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老兵，一段军队历史；一封来信，一腔军旅情怀。

　　阎维文、李幼斌、陈思思、孙涛、李楠等，用声音呼唤热血，用朗读点燃激情。

　　当无声的文字遇上有声的倾诉，让我们一起跨越时空，见证历史，对话老兵。

　　这是一封来自云南楚雄一位名叫钱海的人的信。他的叔叔曾参加西南边境战争，一直心系老山。他在信中写道：

　　我的叔叔1973年入伍。从军13载，参加过的战斗不计其数。一场胜仗过后，我家客厅墙上都会多出一张喜报，那是叔叔的战功，更是我家几代人的骄傲。

　　1985年叔叔转业到黔南州一所监狱工作，为了确保监区监管安全，他吃住都在监区，很少回家。20多年里数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公务员。

　　就在他尽情释放工作激情之时，病魔悄然袭来，夺走了他的生命，卒年54岁。叔叔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只是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大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房子破烂不堪，树木大都东倒西歪，空气中弥漫着厚厚的烟雾……叔叔生前是个摄影迷，在部队从事过宣传工作，这些照片是他人生价值的证明。

　　记得叔叔刚住进医院时经常叨念：等病好了找个机会定要去看看老山战场！未曾想到这竟成为他最后的遗愿。

　　这封信是吉林省扶余市一位名叫周海胜的人写来的，回忆了父亲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他的父亲对这段经历一生引以为傲。他在来信中说:

　　1950年12月，24岁的父亲响应号召，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战争中，父亲和战友们一起参加过第一、二、三、四次战役，还参加了著名的松骨峰战斗，把敌人赶过了三八线。父亲也因此获得了“和平奖章”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枚，以及朝鲜人民军颁发的军功章一枚。

　　父亲有一个木制的小箱子，他总是亲自管理这个箱子，谁也不许碰一下。那里装着父亲抗美援朝时的奖章、证书等，这些东西被父亲用纸包了好几层，再用绳子系好，整整齐齐地放在小箱子里。

　　2007年4月，父亲病危。病床前，父亲一件件地抚摸着箱子里的宝贝，断断续续地嘱咐说：“这是我……一生最在意的……东西，……不要……不要把它……弄没了……”我流着泪大声说：“爸，你放心吧，我会像你一样把它当成宝贝的！”爸爸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过了一会儿，他又张了张嘴，可是听不清在说什么。我把耳朵贴近他的嘴，隐约地听见：“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就在这歌声中，老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是一封来自山东济南退伍老兵唐少竹的来信，信中讲述了他的战友丁解新身残志坚的感人故事。他在信中说：

　　1984年，丁解新以优异成绩从济南陆军学院毕业后，很快便随部队开赴边境战争前线，担任某部侦察连一排长。1986年，在一次作战任务中，他不幸被地雷夺去了左脚。

　　伤残的痛苦打不垮丁解新。没了左脚，他还有双手，还有大脑。他发挥自己的写作优势，在住院治疗的一年中，先后发表各类文字作品二十多篇，其中一篇被《老山魂》剧组收为素材。

　　安装假肢后，他又回到了昔日的部队，但从此不能再驰骋战场。经过无数次思想斗争，他含泪向组织提出了退伍申请。

　　在地方建筑公司工作后，他一方面不断学习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发扬军人吃苦耐劳的作风，管理的工程项目先后获建设部“鲁班奖”1次，江苏省“扬子杯”优质工程6次，被江苏省评为2012年度建筑企业优秀建造师。

　　在信的最后，唐少竹这样说：

　　从丁解新的身上我受益不少，他让我深刻认识到，军旅经历是智慧、是财富、更是力量，它能帮助老兵走过越过人生中任何的沟沟坎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还有一封信是山东聊城一位有着19年军龄的老兵发来的。他曾从1998年起在新疆伊犁当了十年的兵。他的来信回忆了因“一壶水”与班长建立深厚战友情的故事。他在来信中说:

　　为了迎接上级军事考核，连队负责连进攻考核场地的工事构筑，由于当地缺水，水便成了工地上最宝贵的物资。

　　工地上，太阳像个大火球一样。我水壶里的水早就喝光了，但我还是忍不住举起水壶，希望从水壶里倒出最后一滴水。我张了张嘴，使劲咽了口唾沫，喉咙中像塞了个小火炉。

　　“给！”后面递过来一个水壶。我想也没想，拧开盖子，“咕咚咚”几口喝了底朝天。当我将水壶重新递给那只布满茧子的粗糙的手时，才发现水是班长给我的。

　　天依然很热，仿佛空气都被点燃了。“班长，班长，你怎么了？”我听到同班小马急切地呼喊。“快！水，水，谁还有水……”卫生员小李大叫。把所有水壶都拿来凑了半水壶给班长喂下去，他终于睁开了眼睛。

　　“对不起，班长，刚才我……”我惭愧至极。班长见状，轻轻摆摆手说：“儿子娃娃（新疆方言，意思是男人）哭啥，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是兄弟。”

　　随着时空渐行渐远，如今我与班长联系越来越少，但班长的那半壶水仿佛跨越了时空，始终萦绕在我脑海。它让我品出的不仅仅是一口甘甜，更是那浓浓的战友情谊和兄长关爱，还有那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应无私给予、顾及他人、懂得奉献包容与分享的朴实道理。

　　这是一封来自陕西西安退伍老兵王贻伦的来信。王贻伦曾随部队进入西藏，成为世界海拔最高雷达站的一名士兵。他在写给人民网的来信中说：

　　科学家们断言，人类到了海拔4500米以上，将无法定居生活。但我们上世纪60年代曾在西藏海拔5384米的米拉山顶战斗、生活。

　　米拉山雷达站海拔高，氧气稀薄，常年冰天雪地，环境极其恶劣。

　　在这里，挨冻受寒是家常便饭。雷达站是新建单位，没有营房，住宿就是在棉帐篷里。上级关心我们的生活，特地给每人加发了一个睡袋，晚上御寒稍好一些。但是，由于夜晚呼出的气体会在睡袋口结成冰霜，早晨醒来后，脑袋一动就会感到脸颊冰凉。

　　一天，空中下着暴风雪，气温骤降至近零下40摄氏度。许多战友因高原反应爬不起来。战士曹德海在齐膝深的雪地里坚持替多人站岗长达7小时。由于过度寒冷缺氧，他冻僵倒地，被大雪掩埋。站长半夜查哨，发现站岗人了，立刻召集全站人寻找，最后大家从厚厚的雪地中扒出了冻僵的曹德海。

　　不论环境如何恶劣，条件如何艰苦，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这就是我们第一代高原雷达兵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