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
在“模拟演播室”展区,杨澜和老公吴征与“自己”合影
新京报讯 (采写/新京报记者 凌晨) 作为一档记录“一个人和他时代”的周播电视节目,《杨澜[微博]访谈录》于12月7日至9日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为期三天的15周年特展。以“触摸Touch”为主题,回顾了节目走过的十五年历程。谈及这十五年,杨澜表示极有意义。2001年和2015年,她两次代表北京做申奥陈述,十五年中,每个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见证了中国和世界的改变。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女士现场表示,这15年也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并惊叹于中国的发展。此外,杨澜还化身讲解员,陪众嘉宾参观展区。马未都、任志强、朱军、李亚鹏、陈鲁豫、马东、陆川[微博]等嘉宾到场祝贺,与杨澜对谈。
■ 感谢家人
杨澜在采访中透露,自己也会邀女儿来看展览,女儿今年正好15岁。“我跟她说你一定要来看,你看了才知道妈妈把你丢在家里去做什么了。”
由于工作忙碌,在家庭生活上,父母和丈夫的理解也让杨澜十分感恩。“出差时我父母帮我接孩子放学,督促他们养成很好的习惯,两个孩子也很争气,小学之后都是独立完成自己学业,不用我操心。而且我先生居然会容忍一个一个月差不多有七天在出差的太太,从来不做饭,经常他需要的时候我还在外面工作,他还真挺了不起的。”杨澜表示,今年正好是跟丈夫结婚20周年。“那天我跟他说谢谢你担待了这么多年,马克·吐温写的一句话特别好:爱情是快速奔跑,婚姻是慢慢成长。”
[讲述]
寻找隧道那面的一束光
1997年初,主持人兼制片人杨澜和一个编导、一个统筹、外加兼职策划的曹景行,创立了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2001年,杨澜携其团队在此基础上推出《杨澜访谈录》,这档国内最早推出的高端访谈电视节目,迄今已走过十五个春秋。随着播出平台从最早的阳光卫视到东方卫视,再到北京卫视,工作地点从上海转移至北京,《杨澜访谈录》幕后团队历经七次更迭,节目时长由30分钟变成45分钟。在一场场问与答中,杨澜谱写了820次人物图谱。
成功 让声名显赫的人物放下防备
很少有记者给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做过两次专访,杨澜是其中一位。节目中,李光耀聊起与邓小平的交往,对中国崛起及国际局势的看法,治理新加坡的心路历程,以及跟新加坡元老级官员因贪污自杀谢罪带来的心灵冲击。为此,在李光耀去世时,新加坡电视台还向杨澜寻求素材。
1998年,香港《杰出华人》系列纪录片和美国《60分钟》新闻杂志节目进入杨澜视线,这种用采访加专题,展现有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的人物记录让她充满向往。杨澜想到中学时喜欢的那位做过一系列国际政要采访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认为这就是专业方向。“那时候觉得谁有影响力、谁重要就去做。”
十五年来,让声名显赫的明星人物面对镜头卸下防备,侃侃而谈,成为了《杨澜访谈录》具有的独特气场。杨澜采访对象中包括5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赖斯、希拉里、克里,以及美国三任前总统,卡特、布什、克林顿,对中美关系发展脉络有较完整的记录。
邀请的嘉宾中,她印象最深的政要是朴槿惠,“当时追踪了两年时间,在不断发出采访要求。” 作为现任政要,朴槿惠来华时间紧张,通常采访机会只留给中国官方主流媒体。作为民营的文化传媒公司,杨澜和团队“望洋兴叹”,只能在不同的新闻节点上,不断提出新的采访要求。APEC期间,朴槿惠终于答应接受杨澜专访。
“这样的机会并不是理所应当会得到,往往要做很大的努力。”杨澜说,其实有时候要死磕,精诚所至,积累的力量就在这个地方。在主编谢漪春看来,除了坚持让嘉宾看到诚意,让他们从心底认可和尊重节目也很重要。“无论是提问角度还是话题设置,让对方觉得是真正希望走入他的内心”。
挣扎 人文学者专访机会越来越少
对于一个在卫星电视平台播出的访谈节目,嘉宾的选择跟收视率息息相关。让杨澜遗憾的是,因为近年媒体生态的转变,全国卫星电视基本以收视率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一般人们看到外语嘉宾,收视率就掉一半。”在泛娱乐化时代,杨澜感叹做人文学者的专访机会越来越少。
1999年,杨澜采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后,对方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想法。“我问他,当时没有他不识字的母亲坚持送他出来上学,那今天的崔琦会是怎样?他说,我宁愿做一个不识字的农民,那样的话可能我父母不至于饿死。”这句话让杨澜深受触动,她开始对成功和重要等词语产生反思和质疑。
最终,对情怀、情感的关注替代了过去对“功成名就”功利意义上的界定。在这之后的很多采访中,杨澜想要寻找隧道那面的一束光,这也是1996年她在采访美国杰出主播克朗凯特时,对方说过的话。“人类永远需要在隧道那面的一束光,那是对真相、真情的一个追求。采访一些嘉宾可能有些事务性、社会性话题的探讨,但我总是想找到人性中隧道那面有一束光的感觉。”杨澜也会面对无奈,“有时候为了做一个你认为很有历史价值的人物采访,相对还要做两期收视率相对高点的采访,才能把收视率拉平”。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这不乏挣扎。
在制片人马敬军看来,兼顾收视率和深度太难。“十几年前,《杨澜访谈录》诞生初期,深度和收视率都有。那个时候观众没太看过这种节目类型,会惊讶地被吸引、能听进去,但是在当下什么都快速发展的时代,极少数人能坐下来认认真真看一个有思想深度的节目,有,也可能只是对那期嘉宾感兴趣。”
突破 利用新媒体打破传统壁垒
杨澜认识到,过去的优势和现在的瓶颈实际是同一个——跨行业的跳跃性。为了突破和创新,今年《杨澜访谈录》和北京卫视尝试推出《人生相对论》,试图在节目形态上进行颠覆。“相对论”每期请两个嘉宾,用同一话题得出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节目中嘉宾先做演讲,演讲结束后再访谈,跟现场观众互动。
十五年来,《杨澜访谈录》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中不停跳跃。但在今天,观众很难预测接下来的采访嘉宾,对节目反而会失去期待。“给观众预期很有必要。”杨澜说,“我们接下来会有两个转变。第一,在YouTube上全英语播出《杨澜访谈录》,对全球开放,我们采访的很多嘉宾实际上有国际影响力。第二,2016年,我们会做更多行业性纵深的人物群体性访问。比如进入到人工智能领域,就把这个领域从科学家到商业巨子、思想家、挑战者等都采访到,更多是一个专题下的纵向挖掘,这符合今天的传播规律。”
阳光媒体集团营销总经理田雷说,节目形态的变化也促使市场营销理念的改变,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目前并行的时代,打破固有的体制壁垒,解决传统媒体自身的问题。并用新媒体的思路、手段,用传统媒体的人脉、资源,逐步双向融合,使阳光媒体集团在这媒体变革时代中,走出自己的常态。
15年感悟
采访是门手艺需要工匠精神
在种种变化中,有一条轨迹却很稳定。“我们的团队历经7个不同的制片人,但这么多不同的团队能够把节目的基因传承下去,在节目品质和专业度上保持较高的水准。”杨澜坦言这是她投入个人精力最多的一个制作,“我觉得我们有工匠精神,这是一门手艺。”从选择嘉宾到约访,连邀请信怎么写都有学问。
为了达到这一点,《杨澜访谈录》中每位嘉宾的资料梳理不少于10万字,厚厚的文本拿起来如同一本书。开策划会时,编导在咨询相关领域专家后,做出大量文案,杨澜则要求自己每一字都必须看过。“采访提纲往往是讨论基础上我再手写,在现场,通常有份我手写的稿子放在膝上。我能充分理解把它变成我想问的问题。从任何一个问题出发都能有逻辑运作下去。”
■ 数读
上在《杨澜访谈录》15周年特展的“杨澜工作室”展区,呈现了杨访团队为准备采访所阅读的数百本书籍和上千份资料、820份导演策划案以及杨澜的采访手稿。据工作人员介绍, 15年,为拍摄阅读的资料超过8000万字,相当于800本书;为拍摄飞行的距离超过20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50圈。在这里,观众还能看到众多名人在接受采访后,留言的签名本。在大屏幕上看到采访过的200位人物黑白肖像照后,杨澜颇有感触:“老在往前赶,有的时候回顾是一片模糊,看到照片墙的时候好像这些记忆都复活了。虽然200位人物只是我们采访过嘉宾的四分之一,但我突然觉得这十五年过得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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