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粒蓝色小药丸横空出世，为世界带来一场文化激荡。

　　当它来到中国，正在从“富起来”迈入“健康起来”时代的中国人，与之共鸣，让“性福”成为“幸福”的应有之义。

　　20年间，中国人的“身体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身未动，心已远”是一种精神追求，那么，“心已远，身亦动”则是一种身心协调的切实幸福。

　　世界如此精彩，让灵魂追上脚步，让身躯追随心灵。

记者｜应  琛

　　刚刚跨进2018年的门槛，中国的互联网社交世界中，猛然掀起了一场集体的怀旧热潮。数以亿计的网民感慨着：原来1998年已经是20年前……

　　几天后，新的话题再次铺天盖地而来：进入2018年，意味着最小的90后也已经18岁，于是，大家掏出压箱底的18岁旧照，缅怀自己的青春芳华……

　　任何网络事件，一定有着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文化背景，这个背景很深、很大，与一个时代、与整个世界都有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40个年头。20年前，经过第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人已经积累下一定的个人财富，大多数人走出了温饱焦虑，有了更多的精神需求。

　　2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物质上的，更是文化和精神层面的。

　　20年前的1998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大事，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

　　4月，《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这部前一年获得奥斯卡奖的大片，到了遥远中国的土地上却毫无违和感。无论是初恋的少年还是中年的夫妻，都深深感动于这部爱情灾难片中荡气回肠的故事，东西方文化的鸿沟，似乎完全消失了。

　　7月至9月，中国长江及淮河发生大洪水，造成4150人死亡，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当时，解放军不畏艰险驻守堤坝、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受困百姓的画面，让全国观众震撼。所有的新闻传递着一个信息：在这个时代，生命是最可贵的。

　　10月28日，《还珠格格》在中国大陆播映，打破中国电视剧收视纪录。一时间，扮演小燕子的赵薇成为全民偶像，开创中国大陆流行文化偶像巨星时代。人们用自己的闲暇时光看电视剧、唱卡拉OK、买明星CD、看演出……可以说是从这一年开始，娱乐消费变成中国人熟悉的生活方式。

　　11月12日，马化腾和他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张志东正式注册成立“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也就是后来的腾讯公司。从这年开始，闪动的QQ小企鹅带领中国网民进入社交媒体新时代，因为社交媒体，每个个体都可以变成“主角”。

　　1998年前后，还发生了一些事——

　　1999年开始，中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人们希望自己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1998年，因为前一年开放个人自费境外旅游的政策出台，中国人出境旅游人数大大增加，香港、澳门和新马泰，是当时最热的目的地，人们希望开阔视野，完善自己的人生阅历；

　　1999年，北京第十九届马拉松赛鸣枪，时值建国50周年，有包括中国在内的34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0名选手报名参赛，参赛人数创历史之最。从此以后，马拉松从单纯的体育项目逐渐演变成中国中产阶级热衷的休闲活动，马拉松热，也是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机能、健康提出更高要求的生动例子。

　　这些大事件的背后有什么相似之处？也许，可以简单地总结成一句话：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开始更多地关注生命、关注个体、关注人自身的成长。

　　所有的动物，都有精神与身体的需求——成千上万只企鹅在冰原寒风中相互依偎，抵御寒冷的同时一定也感受到了集体生活带来的安全感；猕猴宝宝紧抱着母亲时，猕猴母亲和孩子之间，一定也有爱意的交流。但只有人类，对精神愉悦的追求，远远多于其他动物，因此才有了艺术、文化、梳理历史、自我反省等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活动。

　　简单地说，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识了自己既有精神需求又有身体需求的复杂性，人会思考人自己，而不仅仅是奔忙于生存。

　　当然，这种关注自身的想法，也不是自古就有。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用“人文主义”崇拜来解释现代社会的特点。“人文主义”兴起之前，世界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国王、主教等等权威，不过是神手中的一支笔，神才是判断对错、善恶的最终裁判。但“人文主义”推翻了这个信念，教人们关注自身的感受，人的感受，才是评判的标准。

　　中国社会，也受到了“人文主义”的深远影响，“身体观”的变化，就是其中之一。

　　从追求物质的满足到注重身体和精神的健康，从被动地学习到主动完善自我，从陶醉于贫乏物质条件下的精神乌托邦到追求身心协调之美——中国人在过去的20年里，不断适应着社会的变革，也在变革中塑造了自己的身体观。

　　“身体观”，是一扇小小的窗户，我们从此，看到了2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

2017年5月20日，一场“绿色上海、与你一起爱”公益健康跑在上海辰山植物园举行，跑步结束后有的情侣在现场求婚示爱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2000多年前孟子的这句话，是古代中国社会等级和人文伦理的高度总结，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在过往的漫长历史上，中国人对精神活动推崇至极，对身体表现出故意的忽视甚至鄙视。

　　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向来都是一个严肃的命题。

　　老子说“养性”。“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真正符合他所说的“道”的人，是不为外物所役的赤裸之人，所以他主张无为以迎合人本性，即人的内心可以自足。而孔子曰“修身”，认为人先天是有缺陷的，需要进行后天的修炼才能到达理想境界。

　　最终，儒家成为正统。20世纪的好几位儒学研究者，如牟宗三、狄白瑞等人均指出，儒学是“心性之学”，身是承载心的场所，修身便是修心。但是，圣人的境界岂是普通人所能到达的，肉身因此变成了累赘和负担，我们的肉身变得沉重。

　　现代西方思想携坚船利炮汹涌而来。台湾学者黄克武接受媒体专访时曾说，在古代，理想男性几乎都是文弱书生，表现出阴柔之美。而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观念传入中国，比如大力士形象的出现，人们开始展开对肌肉的想象，再加上军人文化的兴起，新的身体观逐步形成。

　　翻开1915年6月27日《申报》第8版，刊登了威廉士大药房红色大补丸广告，意思是，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吃药。而那一天的《申报》头版，也是整版的医药保健品广告。

　　一则画着手持长枪奋勇杀敌的士兵的广告，郑重地告白：“中国欲求强，必先求人民强壮为急务，非彬彬雅士、瘦怯书生可能立国于列强之前也”，只有那些“血气强盛”、“精壮有力”的“赳赳武夫”，才能够“取胜于疆场”，也只有这些“精壮有力”之人生下的子女，才能更为精壮，如此代代相传，“自此以往，国未有不强也”。

　　当时，“东亚病夫”的耻辱大大地激怒了中国人，爱国者都希望一洗耻辱，改变这种矮小柔弱的形象。

　　但要达成如此宏图伟愿，殊非易事。比起饮食和药品保健这些商业气息过重且花费不小的强身舶来品，另一样从西方引进中国的事物则更具有大众性，这个舶来品的名字叫“体操”。1902年，天津教育家严修东游日本，在体操学院看到日本学生演习西洋体操时，对其“穿插进退，极有态度”大感赞叹，在其后来创办的南开学校中，体操是最重要的课程之一。

　　体操不仅仅是大众教育的课程，更被上升为国家事务，被用来集体改造中国人的身体，使之符合一个强国的需要。1919年，孙中山在精武体育会十周年的庆典上，亲笔写下的“尚武精神”的题词，体操正是一种“武”的表现。学校中亦有所谓的“兵式体操”，以军事化的操练强调锻炼强健的身体以挽救中国。1920年代以后，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内容更为多元化，目标是培育具有“健康美”的现代国民。

冰天雪地中的体操表演

　　新的身体观就此逐步形成。但黄克武强调，通过20世纪上半叶印刷媒体的大量传播，优生学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由此体现出国家对身体的规训与管制，“如果国家要遂行统治，身体是最基本的单位，情欲理所当然也要被管制起来。所以，在身体观的近代转型中，国家与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张力。”

　　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人第一次开始正式“公开”自己的身体。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三大文妖”，分别是：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

　　张竞生，是中国第一个公开谈论性学的大学教授。张竞生其实是一位革命者，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南北和议时，他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他一生充满传奇，其贡献不仅仅是开启中国现代性学之门，更是以此启发国民心智，以脱掉肉身上的沉重负担的思想。在他的世纪，他所提出的观点，如“节制生育”“爱情四定则”“女子也应该享受性爱快乐”等，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

　　他到上海后，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一书。为此，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怒斥该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此书遂被禁。

　　其时，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1920年起，陆续为人体写生课聘请女模特。这件事在上海不仅引起轩然大波，还被军阀孙传芳下了通缉令。幸好当时在五四运动期间，刘海粟这一企图与西方教育接轨的行为被看作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他的课室在被砸过几次后，又重新开张了。

　　至于黎锦晖，在今天看来，相当于罗大佑之类的著名音乐人。彼时上海像样的唱片公司都以在入口放他的大幅照片为荣，这位音乐人是“金嗓子”周璇的领路师傅，大上海许多“靡靡之音”均出自他手。黎锦晖1921年来到上海的时候，满腹都是革命理想，所想的是推广白话文与平民音乐，不想却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先驱，今天我们听《毛毛雨》，大概想不到这首曲子是当时批评的“黄色歌曲”之首。

　　“文妖”的时代已经过去，前人的深意早已被历史摧变成灰，但正是有他们的革命性行动，让中国人发现了“身体”。

　　“人们夺回了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力。”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江晓原这样评价发生在90年前的文化事件。

　　曾经，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私下，人的身体，也是集体的一部分，是集体活动中的一个环节。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足球比赛的赛场曾经冷静得像古典音乐会，组织者总是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观众对双方进球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来，去不去看球由自己决定了，球赛门票也要自己买了，观众掌控了肢体的“摇摆权”。

　　霹雳舞、摇滚乐、健身操迅速火起来，选美活动比今天的综艺节目更红火，模特很快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我的身体我做主”，对身体的个性装饰和个性表达，令这个时代喧哗不已。

　　2000年前后，70后女作家卫慧、棉棉分别推出了《上海宝贝》和《糖》，发出了21世纪的身体尖叫。评论家们把“身体写作”这个直白的标签贴在了这两位“美女作家”身上。

　　实际上，新世纪以来，身体在文学中出现了灵与肉的分离，身体更像是摆脱了灵魂的躯体，在城市中寻求感官的刺激。

　　“身体写作”比任何以往的叙事文本更加凸显身体的重要性。而正是这种“过于”强调身体的做法导致了争议。

　　无论是褒是贬，身体在21世纪已经不被遮遮掩掩。

　　一年之后，一个名叫汤加丽的女子又用她的身体向人群投出一枚“炸弹”，引发了一场“骚乱”。那一年，刚刚二十出头的汤加丽推出了第一本人体写真集《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汤加丽的名字出现在了各种各样的报纸、网站、电视上，她被冠予了“中国人体写真第一人”称号。批评和谩骂之声充斥在周围，她的生活从此变得热闹、痛苦、不可控制。

　　“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在中国，每个人的身体并不完全是属于自己的，还属于家庭，甚至还属于社会。”《汤加丽人体写真集》也因巨大争论而大卖，首印5000本，后来又加印了5万多本。

　　两年后，汤加丽又投掷了一颗炸弹，她的第二本写真集出版了。这次是汤加丽有意为之，是处在低谷状态的一种反抗。“我始终觉得我没有错，所以我出了第二本。我就是想告诉别人，我没有做错。这也是对社会舆论的一种抗议。”

　　 “每个人的身体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的身体是我的，要享受身体变化的每一个阶段。”在出版过两本人体写真集后，汤加丽对“身体”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身体，在中国社会中被重新认识。

　　“当然，人们对身体的处置权也包括了‘性’。”江晓原说。

　　中国人公开谈论性，还要等到20世纪后半期。1979年，《大众电影》杂志在封底上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的接吻剧照，这是国内媒体首次公开发表接吻照片。照片刊登后，引发了全国性的争论。1988年，中央美院一位老师组织了中国首次裸体油画展，当年，一本叫做《裸体艺术论》的书成为畅销书。1990年，《青春期》教材出台，中学开始开展性健康教育。第二年，官方首次对同性恋进行司法解释，认为对同性恋同居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差不多时间，作为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副会长的江晓原也在为性观念的开放做着努力：“那时大学里开始放置售卖避孕套的机器，在中学生阶段开设性教育课程，这些行为在当时尽管引起过不小争议，但总体上说明我们的性观念在改革开放后明显比过去开放了许多。”

　　2000年，可以被看做新的转折点。这一年，万艾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最初，台湾的医师译成“威而刚”，大陆的医师译成“威而坚”，译得太硬，缺少含蓄，还是香港医师译为“伟哥”，既生动又有余味，堪称神译。但其实它的英文名Viagra更有想象力，这是一个人造合成词，由Vigor与Niagara两个词合拼而成，前者的本意是精力，后者则是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组合的意思是“男人的精力超拔如同奔泻的瀑布”。

　　江晓原说，服其药，思其名，不仅有躯体调动作用，还有心理暗示作用。

　　这种处方药带来的不仅是治疗方式的改变，更携带着新的文化和观念，影响着大众。台湾创作人李宗盛把蓝色小药丸写进流行歌曲，也把“性”福和幸福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上，万艾可1998年在西方上市时，同样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时很多人期许伟哥将是“20世纪留给21世纪最有价值、最激动人心的遗产”，说伟哥“是一份礼物，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全人类都将受惠于它”，美国《时代周刊》则说：“世界等待此药已经4000年！”

　　在美国，1998年3月27日，伟哥通过联邦药品及食品管理局的批准，第一周每天即开出1.5万张处方，第二周上升到每天2.5万张，第三周每天3.5万张，至第七周，达到每天27万张，创下了全球药物史上的最新纪录。辉瑞制药公司的股票随之暴涨。

　　遥想当年，伟哥初问世，关于伟哥诞生的“种瓜得豆”的故事广泛流传。科学家本来希望它能起舒张心血管平滑肌的作用，用于治疗心脏病，没想到实验证明它在这方面的功效很弱，但却能帮助阴茎勃起，并增加勃起的硬度和时间。

　　歪打正着的万艾可第一次让ED成为一种可以通过服药来治愈的生理性疾病。从万艾可研发的背景就可以看到，万艾可不是春药，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助人一臂之力。

　　万艾可和之后同类药物进入中国，结束了男科疾病在治疗上的“蛮荒时代”，也启动了中国内地性健康教育事业。在中国性健康教育的队伍中，制药企业也是重要的角色，这样的现象并不奇怪。今天，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相关知识已经非常普及，控制血糖、胰岛素、血压自测等往日的医学专业词汇，已经变成大众熟知的知识，疾病常识的普及为慢性病防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慢性病知识的普及中，制药企业同样是重要的角色之一。

　　2013年开始，万艾可团队加大了在性健康公众教育上的投入，参与了一系列科普活动。光是2014年，大众教育借助各种媒体覆盖了约90亿人次。经过2年的努力，国内ED患者就诊率从5%提高到6%。从ED治疗药物的销售情况，也可以看到公众观念的改变。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中心主任姜辉教授认为，中国的性健康知识普及还远远不够。其中教育渠道，一直是性健康公众教育面对的一个难题。

　　性健康话题私密，应该适合网络传播，但当性健康遭遇互联网，问题却变得更加复杂。早年，如果把“ED”作为关键词在国内最大的搜索网站上搜索，前20页的内容几乎都是各种广告和不专业的信息，网络的便捷也给错误信息的流传提供了方便。

　　2013年后，中国新媒体崛起，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性健康教育也开始寻求在新媒体上的体现。中国性学会开设了官方微博“中国性学会”“性福那些事” ，微信公众号“幸福专家团”，后者有不定期的专家答疑互动，给粉丝提供切实的服务。 

　　现在，性知识得以通过新媒体传播，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动画片等形式展现，轻松诙谐的风格一扫过去的尴尬。

　　胖，在中国古代被视为美。翻开任何一本绣像小说，几乎所有武将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拥有一张圆胖的脸和同样肥硕的身材。一些朝廷大员和富贵人士的样貌也大致如此，传统中国有一个特别的词语用来恭维这些人能拥有这般好身材：“富态”。

　　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只有达官贵人或者富庶之家，才能产生胖子，因此，“胖”与“美好生活”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但等我们都胖起来时，中国人发现，“胖”却与“健康”渐行渐远。

　　有统计显示，从1985年到2013年，中国城市男性的平均腰围已经从63.5厘米增长到76.2厘米，短短的27年间，中国男人的腰粗了20%。一本名为《并不幸福的“富态”》的书中这样写道：“富态”已经等同于“病态”。

　　新时代的中国人渴望的是健康的身体。上世纪80年代，与模特、选美一起在中国社会兴起的，还有“健身热”。

　　1983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名为《为了健美》的纪录片，讲述的是上海体育馆内一个健美训练班的故事。虽然当时训练条件朴素，但锻炼的气氛，那叫一个热火朝天。片中，教练说，在我们国家里，男女青年都希望把自己的体形练得更健美。当时青年男女的健美体形，让今天的上班族们啧啧赞叹。

　　同样，今天白领中间流行的瑜伽，30年前进入中国。1985年，中央电视一台和二台几乎每天早晨和晚上播放一档瑜伽教学节目，香港女孩一身夏威夷装扮，将瑜伽送到了中国观众面前。这个节目当时收视率极高，从1985年到2000年播放未曾间断。

　　如今，中国人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持续升温，体育人口不断扩张。2014 年，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约为 4 亿，体育产业规模为 1.35 万亿元，到 2020 年上述两个指标有望达 4.35 亿元和 3 万亿元。

练出完美体形，如今是中国大城市里很多年轻人的理想目标

　　体育人口扩张带来了更多的健身用户，对健身房需求持续释放。据统计，2015年4月到2016年3月，中国健身房最多的前十大城市中，有 8 个城市的健身房数量增长超过 50%。

　　据经济学人统计，2015 年，北京、重庆、辽宁、上海、天津等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占比均超过 40%，接近欧洲、日本、韩国等发达地区的水平，其他省市的体育人口占比相对较低，尚有较大成长空间。

　　到了今天，个体对身体的要求，也与国家战略相呼应。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由此，“健康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动员令，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成为百姓关心的焦点话题。

　　无论是胖是瘦，是壮是弱，可以确定的是，2018年的中国和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已经不是同一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