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野的名字其实在地下音乐圈里榜妹早就有所耳闻，几年前林林总总的也听了他几首那个时候还不怎么热的歌，比如《斑马，斑马》什么的。那个时候去livehouse，这个抱着吉他在台上哼唱的胖子是热忱的，相隔数米就能感受到那种深情款款。但是那个时候，民谣圈子很小，那时这个不出名的胖子最出名的不是歌，而是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姑娘。那个时候，这个胖子的票价是50元，但仅仅几个月后，《中国好声音》的一个叫左立的人唱了《董小姐》，除满大街的“野马”和“草原”外，宋胖子的出场费竟然飙到了150元。可是最初的那种真诚，似乎再也看不到了。

榜妹还认识一位音乐人朋友，一开始，在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半独立歌手乐队四处演出。辛苦尽管辛苦着，落魄也着实落魄，但是兄弟在一起的那种肝胆相照让他觉得无怨无悔。但突然之间，这歌手就火了，火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从那天开始，乐队的兄弟们都渐渐有了微词，这位歌手不但对着大家颐指气使，连吃喝也不跟大家在一起了，装得着实是一位“大牌”，后来我的朋友和其他兄弟都选择了离开。如今电视选秀里也经常能看到这位歌手坐在评委席上，身边的乐队也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是再没见他出过以前那样才情并茂的歌曲。

小众一旦走向主流，会发生什么？当崔健出现在《中国之星》的综艺节目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第一次通过这么主流的平台看到这张脸；当郝云哼着《群发的我不回》出现在春晚上，喜欢独立音乐的人的心情像被迫把自己的玩具分享给别人的孩子，一边有着“这是我的”傲娇，一边又担心被别人玩坏；当《南山南》自《中国好声音》的平台上传遍大街上每一家小店，开始和网络口水歌们一较高下的时候，马頔这个有点冷僻的名字人尽皆知。

没错，当小众走向主流，首先收获的是名气，是更多的听众。但这只是表面的繁荣，如果你误以为这就预示着地下音乐大众化的时代终于到来，可就错了。这个道理，就好比所有人都知道崔健的名字，但崔健所代表的摇滚乐和独立音乐，却永远不可能成为和崔健这个名字一样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

崔健在80年代末以及90年代初的时候，是一个符号，那个时候的崔健自己也没想到，一句“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喊了出了一个时代的“摇滚音乐教父”。崔健、黑豹、唐朝一代摇滚人都是那个时代音乐文化的拓荒者。可现在，我们能在主流媒体看到的，也只有崔健一个人。并且崔健最耳熟能详的也只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苦行僧》、《花房姑娘》这样朗朗上口、积极有趣的歌。而其他真正带有摇滚精神的歌曲却少有人再提起，更很少有人回味，甚至 “教父”在前两年拍的摇滚电影《蓝色骨头》也依然没能让大众为他掏掏腰包。小众的永远都是小众。

听到这里，那些满怀激情打着“即将迎来我们的时代”的独立音乐的追随者，一定要喊 “我不服”，他们会问：你怎么解释越来越多的音乐节遍地开花；你怎么解释某些民谣歌手开了几万几万人的演唱会；你怎么解释痛仰（痛苦的信仰）、杭盖、二手（二手玫瑰）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人通过电视、影视等大众接受的方式获得了更大的知名度？

榜妹不用过多解释，只说三点：

榜妹认识一个酒吧老板，他多年前曾在游历西藏，因为喜欢，把酒吧和客栈开在了布达拉宫的对面。

那个时候，一个背着吉他的高高瘦瘦的青年人推门而入，开口就问：“我能在你这儿驻唱吗？”这个酒吧老板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著名的痛仰乐队的主唱高虎。

而今年，上了《中国之星》想走向大众的痛仰却被剪掉了真人秀部分的整个演出，尽管乐队微博里回应此事的态度是游戏规则和歌曲尺度的问题，但是现场极低的267分也说明了问题不仅仅出在制度上，现场的大众评委并没有很享受。

是痛仰乐队没有受众？开玩笑，文艺青年们都快把“一直往南方开”喊成梦话了，34万人关注的微博音乐人怎么可能没受众，可对痛仰来说，想被大众接受，就要改变演唱歌曲，唱那些大家都可以接受并且喜欢的歌就万事大吉了，可是那些被剪掉的歌才一定小众歌迷最爱的。

所以大众和小众审美差异这件事儿上，态度温和得多的民谣有可能成功，摇滚永远都不可能。

当然，汪峰谭维维的摇滚并不在此列，他们的风格一开始就是面向大众的、主流的，听这种所谓“摇滚”的歌迷，大概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活结、博多之子这样的声音吧，这种流行摇滚又何曾小众过？

（博多之子）

5年前，榜妹想看音乐节，也只能等到五一、十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地下音乐除了收入并不可观的livehouse演出，只有迷笛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两个大牌音乐节，演出的人专注，看演出的人享受，那种狂欢纯粹得像一场朝圣。

当近几年独立音乐人阴差阳错为大众扯开了冰山一角的时候，首先闻风而动的是商人。他们开始打音乐节的牌，如今你想在节假日看个音乐节，大概还真的要好好安排安排时间了，四五个音乐节都同时开唱，去哪个还真是个问题。

你一定会说，这不是好事儿吗？但是你看看阵容，只要有点姿态的歌手几乎都被拉来充当独立音乐人，而知名的有才华的独立人也许就因为某个楼盘开业给的出场费多而跑去助场，不管来的人是广场舞大妈还是只喜欢提笼架鸟的大爷。

（某商演音乐节）

一旦有商业因素介入，小众的定义也就不再那么纯粹了。

海明威曾说：“写作,是一种寂寞的生涯”，其实不光是写作，任何一种艺术的创作者在大多数时候过得并不好。我们不一一细数，这种例子举目皆是。

但恰恰是这种“疼痛”让他们保持清醒，让他们变得敏感，而这种敏感也是文化作品最需要的源泉。我们常说，“无福消受”这个词，苦惯了的小众文化创作者，一旦由“贫农”变成“地主”，就算依然拿着锄头种地也已经无关生死，产多少粮食对他自己来说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贫农”都这样，但是，“守财奴”型的地主并不多见。

这就是小众文化大众化后的宿命、魔咒，很少有人能够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