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史学集刊》2016年第5期。

日俄战争前日本文人的“满洲”扩张论

王玉强¹，崔海波²

(1.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12；2.长春师范大学 思政部，吉林长春130032)

摘　要：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主要由日本政府的强权外交和战争行为所推动，而日本文人则通过构建日本对外扩张的“合理性”，以此参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日俄战争前日本文人构建日本向“满洲”扩张的种种“合理性”，以此煽动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政府对俄国开战向“满洲”扩张。

关键词：日本对外扩张；“满洲”；日俄战争；“七博士事件”

本文以日俄战争前日本文人对“满洲”[1]的认知为研究对象，探究日本文人如何以事实呈现和视角选择的方式，将异域“满洲”变得与日本“休戚相关”，进而在日俄战争前夕完成日本向“满洲”扩张的种种“合理性”构建。国内学界目前对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少数在日本政界和新闻界有巨大影响力的文人研究较多，尚未对日本文教领域普通文人的对外扩张论进行研究。二战后日本学界对战前日本文人对外扩张论的研究也不充分，或者如下文所述对其有意遮掩。但深入了解二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不难发现，日俄战争前日本文人构建日本对俄开战以及向“满洲”扩张的种种“合理性”，在二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中存在着令人意想不到的连续性。原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子安宣邦承认，直至今日仍有很多日本人认为日俄战争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2]这与中国、韩国等国认为，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国家间战争、日本借此实现向“满洲”扩张的历史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基于此，对日本文人的“满洲”扩张论进行历史剖析，对于深入理解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文人关于“满洲”的认知

对日本的“满洲”扩张论进行溯源，可知幕末日本就已出现侵占“满洲”的狂言妄语，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提出“故善保国者，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无。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加摸察加、澳都加，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3]桥本左内1857年致信村田氏寿，认为日本应该与当时主宰世界的俄国结盟，同时为维持日本的独立应该吞并“山丹、满洲、朝鲜、印度”等地。[4]

上述侵占“满洲”的狂言并不能视为具体侵占“满洲”的筹划，而且极少在日本文教领域得到呼应，甲午战争以前日本文人对“满洲”并不重视。整体上，甲午战争前日本文教领域中只有少数关于“满洲”的著述，内容只停留在对“满洲”的介绍上，“满洲”对日本而言只是遥远且与日本并不相干的异域。比如，矢津昌永在为大日本中学会编著的《万国地理》中对“满洲”介绍极为简单，“清国今本部置十八省，满洲乃清朝基业之地，特以三省别之，称东三省”。[5]

具体而言，明治时代日本了解“满洲”的途径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江户时代文人关于“满洲”的著述被刊行。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出于警戒满清(称满清为“鞑靼”)的考虑，主要通过对漂流民的经历和对以往著述的整理，尽可能去积累关于“满洲”的知识。据《漂流奇谈全集》统计，有宽永二十一年(1645)越前藩竹内藤左卫门等人漂流至东北，被送往北京后经朝鲜回到日本，依据其经历著有《鞑靼漂流记》，宽政七年(1795)松前藩孙太郎等人漂流到吉林。[6]关于著述整理，据和田清的统计，有荻生徂徕的《满文考》，天野信景的《满洲字式》，北溪观的《建州始末记》、《满洲八旗色目考》，间宫伦宗的《东鞑纪行》，近藤守重的《边要分界图考》、《正斋书籍考》等。[7]这些著述在日本近代得以刊行，成为日本文人认识“满洲”历史文化的基本途径。

第二种途径是翻译外国的地理著作。比如流行于明治时代介绍“满洲”地理的《地球说略译解》一书，就译自美国传教士祎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所著的《地球说略》。中村聪认为《地球说略》被美国传教士带到日本，随后在日本进行日语版翻刻。[8]

第三种途径就是依据日本文人的游历。井上陈政依据长达六年在中国的游学经历，写成《禹域通纂》一书。井上陈政虽没有直接游历“满洲”，但在中国大陆的游学经历使其获得较高的“满洲”知识，超过了传教士的水平。在《禹域通纂》篇幅中有“满洲部”，其中有一节专门介绍“满洲”政制，“满洲政务于盛京置五部，施行政务，而地方置理事知县，辖理事务”。[9]随后详细介绍五部各自职权范围和运作方式，尤其关于各部人数，他清楚地用图表统计出来，可见考察之详细。

1892年原田藤一郎从日本出发游览中国大陆，曾出山海关，到达通化县，后沿着鸭绿江沿岸到达朝鲜汉城，归国后出版《亚细亚大陆旅行日志并清韩俄三国评论》一书。原田的考察与井上有很大不同，原田关于“满洲”的记述更加生活化，而且时而会把所见所闻与日本生活进行比较，因此一再慨叹中国生活的“不洁”。他在游览“满洲”的时候，当看到妙龄女子和十二三岁儿童拿着三尺烟袋吸烟的时候，感到吃惊不已。当他与山民交谈时候，发现他们只能用牛、马、猪、鹿进行描绘周围山川地貌的时候，嘲笑他们的无知。当他发现当地山民只知道世界上有清国、英国和法国，对日本一概不知，甚至把英国、法国与日本混为一谈，作者感慨山民“愚蒙”，油然而生一种优越感。[10]

把“满洲”作为元素纳入小说创作的只有外村让，他在1888年出版野史小说《海外策动：日本的刀光》。该小说有感于“方今东洋气运不竞，日被欧人吞噬。如我日本，犹受其轻辱，斥不齿于同列”，因此塑造小说人物会津藩士今野邦武，“夙抱大志，而跋涉满洲，深入鲁(指俄国)领，转投于安南黑旗军，与佛(指法国)兵会战，常奏奇勋”。[11]该野史小说第十一回“一剑直截满洲地，八旗俯瞰鄂罗天”，有专门描述“满洲”民俗的部分，虽是文学作品，但从内容可知作者对“满洲”村落及满汉姓氏已有相当了解。

总体来说，甲午战争以前“满洲”并不是日本舆论关注的重点所在。如曾著《支那漫游实记》的安东不二雄所言，远在数千里的欧美事情，不论善恶巨细多为日本人所知晓，但与日本仅一苇之隔，且与日本有最亲密利害关系的西邻中国的事情，却极少被日本人所注意，因此“拜西主义”的日本患有远视病。[12]

同样日本文人也没有关于日本与“满洲”关系的著述。因此，尽管甲午战争中日本政府企图割占辽东半岛，但战前在日本文教领域里没有明显为日本政府向“满洲”扩张出谋划策的倾向，即便在极力主张日本对外扩张的文人那里也是如此。比如，渡边修二郎在《我国之前途》一书第七章“国地扩张论”中，直接批评明治政府对外扩张不力。“吾人耻对祖先，昔者我国人当元气之旺盛，专执进取主义，遣使、侵略、通商等事历其成述之赫著者，抑今日之忧非在人智不进，在人心之萎靡，呜呼！我国人之气风如此斯软弱”。但他建议日本对外扩张殖民的方向却是东南亚，而不是“满洲”。“愚考以军舰视察，若有适当之地，请暹罗(即泰国)政府承认我人民移住，以谋根据之事，将来我国于东亚振张土地及势力一助也”。[13]

但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文教领域为之一变，积极支持日本政府发动战争。比如，以介绍“满洲”情况的方式表达对战争的支持。动机大抵如秋山四郎在《支那朝鲜形势录》中所述，“富于忠君爱国精神之我等青年子弟，于今时势之下当孰为？当奋起敌忾者也。既奋起敌忾之心，则欲知王师所向其地势其气候如何，其军备兵制如何等形势，乃人之常情。此书即满足此欲望而为”。[14]同时，日本社会也涌现出向“满洲”扩张的言论。渡边修二郎观察到：“顾察民间之所论，今云对清政策者，或曰收偿金几亿万圆，或曰取盛京、吉林二省，或曰二省不足，直隶省应加之。”[15]

另外，甲午战争也促使日本文人匆匆着手说明日本扩张的“合理性”。渡边修二郎注意到民间舆论纷纷将这场战争自视为“主旨实为助朝鲜之独立，保东洋之平和，是以世呼称仁义之师、称义战”。[16]总体上，日本文人大都采用诸如“东洋”、“平和”等概念“合理化”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但其著述中毫不提及中国、朝鲜对日本的抗议和愤怒。

甲午战争以后“满洲”不再是遥远的异域，开始成为日本文教领域里的高频词汇，日本文人通过不同方式维系对“满洲”的感情。比如，很多有从征经历的日本人纷纷著书描绘战争下的“满洲”，异域“满洲”由此直接成为日本人缅怀战争寄托哀思的所在。西岛函南在《从军漫录》中颂扬并感慨战死“满洲”的日本士兵，“生命鸿毛耳，丹心报国恩，凄凉今夕月，何处吊忠魂”。[17]还有以猎奇的语调回忆自己的从军经历，在《征清奇谈从军见闻录》中，“一读三笑满洲奇俗”中专门以猎奇嘲讽的语调介绍“满洲”当地人的生活习俗。[18]更多的日本文人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导致日本割占辽东半岛未遂，因此对“得而复失”的“满洲”反而萌发出痛恨、惋惜等更浓烈的感情，这在当时人的著作中随处可见。

二、批判俄国侵占“满洲”与美化日本对外扩张

甲午战争后日本文人对“满洲”日渐关注，到日俄战争前异域“满洲”已经变得与日本“休戚相关”。其中，日本文人借助批判俄国在“满洲”的扩张，由此构建日本向“满洲”扩张的“合理性”。

近代日本文人始终关注俄国的对外扩张。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翻译外国人关于俄国对外扩张的著述时，为尊重原著多明确使用“侵略”、“侵掠”等批判的词汇，而日本人自身在描述俄国人对外扩张时却常使用“经营”、“经略”等较为中性的词汇。甚至在一些日本文人眼里，俄国对外扩张恰是日本对外施行所谓“进取主义”的榜样。如北村三郎在《东洋策》中，认为“今日定我日本帝国安危休戚之时，其对外政略宜速定进取主义，立长策……露国(即俄国)千五百年代只欧北一侯国，彼得大帝以豪杰之姿，运宏阔远大之策略，西侵瑞典，南制波斯，鞭笞天下，以立一定不拔之长策，后主世世继祖业，今年扩一境，明年略一地……露国英雄之主达观大势，以立进取之策，通视万世”。[19]

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道与强租旅顺大连等扩张举措，被日本文人视为对日本势力范围朝鲜的威胁，甚至是对日本的直接威胁。面对俄国的扩张，日本文人开始阐发日本与中国“辅车唇齿”式的亲近感和命运共同感，进而在所谓东洋、东亚视角下，形成日本代表东亚负担起对抗俄国的“天职”。比如，久保田与四郎在《东洋之危机》一书中批判俄国的扩张，作为东亚代表者日本应“拒之”。“其(俄国)于满洲敷纵横铁道，掠夺旅顺大连湾，搅乱东亚均势，瞭然如见火，如是日本帝国岂能漠视？日本乃于东洋有优势义勇之国，岂能许可斯乱暴？日本应凛乎拒之，而日本有拒之正当权利和兵力”。[20]而笹川种郎认为“拒俄”是东亚代表者日本的“天职”，“兴亚之运命到底不得不烦劳日东男儿之手……挽回东亚运命，施划兴亚大业……呜呼！卧榻之旁决不容他人酣睡，既擅自酣睡，我应膺惩之，实我日东君子国之天职”。[21]

俄国在“满洲”的扩张反过来促使日本文人形成日本“扶助”东亚的“天职”，因此日本文人群情激昂主张“拒俄”，甚至日俄战争爆发前就已迫不及待设想日本与俄国的战争。比如法令馆编辑部于1900、1901年两次出版了《日俄战争未来记：愉绝快绝》一书。此书认为“察方今宇内形势，列强国中吾人最警戒不怠者，无非露国于东洋之行动，彼数百年如一日，经营南下之野心，今已达最高热度，动天动地之大活剧，近将卷起东洋一大波澜。看！吞噬旅顺，占领满洲，西比利亚铁道完成期已近，曰何，曰何……彼得我对岸一寸领土，即便一寸，东洋运命之危机近矣”。[22]为了刺激读者，该书中以伪新闻的形式详细设想未来某年日本与俄国的具体战争细节，以报当初俄国干涉还辽之仇并“扶助”东亚。

值得注意的是，甲午战争之际日本文人认为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维持“东洋和平”“义战”的论调，在甲午战争之后得以延续。《日俄战争未来记 : 愉绝快绝》同样认为甲午战争是“扶植朝鲜之独立，诱之入开明之域，且克复东洋永远和平”的“义侠”“名正义名”之举。[23]这显示出与中国具有“辅车唇齿”的人种文化亲缘关系的日本，虽然对俄国在“满洲”的扩张给予批判并将“拒俄”视为日本的“天职”，但其视角和逻辑是有所选择有所回避的，即只对俄国在“满洲”的扩张予以批判，但对甲午战争中日本的扩张之举，以及由此引发中国朝鲜对日本的愤慨非但没有反省，反而予以美化。

佐藤宏的《支那新论》也是如此，遵循着批判俄国在“满洲”扩张，借此美化日本扩张行为的思维逻辑。“(俄国)欲在二十世纪世界舞台之远东据有雄飞的根据地，对马海峡以南之地不可求也，而满洲辽东半岛正是其所要之地，且这般恰好之地独一无二也。日清战争后，吾国割让辽东半岛为了防遏俄国南下”。[24]佐藤宏详细梳理了17世纪以来俄国对“满洲”领土的侵占，但在其叙述逻辑中俄国对“满洲”领土的占有被视为侵略，而日本企图割占辽东半岛却被视为“防遏俄国南下”的“义举”。从中可知佐藤宏等日本文人持有这样特殊的逻辑，即乐于批判俄国在“满洲”的扩张，却不愿意以同等视角去审视日本对外扩张行为，表现出日本自我赞美自我辩护的特殊思维。

如果通览日本文人对于明治初期“征韩论”、1872年开始吞并琉球、1874年侵略台湾等对外扩张事件的著述，就会发现对这些扩张行为日本文人只是记述事件经过，或者追随日本政府制造的开战借口，从不考虑台湾、琉球以及后来中国、朝鲜对于日本扩张行为的抵触和抗议。日本文人很少从普遍的伦理和正义角度审视日本的对外行为，对日本文人而言，抵抗俄国在“满洲”扩张的目的，足以成为其在日俄开战前构建日本“满洲”扩张论的外在“合理性”来源。

三、“七博士事件”与日本向“满洲”扩张的内在“合理性”构建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俄国占领“满洲”拒不撤兵，日本文人纷纷著书主张对俄开战。更重要的是，在此舆论浪潮推动下，日本文人在有利于日本的视角下构建了日本向“满洲”扩张的“殖民论”、“自卫权”、“战争有利经济论”等种种内在“合理性”。其中“七博士事件”[25]在煽动日本对俄开战，以及从日本利益出发内在形成日本“满洲”扩张论的作用上最为明显。

所谓“七博士事件”，起因是俄国借口义和团运动占领中国东北，然后拒不撤兵，对此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户水宽人、富井政章、小野塚喜平次、高桥作卫、金井延、寺尾亨以及学习院教授中村进午等七人，1903年6月1日访问桂太郎首相，当面批判政府软弱，建议政府在“满洲”问题上下定决心对俄开战。6月10日将主张对俄开战的《七博士意见书》分别送交桂太郎首相、小村外相、山本海相、寺内陆相，以及山县有朋和松方正义等实权人物。尽管当时约定不公开《意见书》的内容，但诡异的是6月11日《东京日日新闻》却刊登部分《意见书》内容，6月24日《东京朝日新闻》更是用四个版面全文刊登《意见书》内容。随后户水宽人、寺尾亨、金井延、中村进午、高桥作卫等人索性公开《意见书》内容，编成《日俄开战论纂》一书大量刊行。

《七博士意见书》内容由此在日本广为流传，该《意见书》言辞激烈地批判日本政府软弱，要求对俄开战。“噫！我国既一度失辽东还付好机会，再失之于胶州湾事件(指德国租借胶东)，三失之于北清事件(指义和团运动)，蹈此覆辙一再失策。既往不可追，唯不得不讲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策，特需注意在于极东形势日渐急迫，如既往几次坐失良机的余裕并不存在，失今日之机会，必将使日清韩再无出头之机。今日实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且认为是最后之机会。失此机会则遗万世之患，现时之国民以何答对祖宗，又以何面对后世子孙。俄国日渐于满洲扶植其势力，贯通铁道，建设城壁炮台，渐渐坚实其基础，尤其于海上扩展舰队，以海陆强势威压我邦，此最近报告所证明也。故迁延一日，则加一日之危急。然唯独可喜在于，当下我军力与俄比较尚有些许胜算。此时若失去先机，不可不谓留千秋之患。今俄国实无与我拮抗之成算……他日俄国集中强力于极东自有成算，可知其先占领满洲，次则临朝鲜，如洞若观火。如朝鲜被其势力征服，次则所临不言自明也。故曰：今日不解决满洲问题则朝鲜会消失，朝鲜消失则日本不能防御。我邦上下人士于今日自觉其形势，舍姑息之策，彻底解决满洲问题。今我邦尚有成算，实是得天时。而彼尚未于极东完成确固之根据地，是地利全在我。而四千万余同胞皆憎俄之行为，岂不是得人和？然此际不决，是失天时弃地利背人和，且不可不谓危及地下祖宗之遗业，丧失后世子孙之幸福”。[26]该《七博士意见书》是日俄战争前日本文人参与日本对外扩张最有代表性的事件。

关于“七博士事件”，据参与者以及《七博士意见书》起草者高桥作卫的回忆，“(1903年)五月十八日于芝区南佐庄，与户水、中村两博士会面。南佐庄乃近卫公、渡边子、松浦厚氏清适之处。此夜近卫公、渡边子、两博士外，有志之士四五人来会谈时事。近卫公问中村氏吾等是否有为国事奔走之意志，余等同感约定尽力，定顺序，主要纠合大学教授中真正研究满洲问题之人，一起以诚实意见劝告当局，并约定以下条件，即只以大学教授中有志者名义进行，与近卫公下属的旧国民同盟会毫无关系，且与南佐庄经常会面之人毫无关系，只是单纯独立团体的活动”。“五月三十一日富井、金井、户水、寺尾、中村、小野塚等六博士与我七人会于南佐庄，近卫公坐主人席位。酒席间陈述对时局意见，七博士所论并不一致，然当下问题重大，不可等闲视之。于是七人决定联袂劝告当局者……元来七人皆以专家自负，论点细微处各自顽守固执，或云对满洲持守略，或云开战，或云战争尚早，此等论点并不容易调和。幸亏近卫公以其至诚使得吾人观点得以折中协同，大体意见一致，至于细微处各自向当局者陈述”。[27]由此可知，此次“七博士事件”与近代日本推行对外强硬运动代表人物近卫笃麿的运作有很大关系，可以视为近卫笃麿及其国民同盟会组织进行舆论动员、号召对俄国开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疑，近卫笃麿利用诸位教授进行对俄开战舆论动员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当时日本仅有两所帝国大学，即创办于1886年的东京帝国大学和1897年的京都帝国大学，可见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在日本社会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之此前很少有帝国大学教授对时势发表意见，因此来自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上述举动震惊朝野，尤其引起日本民众的极大关注。七博士批判政府软弱号召对俄国开战，这种舆论动员方式显然要好过甲午战争时日本政府先宣战随后日本文人附和的方式。

更由于《日俄开战论纂》的公开刊行，上述诸教授为日本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提供的各种逻辑和理论得以广为人知，从而内在地形成了支持向“满洲”扩张的种种“合理性”。其中户水宽人、寺尾亨、中村进午和金井延四人的“满洲”扩张论最有代表性。在构想日本如何向“满洲”扩张上，大体可分为户水宽人所代表的“割取满洲论”，以及其他人的“扩大利权论”。

户水宽人强烈主张日俄必有一战，越早开战对日本越有利。在《日俄开战论纂》中，户水宽人论述日本占领“满洲”的理论依据，比如“殖民论”。“加之日本人口近年益益增加，据统计明治二十四(1891)年日本人口增加二十六万五千，明治三十三(1890)年人口增加五十四万五千，仅仅九年人口增加一倍以上……日本人欲在世界竞争场里雄飞，不得不选择对日本殖民最适当场所……日本人移民适当场所不外乎朝鲜和满洲，故日本人宜谋求移民朝鲜和满洲的便利。如前所述，日本人有必要实行帝国主义，且有必要在亚细亚大陆谋求日本殖民地。而亚细亚大陆中朝鲜和满洲是日本最适合移民的场所，所以日本人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在朝鲜和满洲两地发展国力，由此来看，今日是谋求国力发展的最好机会。现在俄罗斯在满洲大地跋扈跳梁，兵力又薄弱，对日本而言，实在是可乘之机。乘此机会举兵讨俄，不用说日本会胜利”。[28]

日俄战后户水宽人认为日本应该谋求占领“满洲”。“关于战争之后满洲如何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由战争结果以及与外国关系如何来决定的问题，不是预先能确定的事情。或许清国出让该地给日本，若不可的话，满洲将无法成为日本的领土，还不如成立别的国为宜。对欧洲来说，可称其为Manchuria，对中国来说，可称其为大辽国，使其成为中国的姊妹国。日本的 (原文此处用四个黑点表示)成为其君主，我认为是一个策略。若有必要于满洲设置副皇帝，则设置副皇帝……有人主张将满洲交还给中国，中国果能治理满洲，能否向各国开放，值得怀疑。以此来看，日本人掌握满洲主权各国人不会有异议”。[29]

而其他人并非都像户水宽人那样主张占领“满洲”，但都支持日本对俄开战，主张日本以帝国主义方式扩大在“满洲”的权益。在《日俄开战论纂》中，寺尾亨一再将“满洲”视为日本生死存亡之所系。首先，将“满洲”视为日本殖民的重要场所，而俄国占据“满洲”的话，日本将无法顺利殖民。“(日本)领土狭窄，人口过多，局促于国内，到底不能增进国民的幸福，必须向人口稀薄的外国发展……吾人帝国臣民黄色人种，地理上其生存发达最便利就是中国和朝鲜，尤其是满洲，是我国民的商工业、农业发展最枢要的地域，然而满洲若归俄国所有，不难得知将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排斥我国人”。其次，认为俄国占领“满洲”后将会威胁日本。“满洲若归俄国所有，朝鲜独立在俄国眼里不复存在，不仅清国存亡危矣，一苇带水的我日本帝国不得不胆战心寒，所以余辈以满洲为我邦危急存亡一大要件，对此敢于发表强硬意见”。随后，寺尾亨还从法学角度提出日本与俄国开战是行使“自卫权”。“自己的独立生存遭到侵害等场合下，有防卫的权利。即为了维持世界的和平，对一国的武力行为可以反抗。故俄国对满洲的行动，纵令与我国没有直接重大的利害关系，但作为国家的自卫权利，当然可以进行反抗”。甚至，为了使日本形成对俄开战的舆论，寺尾亨还提出“战争有利经济论”。“战争乃商工业仇敌，和平是经济的好友，虽是通论，但所谓和平是永久的和平而不是一时的和平，且战争多是祈求和平之举，相信长久来看有助于经济的进步。当时的战争会给商工业带来一时的不振，若战争的结果能给经济带来进步，则战争是必要的”。[30]

中村进午在《日俄开战论纂》中论述日本与俄国开战日本将获得巨大的外交利益，“若在满洲对俄战争胜利的话，日英同盟将会更坚固，美国会信赖日本。俄国战败后会停止敌视日本，就像日清战争后中国依赖日本那样。与清国战争获胜后，英国等对日本另眼相看一样，今日的日英同盟就是日清战争日本胜利的结果。因此，日俄战争胜利的话，朝鲜将臣服日本，中国将信赖日本，日英同盟更加坚固”。[31]在《日俄开战论纂》中，金井延也依据“自卫权”、“战争有利经济论”和“殖民论”极力主张对俄开战。“今日对俄开战不错过的话，不仅使我国达到自卫防御的目的，对世界文明普及做出贡献，还对经济上大发展、我民族的大扩张有益处。在满洲及华北我国充分获得通商贸易的利益，最有前景的方面在于能强固我国的经济基础……满洲及华北等地全部文物不开，人口稀薄，民俗极质朴，政治上容易驾驭，欧美竞争者尚少，我国企业家容易成功。满洲及华北等地全体与朝鲜在等待本邦人开”。[32]

“七博士事件”以及《日俄开战论纂》的刊行使得诸教授关于日本对俄开战以及日本向“满洲”扩张的“殖民论”、“自卫权”、“战争有利经济论”等言论和主张在日本广为流行，从有利日本的角度内在构建出日本向“满洲”扩张的“合理性”。此后，日本文人热烈响应，各种日本“满洲”扩张论不断涌现，一再论述日本向“满洲”扩张的“合理性”。

比如，日俄开战之际，日本《太阳报》发表《论日本预定满洲政策》提出日俄战争后日本将以保全中国为“义务”，同时要求在“满洲”拥有不同于其他列强的特殊权利。“日本之于满洲永持一义而不变，即所谓保全中国土地而开放满洲是也。……日本既以自卫之关系，而倾无量之汗血以为此战，则于其善后而当有最优之权利，且亦负最大之义务者也。满洲开放以后，固当与世界各国享同等之利益，然监督华廷，安固满洲，日本不可不有异于他国之特权。使收之于俄人而漫焉归之于中国，则危矣”。[33]

日俄开战之际，日本有一套比较有影响力的丛书《海外的富源》得以刊行，该丛书分别介绍东南亚、“满洲”及西伯利亚、华南、北美等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显示出这一时期的日本视野遍布全球，但从这些地区的分别介绍中可以看出，日本对“满洲”的地位最为看重，甚至“理所当然”视“满洲”为日本的“新故乡”。“满洲面积六十三万平方露里，人口约一千五百万。包括奉天、吉林和黑龙三省。满洲面积比我国面积大两倍半多，其人口只是我国三分之一。其地足以吸收一亿以上人口，岂不是吾等好个新故乡？今满洲乃俎上之肉……满洲乃资源无尽宝库，我人口每年增加五十万，不用说其地理上适当之处。历史上此土乃古昔我祖先统治部分，人种文字趣向相同。见我鹈吞此地艰辛，将此宝库钥匙交我，对这个公平无私的要求，世界无异议，就此加工此俎上之鱼肉开发宝库吧”。[34]这种“满洲”扩张论已经将异域“满洲”视为日本的“好个新故乡”，并且为了日本的扩张虚构“此土乃古昔我祖先统治”历史，甚至认为向“满洲”扩张是“公平无私”“世界无异议”之举，从中可知日本文人“合理化”的“满洲”扩张论，已经达到多么肆无忌惮的程度。

从上述可知，日本文人通过构建日本向“满洲”扩张的“合理性”，煽动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政府对外扩张，因此日本文人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参与者。二战日本战败后，虽然日本政府被追究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但诸如“七博士事件”这类通过“合理化”扩张论煽动对外扩张的日本文人的战争责任，却很少被追究，甚至被日本社会有意遮掩。日本虽然战败投降，但对日本政府以外各阶层的战争责任的追究和反省无法深入开展，因此导致战前日本文人构建所谓日俄战争“保家卫国”这种认识得以延续至今，进而成为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一再发生历史认识分歧的根源所在。

作者简介：王玉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史；崔海波，长春师范大学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史。

[1]“满洲”即中国东北的旧称，除了“满洲”以外，近代日本也使用“东三省”、“满蒙”等词汇。

[2]崔文衡、子安宣邦：『歴史の共有体としての東ｱｼﾞｱ：日露戦争と日韓の歴史認識』、東京：藤原書店、2007年、第18－20頁。

[3]山口県教育会：『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第596頁。

[4]景岳会：『橋本景岳全集』上巻、東京：歴史図書社、1976年、第553－554頁。

[5]矢津昌永：『萬國地理』、東京：大日本中學會、1899年、第36頁。

[6]石井研堂：『漂流奇談全集』、東京：博文館、1900年、第1、4頁。

[7]和田清：『東亜史論藪』、東京：生活社、1942年、第242－243頁。

[8][日]中村聪著，马燕译：《汉文“地球说略”在日本的出版与传播》，《东方论坛》，2010年第6期。

[9]井上陳政：『禹域通纂上』、東京：大藏省、1888年、第221頁。

[10]原田藤一郎：『亜細亜大陸旅行日誌并清韓露三国評論』、東京：青木嵩山堂、1894年、第117頁。

[11]外村譲：『日本の刀光 : 英傑偉勲上』、大阪：骎骎堂木店、1889年、自序。

[12]安東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東京：博文館、1892年、第1頁。

[13]渡辺修二郎：『我国之前途』、東京：大東出版社、1894年、第141、148頁。

[14]秋山四郎：『支那朝鮮形勢録』、東京：共益商社、1894年、前言。

[15]渡辺修二郎：『对清对欧策』、東京：奉公會、1894年、第56頁。

[16]渡辺修二郎：『对清对欧策』、第12頁。

[17]西島函南：『従軍漫録』、大阪：石塚書店、1901年、第13頁。

[18]伊東連之助：『征清奇談従軍見聞録』、東京：明昇舍、1896年、第16－20頁。

[19]北村三郎：『东洋策』、東京：尚武社、1888年、第7－9頁。

[20]久保田舆四郎：『東洋之危機』、東京：富山房、1898年、第6頁。

[21]笹川臨風 (種郎)：『雨糸風片』、東京：博文館、1900年、第99、120頁。

[22]法令館編輯部：『日露戦争未来記 : 愉絶快絶』、東京：法令館、 1900年、序。

[23]法令館編輯部：『日露戦争未来記 : 愉絶快絶』、第3頁。

[24]佐藤宏：『支那新論』、東京：八尾書店、 1898年、第136頁。

[25] “七博士事件”，也称“帝大七博士事件”、“七博士建白事件”，在日本近代史上极为重要，但战后被日本社会有意遗忘，日本学界也很少对此进行研究。甚至在《东京大学百年史》中绝口不提这些教授煽动对俄开战，却将之视为日本大学自治问题，明显是对上述东京大学教授的污点进行有意遮掩。

[26]戸水寛人等：『日露開戦論纂』、東京：國文社、1903年、第169－170頁。

[27]高橋作衛：『満洲問題之解決七博士意見書起草顚末満洲問題研究錄』、東京：清水書店、1904年、第3－5頁。

[28]戸水寛人等：『日露開戦論纂』、第6、8、9頁。

[29]戸水寛人等：『日露開戦論纂』、第16、18頁。

[30]戸水寛人等：『日露開戦論纂』、第22、23、25、27、32頁。

[31]戸水寛人等：『日露開戦論纂』、第68頁。

[32]戸水寛人等：『日露開戦論纂』、第57－59頁。

[33]《论预定满洲政策》，译自日本《太阳报》，《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

[34]平山勝熊：『満洲及西伯利の富源』、東京：隆文館、1904年版、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