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时候，又看了一遍刘梦溪老师主编《中国文化》的《戊子岁尾雅集记盛》一文，能有机会听到戴逸、冯其庸、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王蒙、范曾诸等名家谈论中国文化的话题，真是后学一大幸事。

《戊子岁尾雅集记盛》中，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杨振宁老先生，他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归结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他还提出，“我们日常的科技，像医院看牙的椅子做得没有国外好”，而“为什么火箭可以上天，最高的科技为什么发展得不错”的问题。我倒想试着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的角度，回答一下以上提出的问题。

中国人的市场意识不强，经济行为大都不是以“利”为目的的，而中国人的价值观是重“义”不重“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贤成圣是主流社会孜孜追求的道德标准，人格的完善才是人们的终极追求。不管是本土的儒家道家还是外来的最后被中国化的佛家，都不主张向外诉求，去探究所谓的外在的物质世界，而主张回向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就有“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佛家也有“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的说法，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心的反映，心灭，万物世界都随之寂灭。

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体悟内心的生活世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最后的结果就是，修持涵养之学成为最高的学问。其它的事情，尤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行为，都是生活的“副产品”，不愿在此多动脑筋，甚至有不屑一顾得感觉。社会不崇尚，就没有多少人在这方面动心思，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太多的人去琢磨把一个椅子搞得特别的豪华、舒适，然后去挣大把的钱。

至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科技的发展”，历史地看，是福是祸还尚未可知。

从对日常生活的物品（我不太喜欢用“产品”）上来讲，中国文化里面讲简单、结实、适用，能用是第一要务。不像现在讲究时髦的过度消费主义，一件衣服能穿，遮风挡雨还不算，还要好看，还要时髦。更有甚至很多生产厂家还提出“满足人的需求为宗旨”的服务理念，煞费心机地去寻找所谓人的“需求”来满足，岂不知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在无休止地纵容人的“贪欲”。

《道德经》里有句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俭”才能长久，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可持续，生活物品简单适用就不会产生巨大的资源浪费，因为任何一个物品产生从其它的再生或不能再生的资源转化而来的，越是简单结实适用，越是节省资源，成为生活垃圾的周期也就越长，社会的发展也会平和而有序。

所以豪华舒适，但造价昂贵消耗资源的物品，中国人知道它“好”但不去做。

中国有句古话“造化从来妒太奇”，对于过度奇巧而无益的技艺和制品，连老天爷都会感到嫉妒，王阳明有句话“殃莫大于饕天之功”，鬼斧神工是大自然的事，人类不要去做，一做就会出问题。你想啊！连老天爷做的事你也敢做，天的功劳你就敢偷敢去争，你这不是找死吗！《尚书·泰誓》里周武王声讨商纣王的一条罪名：“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汉代大儒郑玄也明确提出：“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过度运用技巧去制造雕文刻镂华而不实之类的奢侈品，还有现在的声、光、电，让人目眩的广告和动辄上万元的个人消费品，都会使大众迷惑的，也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虽然不会像有些书上解释的被“杀头”，但也应该“减损”，至少不应该大力提倡。

中国文化不走极端，就像曾国藩欣赏的那样“花未全开月未圆”，走中庸之路。

中国文化尤其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大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不为万物主，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还有张载的“民胞物与之心”，都是尊重对方以对方为重，这个对方不仅是人，也包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就一直在告诉我们，人不能有太多的物质享受。

精致的生活是来源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是在寻求外在的、肉体的感官刺激。现在，在所谓“科技”的引导下出现的产品，像高速铁路、摩天大厦、高清电视计算机、飞机大炮都是让人与大自然离得更远，还美其名曰“以人为本”，在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以满足人类的欲望为目的，以破坏大自然，牺牲其它物种为代价的。岂不知，我们人类周围的环境污染了，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我们人类还能好到哪里去。

还有，像对煤的使用，在汉代的时候，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知道煤的用处，但不去过度的使用，知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有灵性的。现在大规模的挖掘、使用煤，也是受近代西方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的影响，是有违天道的，当下的环境污染不说，以后出现的巨大灾害更是无法想象。

中国传统文化走得是另一条路，她绵延而随顺、缓和而坚实、舒畅而富有情趣，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太幸运了。

制造卫星、原子弹等高端产品，其实不是中国人本来愿意做的事，是西方文化逼迫的，是应对霸权主义的权宜之计，当然也不是中国人愿意过的生活。中国人本来不愿做也不屑做这样低级可怕的东西，为什么说是“低级可怕”呢？你想想原子弹是干什么的就明白了。可是你们有了，而且还企图用来讹诈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也要做出来吓唬吓唬你们啊，也就轻易地不情愿地做出了这样的坏东西。这与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勉强地硬性地移植过来的。与技术的高低，所谓高科技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技术的东西从文化的层面上看都是低级的。所以说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文化是和谐优秀的文化啊。

如果非要说与中国文化有什么关系，也就是在中国文化润育下的中国人有智慧，卫星上天，原子弹落地的事都是信手拈来，举重若轻的事情。中国人不是对这些物质的东西没有办法，而是不想、不愿、不屑对外在的物质世界使办法而已。

很多人忽视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大智慧“敢于冒不把事情说清楚的风险”。理学大家朱熹就曾感慨，佛家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高僧大德出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于冒“风险”，什么风险呢？就是“敢于冒不把事情说清楚地风险”。

不把事情“说清楚”就会给别人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就不会有更多的条条框框的限制。邵康节在弥留之际说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前面路径须令宽。窄则自无着身处，能使人行乎！”更何况，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一件事情能够“说清楚”呢？都是“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其实，像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就没有问得必要，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百姓日用而不知”不是不知道，而是不说不问只是这样做了，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就是中国文化。

杨振宁老先生这样提问题，出发点就是西方文化优越，中国文化有问题，而忘记了中国文化才是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根本，西方文化对中国人、中国社会来说，只是许许多多外来文化的一种。所以在这里我又一次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学为体，他学为用”的思想。我也一直在呼吁，中国一百多年来，有一个“世纪大骗局”，就是所谓“优越的西方文化”，我们受骗的时间太长了，受骗的人太多了，真的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