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金嗓子”周璇(1920[i]~1957[ii])逝世60周年。周璇是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一位空前的横跨“播音”“唱片”和“电影”领域的三栖明星。其在民国时期的上海、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香港掀起了一个令同时代其他歌星及后人不敢望其项背的“周璇时代”，对中国电影音乐史、中国流行音乐史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直至“后周璇时代”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关注流行音乐的人们仍能在不经意间寻觅到周璇的历史痕迹。

据笔者的考证，周璇共主演过如下的27部歌唱片：

从这27部由其主演和主唱的歌唱片，我们不难发现——周璇之所以能够成为民国时期[iv]名噪一时、首屈一指的歌、影双栖的明星，除了未名的父母赋予其天赋和其自身的努力外，与民国流行音乐和电影音乐这两条线在平行发展的同时却又总是时不时地发生交叉不无关系。此“交叉现象”使得是时的流行音乐和电影音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者乘着电影的翅膀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后者则又依仗着前者将更广泛的城市受众群体吸引入电影院中，最终促成了二者的双赢局面。周璇就是这双赢局面中最大的赢家、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在这27部歌唱片中，不论是其成名作《马路天使》（1937），还是“孤岛”时期的《西厢记》（1940），也不论是其鼎盛时期的《凤凰于飞》（1945），还是香港时期的《歌女之歌》（1948），都随处可见上述流行音乐和电影音乐的交叉而使得周璇的歌、影事业芝麻开花节节高，并最终成为民国流行音乐史和电影音乐史上一个不可绕行的坐标。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如果非要从民国流行音乐史的两个阶段——“黎锦晖时代”（1927~1936）、“后黎锦晖时代”（1937~1949）中各找出一个代言人的话，显然“短发赤脚，短衣短裙”[v]的“小妹妹形象”的黎明晖和“金嗓子”周璇无疑是不二人选。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的影响力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仍然难以散尽，足见周璇在民国流行音乐史和电影音乐史上之不可撼动的地位。

这27部歌唱片在将周璇推向电影表演艺术舞台中心之时，也因其在片中星罗棋布的113首插曲至今仍能令人如数家珍。《马路天使》（1937）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田汉词、 贺绿汀编曲）堪称周璇的成名曲，使得周璇在一夜之间蜚声大江南北，并自此占据了所属艺华公司招牌明星的位置。1940年的《三笑》和《西厢记》更是以12首插曲的总量将周璇推上了歌唱片的第一个高峰，不论是前者中的《点秋香》（范烟桥词、严华曲，周璇、白云、白虹唱）、《诉衷情》（范烟桥词、黎锦光曲，周璇、白云唱），还是后者中的《月圆花好》（范烟桥词、严华曲）、《拷红》（范烟桥词、金玉谷曲）。尤其是《月圆花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至今，不仅屡次在影视剧作品中被用以营造“靡靡之音”或“群魔乱舞”的效果，而且被历代歌星反复翻唱，足见该插曲的影响之大和深入人心。《渔家女》（1943）的插曲《疯狂世界》（李隽青词、李七牛曲）和《鸾凤和鸣》（1944）的插曲《讨厌的早晨》（李隽青词、李七牛曲），则一扫前述插曲的风花雪月，而是对沦陷区的真实世界作了婉转的控诉和诅咒，堪称这一时期优秀的“讽刺歌曲”。而1945年的《凤凰于飞》则以11首插曲的总数高居周璇歌唱片的榜首，掀起了民国流行音乐和电影音乐的第二个高峰。民国流行音乐和电影音乐的诸大家——陈蝶衣、陈歌辛、黎锦光、姚敏、李厚襄和梁乐音，悉数加盟该片的音乐创作。与前述歌唱片不同的是，该片中诸位大家创作的这11首插曲全部由周璇担任独唱，且每首插曲皆为精品，不论在当时还是今日均令人不敢望其项背。以至于多年后台湾作家白先勇[vi]仍念念不忘儿时的“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vii]的盛况。时至今日，其中的《凤凰于飞Ⅱ》（陈蝶衣词、陈昌寿曲）、《合家欢》（陈蝶衣词、姚敏曲）等依然是紫薇、费玉清、韩宝仪、张惠妹、卓依婷、张小英等海峡两岸及新加坡歌星们青睐的经典曲目。抗战胜利后，香港大中华公司拍摄的电影《长相思》（1947）的插曲《夜上海》和《花样的年华》（范烟桥词、林枚曲），更是因为各自的原因被反复提及。前者因反映了“华灯起 车声响 歌舞升平”的“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大都市的“夜生活”，而屡次被之后的影视剧和舞台剧[viii]作品频频引用；后者则由于2000年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的一部同名电影《花样年华》及该片中此同名歌曲的原声引用，再度引起受众对50多年前的这首电影插曲及其诠释者周璇的关注，在不经意间对民国电影音乐又作了一次成功而积极的宣传和传播。

从1935年的第一部电影——《风云儿女》[ix]起，至1950年的最后一部电影——《和平鸽》，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周璇共拍摄了41部电影。换言之，除去14部无插曲的电影，周璇一共拍摄了27部含插曲的电影（歌唱片），并在其中演唱了113首电影插曲。也就是说，在这27部歌唱片中，周璇平均在每部影片中演唱4.1首插曲。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也是一个破天荒的数字。周璇在民国电影音乐史上创下的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打破。笔者有理由相信：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此纪录将被保持。该纪录的创造，不仅是“金嗓子”周璇的个人魅力使然，亦是“后黎锦晖时代”（1937~1949）的时代使然。在文化消费、大众审美多元化的今天，重新复制此纪录、再造周璇电影的辉煌，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论是悠悠民国，还是沸沸当今，周璇都是独树一帜的。民国时期，周璇除了不在舞厅献唱外，其“金嗓子”的嗓音纵横于银幕、唱片和电台，而同时代的其他女明星们多主要活跃于其中某一个领域，偶有人亦同样活跃于多个领域，艺术生命却又何其短暂，难以与周璇相媲美。时至今日，不论是一线“大腕”，还是小荷尖尖的“新秀”，别说独领风骚三五年了，能够独领风骚三五“天”就能令人驻足关注。像周璇那样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雄踞民国女明星的“首席”，实在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如果说民国时期是时代造就了周璇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在望眼欲穿地呼唤“巨星”，虽然明知这是一种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国电影音乐而言，《马路天使》再度将电影插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得歌曲成为镶嵌在电影这门综合艺术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处于附属地位的“插”曲。两首插曲和配乐创作的成功，不仅奠定了年轻的作曲家贺绿汀在电影界和音乐界的专业地位，更推出了开风气之先的影星、歌星——周璇。

此外，不论是影片《西厢记》的插曲《月圆花好》（范烟桥词、严华曲）、《拷红》（范烟桥词、金玉谷曲），还是影片《鸾凤和鸣》的插曲《真善美》（李隽青词、侯湘曲）、《红歌女》（李隽青词、梁乐音曲）等，都早已乘着电影的翅膀飞入寻常百姓家，并能够脱离其电影母体而以“纯流行歌曲”形式独立存在。电影《鸾凤和鸣》的插曲《红歌女》与该片的另一首插曲《歌女忙》（李隽青词、严工上曲，周璇唱）被重新合并为一首新的流行歌曲《红歌女忙》——足以“堪称民国‘情歌’的集大成者”[x]。从某种程度上说，民国流行音乐和电影音乐的交叉现象，在周璇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验证。

注释：

[i] 另一版为1921年：1948年周璇的“上海国民身份证”显示其出生于“民国拾年捌月壹日”，即1921年

 8月1日（详见周民、张宝发、赵国庆编著：《周璇日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第17页）。然学术

界持周璇生于1920年的意见者占多数。

[ii] 周璇卒于1957年9月22日。

[iii] 因学术视野所限，周璇对中国电影的贡献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另有关周璇的历史轨迹，笔者会在

其它文章（详见拙文《周璇的历史崛起——为周璇逝世六十周年而写》，载《歌唱艺术》，2017年第10期，第14~17页）中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iv] 1949年10月后完成的作品仅占极少的一部分。

[v] 王人美口述：《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45页。

[vi] 白先勇（1937~ ），回族，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生于广西桂林，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

[vii] 白先勇：《上海童年》，载白先勇著《姹紫嫣红开遍》，作家出版社，2011，第2页。

[viii] 歌剧《号角》（中国歌剧舞剧院，2015）便引用了此曲用以反映灯红酒绿的上海夜生活，虽然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ix] 周璇在该片中扮演跑龙套的“舞女甲”，贺绿汀为该片谱写配乐，故得以相识。然是时周璇并没有给贺绿汀“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仅仅是相识而已”（详见贺绿汀：《<我的妈妈周璇>代序》，载贺绿汀《贺绿汀全集》第六卷文论三，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第33页）。周璇的“音乐天赋和使人惊异的艺术才能”（同上）被贺绿汀发现，是从二人在影片《马路天使》的合作中开始的。

[x] 详见拙文《民国时期流行音乐对1949年后香港、台湾流行音乐的影响》，载《音乐研究》，2013年第1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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