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生，你敢赶跑校长吗？是不是很难以想象？可在20世纪上半叶，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经常干的一个活就是赶校长，那个年代，校长可一点都不好当。
当时国民党想深入清华大学里，让学生接受党化教育，遭到学生的强烈抵制。
罗家伦是蒋介石的秘书，他当上清华校长后想改造清华。结果学生们拒绝听课，参加军训。于是罗家伦就提出辞职，没想到学生们很牛气地表示说：我们绝对不挽留！不久后，罗家伦就灰溜溜地被赶跑了。
后来政府派乔万选接任校长。他带着军警企图用武力征服学生，当踌躇满志的他来到了清华的门口，就彻底傻眼了。学生们竟然敢直接在校门口拦住他。最终，他只能签下，“将永不任清华校长”的承诺，仓惶离开了。
从1928年到1931年，短短几年间，几任清华校长跟走马灯似地更换。追求独立、民主的学生们，宁可让学校连续11个月都没有校长，也绝不将就。
清华学生们，对下任校长就提出了五个条件：
试问天下哪里能寻得如此十全十美的人啊？
再说当时清华校长这一职位，真是谁当了谁倒霉，谁敢冒着这名节不保的危险呢？可是，一个文凭不高、既没名气、也没声望，甚至连讲话都不多的男子，竟然揽下了这个职位。他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
1889年12月29日，梅贻琦生于天津。父亲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家境每况愈下。他自幼不爱说话，但十分聪颖，15岁时，入天津南开中学，成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赏识的学生。19岁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次年又成为清华庚款首批“直接留美生”。
1909年，他远赴美国，进入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工程专业就读。因家境拮据，他获得学士学位以后，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国了。
回国后，就被清华聘为物理教师。不久后，因表现出色，又当上教务长，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1931年，他突然接到调令，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临危受命的他，对清华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幢大楼，而在于它有多少个大师。真是铿锵有力，字字珠玑。他将一个大学的师资力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当时的清华学生们并不看好他，有的还跟看戏似的等着他下台昵。
上任后，他开始亲自选聘教师。他选教师坚持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
他为清华国学院聘请的四大导师：
对于陈寅恪的聘任，很多人都是存有怀疑。但他却力排众议，说：此导师之职位，非陈寅恪不可，虽无一纸文凭，却是三百年来不出一个的大师。
让布衣陈寅恪做清华国学院导师，这在当时的清华园里，可是轰动性的大新闻。
中国高等学府中，不拘一格、任人唯贤的办校之道，也正是从他这里开始的。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大名鼎鼎的数学家华罗庚，当时只有初中学历，却被他破格召进清华培养，又破格从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后又被破格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进修。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直接被聘为教授。
如此用人之魄力，舍梅贻琦其谁？
他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式，让个个人才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致使清华迎来一批又一批顶级学者：
这里，有前清翰林，有留美博士；有的学富五车，有的学贯中西。各门各类的大师齐聚于此，在清华园里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盛景。
梅贻琦虽为校长，但他文凭最低，游学各国的经历也最少。他本人从不称自己为大师，但他却为清华请来了无数的大师，他却受到大师们的尊敬和认可。
因为他对于每一个教授都能坦诚相待，哪怕政见不一，观念相左。他尊重学术的自由，尊重思想的独立。如此高尚情操和魄力，舍梅贻琦其谁也？
在人们印象中，大学校长们都能侃侃而谈，主意很多，大道理可讲得一套一套的。但这位梅贻琦校长，不仅沉默寡言，主持开会时也跟空气一样，沉默静听。当有人问他的意见，他总是说：吾从众。
曾有一个在清华园流传的故事，说他在与夫人韩咏华结婚前，韩咏华就听很多人说：这个人呐，非常不爱说话，可会把你闷死。而韩咏华想着，豁出去了，能说多少算多少吧。可结婚后，发现梅先生果真话少的可怜啊。
因为他说话实在太少，所以清华人都称他“寡言君子”。学界巨擘陈寅恪轻易不臧否人物，但对他这个寡言君子却很有好感。他说：“如果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政府。”
梅贻琦和妻子韩咏华
可是，说话少的他并不是没主见。他是为真心地、充分地尊重教授们的意见。一旦他做出了决定，就一定会去办，认真地去办。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在清华园里，他不断消弱自己的校长权利，而推行教授治校。推行民主制，成功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三会组成的行政体系。以“无为而治”的方式介入校务，不但在学术上尊重教授，更在管理上任其自治。他说：学校里的一切重大决策如有不妥，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批评他。
而在治学精神，学术风气上，他更是有着独到的看法。
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曾感慨道：“清华建校以来，有个问题，一直是教授们不断争论的焦点，那就是大学该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教育学生，培养什么人才，大家各持己见，彼此各不相让。而梅先生却始终旗帜鲜明，他说：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走上社会也不会对社会有利。
他还曾在《大学一解》中写到：教师不但要专长明晰知识的讲授，还要为学生的，“修养、意志、情绪”树立楷模。“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能如此说话之人，捨梅贻琦尚还有何人？
在那个时局复杂的动荡时代，当校长远比现在要难得多。他一方面要保护激进的学生，一方面还要和政府周旋。因此他说话做事很谨慎，常模棱两可。有学生做打油诗来模仿他的语气说：
在学生遭遇危险时，一向踌躇的梅校长却是最坚定的那一个。
1935年华北危急，学生运动不断，当局直接派军队进清华抓学生。他站出来，大义凛然地对军队说：
学生们都惊呆了，这还是那个谨慎、爱犹豫的梅校长吗？
他不仅保护心爱的学生，也偷偷地保护着教授们。
闻一多曾多次公开发表激进言论，当局要求他将闻一多扫地出门。可是，他完全不理睬。后来他去见蒋介石，面对蒋暗藏杀机的提问，他巧妙地用闻一多生活遭遇苦难作解释，接着又以此向蒋介石争取提高教授待遇。如此行事之魄力，捨梅贻琦其谁？
教授之间常有互相瞧不上的，但对梅贻琦，则无人不尊重、信服。那时，学生们天天喊着打倒校长，但对他却无人不点头称是。
有人问他受到人们尊敬的秘诀，不想，寡言的他却很有幽默细胞，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但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他重视实干、不尚空言的作风，奠定了清华笃实的精神底色，也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坚定前行。在他的带领下，清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校，一跃成为让国内外高校为之侧目的名校。更有国外名校发来贺电，称赞清华发展速度之快，曰：“中土三十载，西邦一千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迁到昆明，临时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就任校长，成为西南联大的掌舵人。
西南联大成立于战火之中，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经历短短的 9年时间里，培养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172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2位诺贝尔奖得主。这是教育界的奇迹，众多学者对此曾痴迷研究了许多年。
校长嘛，肯定都是威风凛凛，享受特权，穿衣打扮很有派头的。更何况他担任的是三所名校联合的校长呢？可他不仅拒绝特权，还带头勤俭节约，用废纸起草公函，过得清贫如洗，穷到连独生儿子眼镜丢了，都无力配副新的。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师生们常常要面临被轰炸的危险。在战乱与贫穷的双重折磨下，他所领导的西南联大，非但没有分崩离析，反而人才辈出，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都竖起大拇指说：“这样的盛况，也只有梅先生能做到！”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已经搬回北京清华园。1948年，内战局势逐渐明朗，一切将会尘埃落定，政治局势逐渐明晰，所有人都面对走与不走的选择。身在解放区的吴晗竭力劝梅贻琦校长留下，师生们也含泪挽留。但他却不得不挥泪告别清华了。
因为这其中有着局外人难以明晓的巨大秘密。当时清华还有着一笔高达几千万美元的庚款基金。梅贻琦虽然从不愿涉及政治，但却有着极富远见的洞察力。他对朋友说：“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因为动用这笔校款，需要两人签字，一是教育部部长，二是清华校长。他知道，一旦自己不做校长，政府极容易推选另一人，动用这笔款项。为保护这笔基金，年已花甲的梅校长，踏上了漂泊之路，只身离开故土家园，清华园，辗转居留美国。其实，他心中的苦痛真是难以言表。
他在美国，在非常简陋的办公室里，管理着巨额的清华庚款基金。他给自己定薪金是 300元，和庚款资助留学生一样。为维持全家生计，夫人韩咏华还要去衣帽车间做工，在首饰店里卖货，到医院里当代班。
手握清华巨资的他，晚年生活一直非常的清贫。1955年他回到台湾，于新竹复立国立清华大学。他一直都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使用这笔清华庚款基金。政府想把国立清华大学办大办强，许多人劝他买这个，投资那个，都被他拒绝了。他说：
他认为，做长期研究工作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台湾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精耕细作，实事求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壮大了新竹清华的实力。之后又有许多人都来劝他，把台湾的研究所直接改称为清华大学吧，但他每次都会坚定地回答：“真正的清华在北平。”
他心系两岸的两个清华，将毕生之心力交给清华。终于积劳成疾，被确诊为癌症。可他虽位居高位，是权力在握的校长，可却是仍旧两袖清风，甚至竟然寒酸到连住院费都拿不出来，最后全都是清华校友们自发捐助的。
他看着那凝聚爱心的募捐记录，半晌无语，而后泪流满面……
1962年5月19日，驻世73载，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清华校长梅贻琦病逝。
他离世前的病床下，一直有一个提包。夫人韩咏华含着泪述说：他生前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这个提包。他不染尘沫，一生清风，从北平带到昆明，从大陆带到美国，无比珍视的这个提包。想来一定是极其重要的东西。这提包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呢？等打开一看，大家都惊呆了：
这皮包里，全是清华庚款基金的账目。从17年前到现在，他一个人长期掌控着巨额清华庚款基金的账目，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一笔一笔，规规矩矩，记录清晰明了，准确无误，分毫不差。
他一生心系清华，高风亮节，不谄媚、不屈从，行为世范，从不汲汲于名利，为中国学术之自由，思想之独立，开疆辟土，将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带上了中国教育的巅峰。
1962年5月19日这天，这位受人敬仰的真正校长，永远离开了我们。
梅贻琦校长是寡言慎行的端方君子，是坚守学术的教育大家，“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他的话还犹在耳边。
可反观近些年的中国大学，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越来越心浮气躁。大楼越盖越高，设施越来越豪华，甚至有大学还筹建高尔夫球场，斗富比阔，可谓一掷千金，财大气粗，却不务实。在世界大学的排名上，难以进入前列。有甚者更是，干脆自己来排名。把现在的清华和北大，都排在了耶鲁大学之前。
这拙劣的做法惹毛了耶鲁大学的校长施密德特。他曾炮轰中国大学，在《耶鲁大学学报》撰文断言：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有十三亿人之多的孔孟之乡，没有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他还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此批评不可谓不狠辣，不可谓不激烈，不可谓不一针见血。
教育需要梦想家和诗人来经营，需要信徒和殉道者来朝圣；需要肉体的投入，灵魂的参与，精神生命的支撑。理想和信仰的死去，正是中国产生不了大师的真正原因。
看着曾灿若星海的民国时期大师们，足以令当今那些以教育之名、谋私利之实的猥琐之“教育家们”汗颜。
梅贻琦先生宽厚温良，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
梅贻琦先生在清华校史中被提得并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刻意淡化了是他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一个要把他们变成“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沦陷、北大沦陷、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为保住中国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种，三校南迁，实际工作几乎落在梅贻琦一人的肩上，在云南建起西南联大，一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国共内战时期，1949，天地玄黄，旧时代将沉没，新时代还未卜，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他离开了大陆，成为了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复校，成立了后来的新竹清华。
由于他的出走，让他在教育史中的评价一直是暧昧的。无论是当时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在医院的最后时光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狱。蒋南翔则在反右斗争中亲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贻琦与党化教育抗争，坚持“教授治校”，蒋南翔则要求清华里“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买办的清华与革命的清华，教授的清华和革命领袖的清华，通才教育清华和“又红又专”的清华。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 （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1931年，42岁的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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