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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镇崛起”战略的实施，响水县城“东进南扩”的目标已成现实。县委、县政府实施的老街拆迁工作正强势推进，旧城改造日新月异，灌河风光初展英姿，发展面貌令人欣喜。让人“留恋”的是：响水老街上的传奇故事和德路桥、砚台井、三步两桥等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老地方，可能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记忆。连日来，本报记者先后采访朱宝翠（91岁，晚清大家闺秀）、韩菊生（79岁，韩培信侄女）、邱贵芬（84岁，退休工人）、张二书（74岁，地税局退休干部）等30余位老街居民，重新拾起与响水老街相关的点点滴滴……

打开尘封的记忆——响水老街

记者  汪正清  文图

  炎炎盛夏，酷热难挡。古老而神秘的灌河奔腾不息，波浪翻滚，犹如一根巨大的玉带，随风飘向茫茫黄海。在让人产生无尽遐想的同时，也给两岸人民带来夏日的清凉。每当雄鸡报晓、晨曦微露，每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在灌河南堤上就会看到在此一批批在此晨练和纳凉的老街居民。

提起响水老街（有人称为老街心），大多数人认为是东方红大街（灌河路老车站门前到裕廊大桥这一段），其实不然，真正意义上的老街是现在的灌河南堤上德路闸到通榆大运河这一段。清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切断了清廷运河漕运，上海到山东、京都货物，不得不走外海经响水口中转，使响水口更加繁荣，便形成响水老街。因为此街距今有167年的历史，又有人称呼为响水古街。因为灌河涛水的侵蚀，老街上老房子都已坍塌在滚滚的灌河潮水中，老街也由当时的东西街向南发展，也就是今天裕廊大桥下老百货向北到灌河这一段。后来因为通榆大运河（1959年2月初开始施工。1991年10月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按三级航道标准，进行整治，2001年全线建成通航）的开挖，沿街居民纷纷搬迁，老街继而又从老百货沿灌河路向东发展，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东方影剧院门前的老街心。7月中旬，记者在灌河南畔寻找与响水口老街相关传奇故事，打开了当地老人珍藏多年的记忆。

烽火硝烟德路桥 

      近年来，不少海归人士和外地旅客来响，都想一睹具有响水历史标志的德路桥的芳容。但因不知其具体位置，往返多次都不见桥影。德路桥位于响水县城西北角，北依灌河，南枕县城，西接通榆大运河，是响水口历史上排洪挡潮的节制闸。该桥东西长10余米，南北宽5米。桥面由大青石板铺成，八棱台柱上雕龙刻珠。桥面、桥孔、桥墩均用整块石料制成，之间用圆孔或方孔对接，并无一丝粘合材料。据说，她已有200多年的历史。那时的响水口，一片荒滩。大潮汛时，河水四处奔流，于是形成了很多支流通向灌河，其中有一条较大的河阻隔了响水口的东西街，有位张姓的绅士，举财借债，招能工巧匠建造了这座青石板桥（也可以说是一座“闸”）。从此，小桥挡潮排涝，畅通两岸往来。后人为歌颂他的功德，将此桥取名为“德路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位居住在此桥下面姓侍的大爷发起邻居捐款，请来石匠，在桥的两头石墩上分别刻上“德路桥”三字，流传至今。

      关于德路桥的传说有很多，也有人说她是德国人造的。抗战之前，响水口商贾云集、集市繁荣，灌河上德、意、葡、荷、英、美、日等外商巨轮，如“春江”“姆佑”“亨泰”“万民”“申太”“远顺”“华生”“瑞祥”等号经常来响停泊，最大吨位为姆佑号7000吨级。响水口的小火轮码头每日吞吐量达1800多吨。街道上商号密集，有20多个国家商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当时的响水口有30多家海货行，7家洋行，32家代理行，100多家大小商号。整条街上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洋人”随处可见。因为当时老街是泥泞土路，不便行走，就有一位德国商人发起铺筑了一条青板石头路，路上的这座桥也被后人称作为“德路桥”。

     1939年农历正月11日凌晨，日军在德路桥登陆后，便在桥两侧挂起了太阳旗。当时的一些抗日民众和民主进步人士经常将其折断，扔进德路桥下的水塘里，惹得日本人非常恼怒，便安排两名鬼子和几名伪军经常在此巡逻。1943年初夏的一天，有一名穿长袍的中年男子路过这里，突然掏出一把盒子枪，啪啪两响，把两名鬼子撂倒。“赶快转过身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听到喝斥，四名伪军赶忙转过身子，举起双手。该男子随手扯下身旁的太阳旗，扔下德路桥，转身卸下伪军枪支上的“拐球”（枪的重要零件），又从鬼子尸体旁捡起“三八大盖”，飞也似地钻进砚台巷，坐上在此接应他的同伴的自行车，朝三口方向奔去。待伪军头脑反应过来，跟着撵去，二人早已不见踪影。

      后来人们猜测这是八路所为，也有人说是徐绥泰手下人干的。当时两淮地区税警司令官叫陈泰运，其第一团团长是响水口当地人徐继泰，其弟弟徐绥泰是灌云县响水第五区区长，也是响水口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他手下有60多人的地方武装，驻扎在德路桥西首的三间红瓦房一带。当时的三口、响水口、海州圩里是他的势力范围。日军登陆后，他便退缩到三口一带，但经常派出小股力量骚扰日本人。

 成家大楼成史话

响水老街向阳路6号是一幢四上四下、外砖内木的徽式楼房。墙体是“三八墙”（即38厘米厚度，现在我们正常居住的是“二五墙”，农村有的厨房是“十八墙”），青墙青瓦，屋脊正上方有一个水泥浇筑斗大的“福”字。房子女主人叫成东玉，男主人叫辛祥云，皆已年过七旬。这幢楼房至少130年的历史，可能是响水地区最古老的房子。该楼历经百年沧桑，这里的老人每每谈起，津津乐道，令人唏嘘。 清朝末年，响水口老街有个生意人叫成士余，家里有三间茅草房。那时候他与山东客商合伙经商，对方把洋布、洋油、洋火等物资用船沿灌河运输到此，把成家作为物资“中转站”，再由此批发运往南方销售。有一次，山东这位客商把一船的物资囤积在成士余家，空船返回，行至灌河中央被“暗漩”（河面下的水流漩窝）卷入河底，船上五、六个人无一生还。成士余便依靠这一船物资发家，建起了这幢大楼。成士余成了响水富豪，先后娶了三个老婆。解放后，他被作为资本家接受政府改造，所有家当都被充公，房子也被政府没收。成士余拖家带口10多人只好投奔青岛一亲戚家居住，在那经营一个杂货铺。最后他在新浦因车祸而亡，子女均在青岛落户安家。 成家大楼被政府充公后，成为灌南县陈家港渔业大队仓库，里面堆积渔网、帆船配件等物资。随着历史变迁，又被设为滨海县响水市管会办公室。文革结束后，被政府改造为国营长青旅舍、响水口旅舍，最后更改为响水旅舍。九十年代初，老街渐渐衰落，旅舍经营惨淡，最后关门停业。现在女主人成东玉的爷爷与成士余是同族兄弟，成家几代人都把大楼作为自己家族标志性建筑。1995年4月17日，成东玉夫妻俩花3.5万元从县房管所买回了这栋老宅，一直居住至今。 根据后来的国家相关政策，被政府没收的资产，其后人有权用特定的方式讨回或赎回。成士余的三儿子曾经来响为此事奔波，因为种种原因最后作罢。住在这里的、现在90岁的史洪友是老街的一本“活字典”，他说这幢楼房至少有一百三、四十年的历史，也有在此生活的老人说这大楼至少一百六十年以上历史，而成家大楼的真实年龄，目前己经无从考证。

响水首富张二迷

响水老街人对张家洋楼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起他家的发家史，传说中颇有些传奇色彩，小时候就听老人讲张家先人张二迷（外表看上去迷迷糊糊的样子，老街人给他起的绰号，其真实姓名现在已无人知晓）晚清时期闯荡十里洋场大上海，意外捡到一麻袋外国票子，有说是德国马克，有说是俄罗斯卢布，他换回银元在响水口兴建了一座具有典型海派风格的洋楼，该楼从落成之日起至80年代前的半个多世纪，一直是响水口最豪华的民居。

    张二迷到底如何发家，近百年来一直是谜。退休干部、响水县第一任信访局局长辛从礼和张二迷孙子张云龙是同学，他说，张二迷上辈肯定是个勤快之人，否则不可能建起老宅基上15间房屋。张二迷当时经营商铺，卖些五金杂货，生意清淡。他家后院还有一个磨坊，有一头毛驴用于拉磨，靠加工粮食对外出售，经营规模不大。按照他家那时候状况，没有外援不可能建成后来的大楼。为了探寻这一史实，我们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回国探亲的张二迷重孙张鸿飞先生。通过交流，结合对老街人的走访，才知张二迷发家和以前传说有所出入——民国初年，中国内忧外患，响水口有10多个国家商人在此经营，一度出现虚假的繁荣。在张家洋楼未盖之前，曾有一富商逃难至张家，不知何故又仓惶出走，留下两麻袋不知哪个国家的钞票。张二迷将钞票收在家中一年多后，那位富商却杳无音讯。张二迷认得此钞票在上海公共租界还在流通，便将两麻袋钞票运至上海购得大量货物，雇用商船运至响水销售。张二迷因此成为当地富豪，并花费巨资兴建了张家大楼。      

俗话说，树大招风。有着响水第一富豪称谓的张二迷成了灌河海匪觊觎的目标。1945年的一天，海匪经过精心策划，绑走了他先天残疾的哑巴儿子。张二迷心急如焚，花巨资将其赎回。哑巴儿子因惊悚过度，回家不久便患病去世，遗下一刚满8个月的男孩，名叫张云龙。张云龙母亲王桂华，响水镇上兴人，嫁入张家刚生一男孩，丈夫即横遭不测，她含辛茹苦与独子相依为命。文革开始后，张家被抄，家中珍稀古玩，名家字画悉数被毁。张鸿飞听奶奶讲述，家中藏在马桶中9把金锁和26枚银元都被抄走。文革时期，每家每户都要张贴毛主席像，因张云龙母亲将张二迷画像无意中挂得比毛主席像高一点，被当时上门检查的街道干部发现，随即将其打成反革命。在回南北街最北头渔业组门口前的香椿树下，可怜张母裹着小脚，站在大板凳上，挂上牌子，接受批斗。从北街斗到南街，西街斗到东街，受尽凌辱。张云龙于1998年3月20日患病去世，其女儿曾在滨江路开过“紫澜门女装”专卖店，后跟随其舅舅移居西班牙。

中将侍卫史洪友

民国五年，响水口一姓史的大户人家生下了第三个儿子，取名史洪友。这户人家家道殷实，主营大烟馆、饭店、客栈等生意，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在史洪友1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里只有母亲忙里忙外。史洪友的大姐嫁给响水口西边三口的“贼头”（相当于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徐三成，因生产做月子，他二姐前去服侍，被徐三成霸占成了二房。姐妹同侍一夫，史家人认为这是伤风败俗，史洪友母亲气愤至极，一病卧床，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父母双亡，史洪友只好跟大哥大嫂一起生活，因忍受不了嫂子白眼，她便到田中洋行做伙计。洋行其实是日本商人开设的一家汽车站（包括客栈），便于来往客车、货车和骡马商队在此停靠。那时的史洪友没有工钱，但是日本商人管饭。主要工作是给日本人打茶端水，做一些开门关门、打扫卫生的杂事。

民国期间，响水口一带的军政长官叫徐继泰，是今天的响水镇下兴庄人，他于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毕业后，又到第五期中央军校教育班集训，曾在黄埔军校深造。徐继泰曾任福建晋江警察大队大队长、国民党第89军117师349旅旅长和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21岁时便胜任涟水县县长。1930年中秋节前一天，徐继泰在街上看到一个皮肤白皙、浓眉大眼的少年，或许是这个孩子出奇的美貌，让人刮目相看，徐继泰便与其攀谈起来。这个小孩就是史洪友，因为他“没父母、无牵挂，人机灵、有文化”，后来就成为徐继泰身边的勤务兵。这对于史洪友来说，是一份美差，虽然当时没有军饷，但每个月可以领到90斤的杂粮。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史洪友老婆朱宝翠及大儿子被徐继泰安排从连云港坐船，连续航行12天到达上海。史洪友则被派往青岛执行任务，没有逃往上海，后来又返回响水，最终其家人也没有逃往台湾。建国以后，史洪友在街上拉板车，搞运输，挣点辛苦钱维持家用。1952年全国上下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有人向公安机关举报说，史洪友父辈是资本家，他曾经给徐继泰当过侍卫。史洪友因此被判刑三年，到江西芙蓉农场进行改造。因史洪友表现好、有文化、懂技术，刑满结束后，被农场留用，后又被调到江西钢铁厂做技术工。因为老婆朱宝翠不愿拖家带口到江西落户，史洪友最后只好调回响水，在县港务处做码头做搬运和运输等工作，直到60岁休至今年农历2月24过世，享年92岁。

“飞船”送来鬼子兵

  1939年农历正月11日凌晨，日本第五师团主力第一兵第21联队，在其海军第四舰队、空军第七飞行团的联合掩护下，分乘20多艘小汽艇，沿灌河而下，一路耀武扬威在蟒牛村境内登陆，相继侵占了陈家港和响水口。当时的响水居民正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与甜美的梦境之中，几声刺耳的枪响，划破夜空的宁谧。30多名日本兵从西边小火轮码头上岸，迅速占领德路桥和三间红瓦房等重要场所。据当地一位老渔民讲述，当天凌晨，海边开山岛北侧停有一艘日本军舰，上面飞机升空进行护航，有三艘快艇好像从军舰腹部钻出水面，如“飞船”一般从入海口驶入灌河，途经陈家港、海安集、双港等地进入响水口，未遇丝毫抵抗，便从响水口登陆。一开始，日军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极力与地方民众搞好关系。有一些鬼子还随身带有糖果，遇到儿童抛撒，与孩子逗玩嬉闹；有的日本婆娘也与响水富家妻女“打成一片”，经常赠予镜子、盒粉、头饰等小礼品，以加深感情；到了夏天，一些鬼子把“三八大盖”（当时的先进枪支）支在德路桥旁，钢盔罩在枪口上，也没人看管，径直到潮河里洗澡；日本人还在原人民桥南建起学堂，教学日语，免费为附近小孩就读…… 

这貌似平静的生活却遮掩不住日本鬼子丑恶的嘴脸和狰狞的面目。当时在响水口日本人开设了雪陵、三共、三井、小田等7个集团型洋行和70多家日商行，修建田中汽车站和虾民桥，对市场上的粮食、棉花、油料等进行垄断经营，以充作军需。他们通过扼杀当地民族工商业，实现了一时伪化的市场繁荣。特别是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需要更多的精力对付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一些地区已无暇顾及，侵华日军纪律涣散，响水口一带鬼子也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42年初冬的一天，周集区农民卞小五挑着担子来到德路桥上卖东西，一名鬼子路过这里，随手拿起一棵大菜，放进后背上的钢盔里，又拿起两个山芋放进口袋，嘴里说着“开路开路的……”示意其走开。这位农民刚要理论，便遭其枪托拍打。当地人都知道，鬼子军需补给不足，当时已没有吃的了。

   1949年9月19日，响水口解放，滨海县民主政府从黄圩双套迁到响水口。响水后又划为灌南县， 1966年4月建县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响水口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得以迅速发展。随着响水县委、县政府灌河开发战略的实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滚滚洪流，惊涛拍岸；灌河儿女扬帆远航，抛锚撒网，正在勾勒响水明天更加美好的宏伟蓝图。

    [后记]响水老街是响水老区人民永远珍藏的记忆，和她相关的故事，在坊间流传甚广，在文献史料中很少记载。本报记者历时一周，深入采访，掬起老街居民零散回忆，撰写此文，以飨读者。本文依据德路桥附近老人模糊的记忆整理，如有不妥，愿意商榷。衷心期盼了解内幕的读者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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