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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丁雪

编辑 ✎ 张慧

演员马伊琍在41岁时遇到了子君。

如果在20岁的时候，马伊琍说，自己会瞧不起罗子君这种人，30岁的时候也不会演。40岁的时候她演了。

“因为现在可以站在她的角度看世界，也能看懂她的悲凉。” 剧集拍摄过半时，马伊琍在《剧说》的视频采访中感慨，妆容未卸。

2017年夏天热播剧《我的前半生》的女主角子君，是生活优渥的家庭主妇，因为丈夫出轨，从家庭狼狈出逃，手忙脚乱地重建自己的生活。

中年离开温暖的巢穴、学习飞翔的女性，140多年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就塑造过，她叫娜拉。子君的身份转换和成长际遇，与娜拉形成了穿越时空的对照。

《我的前半生》改编自亦舒的小说，女主角的名字来自鲁迅小说《伤逝》。鲁迅预言，如果口袋里没有钱，不能经济独立，娜拉出走以后也不过两种结局：一是回来，一是饿死。

时过境迁，子君“出走”后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的维度，早就被时代极大地扩宽和丰富。不仅是子君，剧中的每一个女人，都有想努力抓住的生活，也有要挣扎和摆脱的困境。

对子君来说，横亘在她面前的困境是，在被自己视为信仰的家庭伤害后，如何走向真正的独立；而早已独立登上事业巅峰的唐晶，在对婚姻的不安全感和对长久关系渴望中蹉跎了十年。非典型“小三”凌玲，是用力维系生活，同时精于算计的单亲妈妈。

戏剧之外，扮演这些角色的演员也到了不惑之年。当年桀骜不驯的男生顶着斑驳的白发，带着保温杯和中年危机闯入人们视线。同样介乎成长和变老间的年龄，马伊琍、吴越和袁泉最大的共同点是：没有中年危机。他们从前半生积淀了足够的从容，面对生活中的烦恼苦痛，不焦虑，不蹉跎，不忐忑。

离开家庭后，罗子君没有回归，也没有饿死。工作改变了现代娜拉的命运，也提出了新的命题。

对家庭和事业的权衡贯穿了《我的前半生》，也贯穿了马伊琍的前半生。

2008年生完大女儿爱马后，马伊琍完全不想拍戏。为了让女儿吃母乳吃得久一点，她把各种工作往外推。直到她的父亲找她谈话，郑重地警告她：“女人没有事业或者不独立，都会导致婚姻出问题。”

马伊琍有点儿如梦初醒，开始重新工作。

那时爱马只有6个月大，为了更好地工作，她答应给女儿断奶。父亲把她送到医院开回奶药，马伊琍却只让医生开了减少奶量的药，暗地里一边拍戏一边背奶，直到女儿10个月。

小女儿出生后，她如法炮制。她希望像最爱的美剧《欲望都市》中的角色米兰达那样，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在强势和柔弱之间，找到一个支点，撑起一切。

马伊琍以为自己实现了一种平衡，舆论却不这样认为。《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播出后，有人指责她戏中的形象“身材走形、衣服松垮”，进而质疑她作为演员的专业修养。

“身形微微水肿，腰有点粗，胸部明显下垂，请你们理解。”2015年11月，马伊琍发了篇长微博把自己袒露给大众，解释了拍戏的同时自己要给小女儿喂奶，也道出了家有幼儿的母亲想要兼顾事业，是多么不容易。生下小女儿时，马伊琍38岁。人到中年，再次面对一个新生儿，马伊琍陷入各种各样的焦虑，以至患了产后抑郁。

那篇长微博阅读量1400多万，被许多背奶的职场妈妈转发。曾经的指责被赞美伟大母爱的留言覆盖，马伊琍一时间成了很多职场妈妈的楷模。

马伊琍将自己定义为“职业女性”，在《我的前半生》中，她印象最深的台词是“与其让别人给你打伞，不如自己给自己打伞”。那段一边喂奶一边拍戏的日子，她每天眼睛睁开就是吸奶，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家，吸完奶就赶紧睡觉，没有运动或休闲的时间。“我必须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喜欢演戏，我热爱我的工作，我又不愿意女儿过早吃奶粉，所以我在一开始就想好了所有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想到了最糟糕的，就什么也不怕了！”

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维系平衡并不容易，马伊琍的经验是，“不要在黑夜里做任何决定。”“因为黑夜里的情绪是夸张的，一定等到太阳升起头脑放空时，再做决定。”她对《博客天下》说，态度是介于夏琳的冲劲儿和子君的淡泊之间的一种，理所当然。

在《我的前半生》中，袁泉扮演的唐晶最完整地保存了亦舒女郎“姿态好看”的特质。不过也有观众看过《我的前半生》后遗憾地评论，剧中的袁泉太瘦，颧骨高，皱纹多。她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契诃夫的一些话剧，必须是要四十岁以后的脸才能演的。”

这是拍《我的前半生》的袁泉，不是十年前《暗恋桃花源》的袁泉。如今现实中年届四十的袁泉，进入了更年轻的状态。青春与变老之间，她开始欣然接受岁月带来的改变。

更多的人对袁泉的印象是安静。词人姚谦和袁泉的第一次合作是十多年前的《琥珀》。他对《博客天下》回忆，那时的袁泉大部分时间都在排练室角落练习她的部分。“该活泼还是会活泼。更多时间是安静的。”姚谦评价她是“安静的观察者”。

那是漫长岁月里的一以贯之。11岁时，袁泉就离开湖北的家，一个人来到北京念戏校。那时她常常因为外貌而自卑，每天练完功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回宿舍爬到床上看《简爱》。

最近，袁泉看的书已经换成了《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她震撼于东欧人身上那种特别原始、有冲击力、生命力的东西。“沉静并不是她的全部，当需要表达的时候，她总会有股力量，很狠的力量。就像窗外看似安静却下得大地苍茫的大雪。”姚谦这样评价袁泉。

最好的例子是演话剧《赵氏孤儿》时，袁泉从舞台上摔了下去，锁骨破肤而出。看着大家惊恐的眼睛，她没哭，冷静地说：“你们都别碰我，我的锁骨骨折了。”后来，她带着六根钢钉一根钢条钉好的脖子，再度站在舞台。

袁泉始终不是世俗意义上大红大紫的女演员。《我的前半生》热播之前，她涉足电视剧不多，把自己更多的时间扔到了话剧舞台。她是史航眼中“人生漫漫长路中只配错过的女孩”。

史航对《博客天下》说，他讨厌用不温不火形容袁泉，觉得“她不需要那么多人眷顾，但会在乎眷顾具体的关注度和质量”。

对待爱情上，子君和唐晶看起来是两个极端。子君看起来用力过猛，把全部都托付给婚姻和爱情。唐晶有所保留，对于爱情，一方面渴望，一方面又若即若离。

在剧外，马伊俐是那个懂得婚姻和恋爱分寸感的人。

早年，她身上都是夏琳那种带着棱角莽撞地碰的感觉。妈妈从小就教育她“女人一定要高傲，走在路上也要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男人走在你对面你要装作没看到他们”。如今，马伊俐的眉宇之间，流露出更多的宽宏。她觉得接受子君这样唯唯诺诺的角色，更像是自己的一次“示弱”。

她从前没有演过弱者。“以前的角色都比较简单、粗暴，直接上来是那个女强人的形象。”马伊琍告诉《博客天下》，这个最初要依赖男人生活的角色与生活中的她“距离特别远”，以至她用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琢磨这样的女性的心态、举止。

41岁的马伊琍，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也见过风浪，早就学会接受“世界不是围着自己转的”。

2017年，她的丈夫文章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演独角戏，将近两个月的排练期，文章常常陷入创作的痛苦。每天中午，马伊琍都陪他在剧院对面的小咖啡馆吃简单的午饭，对坐喝杯咖啡，聊一聊，或者只是静一静，什么都不说。天气好的日子里，他们就坐在窗外的座位上，背靠着墙，对着大街，看人来人往，没有遮拦。

马伊琍第一次读《嘉莉妹妹》时13岁。这是一本讲女孩爱情的书。她一直把它留在身边。书的封面薄薄的，用白色的月历纸包着。13岁时，她从书中读出了单纯的爱。现在她觉得，这真挚动人的爱背后有时并不单纯。嘉丽靠着男人改变了生活，却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她说，自己比嘉丽独立也幸运，却不因此更高贵。

马伊琍主动分享起所得，“恋爱时对方的特点都是优点，婚后优点常会变成缺点，其实谁都没变，变的是期望和心态，事实上，伴侣是你的镜子，你厌恶嫌弃的对方特点往往是你内心最渴望却做不到的。”

和剧中心事重重的恋爱相比，现实中袁泉和夏雨的婚姻看起来波澜不惊。“这么长的时间，大家觉得我们是一个奇迹。有的时候被过度美化，甚至变成爱情榜样。我们俩都不愿意这样。因为榜样总是很容易摧毁的。”袁泉对作家柏邦妮说过。

这个“眼睛里有星星的女孩”总记得编剧廖一梅的话——“爱情，即使是一件悲哀的事，也是所有悲哀的事中，最美好的。”袁泉喜欢这句话，觉得它悲观、唯美。

剧中的凌玲秉持着更为实用主义的爱情观，会用力争取，也懂得维系，但有时痕迹太重。

现实中的吴越更懂得拿捏其中的分寸感，“不要抓得那么紧，它是很多痛苦的来源，但事实是，大部分想抓紧的东西都是抓不住的。一个人总活在恐惧里，是没有尊严的。”吴越对《博客天下》说。

45岁的吴越学会在这些逻辑中自洽。她承认普遍意义上中年女人在这个年龄可能会存在危机，但也在这个标签的框架下，把生命拓展出更宽广的外延，“我周围没那么苦难，都特别愉快，朋友是我自己选过来的，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如果说中年妇女一定是苦难的，我们这批人，可能是一种相对来说，不太苦难的人。”

《我的前半生》小说里，亦舒写36岁的罗子君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心头狂跳；40岁的吴越也发现了一根白发，记不得准确的日子，有一点儿低落，但并不沮丧：“再一看，我还有那么多黑发呢！”

她喜欢王朔说的那句话——“年轻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老过吗？”

吴越不愿意和陌生人提及自己的感情状态。这是在不断被剥夺的名人隐私中，她不愿让渡的那一项。

电视剧里，重新迈向社会的中年女性，要和一群二十多岁刚刚迈入社会的年轻人在职场、在各个领域竞争。

电视剧外，是年轻一代演员和老一代演员的交锋。随着90后年轻人成为整个影视行业最渴望去取悦的对象，这种“中年女演员困境”显得更为扎眼。相关数据统计显示，近两年内上演的国产电影中，以40岁左右女性作为女主角的影片不足20%。

新成长起来的小花和鲜肉吸引越来越多流动的资本，也在塑造新的市场逻辑。更简单粗暴的是划分标准：红，或者不红；一线，或者二线。

《我的前半生》中，陈道明戏份少、台词少，很多时候没有戏，但他不去休息，永远站在旁边看，不提意见，也不说话。他想看看在自己的年代之外，年轻人是怎么演戏的。

马伊俐羡慕陈道明这样的心态。她也努力保持这样一种状态：明亮、向上。剧中的一句话让她印象深刻，“你的妈妈和妹妹都非常努力的活着。”她觉得努力活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品质。

她对《博客天下》回忆起和陈俊生谈判那场戏。第一条拍完之后导演觉得很棒，说过了。

雷佳音茫然地抬头看着导演，马伊琍直接和导演说，自己还想再来一条。导演问她原因。马伊琍理直气壮地说，觉得第二条可以更好。“如果演的不好，你就用前一条。”她把自己重新调动起来，于是有了最后呈现在屏幕上的第二条。

剧中，罗子君因为离婚搬出了豪宅，住进了虹口区的公安大楼。现实生活中，马伊琍的家，距离剧中的“家”不到500米。入夜后，三四个为大楼值班守夜的人，会支一张小桌子，从一旁的电箱拉一条线，吊个小灯就开始在下面打牌。那场景回忆起来让她安心。

这种类似的场景曾在袁泉身上发生，姚谦脑海里始终记得那个画面。那个很冷的冬天，在蓝色港湾的商场，人群中，姚谦看到一个穿着灰黑色羽绒服的身影，一眼看出是袁泉。本想去打招呼，快要靠近的时候，发现她一直在弯着腰和女儿说话，慢慢地，持续了很长时间。

姚谦有些感动，没忍心打扰，远远地看了会儿，离开了。

（张弘和施展萍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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