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突然之间，吴莫愁这个名字消失了。从《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之后，她一度几乎霸占了人们的视线，代言百事、肯德基、美宝莲，去欧洲时装周看展，登陆纽约时代广场。

外界对她的揣测很多：“被资本淘汰”、“沦落到街边商演”、“传闻已被封杀”，有媒体在标题里写，她的消失，“陨落早已预见”。

我们与吴莫愁取得了联络。

在上海长宁区的一家茶馆，时隔三年，我们见到了吴莫愁，她看起来活泼、松弛，脱掉鞋子，她抱腿席地而坐，单刀直入开始对话。我们就“吴莫愁为何消失”这件事和她聊了四个小时。

以下是她的回答。

所有知道吴莫愁的人：

好久不见。

和大家不告而别，已经约莫3年了。这段时间，很多热心的朋友帮我解释。有人说，吴莫愁过气了，以前拿天价代言费，后来沦落到小县城商演，所以找不到她了；也有人说，吴莫愁唱功不行，没庾澄庆罩着，就被市场淘汰了；还有人说，吴莫愁耍大牌，被封杀了。

我想提供一个不同于以上说法的答案。

直接原因是我妈妈生病了，根本原因是我承受不了压力了。所以，2019年初，很突然地，我给经纪人打了一通电话，告诉她，我希望把手头的工作都先放一放。这一放，不知不觉就放了近3年。

好了，我终于说出来了，这让我放松不少。接下来，如果你有时间，我想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6年

把时间倒回2012年，我登上《中国好声音》的盲选舞台。那首让我一战成名的《Price tag》，即便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它很“炸”，但我自己并没有那么满意。

我唱过很多次《Price tag》，本应游刃有余，但那一次我能听出自己声音里的生硬之处。

舞台是个神奇的地方。聚光灯很亮，舞台上的人一般情况下看不清观众，只能看到面前的四张椅子，椅子那边是四个可以被写进音乐专业教科书的导师。彼时我20岁，还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状况，兴奋和紧张并存。

《好声音》的赛制很紧，我来不及处理加入哈林战队后纷乱的兴奋、激动、紧张，就被推着往前冲了。盲选过后是擂台赛，然后是小组终考，一番车轮战，终于，来到了那首把我推上舆论风口的《痒》。

录制时已经是凌晨四点。我不擅长熬夜，只能强打精神，身上那条超级紧的皮革面料的裙子让我胸闷气短，心慌意乱。紧张，紧张，还是紧张，最终站在舞台上，音乐响起的一刻，那种紧张爬升到了极致，它的直接表现就是，我把字都唱没了。

但我没法逃走，我被架在舞台上，硬着头皮去追赶节拍，把歌词从嘴巴里掏出来，完成彩排了一遍又一遍的既定动作。那是一次灾难级的表演，下来之后，我从来没有看过《好声音》期间的表演。前段时间，我翻找手机相册，看到我在参加《好声音》前，在酒吧里唱《他和她的故事》，和我在《好声音》期间唱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可我赢了，出现严重失误的我，竟然战胜了唱将金池姐姐。

那一刻，我想，我真XX幸运啊。后来很多时候我却在想，如果我能早一点明白，幸运是有重量的就好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那时候她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从一个完完全全的素人，变成了《中国好声音》全国亚军。这种加速就像赛车游戏里面那种喷射器，你摁一下，就会“哗啦”往前冲，那种感觉很爽，但控制不好的人常常会撞到墙上。

我是失控的那类人。首当其冲失控的就是我的音乐。

我喜欢 R&B，喜欢 Rap，喜欢新潮的音乐，但市场分给我的并不如我所愿。也许我在比赛期间“作妖”的形象太令人印象深刻，越来越多的奇怪又好玩的歌找到我，《舞底线》、《大奇葩》、《小蛮腰》等等。我并不排斥这样的歌曲，他们在既定场景里，是很合理而且生动的。比如《舞底线》，它的歌词是妖怪的语言，不是人类的语言系统，可是放在《捉妖记》里，一群妖怪在我的歌声里舞蹈，它是很惬意放松的。

但当找到我的工作总是让我唱这几首歌，不分场合，不分情境，坦白说，我并不好受。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人们觉得只有我这种“不好好唱歌”的歌手才能唱这样的歌，然后越来越多的歌找到我，然后我不停地演唱它们，然后人们又加深了我“不好好唱歌”的印象。

然后失控的是负面新闻，各式各样的负面新闻。

最开始是大家说我和导师搞对象，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扔给我，我整个 be like，What？Excuse me？然后大家开始追问我父亲的事，我不擅长做表情管理和情绪管理，一聊到这个我就会哭，很快我龇牙咧嘴的照片全网都在传，于是我成为了“亚洲最丑女艺人”。丑着丑着，又是一个更大的新闻，我的照片在地铁上把一个小孩吓哭了。即使十年后的今天，大家提起我，都会记得，我把一个小孩吓哭了。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哭了的孩子到底是谁，我连慰问的机会都没有。

曾经有一部大制作的电影找我，让我出演妲己。如果当时我腆着脸去演了，可能又要成为另一个贻笑大方的新闻。

我承认，我一直处理不好和媒体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非常害怕记者群访。一群人站成一排，面无表情地拿着麦克风，怼着我。我不知道谁是谁，甚至有时候分辨不出是谁提了哪个问题。我理解这是他们的工作，我也深知应付这些提问是我的工作，可那样的阵仗总是让我难以招架，也无法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

我解释吗？很多时候解释无用。比如说，曾经有个我耍大牌的新闻，证据是一张工作人员帮我调整袜子的照片。

你看，我的解释又长又臭，苍白无趣，没人愿意听。但我不解释吗？那又是另一则更大的新闻了。

很多人告诉我，进娱乐圈就是要有娱乐精神。但我做不到，我就是会当真，会较劲，会委屈。出道十年，我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甚至恋爱都没谈过，那么克制小心，为什么还是要经历这样的事呢？我接受不了。

最后失控的，是我对音乐的爱。

你相信吗，最红的时候，我根本意识不到这叫红。生活就是登上长得差不多的飞机，住进长得差不多的酒店，身边永远是差不多的三个人，然后唱差不多的歌。如此循环，1年365天，大约350天都在工作。

不可避免地，我开始对这一切感到麻木，唱歌和表演变成了一种肌肉记忆。我自认是很要强的人，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对待音乐。以前，我总能想出奇形怪状的点子，但那时，我却怎么都做不到了，就像某个控制灵感的开关被关上了。

音乐变成了次要的事。它是品牌植入的渠道，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作品里，不管这是否符合我的表达和期待。它也是助推我站上各种各样的领奖台的燃料，但领这些奖时，我慌张、煎熬，就想拿脚趾抠大平层。

终于，2015年前后，我不听歌了。一个歌手不听歌，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我很想坦然告诉所有人，对不起，我做不到了。但很快我把这个念头遏制住了。我知道这些说出来，对于观众而言只是矫情，是凡尔赛，而更关键的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矫情，我想反矫情。

在没有登上《中国好声音》之前，我只是个很爱唱歌，蛮有特色的女孩。在学校里，我戴荧光色的线帽，穿滑板鞋，过几天全校都开始穿；我唱《美丽笨女人》，大家都跟着开始唱李玟；你们注意到了吗，我唱《Price tag》那个造型，甚至就是最近两年很流行的挂耳染。那种感觉就像，当所有人都坐着的时候，我站起来了，我的个性让我成为了最受瞩目的那个人，我天生就是要搞这个的。

但把我扔进娱乐圈里，用放大镜审视，我受不了了。

我想逃了。

2018年12月，我录了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放过自己好吗》。把这首歌放在最后，是因为这是首我练不了的歌。它所传达的不必再完全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不顾自己的感受，完完全全击中了我。我一练就控制不住地流眼泪，唱出来，旋律都是失控的。

不知道跟这首歌有没有关系，但紧接着的2019初，知道我妈生病之后，我给团队工作人员打了个电话，我说：“我给你捋一下，你别紧张。我妈住院了，我要照顾她，从现在开始，你帮我把所有的工作都推掉，我要休息，什么都不接。”

后来才知道，她虽然满口答应，但当时很紧张的，拿不准我是不是就不出来了。我当时确实没想过要这样多长时间，说走着看吧，没想到一走就是三年。

3年

这三年里，我过着一种全新的生活。

首先是彻底逃离原来的圈子，我切断了社交，第一年几乎没回过任何人微信。第二年经纪人经常给我发消息，我两三个月回一次，就想告诉她我还活着。

当时我人真不见了，“吴莫愁去哪儿”就是新闻，比如“从天价代言费到小县城卖唱”什么的。这要仔细梳理的话，都不在一个时间线上。但大家找不到我，又看到这种新闻，可能慢慢就会担心。

像杨迪、张玮、刘维，他们一般先是用工作当借口，问我去不去，我就说家里的原因，可能现在不太方便出去。他们再往下关心，我就会说挺好的，别担心，方便工作了我再告诉你。有些人发了几次消息，我都没回复。

还有朋友的关心是有点说不出口，但我能感觉到的。比如有人会突然说，莫愁，我今天看你刚出道那个比赛，看到凌晨三点，觉得你真的是挺好的。在我查无此人的时候，他们找我好像是不期待回复的，就是要表达一下对我的感触。

金池姐姐还发了消息说：“莫莫，我昨天突然梦到你了，不知道你怎么了，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真的很感动，但还是说姐姐，你给我发这个我很开心，但你别担心。我是真的说不明白自己。

出道以后，我有时候很怕别人了解我，总不想把自己说清楚。那几年看八卦总能无中生有地 cue 到我，我不想变成新闻，想着至少把我这个输出口给断了，就干脆什么都不说。

我不拒绝，也不求助，即使面对经纪人也是如此。休息前我觉得生活失控，就让她把工作餐都换了素的。其实是我需要向自己证明，我还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她知道我爱吃肉，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能说，想好了再跟你说。休息到第二年，我才能和她聊这些。

我的休息生活真挺好的，回家第一天就适应了。我每天的安排很简单，除了照顾我妈就是看书，学点英语。作为一个熬不动夜的人，我回家之后就按《黄帝内经》在生活，9点睡，5点起，每天看日出。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吧。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获得了意外的放松。这3年的生活，我从第一天就特别适应，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心里渴望的沉静。

我后来反思，人都得有呼吸的时候，在不让你呼吸的环境里，思维是跳不出来的。跳出来、开始呼吸之后，不用刻意顺，想法就自然会清晰很多。

当然也会有偶尔焦虑的时候，看到朋友圈里，其他朋友都在工作，我会想，会不会以后我再也回不去了。娱乐圈很残酷，这个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不过这并不足以让我重返娱乐圈。

最让我难过的事情是，在休息期间，我发现：天啊，我还是喜欢唱歌。我以为我已经不喜欢音乐了，甚至为了不唱歌离开娱乐圈很长时间了，放松下来发现，我还是这个样子，还是那么喜欢。我觉得我辜负了唱歌。

我不去 KTV，之前工作时都唱伤了，但在休养的三年期间，我开始用一些音乐软件。我会很审慎地录歌，因为戴着耳机录歌的感觉，和在舞台上戴耳返的感觉很像。我会唱苏运莹、黄龄，她们都是唱 R&B 的好嗓子。通常我都不能一遍过，要录好几遍的，希望找到最好的状态。不过这些歌，我都没有发出来。

音乐，是我一定要认真对待的事。

未来

我原本没有复出的念头，直到我大老板一通电话打来，说，莫愁，新一季《中国好声音》要开始了，我需要你。

我会答应，是因为我的经纪公司和我的大老板，他们就像我的长辈。我提出要休息的时候，公司领导说，比赛之后，公司的半壁江山都是吴莫愁打下来的，现在她想休息就休息。还有我的大老板，也告诉我，我之前对得起公司，现在也一样要对得起家人。我暂停的两年，我们唯一的一通电话是他打来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比如找上海的医院之类。电话打完，我就知道他真能体谅我，我没白干这么多年。现在人家需要我，我不能辜负他们。

刚好《好声音》也是我人生重要的起点，我就想趁着十年这个契机冲一下，检验一下，我能不能破了从前的怪圈。

刚复出还是花了点时间适应，当时拍形象照，一人半小时，我拍了一个半小时，第一天录制的时候生怕露怯，特别活跃。

是我经纪人看出不对的，当天晚上就当面问我，你是不是因为有点恐惧，但又想努力做好，所以才异常亢奋？我一下就哭了。

我没拒绝过任何工作。我害怕辜负培养我的人，也怕辜负关注我的人。那6年里，我唯一一次说不，是唱一首电影的主题曲，里面有句歌词，叫做“我有那么一条狗，名字叫莫愁”，我实在唱不出口，我就让工作人员联系对方把它改了。很快我又告诉自己，你别生气，你应该豁达，这不就是娱乐精神吗？

可经纪人和我聊的那天晚上，我想，从前那条路我已经走过了，这次回来，或许可以走不一样的路。

我开始换位思考。这两年我远离行业，看了些综艺，学会站在观众角度看节目了。前两天我在抖音发歌，有评论让我别卖惨了，趁早去搬砖，我还回复：“有没有轻松点的工作？”我经纪人刷到了，不敢相信是我回的，还特意来问我。我真没事。对他们来说，吴莫愁只是一个用来娱乐的符号，不是我本人，那有什么开不起玩笑的？

况且，也不都是拿我开涮的。前两天我认识了韩美娟，他竟然说他从12岁开始，喜欢了我九年。我知道这种状态，就像我喜欢李玟和萧亚轩，是个走在你前面、用行动鼓励你特立独行的姐姐，在你心里一定是有滤镜的。

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也是能把自信传递给别人的，有很多人因为我的表演而被鼓励。

为了他们，我也得支棱起来，张扬起来，小妆化起来。至于怎么唱想唱的歌、让大家知道我是认认真真唱歌的人，就交给时间吧。

以前我像蚌一样越关越紧、拒绝沟通，是因为太在意别人怎么想，忘了问问自己。但其实，开口表达、承认脆弱、提出要求，不是件丢人的事。对我这样认真的人，世界不会吝啬回应的。

所以，我是失意者吗？是也不是，大家说了算吧。至少，我很感谢3年前的自己按下了暂停键。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吧，我的刘海有两年是假的！哈哈哈。    

“momo 从来没有对任何一家媒体说过这么多话。”四个小时的采访之后，吴莫愁的经纪人这样对我们说。

吴莫愁最开始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经纪人很直接地在电话里告知了我们吴莫愁的近况，接着委婉地提出，吴莫愁在看到采访提纲后情绪一度需要消化。我们没有强求，但托经纪人给吴莫愁递去了一封信，希望她不要有任何压力，采访不一定意味着凝视和评判，这场谈话可以不是一场采访，如果她依然感到脆弱和不安，我们可以随时中止谈话，或是不予刊发。

吴莫愁同意了，并且这篇自述几乎没有改动地发了出来。

我们问吴莫愁，你担不担心这篇文章发出来，大家会认为你在卖惨，在为复出铺路？她说，她不担心，她选择说出来，是为了鼓励更多像曾经的她一样，受困在情绪陷阱里的人。

“我现在也不能说，我什么都不在意了，都看开了，那我就还是和以前一样在骗人。但我现在的确在变得更好，能放过自己，能承认脆弱。”吴莫愁说。

这是我们做「失意者联盟」的初衷。我们相信直面的勇气会胜过千百次的辗转反侧，一如吴莫愁希望她的故事能够鼓励更多人“放过自己”。“失意”的反面不是“得志”，而是“逃避”。

歌者吟咏着“功名沉浮不必提，稚志初衷别忘记”，但真要做到又谈何容易呢？我们普通人是这样患得患失与贪得无厌，才会在顺境里洋洋得意，逆境中垂头丧气。与失败共处，是需要训练的。

所以，与“失意者”们的对话并不是一次以挖掘他人苦痛为乐的猎奇揭秘，而是试图通过与“失意者们”的对话，找到我们在面对困境与无奈时的方法。

一次与失败的和解需要什么呢？勇气、聪明、愤怒、绝望....

我们还不够清楚，我们也还在找。

敬请持续关注“失意者联盟”的系列采访，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所好奇的“失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