吗?” “他也不好受，费奥多尔遭殃了。”“您想过没有，您也会遭殃的?”“没有，我还没想到我会遭殃。”

在《家书》的叙写里，谢苗团长转过身子，当着大家说：“可我想到了，爹！我要是落到爹的手里，您绝不会饶我。现在，爹，就让我们来结果您的性命……” 

读这样的小说，道德的惯性，思想的惯性，还能起作用吗？这样的叙写超出了惯常的想象，却是那样真实。

五.巴别尔的小说形态

从风格上，业内有人将短篇小说叙写大体分作两类模式或谱系。

一是莫泊桑、欧·亨利所代表的以情节见长的故事形态，故事形态的写法在较为封闭的文化环境中依然是主流，而在国际领域已经弱化；二是契诃夫、巴别尔所代表的社会关注形态的小说。

业内人士指出，某种意义上说，契诃夫和巴别尔早在近一个世纪前预示和奠定了当今短篇小说的可能性，同时蕴含着未来小说的格局、走向，此说确有道理。就关注形态的小说叙写而论，至今犹存，方兴未艾。

前已谈到，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作家高度评价伊萨克.巴别尔的小说艺术。早在1926年，苏联文学之父高尔基，就对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称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同为犹太裔苏联作家的伊利亚.爱伦堡评价巴别尔：“他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

1936年，美国小说家欧·米·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1961）在信中谈到：“自从巴别尔的第一篇小说译成法语起，我便知道巴别尔，读过他的《红色骑兵军》，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与巴别尔同时期的作家康.格.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在其所撰的长文中称其为“作家中的峰巅”。美国犹太裔小说家辛西娅·奥捷克称巴别尔是与卡夫卡并列的优秀作家。她在为《巴别尔全集》所写的《导言》中说：“人们现在应该将巴别尔和卡夫卡这两位思想敏锐的犹太作家放在一起考察……两人可被视为20世纪欧洲具有同等地位的作家。”

中国作家王蒙认为，巴别尔在短篇小说上的造诣和成就甚至超过了契诃夫、莫泊桑，堪称西方短篇小说第一人。而1986年在意大利，由于意大利人小说家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等人的高度赞许，巴别尔被《欧洲人》杂志评为世界最佳小说家，在百位中名列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