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历来为学界所公认。尤其自辛亥年后，他转治经史之学，以“二重证据”之法董理古代资料，被奉为“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的史学以考订见长，长期以来被视为新史家中的考证派巨子。众所周知，考证之学兴盛于清，就时间而言，以乾嘉时代为高峰期；从内容来说，以释经为主。所以，王国维的史学成就与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之间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他的很多成果正是在清代经学家的基础上推进产生的。为此，笔者不揣浅陋，以王氏的经学路向为切入点，观察在其新史学的构建中，这一传统学术因素占据何等地位，对于王氏的学术发展起到何等作用，以至于如何转化为新的学术资源。并希冀通过这一个案的探讨，更深切地观察和体会近代学术转型中的知识理路及学科范式的转换。

        在王国维的一生中，曾发生多次学术转向，王氏弟子徐中舒将他的“为学次第”分为四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次转向，此期进入了王氏的学术“自创时代”，“成从古未有之盛。”王国维为人所称道的史学成就，就完成于这一时段，并且伴随着王氏的经学大转型而来。 

       这一关键期起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随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开始致力于古史研究，此后日渐享誉学坛，直至1927年投湖殒命。在这一时期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日本的五年。在王国维1916年返国前的四五年间，他在此地一直沉潜于经史、小学之中，笔耕甚勤，为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国维曾追忆道：“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变化滋甚。”“变化滋甚”中最引人注目处，当数为了古史研究的深入，开始系统地研习经学和小学，尤其是认真研读《十三经注疏》。在1913年3月给缪荃孙的信中，王国维表示：“日读《注疏》一卷，拟自‘三礼’始，以及他经，期以不间断，不知能持久否？”11月，他再次提及此事，说道：“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

       辛亥前的王国维，学术兴趣主要在哲学和文学上，经学不是他的研习重点，三十岁时，他对自己早年的学习经历作过如下的回顾： 

       (小时)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时，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从“不喜《十三经注疏》”到“发温经之兴”，对于一代学术大师来说，绝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被“不喜《十三经注疏》”这样的自白所牵引，学界多忽略王氏辛亥前的经学或国学修养，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王氏到日本后才真正开始这一领域的学习。有学者这样评说道：“王国维治国学，时间很短(连学带干才十六年)，但成绩很大。”此处所论及的国学就是经史之学，“十六年”指的是辛亥后王国维三十六岁至五十一岁离世这一时段。王氏早已言明，少年时购“前四史”为“生平读书之始”，那么，这里所谓“连学带干”的国学应是刨除了史部之学的经学，及附之于经学之上的小学了。然而，如果三十六岁时才开始研习艰深晦涩的经学，无论怎么天才，也无论如何勤奋地“连学带干”，要取得如此震烁古今的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地理解研习经学与《十三经注疏》的关系。 

       《十三经注疏》无疑是经学研究的基本典籍。尤其是清代汉学，正是在注疏文本上得以发展建立，一系列师法、家法的知识基础肇基于此。然而，通往经学之路并非仅此一途，王国维少时治举业，对于经学的另一支——经宋学的“四书五经”系统当不陌生。在早年的哲学及文学研究中，他引经据典，经文文字信手拈来，在论述中国哲学问题时，如在《论性》、《释理》、《原命》等文章中，宋儒的经说也往往可见。“发温经之兴”，其实已经说明，这是一种“温故而知新”的研究，而不是从头开始的学习。换言之，王国维虽在少时“不喜《十三经注疏》”，但并非意味着他不熟悉经学，再说这套书他至少已翻阅一过，倘使束书不观，不喜之感何来呢？所以，对于这类典籍他从来不曾陌生，只是对于《注疏》尚未下力而已。他曾对人说：“维于经说、小学素乏根柢，赴东以后始致力于此。”此处需引起注意的是，王氏所言“素乏根柢”的不是经学，只是“经说”，主要是汉唐之后的经疏。在《周礼注疏》读毕后，他曾在《注疏》本上做一跋语：“此时注意于疏，而于经注反觉茫然。”换言之，以前的王国维曾注意于经文经注，而忽略了疏，由此可见，王国维读《十三经注疏》，是有选择性地“补课”，即在对经文了然于胸的前提下，关注于经说，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而非全体茫然，从头来过。由此完全可以说，辛亥前的王国维虽不侧重经学研究，不遵从清学传统路数，但对经学的了解是充分而足够的。转向后，王国维更加苦心研经，为此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于是，“温经”成为了学术新起点，“温经”后的王国维在学术上有了极其明显的变化。 

       就经学典籍的研读来说，转向前的王国维对于阐发义理的《周易》、《中庸》等颇为倾心，“温经”之后，最关注的典籍成了“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及《尚书》，“温经”即从“三礼”的研读开始。王氏希望借此以探明古代制度，为古史研究打下第一块基石。就经史的研读成绩来说，转向后的王国维最大的学术贡献当在古史新证，提出了为后世所称道的“二重证据法”，在这种地上、地下资料的交互论证中，甲骨、金文的释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王氏的古文字学成绩倍加推崇，许多人将其视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基点。如有学者曾这样评价道：“王国维的最大建树是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而古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古文字学，其立足点在小学。”

       众所周知，在传统学术中，小学是附于经学之下的一门学问，为治经的利器及途径。罗振玉、王国维则将小学推进为了古文字之学，二者实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故而，从传统学术的视角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将王氏的小学及古文字学的研究，看作其经学研究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无论是小学还是古文字学，都是治经史之学的工具。王国维非常明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在读“三礼”《注疏》的同时，开始研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加上不时向罗振玉请教古文字学，(11)此路一通，学术精进。但是王国维也很明白，文字学只是工具，是释经考史所必需，他曾说：“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因先治古文字学……(小学及古文字学)其有益于释经，固不下木简之有益于史也。”这句话清楚地点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先治古文字学”，是为经史之学的三代研究做准备；二是这种治学工具“有益于释经”。从一定程度上说，研习文字学，就是治经的需要，在一封给日本学者的信中，更清楚地点明了这一想法：“近年治礼，旁及古文字。”所谓“旁及”，正说明了这种研究是为了解决经学研读的需要，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字之学与王国维的经学研究都息息相关，它由经学研究引出，为经史考订服务。 

 在署名罗振玉，实则王国维自撰的《观堂集林》序中，曾这样总结王氏的研究目标：“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此段文字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考订古史中典章制度的创设及其原因，即所谓“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二、为达成这一目标，必须以“文字声韵”的小学功夫为基础。三、这种研究的成效当与西汉传经的伏胜、申培等同，即恢复经学典籍的真实面貌，而不是简单的注释阐发。毋庸置疑，以上三点都必须扎根于深厚的经学基础之上。所以，经史转向后的王国维特别看重经学(包括小学)水平的提升，在日本的“温经”及各种研习，皆为此而发。在他看来，经学是学术的根基所在，他必须尽力补上这一学术短板，否则将难有所成。总之，随着经学在王国维学术中基础性地位的确立，它逐渐由边缘转入了核心地带，成为了所谓的“根柢”之学。 

在学界，“罗、王之学”一直为人所称道，王国维的新史学即建基于此。它由罗振玉发之，王国维成之，王氏的成果最为代表。其最大特点，概言之，以古器物及出土文献，与典籍结合进行研究，将旧的金石之学拓展为了器物学，由传统小学发展出了古文字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甲骨学、金文学、简牍学等各种新兴学问，并最终形成了世所称道的“二重证据法”。陈梦家曾总结出“罗王之学”的六大特点，其中居前的两项为：“熟悉古代典籍”；“承受有清一代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由此可以看出，“罗王之学”虽然是新方法、新学问，然而，根子却扎在传统的经学、小学之上。 

      研究经学绕不过清代，经学是清代最盛的学问。梁启超说：“清学自以经学为中坚。”毫无疑问，王国维的经学研究自当立基于清。在清代，经学界分化为今文、古文两大阵营，到了王国维时代，这两派虽有融合之势，但总体上还是泾渭分明。其中古文经学自乾嘉学派以来，偏重于语言及事实的考订，以求是、求古为旨趣，巍然成为正统派。而今文学则接续常州学派余绪，以西学比附经义，偏好阐发微言大义，发扬经学致用一面，从魏源、龚自珍以来，到康有为集其成，对传统的古文派发起了猛烈的挑战，使得学风丕变，经学营垒一裂为二。王国维的经学研究偏向的是古文派，与乾嘉之间一脉相承而又有突破。王国维的弟弟王国华在总结其兄的学术成就时说：“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

       王国维为什么没有入今文学呢？他在青年时期对于西学涉入甚深，今文派的微言大义与其哲学追求也颇有相应处，而且他很早就接触了康梁之学。道咸以来的这种“新学”，对他不能产生学问上的吸引力，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今文派过于追求致用，对于为学问而学问的王国维来说，实在难于接纳。二是以学问为手段，与学术的求真性必然相距甚远。王国维曾批评魏源、龚自珍道：“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然而，王氏所追求的正是要“尽如古人之真”，要能够达成“以理究”的学问，毫无疑问，王国维的经学立场只可选定在古文学派，推崇以考订细密著称的乾嘉诸老，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从日本“温经”之始，王国维的这一学术方向就已大定。此后的日子，是他培实根基，继承和超越乾嘉诸老的阶段。王氏日后的许多成果，不仅带有深厚的乾嘉汉学痕迹，甚至就是在乾嘉的基础之上加以补订扩展而来，可以说，从辛亥之年学术转向以来，王国维一步步深入了乾嘉堂奥，将考订之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选择学术路径是一种知识立场的认同，其基础在于具备一定的了解，王国维进入乾嘉之学也是如此。但学界对此问题多有忽略，甚至有学者说：“王氏对于乾嘉朴学家作学问的方法与途径，原来是很隔阂的。”认为王国维经学基础薄弱，并将王氏对乾嘉朴学的了解归于辛亥之后罗振玉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转向后的王氏学术以考订、征实为特点，不是简单的放言大论，面对着艰涩的经学资料，如果在此方面没有相当的知识积累，想在短期内迅速后来居上，成为一代宗师，谈何容易？在“温经”过程中，王国维曾这样告诉缪荃孙：“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一参校者，臧、洪诸君非不通礼学，而疏漏如是。”对于董理《十三经注疏》的阮元、臧庸、洪震煊等人的学术状况如数家珍。不仅如此，在他沉溺于哲学、文学研究时，曾著有《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参考过戴震的《戴东原集》、《孟子字义疏证》；阮元的《揅经室集》；在《宋元戏曲考》中引焦循之言；从《曲录》自序中可知，王氏已翻阅了《焦氏丛书》；在讨论老子及屈原问题时，多引汪中之论，对于汪氏的《述学》颇为熟稔，等等。需要留意的是，在这些人中，戴震为皖派开山，其他诸人则大都为戴学门下。这就提示我们两点：一是王国维在经史转向前对于乾嘉之学是熟悉的，只不过不够系统深入，他的侧重面在哲学、文学等问题上。二是对于乾嘉诸老及其后学，他原就特别偏重戴震学派，这成为了他日后考订之学的学脉所在。 


       

总之，如果把辛亥年之后的学术转向作为王国维走向乾嘉的正式起点，此前早已是伏流暗涌，渊源有自。倘要历史地追溯这一进程，至少应从王国维年少之时“条驳”俞樾开始。因为王国维生平第一部学术著述就是经学方面的，是专为“条驳”古文经学大师俞樾的《群经平议》而作，时为1894年，当时年仅18岁。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当年轻气盛的王国维“条驳”俞樾之时，既展现了一代才俊的大胆和才学，另一方面，也在无意中开启了一条未来的经学之路。俞樾是走戴学路子的古文派大师，直接承接的是高邮二王之学，有学者指出：“俞氏为学，远绍休宁戴氏一脉，而近窥高邮王氏父子家法。”王国维在辛亥年之前就已经关注戴学，应非偶然。 

      对于俞樾的关注，王国维一直没有中断。虽在沉溺于哲学、文学的青年时期，对于俞樾或有忽视，但在学术转向后，此一脉路重被接续。在《观堂集林》第一篇《生霸死霸考》中，王氏评说道：“(过去的错误)相承二千年，未有觉其谬者，今德清俞氏(樾)，作《生霸死霸考》，援许、马诸儒之说，以正刘歆，其论笃矣。”在自己最重要的论集中，在首篇高度赞扬戴学后劲俞樾的开辟先导之功，承认自己在其基础上接续研究。然而，当王国维由此走向戴学的时候，选择的路径却不是俞樾深为致意的高邮二王之学，甚至也不是祖述戴震本人，而是程瑶田和段玉裁。1916年2月，罗振玉在给王国维的一封信中，以“戴段”来比拟、激励王国维。习学术史者皆知，“戴段”的提法为当时学界的惯称，亦可称之为“戴段二王”，是世所公认的戴门一派的学脉。王国维在回复的信中，先论及自己的小学及古文字研究，然后说道： 

       此事唯先生知我，亦唯我知先生。然使能起程段诸先生于九原，其所能知我二人，亦当如我二人之相知也。

       必须注意的是，王国维没有从众人之说，反将“戴段”改成了“程段”，将其奉为罗、王的学术知音。这一改不是随意而为，它既反映了王国维自己的“择术”之道，更体现了“罗王之学”与乾嘉的关系问题。 

       前已论及，王国维在学术转向后以三代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方向，这促使他首先关注于“三礼之学”。在清儒中，戴学所长正在于此，不仅戴震深研礼学，戴门之下“本其方法”，于礼学研究成果丰硕，可谓积薪而上。从事于经史研究的王国维，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同时也注意到，戴震虽然在体系上“博大精深”，但在具体研究中“著述亦多未就者”、“未为精确”，礼学“无成书”。换言之，要接续乾嘉方法，必须从研究更精密的戴学门下入手。王国维将戴学分为两大派：认为：“戴氏之学，其段、王、孔、金一派，犹有继者；程氏一派则竟绝焉。”其中程氏，即程瑶田，与戴震虽为同学，但王国维认为，他的学风来自戴震，所谓“程氏与东原虽称老友，然亦同东原之风而起者”，而且比之戴震，程氏的方法更值称道，“兼据实物以考古籍……精密远出戴氏其上”。 

       在清儒中，程瑶田的确是位很有特色的学者，他以古器物来印证经说，重视实际观察，“以目验辅之”，这样就能逐渐摆脱纸上材料的束缚，在一心只钻故纸堆的清儒中，此种风尚颇近宋儒，不仅为王国维所推崇和发扬，且成为了“二重证据法”的学术来源之一。清儒汪喜孙在《从政录》中说：“今之经学书，无过《通艺录》、《经义述闻》二种。”汪氏所言的《通艺录》及《经义述闻》分别为程瑶田和王引之的著述，此处代指二人之学，换言之，汪喜孙将程、王作为戴学的两大代表。那么，王国维又何以换为程、段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学术空间的开辟。如前可知，程氏的学问特色在“名物”考订，王国维在新材料的解读中，正能接续此道。王、段则都是小学大师，且高邮王氏的精密程度不在段氏之下。王国维教人读经时还曾建议：“首先要读高邮二王的四大著作。”但为什么在为学路径上，要舍王而取段呢？我们知道，高邮二王的成就主要在训诂和音韵上，而段氏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字学，《说文解字》经他之手，已巍然成为一门清代显学。高邮王氏的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是就“罗王”所研究的新材料，如甲骨文来说，显然段氏的学问更有接续性。王国维曾说：“使世无所谓古文者，谓小学至此观止焉可矣。”这里所说的“古文”指的是甲骨，这种新材料的解读需要由《说文》之学进行上溯研究，段氏之学正大可用武，而高邮王氏之学则只能处于“观止”地位了。所以王国维说：“小学之奥，启于金坛(段氏)，名物之颐，理于通艺(程氏)。”不仅将戴门的小学宗主易王为段，并在“温经”之始，同时研读段氏著作。此后，这种重名物和文字之学的特点一直伴随着王氏学术。要之，接续程、段，为“罗王之学”找到了以旧入新的学术生发点，王国维的学术具创造性而不失根基，正在于这种继承中的创新。 

       前已论及，王氏深为推许乾嘉学术。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王国维将清代学术分为三期，他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并认为乾嘉是“全盛时之学”。然而，无论如何辉煌，学问之变却是必然之势，是“时势使之然也”。从这一角度来说，“道咸之变”有其合理性。但道咸以来盛行的今文派，其最大问题是挣脱“成法”，过于主观，难符学理，所谓“颇不顾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言可以情感，不可以理究。”换言之，“道咸之变”在学术上是不成功的。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必须越过“道咸”，在“乾嘉”原点上进行学术之变。 

      王国维说：“今者时势又巨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那么，当新一轮的学术之变就要到来时，在遵乾嘉“成法”之外，当取什么新路径呢？ 

      在王氏看来，就传统资源而言，立基于乾嘉之上开出的新学术，能补其不足者当为宋学。他认为，宋学是具有近代特质的学术，所谓“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在“学术之必变”时代，从中吸纳学术营养应是上选。那么，如何从这一资源中“温故而知新”，使传统学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呢？就经学路向而言，宋学给王国维的学术影响主要有三：一是在考据中加入宋学的义理取向，以对经义构成完整的理解。二是宋学中疑古、疑经思想的影响。三是利用新材料治古器物、古文字学。 

       众所周知，在经学史上，就考据与义理的关系来说，乾嘉汉学的发生在于宋学义理有余，考据不足，所以清儒重拾汉学，阐明古训，注重考释功夫，以小学明经学。这种学术最主要的作用在于探源明流，为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在反对宋学空疏的同时，许多清儒斤斤于饾饤之学，以此标高。执著于此，则学术易走入另一极端：变得破碎而无当。关于此点，王国维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 

       雍乾以后，汉学大行。凡不手许慎，不口郑玄者，不足以与于学问之事。于是昔之谈程、朱、陆、王者，屏息敛足，不敢出一语。至乾嘉之间，而国朝学术与东汉比隆矣。然其中之巨子，亦悟其说之庞杂破碎，无当于学，遂出汉学固有之范围外，而取宋学途径。

       这一观念产生于王氏经史转向之前，那时他正沉迷于哲学，希望从乾嘉汉学中探研出宋学关怀所在，他选择的是汉学家中最具哲学思考的戴震。许多年后，当王国维已放弃哲学研究，转入经史之时，宋学并未为其所“吐弃”。在日本温经时，他“览宋人及国朝诸家之说”，实是宋、清并重，此后他虽深入乾嘉之中，但主要是取其“以小学通经”的门径，并加以扩展，至于经学大义，则另有所取。事实上，王国维虽对乾嘉考据多所推许，但对于理学及经义的价值更为看重。王氏从来就不是一个为考据而考据的人，对事实之上的关注，一直萦绕于心，这一点从他当年对哲学的痴迷中即可见一斑。故而，深入乾嘉之后，他入于考据，但绝不陷于此。一个基本事实是，王国维不屑为章句之儒。而一般而言，宋儒的研经目标为穷理，因而更注意“所以然”，朱熹曾说：“大抵学者读书，务要穷究。”“取宋学途径”就能在整体上把握住学术方向，而不至于歧路丛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氏的学术路径是借助清学以达宋学。 

       宋学重义理的特点，必然带动哲学的思考，学术的独立性自然随之增强，敢于怀疑成为宋学的主要特点，这也使得在宋代疑经、疑古成为风气。王国维非常赞赏这种去其依傍，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曾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从诠释角度来看，摆脱汉唐经说，直接面对经文，往往能直达先秦文化的内核。当然，由南宋入明后，宋学末流师心自用，束书不观，则走入了另一极端，与经学大义越来越隔膜，这也催发了清代汉学的兴起。反观清学，一般来说，乾嘉派大师大都立足于汉注，一方面深入经籍中钩沉出大量隐没不清的经义和事实，另一方面，又最终被郑玄、许慎之学所束缚，不敢有所突破。 

       概言之，乾嘉汉学之优在基础的扎实，其弊则在破碎拘泥。牵拘于汉注，不敢有所怀疑，或疑之不勇，终究难于逾越经注藩篱。所以当古文派之弊日益显现，时势剧烈变化之下，道咸以来的今文学兴起，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不得不有如科仑布其人者别求新陆，故在本派中有异军突起，而本派之命运，遂根本动摇，则亦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矣。”很自然的，较之古文派笃信汉注，当作为反对派的今文学“理有固然”地大盛学界之后，一个重要的学术特征就是：疑。他们大疑古文派奉为圭臬的东汉之学，转信西汉今文学，并加以附会发挥，形成了晚清以来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同为推新敢疑，这一学术性格上的相似点，曾使得罗、王一度被世人认为是今文同道。


      王氏的疑古无疑有着宋学的渊源，晚清今文派呢？有学者说：“晚清的疑古思潮反而是继承宋学的。”认为今文派也有宋学背景。在此，我们要问的是，同为继承宋学怀疑精神，王国维与当时的今文派有何不同呢？ 

       不同在两点：一是门户问题。讲门户是整个清代学界的特征，当古文派以汉学反宋学时，走上的就是一条日渐剥夺宋儒经学话语权的道路，而今文之起，并非返宋以纠汉，实质上还是汉学派内部的异动，只是以今文攻击古文而已，它一样不理睬宋学的成就，门户比之古文派更窄更严。而王国维的学术中最反对门户，他在青年时期就大声疾呼：“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目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二是在精神上承接的流脉不同。今文派虽不主宋学，但在精神气质上的确与宋学有几分相似，走至极端，空言多于征实，疏狂之风接近陆王后学，贺麟曾指出，康有为“前后比较一贯服膺的学派仍是陆王之学……颇与王学末流猖狂的一派相接近”。而王氏是不大讲陆王的，他对于宋学推崇的是濂、洛、关、闽的理学派，尤其对朱子十分礼敬。这种学风更为厚实，注重在“道问学”上培养根柢。所以，同是疑经、疑古，同是与宋学有关，王氏是知识性的承接，是学问之道的必然；而今文派更多的是从陆王气质上延续下来的推倒一世的气概，及两军对垒式的勇决。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疑古与义理皆是学术精神上的传承，宋学中对王国维产生学科范式影响，并直接加以传承的则是金石学，它被王氏视为宋人开创的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王国维说：“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一盛于宋，而中衰于元明。”在古文字学的研究中，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是把宋儒与清人之说共为参考比勘，并认为宋以后的清学没有将此道推至更高峰，这不仅与清儒的认识大为异趣，也隐然以承续绝学而自任。我们知道，清代的经学、小学之盛，曾带动了学者们对金石及古文字学的研究兴趣，但是对于宋代的学术成绩，清儒是很不以为然的。所谓“国朝乾嘉以后，古文之学复兴，辄鄙薄宋人之书，以为不屑道”。清人的骄傲当然不是毫无理由，他们在训诂考释方面的成绩，可谓超迈前朝，精密程度总的来看远在有宋一朝之上。然而，王国维以为，清人如果因此看不上宋代学术那就有失偏颇了，仅就以金石考订经史来说，宋人贡献并不在清儒之下，他说：“至于考释文字，宋人亦有凿空之功。国朝阮、吴诸家不能出其范围。若其穿凿纰缪，诚若有可讥者，然亦国朝诸老所不能免也。”尤为重要的是，宋儒在关注金石材料时，一、能将其与纸面材料结合起来，“既根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二、专注于释经的清儒，对于金石仅仅注意到它的“著录考订”；而宋代金石学对于器物的形制、尺寸等颇为留意，并发展出图谱之学，这种治学路数，清儒中仅有程瑶田加以接续。这就直接启发了王国维关注于地上地下的材料互证，故而有学者说：“罗王之学的二重证据法，实源自宋代金石学，再下迄乾嘉朴学。”

       总之，王国维以乾嘉学派为“学术之变”的起点，以开放的心态承接宋学遗风，在传统学术的继承与整合中，为走向近代学术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陈寅恪在论述学术与时代的关系时，曾这样说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

        陈氏所言点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每当学术进入一个新时代，学者们必须依托于“新材料”，致力于“新问题”，然后才能把握学术发展大势，成为引领时代的新学人。毫无疑义，王国维就是这样的学林巨子。王国维之“新”主要是在史学上的，经史转向后的王氏，其学术归宿为新史学，而起点则是旧学之魂：经学。那么，王氏在近代学术转型中，在新材料与新问题的意识下，是如何将经学资源转化为新史学的一般范式的呢？ 

       先说“新材料”。王国维所处的晚清民国时代，正是学术材料的大发现期，新资料的出现不仅可以在具体研究上别辟天地，甚至可以带动全局，乃至建设出新的学科与范式。民国时代，文史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与此有着重要的关联，王氏则无疑为其间最重要的学术代表，所以王国维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在新材料中，甲骨、金文是与经学关系最密，也是王氏下力最多的地下材料，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主要在此基础上推出。当新的治学意识确立后，在史学实践中，王氏开始以甲骨来释经治史，为后世提供范例。作为划时代的著述，他的甲骨考史之作有一个重要目标，即：“使世人知殷虚遗物之有裨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他要以自己的史学实践，让世人认识到新材料的巨大意义，这种地下资料对于地上文献的学术意义，又可在三个方面得以呈现：即“未载”、“未详”、“不能通其说”，这样不仅扩展了史料，也使隐晦不明的旧材料因释读“得通”而焕发新生，一些前儒不能知的问题由此豁然开朗。然而，光有审视材料的眼光是不够的，就材料的可用性来说，一个研究者是否有能力，或者有多大的能力处理材料才是决定性的，在上古史领域，这一条件尤为苛刻。就地下材料来说，甲骨、金文的准确释读殊非易事，地上材料中的经学领域也是疑点重重，没有深厚的学养，实难致力于此。王国维的办法是，首先在地上材料，尤其是经学上扎好“根柢”，不仅要熟悉经学典籍，更重要的是要培植出深厚的小学功夫，在此基础上读通古文字，最终“古史新证”。王国维经史转向后深入乾嘉学术，入程入段，其着眼点即在于此。 

       材料是重要的，但材料只是研究的基础。对于一个史家来说，时代的各种问题则是带动其研究的动力所在。前已论及，王国维特别致意于“时势”与“学术之必变”的关系，但这种关系错综复杂，难于缕述。下面，我们主要从经学与学术近代转型的视角上，看看这种“新问题”之下的中国学术与王国维。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期，“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更深入于学术文化之中。尤其在史界，各种新问题开始产生，就其内部来说，过去的历史陈述遭到了强烈质疑，乃至抛弃，传统史学危机重重，“史学革命”应运而生。然而，“革命”之后，路在何方？学者之间并非有着清晰统一的认识。从外部来看，中国已成为世界之中国，近现代之中国，于是，国际视野移入研究场域，“古史重建”与“重估价值”成为了学界的问题取向。王国维投身于史学，并且主要致力于三代历史研究，与这一外在环境有着重要关联。一般来说，所谓“古史重建”指的就是上古史的重建。它一方面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人种、民族、国家、文化等问题都必须在此得以解决与建构。另一方面，这一时段的基本事实，在近代学术眼光下，却呈现出不确定性，难于构成信史。故而当时的疑古派对此深为诟病。过于信古，难得其真，固然有误，但过于疑古又何尝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呢？1927年3月，姚名达在给疑古派主将顾颉刚的信中，转述了王国维的一个评价：“王静安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设什么。”正是建设的态度，使得王国维致力于厘清古史中的种种疑点，钩沉相关事实，为建构可信的历史开辟了路径和空间。 

       要进行古史重建，追溯历史文化的源泉，无疑，经学是地上材料的起点。且不论其他，至少它是最古之书，从一定意义上说，如若抛弃经学，古史重构、价值重估，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在近代条件下的经学，其基本生存状态已发生改变，要死守过去的轨则，将无法顺应学术变迁的大势。概言之，传统经学也面临着转型。经学转入近代学术，一般来说主要在三个方向：一是哲学，二是史学，三是由小学而来的语言文字之学。王国维在三方面都有研究，但他最终还是走向了经学史学化的道路。 

       在“新材料”与“新问题”的驱动下，王国维的新史学建设开始了。这种建设工作涉及面极广，但是，如果着眼于经学之上，可注意的方向性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建构材料与信史之间的牢固联系；二是以史学系统重构经学材料。 

       先说第一点。由前可知，史学建设的基础在材料，上古材料的稀缺性与不确定性，加之疑古、疑经对材料造成的巨大冲击，使得史料问题的处理成为基本要务，这一点已为学界所熟知，无需再论。在此应加以注意的是，王氏研究的取向是为了建构真实的古史，所以其工作旨趣是为了“求其真”，与疑古派的“抉其伪”恰呈反向。在王国维看来，当时疑古派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疑，而是疑的起点有问题。所谓起点，是指研究中的立说基础。王国维说：“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所以王国维赞许疑古的精神，但反对以疑为归宿。他要做的是“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至”。那么，怎样才能“当于理”呢？ 

       首先，对于材料的“疑”与“信”皆以事实为标准。这种事实有时是不明晰的，需要研究者加以细致的判别。就疑古、疑经的一面来说，不仅要拿出古人作伪的证据，更应对其伪“一一疏其所出”，找到作伪的源头，因为古书，尤其是上古典籍“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反之，就信古的一面来说，也需态度谨慎。对于经学、小学中不可解、难解者，不可强求其通，而应采用孔门“阙疑”之法，留待后来。其次，在审读材料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地上地下资料的关系也是一大问题。新史学家大都重视新材料，但往往也会产生轻视乃至鄙视旧材料的作风，所以民国以来，学界竟有所谓“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之论。王国维不是如此，在二重证据法中，新旧材料同等对待。尤其是以经学之书为代表的传统典籍，是历史上最一流的学者从各种材料中别择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的资料。如果丢弃这种旧的文献材料，不参考过去的经学成果，地下资料将成一盘散沙，难见端倪。所以，王国维反复强调根柢之学的重要性。他郑重提出：“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黜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要之，史料为构史的起点，不可怀任何的先入之见，无论地上、地下，也无论新与旧，一切以事实为准绳，符合事实则“当于理”，研究才真实可信。 

       再说第二点。前已论及，王国维将经学引入了史学化的道路，其弟曾评价他说：“今文家轻疑古书，古文家墨守师说，俱不外以经治经，而先兄以史治经。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何谓“以史治经”？概言之，以史学系统重构经学材料。 

        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建立考订的学术基础。历史上最深于考订者无疑是乾嘉学派，其以小学通经，已达到古代学术的最高峰。所以王国维特别强调继承乾嘉的学术方法，所谓“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但另一方面，乾嘉过于专门，其破碎之弊，需以“宋学途径”加以补正，这样，王国维的考订就做到了“从弘大处立脚，从精微处著力”。质言之，其考订基础建立在集清学、宋学之优上。其次，必须借助逻辑方法，对材料进行系统处理。历史学依赖于史料，但绝不是史料本身，概言之，史料需要系统处理后才能成为史学，而这种处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分类与贯串。 

       就分类而言，在王氏学术中，实有两个源头：一是继承乾嘉以来的成法，二是西学方法。王国维的分类不同于传统学者仅据经验，而是颇具逻辑眼光及哲学底蕴，他早年曾翻译过《辨学》，对西方逻辑方法十分熟稔，在研究实践中往往利用各种西方的逻辑概念加以分析，有学者指出：“他可以说是中国学术转型中第一个认识到‘工具概念’的重要性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利用概念化理性思维的学者。”这也是他的学术且新且精的重要原因。然而，光有分类难见历史的全貌，“贯串”式的研究才能把握历史大势，使各个问题之间最终成一系统，《观堂集林》罗序评述王氏学术时曾说：“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在三代研究中，经学资料是最重要的史料，但是经学自有系统，所穷究的经义，虽有精深之处，但历来说经者都不是放在历史的视野下加以省察。简言之，按照传统的经学路向，建构不出一个历史的轮廓。王国维研经不是为了做经学家，而是为了事实之上的历史建构，所以其经学考据虽有补足前人处，但从不纠缠在细节上。有学者曾说：“其治学虽然上涉先秦，尤其对殷周制度等多有创获，仍然是部分绕开经学。……多少有些避实击虚，对经学考据多取回避态度。”这是没有认识到王氏的经学问题研究，本就不是为了单纯地解经，经学材料不过是建构史学的点与面。简言之，经学材料的解读，在于使其成为史学研究的证据链，可谓其意在史不在经。所以，他的确不对所有经学问题都加以说明，因为他是近代的史学研究。反之，如果每一经学问题都加以考察，则王氏真的成为了经学家，而不是新史学的开山了。 

       王国维的学术无疑是近代的，他一次次的学术转向，正反映了时势巨变之下，一个学者的内在成长与反应。在这种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王国维最终选择了新史学作为自己的学术归宿。今天，当我们来探寻这种学术走向的内在理路时，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王氏新学术的根基深植于传统之上，它是一种继承中的创造，而这种继承的起点则是传统学术的核心：经学。 

       由前可知，当王国维从辛亥年开始经史转向后，对于经学及附于经学之上的小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它们被王氏视为学术之根柢，“发温经之兴”成为了新的学术起点。从此，在经学方面，王国维开始由经宋学走向了汉学派；由演绎经学典籍中的哲思，走向了以考订为主；由不遵经学家法到逐步深入乾嘉堂奥。值得一提的是，“发温经之兴”前的王国维，是醉心于哲学及文学之人，并坦承少时“不喜《十三经注疏》”，这使得学界中有一误识，认为王氏的经学起步于辛亥转向之后。但事实是，王氏不喜的只是汉唐经说，他不仅对于经学及清代乾嘉派有着充分的了解，并曾醉心于考据，在年少时条驳俞樾，为此后走向经学及考订之学打下了知识基础。此后的“温经”也就自然是一种“温故而知新”的学术行为，是对此前学术轨迹的一种接轨与转向。 

        深入经学之后的王国维，以清代乾嘉古文派为自己的学术基础。在其学术进路上，就历史渊源来说，从条驳俞樾到关注戴震及其门下，使其逐渐走向戴学。就研究取向而言，戴学深于“三礼”，而这正是王国维史学研究的起点，因而戴学也就成为了他的学脉所在。王氏对于戴学的承接是有选择性的，他以研究成果更精密的戴学门下为承接点，以注重器物的程瑶田，及《说文》学巨子段玉裁为自己的学术宗主，将其成果发展至古器物学及古文字学之上，地上、地下材料因此得以疏通。要之，深入乾嘉的学术进路，为王国维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厚实的经学和小学基础，并在“程段之学”的承接中，找到了新的学术空间。这样不仅将乾嘉考订之学推到了一个新阶段，更开辟了“罗王之学”，为新史学的发展建立了根基。 

       然而，乾嘉汉学毕竟是传统学术，在近代眼光之下，其破碎之弊日渐显现。就传统资源来说，“取宋学途径”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王国维看来，宋学是一种具有近代特质的学术，对其接续不仅可以弥补清学，也是与近代学术接轨的一种创造性继承，所以以乾嘉为学术基础的王国维，在经学研习中并不轻视宋学，而是汉宋并重。宋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影响了王国维的经学路向：一是在考据中加入义理取向，祛除考订中的破碎之弊。所以王氏的学术是入于考据，又出于考据之外，在事实的厘定中，对“所以然”及经义、礼意等特别致意，是一种借清学以达宋学之路。二是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的疑古、疑经的学术立场。这种立场表现在破除门户之见，取朱子学精神，这就和近代以来的今文疑古派拉开了差距。三是承接宋代金石学的学科方法意识，用新材料治新学问，重视器物的非文字特点，突破纸面束缚，发展出了新的古器物、古文字学，建立起了“二重证据”的学术基础。 

       从学术特点来看，王国维的新史学是以旧开新，由旧入新之学。将其放置近代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它无疑是一种新材料与新问题下的新发展，但它又根植于传统，以经学为起点，史学为归宿。就经学之旧与史学之新来看，在新材料上，王国维具有强烈的学术敏感性，他重视一手材料，但同时注意在纸上材料尤其是经学、小学中扎好根底。在新问题上，他打破了经学视域，将经学引入了史学之路。在世界视野和近代眼光下，注重“传古”之功，由疑而得信，以可信的材料为重建古史而努力。为此，在方法范式上主要有两点：一是建构材料与信史之间的牢固联系。二是以史学系统来重构经学材料。 

       总之，王国维的新史学牢牢地立基于旧学之上，并与其经学路向产生了深刻的学术互动。毫无疑义，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王国维具有相当的自觉意识，他面对新问题，利用新材料，使经学走上了近代史学化道路。他承继前人，开启新路，中国学术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