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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黎振宇｜来源：爱思想网
原题：《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侧记》
1969年10月、11月，陈寅恪、唐筼夫妇经历4年折磨，终于俱不能支，相继逝世。此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改存银河公墓。“文革”结束后，两个女儿作了分工：长女流求负责动用一切关系，解决父母骨灰“入土为安”的大事，完成父亲归葬杭州祖墓的遗愿；幼女美延负责追讨浩劫时散失的文稿，整理亡父遗集。承董秀玉等人破除重重束缚，三联版《陈寅恪集》已于2002年问世；“入土为安”之事历经20年奔波，却始终无法圆梦。
义宁陈氏杭州祖墓的由来，可以追溯到1925年。这一年12月，陈寅恪之母俞麟诗卜葬杭州牌坊山，于穴左预留陈三立生圹，并附衡恪茔次。1948年夏，陈三立的遗柩在暂厝北平长椿寺11年后，由次女陈新午等人护送至杭入葬。从此以后，归葬杭州，“埙篪鼎足侍，万劫依恃怙”（陈小从诗句）便成了“恪”字辈兄弟的心愿。
解放后不久，驻浙某国防单位拟在牌坊山建疗养院，限令将陈三立墓迁移，否则将被炸毁。此为杭州祖墓第一次劫难，亦即陈寅恪1951年《有感》诗句“岂意青山葬未安”的由来。陈隆恪接此消息后，焦急万分，遂函恳挚友李一平设法挽救。李一平乃在京联络民主人士致函最高层，请求出面制止此非礼举动，后经高层领导批示：陈墓周围若干距离内，不得再建屋舍。嗣后又于1956年定为浙江省二级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复审时被撤销）。
1957年秋，陈隆恪夫妇归葬于杭州杨梅岭。隆恪之女小从原拟遵从父亲遗愿，葬于祖父母茔旁，但格于风景区不得再建新坟之令，只得退而求其次。陈隆恪夫妇被迫改葬之举，似乎早已预示了陈寅恪入土之难。
△1957年3月8日，陈寅恪与夫人唐筼于故居门前白色小路上散步
“文革”期间，杭州祖墓再次遭劫，墓园内外的大小建筑物一扫而空，万幸深埋地下的三副灵榇丝毫未损。1986年夏，经李一平奔走呼吁达7年之久，始获重修墓茔之批复，由公家拨款8千元作为经费。因墓地早已辟为茶园，重建需将茶树斫去若干株，当地茶农颇吝惜之。寸土寸金，只得量体裁衣，紧挨着两座坟头，围以砖墙，勉强为“白墓浇常湿”保留最基本的环境。
不数年后，报载西湖风景区开始清理墓葬，凡未重新登记者均以无主坟论处。远在成都的陈流求闻讯后，于1991年底专程赴杭，幸亏已由程融钜嘱其学生代办了登记手续。事毕，散居各地的亲友尚未周知，本已不在清理范围之内的祖墓却仍然受到波及，散原墓碑惨遭腰斩。陈流求只得再度赴杭，因旧碑仅存“之墓”二字（原作“诗人陈散原先生暨夫人俞氏之墓”），苦于无法重书，遂将旧碑照片放大，摹写勒石，重新竖立在祖父墓前。
△松门别墅
数十年间，杭州墓园三历沧桑之劫。有鉴于此，陈氏姐妹决定退而求其次，努力谋求改葬江西庐山松门别墅。松门别墅原本是民国时代的江西省因拖欠陈寅恪留学款项而赔偿陈家的，陈寅恪本人在诗中也曾将此处视为故宅，因此陈氏姐妹认为归葬庐山并未违背亡父的意愿。此外，庐山既为风景区，游人不断，且海内外知名，众目睽睽之下，远比杭州安全可靠。
正当陈氏姐妹为了归葬之事四处奔波时，江西的文化人也意识到了迎葬陈寅恪的重大价值。1989年初，江西诗词学会率先上书省政府，建议将松门别墅改建为陈三立故居。第二年年末，此建议又送进了省委统战部。据说，陈寅恪归葬庐山以及松门别墅改建纪念馆等事，并没有明显的反对迹象，似乎只是时运不佳：第一次是因为九江市某工农领导不愿出资18万元合建纪念馆；第二次是九江方面想通了，答应合资经营，偏偏赶上中央下文不准兴建楼堂馆所。
转眼到了1994年，江西学术界在得到义宁陈氏某后裔的赞助下，召开了“首届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之一便是赴庐山参观松门别墅。破败早在意料之中，一直有人居住也不算意外。借着会议的东风，又有老先生、小先生们重提旧事。江西方面出于某种考虑，一口答应了迎葬、改建之事。当权者的一番应景之词，自然再次换来了一片颂扬、一片感激。岂知人事难料，随后的若干年内，省长换了，厅长也换了，迎葬、改建的事似乎从未提出过，送上去的申请居然连找都找不着了。惊诧之余，扼腕者有之，痛斥者有之，伤感者有之，绝望者有之，惟独是无形的管理“机器”运转照常，大大小小的阻力依然如故。三番两次的延宕之下，当年一同参预此事的长者，不少人还来不及看到迎葬、改建之事稍有眉目，便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被人追思的行列。
2000年9月，拙著《陈寅恪的家族史》在广东出版，最后一段文字借题发挥，谈及陈寅恪夫妇骨灰归葬的难题，也是试探着能否再现一线生机。此段文字，恰巧引起了黄永玉的关注。黄永玉本是湘西人，感念陈寅恪之祖陈宝箴在湘西治河、养民的恩德，景仰陈寅恪的道德文章，因此十分愿意帮助陈氏后人了却心愿。起初他认为归葬是经济上有困难，等到辗转找到我，初步知道内情后，这才觉察到：“迁葬不光是钱的问题”，继而感慨道：“我不知迁葬寅恪先生有这么多阻难，真令人伤怀。其实陈寅恪先生生前何曾计较点数过身外细软？为何有人至今尚抓住不放？”此后，黄永玉“随时在找机会，看世上还有没有为这件事出些真力气的人”。（黄永玉致笔者信）
第二年7月，黄永玉联系到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请毛致用在陈氏姐妹致黄永玉的信上签署意见，转交给江西省。江西民政厅遂在省长亲自督促下，联合建设厅和庐山管理局，起草了一份意见：
一、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国学大师、著名大学者、一代文豪，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其骨灰葬于庐山，有利于发挥名山、名人的作用，促进江西旅游的发展。对其后裔要求将陈寅恪夫妇安葬庐山的愿望表示欢迎。
二、将陈寅恪先生骨灰葬于庐山，可以更好地发挥名人效应。只要充分考虑人文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不会影响景区的观瞻。因此，我们赞成将原陈三立先生所住庐山松门别墅定为陈三立先生纪念馆，在靠近“月照松林”景点处修建陈寅恪先生纪念园，在园内建石亭一座，在附近自然裸露的巨石中凿洞安放陈寅恪夫妇骨灰，辟陈寅恪先生的诗文石刻组群，并修卵石小道与松门别墅连接，使之成为瞻仰和研究陈三立和陈寅恪先生的场所。
8月初，上附省长批示的《意见》送达毛致用处。“如陈先生的子女认为可行，即可具体商定实施”的郑重承诺，使得所有人都倍增希望。
3个月后，黄永玉亲自将《意见》带到广州。陈美延因为摔伤了腿脚，只得在电话中向黄老致谢。永玉老人的答词颇奇妙：“大家都是中国人，应该的！”当时我就想，又没有外宾在场，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是不是老人在境外住得太久，一时改不了口？抑或是秉承了从前的做法，再次以此彰显那句悲愤交加的名言——
“我恨的理由就是我爱的理由”？
对于卧病在床的陈美延来说，2001年11月下旬可能是一生中最为焦灼的日子。躺卧在床上，不断地拨打电话，从省政府到民政厅，到建设厅，再到管理局。感恩戴德之余，不断地寄出《陈寅恪集》聊表谢意，不断地寄出感谢信，不断地陪着小心试探、跟进。惟一庆幸的是，民政厅的当家人在文化厅任过职，中文系毕业，十分熟悉陈家的事情，去过修水陈氏祖居。且爱好书法，正在举办一个包括陈三立在内的江西名家书法展览，拟进京展出。碰到这样一位懂行的文化人，怎能不令人鼓舞？
岂知一个多月后，变故再起。临近年终的某一天，远在成都的陈流求在与民政厅通话时，对方态度忽然有了转变，称陈氏姐妹提出的“江西省人民政府落款在前、陈氏姐妹落款在后”的署名方式不具可行性，理由是陈寅恪既不是英雄，也不算烈士，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陈氏姐妹的一点“私心”，无非是鉴于杭州祖墓多次被毁，希望借助于政府的“威名”加强保护而已。）至于下一步如何办，民政厅让陈家直接与庐山管理局联系。
新年过后，黄永玉自意大利来穗，听闻此事出现波折，老人似乎不算太吃惊，对此事仍颇有信心。他极力反对在墓碑上题署“江西省人民政府立”之类，认为太俗：“陈先生不需借政府来立名，反倒是政府要借陈先生来扬名。”当晚会面时，陈美延仍拄拐杖，因为时时想着不能误了行程，锻炼过度，踝关节反而出了些问题。步出电梯时，女儿许郁葱搀扶着母亲，缓慢迈向会客厅。此情此景，顿时令人联想起1961年9月1日吴宓日记中的片段：“小彭搀扶盲目之寅恪兄至，如昔之Antigone。”（注：Antigone，即安提戈涅，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之女，陪同目盲之父从底比斯开始流放，直至父亲在雅典附近死去。）
此次见面约定数事：墓碑请黄永玉题写；暂不打搅江西方面，待“两会”后由黄请毛副主席出面，陈氏三姐妹（含武汉的陈小从）同赴江西，毛副主席坐镇，安葬骨灰、建立纪念馆等事一举而成；安葬事毕，黄亲自来穗为陈寅恪塑一铜像，永留庐山。
2002年4月，黄永玉亲自出马，陪同毛致用下江西。二人在南昌与省委书记、省长交换了意见，由省里指派专人具体负责，安葬工程终于重新启动。
4月20日下午，民政厅安排小车开赴庐山，我与陈流求夫妇及民政厅三位代表同行。毛致用、黄永玉在南昌多呆一天，与许郁葱（代表陈美延）会合后再上山。安排停当，由庐山管理局的一位女处长陪同，实地看了看松门别墅的周边情形。管理局没有明说反对入葬松门别墅附近，但反复强调几点困难：庐山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原有景观不容破坏；国家风景名胜区内，不能出现新的墓葬，即使是在门前巨石上凿挖孔穴安置骨灰盒，也还存有违反规定的成分，不便操作；巨石坚硬无比，施工难度极大。返回住处途中，女处长执意绕道参观管理局的长青园，建议改在长青园内购置永久墓地，价格可以最优惠。陈流求虽未明言，但显然与对方无法沟通。
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刘仁勇（陈流求之女婿）一道，陪同董、陈二老再上松门别墅。陈流求根据幼时的记忆，特意从不同的路径上山、下山，走走停停，凭空添出不少趣味。下山途中，大家议及民政厅《意见》中的石亭、诗文廊、纪念馆云云，估计不可能一步到位。最为迫切的还是尽快入土为安，归葬骨灰才是头等大事。至于修筑墓碑，都觉得不太可能，充其量树一块碑，简简单单几行字，说明墓主是谁，碑石上还不能出现“之墓”一类的字眼，以免扎眼。我因想到三联版《陈寅恪集》封面嵌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于是建议碑文干脆如此处理：右侧书“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之地”，中间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左侧留给黄永玉题识。陈流求沉吟半晌，想和妹妹商议再定。
临近中午，各方车辆陆续到齐。陈流求领着代表陈家第三代的刘仁勇、许郁葱，陪同黄永玉登临松门别墅。一行人在门前一块较为平坦的巨石前驻足，详细地商议了凿洞、封顶、刻字等细节。松门别墅环境之清幽，周围巨石之天生雄伟，颇让黄永玉吃惊，连连让人摄影留念。略显荒凉但气势犹存的方寸之地，经由书画大师的鉴赏，越发令人相信这里正是安葬陈寅恪夫妇的牛眠佳壤。
江西之行虽然短促，但在黄永玉的一手策划下，惊动了高层，应该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进展。省委、省政府同意的事情，省长亲自过问的项目，哪里还用得着担心？这么一想，我便觉得自己应该放下心来，学一学黄永玉老人激流勇退的做法，不再参预此事。回广州后，一晃又是大半年，从偶尔的联系中获悉：陈美延已进京求到了黄永玉的墨宝，仍然采取在庐山时商议的内容。此外的事项则再次陷入僵局，问题仍然卡在九江。黄永玉也已知晓情况，仍然允诺继续管下去。
转眼又入新年，正当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不复奢望时，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2月中旬前后，经陈美延告知：庐山植物园有意安置陈寅恪骨灰，据说是江西科技厅牵的线。妙就妙在植物园归中科院管理，不受地方辖制，完全可以自主安排。想不到体制上的特别之处居然成全了一桩善举。
△庐山植物园
直到5月22日，我才从陈美延那里得知较为详尽的内容：庐山植物园接触此事后，始终觉得能够迎葬陈寅恪夫妇骨灰是植物园的光荣，上上下下均高度重视此事，连退休的老主任们都出来出谋划策。选择基址，安排施工，迎来送往，事无巨细，均做得十分体面周到。从植物园来看，陈寅恪1955年曾当选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与中科院早有关连；其次，北京植物园前此已经迎葬梁启超家族的几位重要人物，可谓有例可循；再次，义宁陈氏于中国植物园事业贡献良多，陈封怀（即陈衡恪之子）是庐山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1993年辞世后，遵从其遗愿，将其骨灰与另一位创始人秦仁昌的骨灰一同埋葬在胡先墓茔两侧，此即今日植物园内的“三老墓”，坐落于松柏区水杉林内，离松门别墅不远。有此三大因缘，庐山植物园自然觉得责无旁贷。从陈氏姐妹来看，山穷水尽之时，谁能料到柳暗花明？此为第一重惊喜；父母身后既有亲人陪伴，永眠之地又邻近祖居，此为第二重安慰；“三老墓”已成景点，游人穿梭，常年不乏管理，此为第三重放心。有此三大欣慰，自然是乐观其成。
△三老墓
虽说去年未能上山，陈美延后来却连着两次登山陟冈。一次是应邀面议选址、安葬等具体事宜，第二次则是护送父母骨灰入山。4月30日，植物园在事先征得陈氏姐妹同意后，选择吉时良辰将骨灰入土。入葬当日，天空难得地放了晴，而且出现了日晕，一片吉祥。园方考虑周详，特意录了像，刻制成光盘，分寄成都、广州。至此，实质性的入土为安已是大功告成。在此前后，安置骨灰的小山冈已被正式命名为“景寅山”，连接“三老墓”与“景寅山”的小路也已开通，地面建筑也在陆续添置。
△陈寅恪、唐筼夫妇墓全景照
6月16日（旧历五月十七日）这一天，是陈寅恪113岁冥诞。陈氏姐妹在家人陪同下，出席了庐山植物园举行的墓碑揭幕仪式。至此，陈寅恪夫妇终于入土为安，一代国学大师的身后事终于画上了句号。
书生论事，千人诺诺而一士谔谔，此为长处；不懂“规则”，时时以常情常理度人，此为短处。十有八九，长处无从施展，短处却每每足以误事。于是，在管理“机器”与书生的对抗中，胜败早有定数，一切的努力与挣扎都仿佛“蚍蜉撼大树”一般令人沮丧。千百年来，这一场机器与人的对抗从未间断过，在训练有素、冷漠无情的庞然巨物面前，一切的理智与情感都变得无济于事。
更有甚者，每一部机器在侮辱践踏人格的同时，总能将一大批逡巡于门外的高等看客拉扯进门内，收罗在麾下，转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摇旗呐喊、赤膊上阵。威逼利诱当前，读书识字者往往难以自安其道、自守贞节，索性“插标卖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注：做广告），争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陈寅恪语，存《吴宓日记（1917～1924）》）。
众所周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成为陈寅恪的金字招牌，其实，这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看似激昂实则艰涩的10个汉字，原本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标志。在我看来，“独立”与“自由”似乎都可以归结为“自由”——不仅仅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做的事情”，还应该扩展为“自由就是做法律没有限制的事情”。可惜的是，“独立”与“自由”从来都似乎只能局限于“精神”或“思想”的层面，而且换取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代价往往又是那么的高昂。在你我仍然都有可能成为“孙志刚第二”的今天，自由的可贵与可怕变得那么令人不敢确信。在此基础上，我宁愿相信：一切引导人们朝着真、善、美的境界迈进的行为，固然可以称为“高尚”；而那些有助于争取和维护自己和他人自由的行动，似乎更加符合“高尚”的现实要求。只有如此高尚其事，陈寅恪曾经活着并将继续活着的意义才不至于被“高等流氓”们阉割。这意义就是：必须有这样一种声音，它不断地提醒着每一个人：“今天你高尚了吗？”
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由于一本传记《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中国大陆一纸风行，中国社会对於已去世多年的著名史家陈寅恪的学术和人品产生了极大兴趣。过去，陈寅恪虽然是一位蜚声中外学界的大学者，但其声名从未越出过学院的门墙之外。然而随着该书以及其他有关陈寅恪的文集和相关文献出版，他的声名越出学院围墙，广为传播。虽然北京当局的报刊所刊此类文章并不算多，但在知识界内部，学人交相传阅，极口称颂，出现了一种“举国争说陈寅恪”的热烈景象。
陈寅恪本人的魅力源自何方？“陈寅恪现象”的原因和意义究竟何在？它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什么影响？陈寅恪本人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笔者甚感兴趣并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义宁，出身世家。所谓“陈氏一门”，是指从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到陈寅恪这三代人。陈寅恪的挚友、著名学者吴宓曾评价说：“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他与被称做“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郭嵩焘及黄遵宪等人相友善，他们突破陈腐的夷夏观念，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学习西方文明。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参与维新的四君子在菜市口殉难，其中刘光第、杨锐为陈宝箴所举荐，陈氏父子因此以“滥保匪人”罪而被革职还家，“永不叙用”。事后西太后意犹未足，又以密旨将陈宝箴赐死。人们现在已经知晓，在19世纪末那场震动人心的中国流产变革中，除了有为改革而流血的谭嗣同等人外，还有在南昌幽暗的婧庐中被迫自尽的陈宝箴。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被并称为清末“四大公子”。他嗜读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书籍，与梁启超等人经常在一起“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未尝一日居官也”。
陈寅恪本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导师，其后又先后在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陈寅恪有精深的学养，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原创性和深刻性成双峰并峙，罕有匹敌。被人誉为“全中国学问最大的人”、“教授的教授”。如吴宓所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陈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除了其渊博学识及其创造性成就外，更重要的在于，陈寅恪代表了中国近代的、兼容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它是中国文化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而诞生的一种新人文道统。
“陈寅恪现象”所彰显的文化意义在于：他对中西文化所持立场——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是一种对中西文化皆有深厚学养的“文化保守主义”。此外，陈寅恪属於借鉴西方文化的“历验世务”派。这派以郭嵩涛以及陈的前辈陈宝箴、陈三立为代表，有实际经世致用的历练。他们在借鉴外来事物时，也尊重自身历史中自然生长发展出来的东西（另一派则是“附会”派，即空想派，康有为是典型。主张全盘设计，推倒重来，具有乌托邦色彩）。陈寅恪在上述两方面的主张，与自由主义在精神上都是息息相通的。
陈寅恪先生的学品与人品在现代中国知识界标举了卓越的风范。
陈寅恪的学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反对曲学阿世——这既针对个人，也针对民族和文化。这在他的身上是极其鲜明，绝无妥协的。
自他学成归国后，真正能够从容从事学术研究的其实只有在清华任教的十年。此后灾难深重的中国，幅员虽大，竟不能给陈寅恪提供一张安静的书桌。他盛年时期遭逢战乱：“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到处颠沛流离。正值学术创造的高峰之际，又由于营养缺乏而失明，这对于一位史学家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在他“失明膑足，栖身岭表”的晚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精神迫害，使他的身心陷于超乎常人想象的痛苦和孤寂之中。
1949年之后，在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下，中国知识界不少学人降身屈节，臣服了官方的马列主义，用毛泽东得意的话说，几乎都“夹起尾巴做人”了。当年，举世滔滔，然而陈寅恪却傲然挺立，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一句“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这一傲骨，在《论再生缘》中再次表现出来：“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在“政教合一”，严酷的思想专制下的中国，可称惊天地、泣鬼神。
陈寅恪的人品——不降志，不辱身；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特别表现在他晚年所写的《柳如是别传》等论著中。“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王朝更迭，社会动乱，文化遭劫。而文化寄托之文人又必然要首当其冲，尤其是这时文人的心灵，大多要在历史的剧变中遭到其它时刻所没有的拷问及权衡利害的煎熬，于是文人的持己处事，便关系了历史的荣辱。感慨万千的史家陈寅恪，于是起而撰写明清之际文人的心路历程，一部《柳如是别传》，照出了时代变迁中士子文人的形形色色，生命百态。
在那个瓦釜雷鸣，黄钟毁弃，斯文扫地的时期。陈氏周边的同人，有的与他气类相通，堪称莫逆；有的老死不相往来，有如履薄临深；他的弟子群中，既有像刘节教授那样，挺身而出以替老师挨批斗而感到自豪的，也有卖论求官，反戈一击给他以致命伤害的。当我们看到在他门下一度从学的才子，一旦为私利所驱使，背叛师门，事后悔悟，竟然赴陈宅以伏地叩头的大礼请求宽恕，而老师拄杖而立，失明的老眼遥望天际漠然不应的时候，内心不能不受到犹如怒涛震海惊雷破柱般的震撼。
陈寅恪晚年反复吟咏的主调是：“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守护者，他以其深邃独特的诗和文、言和行，在一旁严肃地审视和评判着北京政权的作为。他代文化立言立德，代历史立言立德，记录下了其身处之世华夏文化衰微的轨迹。
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也象征了中国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当代对峙。
也凸现了他对中国大陆知识界的示范效应。
在风雨如晦，洪水滔天的中国，遗世独立的陈寅恪风范，作为一种自由精神的遗产，为将来的中国文化系统，奠定精神独立的基石。
作为儒家价值的人格化，他给中国知识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儒家价值通过陈寅恪的身体力行而凸显其特色，并显示出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生命力。同时，陈寅恪还向知识界展示了儒家价值经改造后如何可能与西方的“学术独立”相协调，从而与自由主义相交融。
陈寅恪昭示给我们的正是一条兼容中西的文化方向。
他的命运，既象征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也象征了中国文化的不朽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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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杨振宁、茅于轼、柳传志读完叹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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