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业梁为高柏资本控股集团创立人。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12月号；总352期）。

我从来都不是个幻想家，也并非抱残守阙者。我爱实干，发挥理想，不会大言炎炎，侈谈飘渺无有之事。因此，「本土」于我，是培育根基成长的土壤，实在而在，绝对不是浮泛于言词中的虚象。

经过数十年的拚搏生活，我眼中的「本土」香港是块福地，可是，它并非一开始便完美无缺，相反，它是从苦难中不断努力挣扎、攒蓄凝聚，最后才垒成今天的模样。时下，许多朝气勃勃的年轻人以守护「本土」为己任，情操不可谓不高尚，可是，生活少不了历练和经验，我总觉得他们的「本土」与我一向探触的有点不一样。虚实之间，可以探讨，我乐意跟诸君分享感受。

黑白难辨的香港

我是家中的老大。1959年出生时，家住深水埗大南街的天台木屋，后来搬到花园街的板间房，再迁往黄大仙的木屋区。那里的木屋大多是战后才搭建的。当时，国内大量难民涌入，在狮子山山坡下的老虎岩（现称乐富）、横头磡、竹园、大磡村及钻石山一带，凡有空间的地方便搭建木屋居住。我就住在现址屋苑「现崇山」处，地方属竹园康乐新村。家居旁边原来有一片农田，是一个潮州老妪所有的。在农田上，公然开设一所鸦片烟馆，由老妪两个当警察的儿子经营，贩卖鸦片、白粉（编按：海洛英），兼开字花档（编按：赌博彩票投注处）。这就是廉政公署成立前的香港低下层的一景，黑白不分。

那个年代，皇家香港警察队具特殊性，带有半军事性质，作为镇压民众骚动的政治控制工具。同时，由于港英政府从增加财政收入着眼，对肃清黄、赌、毒等社会祸害并不认真；在这背景下，警队长期以来有不少人包庇受贿，并与控制或经营色情架步（编按：「架步」指隐密场所）、赌场、白粉档等黑社会组织有微妙关系。

六七暴动（编按：香港1967年发生的反英暴动）发生以后，港英政府意识到这场源于新蒲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厂劳资纠纷的暴动，不是单纯由于左派在背后策动所致，而是与殖民地的高压统治有莫大的关系。有见及此，港英政府改弦易辙，在1972年推出10年建屋计画，改善居住环境，笼络人心。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主要职责是检举政府官员和私营工商机构人员的贪污行为，可是，工作初期并不顺利，廉署人员因调查警察受贿而与警队发生尖锐矛盾。1977年，旺角警署人员在廉署调查中自杀身亡，于是4000警员召开大会，10月28日在遮打花园示威，冲进廉署总部，对廉署的侦查方法提出抗议，并大肆破坏。港督麦理浩为此发出紧急声明，宣布对1977年元旦以前的贪污罪行予以特赦，事件始告平息。

居住困难的香港

香港住屋困难的问题，由来已久。70年代的《明报》社评，已经批评港英政府偏重地产业，犹如一家人打麻雀（编按：打麻将）般，赢输都是自己人，是吸纳不到外来资金的。70、80年代，上不到楼的市民很多居住在板间房中，就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编按：邵氏公司1973年摄制，描写一个庭院里租住的72家房客之间的故事）一般，与现在的劏房（编按：粤语「劏」为「剖开」，「劏房」即将住房剖分为更小的单位）相似，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厨浴空间要与其他租客共用；而租金之高昂，与今天的劏房不遑多让，当时的家庭，夫妻两人都工作，其中一人大部分的收入要用来交租。

那时候，政府以改善居住环境为借口，迁拆战后搭建的木屋区，其中甚至用上强暴手法，因此抗拒迁居的人不少。能上楼的「幸运」家庭有等差，最早上楼的反要接受最低的待遇。这时开发的称「徙置区」，大厦高层，没有升降机，居民上落要走公共楼梯。所谓「设施」非常简陋，沐浴如厕地方仍须公用，煮食则在户外的公共走廊中。当时每家人口总在四人或以上，住户空间狭小，仅可容身。同期，政府又建有「廉租屋」，供收入较高的家庭居住。不过，每户空间仍狭小，有独立厨房，但大小方便地方仍须公用。其后，社会经济渐有发展，而新建的政府楼宇改称「屋邨」。大厦加高至16层或以上，设升降机，每户都有独立厨厕，居民生活才见改善。「本土」开始释出「归属感」，但已是经过市民30、40年的努力奋斗才得到的成果。

低下阶层得到照顾，中产阶层可就苦了。战后楼宇、物业价值不高，租屋居住是一项还可以的选择。8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政府带头卖地致富，地产商则以买地建楼再卖出槽肥（编按：粤语，将牲畜养肥）。部分中产咬紧牙龈分期20年「入货」，以求安居，而没有加入「置业大军」的只得租住私楼，力捱贵租，而经济不断受蚕食。尔后香港经济起跌多回，金融风暴、禽流感接踵而至，无情蹂躏，九七前的政府放任不管，九七后特区政府虽力挽狂澜而效果不彰，于是造成今天中产的困局。追源溯始，棺材房（编按：指狭窄如一具棺木的房间）劏房的形成、租金飙升不止，其来有自，实在不能单单归咎当下施政。

殖民统治下的香港

所谓民主，从殖民地的港英政府从施政以至运作上来看，都是谈不上的。

英国通过《英王制诰》和《王室训令》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根据这两份文件，香港总督作为英女王派驻香港的代表，掌握政府的最高权力。他在行政和立法上总揽大权，担任两局主席。立法局通过的法案，须经港督同意才能成为法律；名义上，他还是驻港英军的总司令：可谓集政军大权于一身。

行政局和立法局都是港督的咨询架构。虽然《王室训令》中有规定，港督在重要决策上应咨询行政局的意见，但在决定具体何事须咨询时，却由港督决定。立法局主要职能是制定法例和通过预算案，在制定法律的权力却很受限制；在财政方面，在讨论政府年度预算时，立法局财务委员会只能接受、否决或减少预算，而无权增加预算。从实际上看，立法局不过是循例通过政府方案的橡皮图章。

行政立法两局在19世纪40年代成立时，各有3名「官守议员」，全都是由港英官员兼任，其后迫于英资财团参与政治的要求，议员人数才逐渐扩大。1850年，立法局开始有「非官守议员」（即不是港英重要官员出身的议员）。然而，无论官守或非官守议员，都由王室所委任，听命于港督，并非由选举产生。

英资财团在香港经济中长期占有极大的优势，在政治上自然享有重要的地位。例如怡和洋行，它以贩毒起家，曾在策动英国政府开展鸦片战争中，扮演很不光彩的角色。英军占领香港后，怡和率先竞投土地，并在东角建立据点，总办事处随后迁来，成为香港最老、实力最大的英资财团。从1850年大卫．渣甸（David Jardine）代表怡和出任最早两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之一开始，怡和在立法局及行政局，一直有自己的代表，就算港督也不敢怠慢怡和大班（编按：企业高级主管或负责人）的意见。

港督麦理浩曾于1979年一次会议上提到一句话：「实际统治香港的是马会、怡和、汇丰和港督府，排名不分先后。」虽似戏言，却反映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本质：香港实际上是由利益集团共同操控的。

踏入1980年代，《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即将于1997年届满，香港前途问题迫在眉睫；港英政府为了安定民心、增加谈判筹码（编按：指对中国谈判香港问题的筹码），所以积极研究在香港发展代议政制，从而使更多香港人可以参与香港的管治。政府于1984年7月18日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是首份有关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的咨询文件。1984年底，政府于《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发表白皮书，在白皮书内首次建议在立法局内增加选举成分。在此之前，立法局从未进行过任何选举。

1985年9月，立法局首次间接选举，由选举团及功能组别各自选出12名议员，加入立法局。直到1991年，立法局才推行直接选举，60个议员中有18人由地方选区直接选举产生。

换言之，港英政府在香港156年殖民统治期间，其中的144年（1842年至1985年）立法局议席全由港督委任，毫无民主成分，政治实权由港督掌控；而英资洋行则垄断行政、立法两局议席，由1960至1980年代，英资财团的高层占据两局近8成非官守议员席位，其中怡和洋行及汇丰银行势力最大。另外，曾任太古主席的彭励治担任港英政府财政司。由此可见，官商勾结的情况不言而喻。

脱离不开中国元素：成功的香港

1945年，香港人口只有50万，到1949年国共内战后，人口急增至220万。新来的人口虽主要为广东籍以及福建籍，但亦有不少为浙江籍、江苏籍、山东籍以至海内外各地。由于香港一向很少战争及动乱，故能大量地吸收菁英人才。现在，香港人主要为二战后中国内地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及其后代。

近年社会上流行讲「核心价值」。香港人过去150年，在没有政府与外力的资助下，一些「核心价值」竟然能够积聚起来。香港的电影、音乐、文学、学术文化都出现过不少大师，影响遍及东南亚、台湾和全球华人地区，其中所依赖的是香港的核心价值。香港的成功，除了英国的统治模式外，还有中国人的勤奋、守法、任劳任怨、自我要求、自我磨练、自我创造，香港人决不把希望寄托于别人，包括政府身上。从某一意义上论，这就是所谓狮子山（编按：位于九龙与新界之间的一座山，形似狮子，为著名地标）下的精神。然而，细心剖析，中国和香港，两者是分不开的，香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其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挥和延续：能处逆境、处忧患、有韧力、有生命力、痛苦也不吭声、乐观、宽恕、仁爱、永远向前、积极进取……这些，绝不是单用「本土」两字可以概括。

火红的年代：我的香港

我成长于香港的60、70年代，那时大专界流行一股「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潮流。去年底作家龙应台到香港大学发表题为《一首歌，一个时代》的演讲，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在被问到他的启蒙歌曲时，回答说是《我的祖国》，龙应台对获点赞推崇的是一首「红歌」，显得有点惊讶。其实，那个年代成长的香港大专生，未必懂得什么是「红歌」，更不一定知道《上甘岭》这出抗美援朝的电影，但这是他们认识祖国的起点。当年我还小，只是英华书院的一个中学生，不过学校的中文和中史科老师人才出众，洞悉时势，在课堂或生活中已开始引领我们认识中国。犹记1971年9月1日第一天踏入英华书院，教学大楼的一双长型幡旗由五楼悬挂至二楼：「承英华之传统  振大汉之天声」，影响了我们一班同学接下来的人生。

学习中史能产生家国之情，而学习诗词歌赋也能牵动对民族文化的情怀，从而建立人生的楷模与理想。小时候，在孔教大成小学，懵懂的我念着校训，《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念，50年后语句依然烙印在我心头上。而随着年纪成长，人生经验越多，咀嚼当中的睿智与教化，越能感受先哲先贤和传统道德文化的伟大。

另一方面，中华历史令我们对国家有了感情依托。每每读到唐朝盛世便觉兴奋，战败亡国就往往黯然伤心，而清末以来200年来的屈辱历史，更令我们这一代有切肤之痛！

我的青少年时期，大陆尚在文革末期，国民党败走台湾，建立小朝廷，难有作为，我们生于殖民地，是次等公民，头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连学中文都给老师说是没前途，反而要学好英文，因为英文才是法定语文。在这背景下，对我来说，国家何去何从是一大思考问题。然而，「本土」香港，却成了我沉思反省的乐土，最终也确立了我的人生方向。我走过（不敢说「遍」）此地售卖中、港、台书籍的书店，如中华、商务、环球、文星、三民…，阅读近代历史、人物传记，从而建立个人理想，深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周恩来总理折服。

今天，中学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我以为是一场灾难。有些人担心，中国历史科会被当局利用来洗脑，但我们中学时期学鸦片战争，当年港英政府避重就轻，何尝不是将鸦片战争称作「贸易战争」？不过，课本上写「贸易战争」又如何，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学习中国历史，可让大家知道个中事实，可以用理智分辨是非对错。

总括而言，我的「本土」香港，不是虚无飘渺，不是硬板一块，而是有血有肉，并且与中国血脉相连，不可分割。

大国崛起

我很庆幸，我们这辈人有幸可以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国和平崛起。然而，观乎历史，西方诸国在追求统一、富强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不以邻为壑，无一不以践踏他国的尊严、文明、人权、生命、财产来壮大自己。

在西班牙统治美洲的几个世纪中，原住民不断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驱赶和屠杀，而且，西班牙人从欧洲带来的病菌又多次引起瘟疫，使得原住民的人口大为减少。后来，西班牙人为了开发新大陆的资源（贵金属、蔗糖、棉花、烟草、咖啡、染料等），又从非洲引进大量黑人奴隶，帮助种植和开采，从而促成了奴隶贸易。黑奴贸易者包括：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美国人。部分贸易者在非洲的海岸设有前哨，收买了当地的部落首领为他们提供奴隶。在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长达约400年的黑奴贸易中，估计约有1200万奴隶从非洲运到美洲（部分学者的估算更多）。将航运死亡的1000万人计算在内后，这几个世纪非洲人口损失可能高达3000万人。最近，德国政府就是为了昔日殖民时代暴行，向纳米比亚道歉。

2016年年底，德国正式为上世纪初期血腥镇压纳米比亚人民道歉，并协订于2017年6月之前完成赔偿协议。

在东方，类近的事也曾经发生，日本以马关条约和「三国干涉还辽」的赔款，建立其纺织业和钢铁业，再以压榨台湾50年农业的方式扶持本国工业。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民脂民膏滋养了列强的富国强兵，让他们好整以暇，迈向「文明」、发展「民主」、讲求「人权」。反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崛起完全来自人民的胼手胝足，既不折腾他国，也不冒犯邻居。这是近代大国崛起的唯一典范。由此看来，本土香港人应以史为鉴，应有更高角度及国际视野去思考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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