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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族是工商世家的“鹿港辜家”，历经数代而不衰，至今仍是台湾政商大家族之一。清末着名的博学鸿儒辜鸿铭，是他的曾祖父。父亲辜振甫是台湾的“红顶子商人”，着名的“汪辜会谈”为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母亲辜严倬云女士，是严复后人。

  同时，鹿港辜家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掌管着庞大的和信集团，其中包括以台湾水泥集团为主的制造业和信托集团为主的金融业，经营证券、房地产、石油化工、航空运输、信托、广告、金融银行等产业。

  我不想和父亲比，我要超越的是自己

  2001年，辜成允兄长辜启允英年早逝。辜成允承担起家族事业的重责。在接过父亲帅印的前一年，辜氏家族低调分家。辜振甫的侄子辜濂松分去了中信金融王国，辜成允则从父亲手中接过包括台泥、中橡在内的和信集团。

  “在做事方面，我自己有很大压力，怕做不好愧对这个姓，更怕别人只把我看作是‘辜振甫的儿子’，”辜成允说，“其实，在辜家每个小孩都很想向别人证明，不必姓辜，自己也能做得很好。” 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想到会继承家业，是因为哥哥过世了，才想到担当起这个角色。

  作为辜振甫的次子，台湾媒体形容他“身材修长、面如冠玉，谈吐从容、一脉斯文”。辜成允是标准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然而随之而来的压力也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

  “我觉得是蛮有压力的，尤其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压力非常非常大。我很担心，别人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是我的家族，只看到我的父亲，只看到我母亲。这个压力一直激励着我往前走。让别人看到，虽然我是家族的一员，但我跟我的父亲跟我母亲有所不同，而且能够为我的家族创造更多附加值。”

  这种压力从小到大，如影随形得伴随着辜成允。但他的成长经历，却不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年轻时去美国念书，他勤工俭学，扫过厕所，当过厨子，在图书馆堆过书。回台湾后，他先是去咨询公司工作三年，加入台泥时，也是从最基层的位子做起，十年之后，才有机会第一次和自己的父亲在同一个办公室开会。那对他是一次检阅，他说自己紧张的衣服全被汗湿透了，战战兢兢得完成了那次还有很多其他部门领导在的汇报。

  有一次公司的同事和外面的客户吃饭，别人介绍他时，说：“这是辜成允，某某部门的负责人，老板的儿子。”他站起身来，扭身就走，再也没有回到桌前吃那顿饭。他想做自己，而不是“辜振甫的儿子”。“如果我只是作为谁的儿子过了这一生，而没有我自己的话，那不是就白活了吗？”

  辜成允说：“我不想和父亲比，我要超越的是自己，不是父亲，我只希望没有辜负父亲。”

  但他也坦然承认：“我远没有父亲的能力。他是诸葛孔明，我就是他帐前的小兵。很多事情我要怎么做，基本都与他讨论。他运筹帷幄，整体布局；我负责贯彻细节......老董事长的远见不是一般人能及，他对未来有深刻的了解。”

  台泥王国的“忠孝两难全”

  2000年到2002年间，辜启允的伤病和投资失误，最终引发辜氏分家。和信企业团一分为二，以台泥为核心资产的工业资产，归属辜振甫一脉；以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为核心的金融资产，归属辜濂松一脉。

  2003年，辜成允正式接手台湾水泥的时候，台湾已面临石灰石矿枯竭、本地水泥市场萎缩、东南亚水泥倾销态势。尽管如此，创立于1946年的台湾水泥，仍列名台湾制造业前十位，占据台湾半数市场，从来没有亏损过。

  但是，在辜成允的眼里，台泥已呈现迟暮气象，30年前名列台湾第一的企业，如今营业额已排至第36名。“必须要改革，要纠正政府机关式的办事态度，台湾水泥业萎缩，那就去大陆发展。”

  这一年，辜成允已在台湾水泥工作整整26年，从台泥最基层做到总经理的位置。于是，他决定做两件事：一是押注大陆市场，二是内部管理变革。前者包括在大陆投资建厂，后者则涉及斥资上线ERP系统，彻底颠覆内部业务流程管理模式，“把过去的做法都丢掉”。

  辜成允“新管上任”的这把火并不算是突发奇想，早在辜振甫时期，由于提倡“谦冲致和，开诚立信”，公司以和为贵，台泥员工享有高薪，一度被视为台湾公营制度和民营方式结合的典范。

  但是，在辜成允看来，父亲在2001年就对台湾水泥的管理制度有了变革的想法。“但他考虑更多的是，当时正值台湾经济低谷时期，一旦变革，很多人将失去工作”，于是直到台湾经济相对复苏的时候，才重新拾起计划。

  这个过程，被辜成允称作是“搬大石头”，必须腾挪出更多的位置，让给积极上进的年轻人。为了更好地衔接，他把原本每月一次的业务总结检讨会，变成一天一次，一改过去七年未变的薪酬，在全新的薪酬体制下，最优秀的人可以拿3个月的薪水，而最差的人可能一分钱也没有。

  董事会给了辜成允迎头一击，狙击辜成允的多数董事，在礼法上，是他应该称为“叔叔伯伯”的长辈，他们多来自其他几大家族。

  叔伯董事们质疑能否收回对大陆的投资，如何在大陆与已经卡位数年的大陆以及台湾同行竞争？在辜振甫出任海基会董事长后，为防瓜田李下之嫌，台湾水泥主动“隔离”大陆市场。换言之，较之台湾同行，台泥进入大陆市场的时间，晚了大约10年。对老一代的经营者而言，ERP也意味着昂贵的麻烦。

  “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你是选择要忠还是要孝？”谈起当年命悬一线的变法，辜成允用耳濡目染的儒家伦理解释自己的抉择。在他看来，对股东尽职是“忠”，是否违背董事会或者高管团队里的长辈意志是“孝”。

  “我的选择很简单，不能忠就不能孝。要么就是不忠不孝，那我就离开。”

  为了成全自己的忠孝两全，辜成允决定引入外部投资人。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的辜成允，随即在台湾以外的地方路演，他要吸引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一些大型机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成为台泥的重要股东。

  2004年前后，看多中国城市化进程，外资对大陆的水泥产业充满兴趣。鉴于监管与文化差异，外资机构投资者有些踟蹰。这给辜成允提供了一个“共同入市”的机会。他说服这些机构通过投资台泥，来分享大陆市场增长的收益。

  “2004年，他们对我们还是有很高的怀疑；到了2008年，每一家投资台泥的投资人都赚了三倍，高兴得不得了。”回忆起那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往事，辜成允还是忍不住有些自得，他强调说：2003年他亲手准备的路演资料，如今还在使用。换言之，他早年制定的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这些年逐一印证。

  辜氏“财富观”

  在辜成允身上，看不到那段磨砺的痕迹，或者新贫乍富暴发式的患得患失。相反的，对于金钱，他有种豁达的慷慨，他不讳言自己懂得享受。例如，耽于美食，在大陆出差，他会走街串巷就为了吃一碗地道的重庆小面；偶尔，还会放浪形骸，在晚辈的婚礼上，与一群老友们醉得忘乎所以。

  过去四年间，辜成允出资出地，支持台湾清华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研究所教授李家维在台湾建造一座“诺亚方舟”，用于保存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尤其是濒临灭绝的或者未被发现的种类。这个植物保种中心以辜成允母亲严倬云的名字命名，零零总总的投入，总计已经超过30亿台币（约合人民币6亿元）。

  “如果不试试，那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么？”辜成允浑不在意这种类似“投资回报率（ROI）”的挑衅，“我就是想做一点不那么铜臭的事情”，他补了一句。

  即便对于自己富二代的身份，辜成允亦不以之为傲。“富二代们不要以为财富就是你应得的另外一个，你今天如果投胎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或者中等的家庭，你就不是富二代，不是你的选择，所以不要自己以为那个是你应得的，每一个人应该，尤其是富二代，你常常没有办法接触到真正基层的状态，或者说你根本没有办法深入了解整个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事，你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在这个过程之中去经历，去体会，那你才能够真正找到说你到底有没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