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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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宇野重昭1987年时曾在书中写到“对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人来说，客观地将日中战争作为研究主题加以论述是极其困难的”。①为此，宇野试图将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的反抗视为“本质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以此作为日中两国研究者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宇野认为，这一基础之所以可能形成，乃因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皆是在西欧的冲击下，在被迫进行快速近代化的过程中，以领导人动员大众的形式展开的“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此意义上说两者具有相同性质。

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日语(包括日译)发表的关于日中战争(1937-1945)的研究成果(主要为图书)为考察中心，旨在阐明研究者们的各种研究倾向。这些研究者大多为从事中国史研究的日本人，其对日中战争研究的态度大体持以下两种立场。一是认同宇野的观点，以克服日中战争研究之困难为立场；另一有力的立场是重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其结果正如今井就稔所述，“关于战时中国的研究，对主导一方的研究属日本史的范畴，而对反抗一方的研究则属中国史的区域”②，彼此间仿佛存在默认的分工，可以说这一倾向在日本根深蒂固。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性研究交流与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新视角强势导入日中战争研究领域，于是一些并不拘泥于“侵略与反抗”或“主导与从属”等二分论的研究成果进入人们视野。同时，伴随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有研究开始探讨日本有必要同中国一样接纳“对华侵略战争”的视角。③以下按照研究主题的不同，将从13个方面概述日本的日中战争史研究。

家近亮子曾在其著作序言中写到“关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的说法，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仍为定论。但笔者对此颇为怀疑，故而转向对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的研究”。④家近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研究日中战争。和她一样，很多研究者不满足于此前主宰中国史研究的片面的共产党中心的历史观，转为客观评价中华民国时期的统治系统，以及军事、政治、社会的近代化、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等问题。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国史研究发生了由“革命范式”向“国家建设范式”的转换，这或源于学界对现代中国这个不断成长大国的民主化和国家建设走向的共同关心。

首先要列举的两本论文集，一为石岛纪之与久保亨合编⑤，另一本由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⑥由于两者所收论文的执笔者有所重叠，故以下并而论之，将日中战争相关论文的主题(而非论文题目)及作者整理如下：军党关系(刘维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概览(齐藤道彦)、国民政府军的结构与作战(笠原十九司)、国民参政会的历史作用(周勇)、地方自治与地方行政改革(味冈彻)、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井上久士)、四川省西部地方领导人与国民政府的对立关系(今井骏)、矿业政策与经济发展(久保亨)、贸易统制(郑会欣)、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与总动员体制(姬田光义)、航空政策(萩原充)、四川省农村的征用实态与社会变容(笹川裕史)、甘肃省的农村建设运动(山本真)、言论统制与宣传政策(中村元哉)、新生活运动(深町英夫)、教科书政策(高田幸男)、昆明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水羽信男)、华侨政策(菊池一隆)、YWCA(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的活动与女性动员(石川照子)、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工作(土田哲夫)、史迪威事件与蒋介石的应对(加藤公一)、田中奏折及日中关系(服部龙二)。此外，土田在后一论文集中还就国民党组织的性质及地域基础做了论述。

以上执笔者大都继续深化各自研究主题，并引领了当前的日中战争研究。

在前述石岛、久保合编论文集的卷首总论中，石岛指出国民政府在未做好充分动员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对日作战，虽然把这场战争看成是关乎民族存亡的总体战，而急于构筑总动员体制，但面临多方掣肘。⑦如当时存在国民政府统治力所不及的地方政权、来自共产党政权的抵抗、军队孱弱、经济贫弱，以及维持传统秩序的农村等多方面难题，成为日本相关研究者在分析中国抗战能力和总动员体制时共有的问题意识。譬如，姬田光义与山田辰雄便指出各种地方政权(regional regimes)独特的统治系统对国民政府的动员与抗战方式产生了复杂的影响。⑧

石岛还指出中国的总动员体制，是由“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动员及经济社会统制，与民众“自下而上”的诉求共同构筑而成。这与日本在构筑总体战体制时部分放宽民主主义以征集民意的路径具有方向性的差异。⑨这一特征，在久保亨对日中两国总动员体制的比较中也有论及。⑩

就国民政府总体战体制的构筑及运用而言，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远比其制度及决策构造所起作用更大。因此，学界着重关注蒋介石的对日战略和动员准备问题，出现了今井骏和家近亮子等人的著作。前者重新评估了对日“持久战论者”蒋介石的战略思想(11)，后者则从构筑抗战体制的观点出发，揭示出蒋介石将“持久战”作为其对日政策的框架，在日中战争前便已致力于国防建设。(12)基于以上研究，笠原十九司进一步分析蒋介石的战争指挥及国民政府军的战略、以上海及南京战事为事例的作战指挥及动员实态。(13)

国民政府是如何准备对日作战，又是如何应对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军事行动的?目前利用2006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的研究有了新进展。黄自进通过对蒋介石语言与行动的分析，描绘出其师事日本学习近代化，又不得不因之入侵而视之为敌的两难心境。(14)家近亮子言及蒋介石对日本爱恨交织的情感状态，指出其希望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认为届时最需警惕的是苏联。(15)山田辰雄、松重充浩则重视蒋介石的日本留学经历与其人格形成的关系等与日本相关的因素，从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军人的蒋介石的政治军事思想、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等视角，对其做多角度论述。(16)

姬田光义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学界已普遍认为蒋介石政权实为军事政权，因此对蒋介石政权性质的深入分析反而更加困难，或可从与其他独裁政权的国际性比较中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17)

正如山田辰雄(18)和横山宏章(19)所追问的，如何在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中理解20世纪?

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的独裁政治的性质，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史研究的焦点。山田指出，相较人民自发参与政治，国共两党都更偏爱“代行主义”，即由党领导人民的政治体制。这也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西村成雄将1928-1949年的中国政治史视作国民党所谓“训政”之一党独裁体制与谋求改革的宪政运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描述。(20)此外，他还积极评价了1938年国民党在日中战争爆发后成立的国民参政会，认为其对抗训政体制，为国民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21)

另一方面，味冈彻指出对于训政体制，有必要在联系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和日中战争等国际性变动的同时，慎重考察其实施过程。(22)久保亨、嵯峨隆主张不应将宪政与独裁(训政)相对立，两者都旨在富国强兵式的国民国家建设，具有一致性，因而更应关注两者间的相互作用。(23)

平野正着眼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民主党派)。中间势力在以国民参政会为舞台的民主化运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如何对其评价却有争论。(24)不过，随着对包括中间势力在内的多种政治势力研究的推进，抗战时期的政治史研究也日渐丰满。

中村元哉积极评价了战时中国的制宪运动，指出在美国的巨大影响下，国民党内外都将制定一部包容自由与民主主义的宪法作为目标，这也成为战后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具有自由主义与立宪主义特征的宪法制定的基石。(25)

水羽信男关注昆明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问题，指出他们将抗战时期作为社会变革的契机，不断寻求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因而在国家构想方面重视政治参与，甚至主张多党制及地方议会须由民选等，是国共两党所追求的“政党国家体制”的反对势力。(26)

抗战时期围绕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运动及言论的活跃，与下面即将谈到的中国社会变容有关。

笹川裕史与奥村哲的合著(27)及奥村的编著(28)利用四川省档案馆的庞大资料，揭示出国民政府大量征用(动员)士兵和物资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国民政府通过引入新县政及保甲制度，强化对内地农村的统治，同时也因强制性征用引发社会混乱。随着负担不公的扩大，农民的不满情绪在各地呈井喷态势。就征兵而言，国民政府虽基于公平性的观点引入征兵制，但逃避兵役现象横行不绝。于是，农村出现了追求战时负担公平性与合理化的“社会均质化”(强制性均质化，德文称“Gleichschaltung”)的压力，形成了接纳共产党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土地革命思想的社会基础。笹川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及朝鲜战争三个时期，可以看出在最底层的农村社会，社会均质化与促使社会变容的总体战压力在持续发挥作用。(29)

三谷隆主编的论文集是一部长时段(从20世纪30年代起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研究成果。(30)其中，岩谷将的论文指出在抗日战争前、抗战时期及内战时期三个时段中，农村统治的性质改变最大的是抗战时期。他认为抗日战争割裂了县级以下社会秩序、地域社会等方面的关联，为共产党的渗透提供了方便条件。(31)

正如田中恭子所述，生活在传统秩序中的农民，未必认同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及革命斗争等政策。(32)随着以“强制动员带来社会变容”为视角的研究不断推进，原有的革命史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正如山本真所指出，关于共产党何以通过抗日战争壮大势力，过去较为盛行的如查默斯·约翰逊(Charmers Johnson)的“共产党成功地独占了农民的民族主义”，及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农村的土改将农民拉向了共产党”等见解，都在接受修正。(33)

高桥伸夫从社会史的观点分析福建省的革命根据地，认为共产党并非竭力压制农村共同体，而是通过松散的党组织缓慢地夺取农村。(34)同时，山本真也指出福建省根据地的中共组织散漫，认为原因在于从经济结构来看平分土地未必决定生活改善。(35)阿南友亮指出在广东省东部的革命根据地，共产党虽然希望通过土地革命壮大势力，但实际上土地分配本身并不顺利，分得土地的农民也未必积极参加红军，最终取代农民成为共产党军事力量的是身份繁杂的各式武装分子，由此可见红军在本质上是一支雇佣兵军队。(36)

正如以上研究所示，土地改革并未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动员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不过，这些具有否定革命史观意味的研究潮流，尚未建构起新的史观。如姬田光义指出，也有研究对这一脱离意识形态的研究倾向给予批评。(37)

关于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由此引起了怎样的社会变容，至今尚有研究余地。譬如，丸田孝志以共产党华北根据地的民俗和宗教为视角，分析了其动员大众的手法。(38)高桥伸夫则指出，对中共何以在有限支持的条件下最终取得胜利这一问题，至今仍未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39)

关于对汪伪政权的评价，在中国“傀儡”“汉奸”已为定论，但英语世界的研究多以“Collaboration”(中文可译作“协作”“合作”，但也有“通敌”的含义，日文中则使用“协力”一词——译者注)概念，对战时的“对日协作政权”做相对客观的评价。在日本，也有如小林英夫对汪兆铭的思想、行动与统治进行多方面探讨的研究。(40)此外，也有研究将汪伪政权与世界史中的同类政权做国际性比较。如柴田哲雄通过对汪伪政权与法国维希政权的比较，分析汪伪政权的意识形态。(41)堀井弘一郎则着重论述渗透至民众生活细节中的新国民运动最后变质为对日协助运动的过程。(42)土屋光芳也意识到比较协力的可能性。(43)

关于汪伪政权与日本的关系，刘杰指出汪伪集团虽将新国家建设的可能性寄托于对日讲和，但因缺乏自立所需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得不寻求与日本合作。(44)另一方面，日本不过是为推进侵华战争而利用汪伪政权。同时，正如刘杰所述，还有许多如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亲日政权的动机、日本对其期待等课题值得探讨。(45)

关于沦陷区统治的经济政策，柴田善雅分析了伪满洲国及中国全境的货币金融政策，并分析了日系企业在华的投资动向等问题。(46)此外，金子文夫根据工厂调查对东北和华北地区日系中小企业的活动情况进行了宝贵的分析。(47)金丸裕一不仅着眼于日本人掠夺文物事件，同时也关注那些同中国人一起努力“保护文物”的日本人的事迹。(48)

古厩忠夫通过分析汪伪政权下的货币和物资流动，指出赋予汪伪政权更大自主性的“对华新政策”，目的虽是动员人员和物资，却因此导致地区性的经济崩溃。(49)

关于边疆占领地区，内田知行及柴田善雅的共同研究针对处于关东军强烈影响下的伪蒙疆政权，从政治体制、财政和国际收支、鸦片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日本侨民、企业活动、共产党的抗日活动，以及其与国府的关系等多方面，揭示了其统治实态。(50)关于德王，有森久男的研究。(51)广中一成追溯了包括伪满洲国在内的六个傀儡政权的兴亡过程。(52)

在日本，有关上海租界的研究颇为繁盛。上海租界因1943年返还给汪伪政权而继续存在。作为上海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古厩忠夫在其论文集中指出“上海租界是一面映射日中战争中各种国际关系的镜子”，对上海进行了多方面研究。(53)他不仅把租界看作革命运动和经济活动的据点，同时也注意到生活在租界中的人们的各种生活方式。高纲博文主编的论文集，主题涵盖“国际都市”作用的持续性(高纲博文)、难民救济(小滨正子)、日中棉业资本的兴衰(今井就稔)、商业文化(菊池敏夫)及日本人学校(陈祖恩)等问题。(54)小滨指出红十字会在上海的难民救济活动及其他民间团体网络担负起城市的公共职能，至战时则成为对日抵抗的符号，具有政治性意义。(55)

丸山直起将上海犹太难民处理问题放在国际关系史的背景中审视。(56)阿斯蒂尔德·弗海艾森(Astrid Freyeisen，中文名“舒欣”——译者注)则叙述了日本在处理上海的犹太难民问题上并未接纳德国式的反犹太主义。(57)

正如内田知行所概括的那样，抗战时期的民众运动在国统区、解放区及沦陷区具有不同的性质。(58)首先，关于1938年以后在中国西北和西南等“大后方”开展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菊池一隆的成果最为重要。菊池将工业合作社运动视作与国民参政会并列的民主主义运动的一环，阐明了合作运动作为国际性抗日同盟组成部分的意义。(59)此外，关于国民党面对国内外重大危机，却仍呼吁国民改善日常生活及习惯的“奇特的”新生活运动，以段瑞聪(60)和深町英夫(61)的研究为重。两者分别论述了运动的政治特质。

关于共产党统治的解放区的民众运动，马场毅在日本学术界首次论述了与义和团运动类似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红枪会运动和对日抗战的关系。(62)内田知行则选取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农业生产互助运动(1943-1945)，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农业合作化对其的继承与扬弃。(63)

关于朝鲜人的抗日独立运动，虽然内田曾讨论其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64)，但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关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有藤原彰、姬田光义的编著和菊池一隆的专著两部重要研究。前者关注野坂参三等在延安组织日本俘虏成立反战同盟的活动(65)，后者则依据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等收集的史料和访谈，以鹿地亘和白崇禧为中心，讨论了重庆地区日本人的反战运动。(66)

此外，国共两党共同喊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组织起民众运动，但其规模较之纳粹推行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等却十分有限。对于其原因的分析也是需加探讨的重要课题。

向“国家建设范式”转换的代表性研究，当属久保亨的研究。久保认为国民党政权的特质乃政党主动型独裁(一党独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致力于经济独立，在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描绘出国民政府为谋求政治独立而着力推动经济独立的新形象。(67)萩原充则以钢铁产业和铁路业为中心，分析国防经济建设和对日政策的联动关系。(68)

抗战时期，成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据点的四川和云南自不待言，日本占领下的满洲(东北)、华北、华中地区也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经济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重工业设备，经国民党政权之后由共产党政权接收，为战后中国经济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久保亨等编著的论文集由此观点出发，收录了银行业(林幸司)、保险业(刘志英)、重庆政府和汪伪政权的对外贸易(木越义则)、缫丝业(赵国壮)、确保劳动力问题(耿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69)此外，该论文集还收录了今井就稔关于战时上海经济地位的研究。(70)

松本俊郎在对东北地区做出颇具争论性的专题研究《侵略与开发》以后，又讨论了伪满时期东北钢铁产业最终是否由社会主义中国继承的问题。(71)森时彦主编的论文集中收录了富泽芳亚《在华纺织遗产》一文，阐明了战后被中国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在战后中国纺织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72)

杨大庆考察了因日本战败而留在中国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的日本技术人员的事迹，分析其技术继承的历史意义。(73)此外，杨大庆还曾就通信技术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做过研究。(74)

久保亨指出在国民政府中主导统制经济的资源委员会所取得之成果大都被新中国继承，此事具有重要意义。(75)此外，他还指出对于支撑日本和中国的总动员体制的诸要素如何融入战后社会和经济运行的问题，应予以重视与研究。

随着关于帝国日本对包括殖民地、占领地在内的地区统治机制研究的深入，有关帝国圈内各种媒体之功能的研究也趋繁盛。媒体史研究专家山本武利在其主编的论文集中，指出在媒体战略方面，蒋介石和毛泽东要比日本的领导人技高一筹。(76)同时，该论文集还收录了川崎贤子关于日占地区及伪满的电影工业的论文，指出在强化总动员体制及配合战争方面，上海的电影业与伪满不同，主要着力于介绍日本帝国内部文化的多样性。(77)在贵志俊彦、川岛真、孙安石合编论文集中，贵志根据中国各地的档案资料，论述了收音机和电影在抗战教育上的作用，以及中国内地担任日语广播的日本人俘虏所发挥的作用。(78)

此外，贵志还讨论了伪满洲国在推进总动员体制建设过程中，为创造独特的伪满洲国文化所开展的各种活动的历史意义，分析了伪满洲国在对各文化团体进行整合的同时逐渐丧失创造独特文化契机的过程。(79)

川岛真注意到收音机作为文化传播手段在战时国民动员及日本帝国圈内发挥的作用，试图阐明无线电广播在日本和中国的发展及实际效果。川岛指出收音机在战后仍然是塑造国民的重要手段，提出战时收音机等媒体技术是否被东亚各国所继承这一新的研究展望。(80)

关注广义“文化”与战争关系的论文集，有平野健一郎主编及其与傅高义(Ezra Vogel)合编的两部。(81)前者除前述贵志关于伪满洲国的论文外，还收录了其他一些，如川岛真选取华北新民会，分析其通过日语教育和日本留学培养身负“日本人特征”的中国“对日协力者”，因而具有文化政策的意义；三泽真美惠论述了国民党对电影的管控，指其巧妙地利用了电影所具有的越境性和大众性，为强化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做了贡献；泷下彩子则关注肩负抗日漫画创造的漫画家，经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大众抗日印象的形成所做的贡献。(82)而在后者里，傅葆石(Poshek Fu)关于战时上海的鸦片战争电影的意义，及桑兵关于日本占领下的北平知识分子心理变化的论文颇具深意。(83)

对“抗日”主题的电影、文学及音乐等领域，日中两国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最近问世的张新民对宣传华北日军与新民会合作的电影的研究(84)，星野幸代对抗战舞蹈问题的研究，内容较为新鲜。(85)

平野健一郎在前述其主编论文集的序文中指出，对于战时中国社会的文化变容，与其关注中国对日本文化的抵抗，不如着力于分析其如何通过“文化触变”(acculturation)孕育出对战争坚忍不拔的“抗战文化”，而抗战文化又创造出怎样的新的文化要素，随后又如何传承等问题。以上问题为日后的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对于过去的这场战争，到底是从强调日中关系连续性的角度以1931-1945年为限理解为“十五年战争”，还是注重战争的正式性以卢沟桥事变为始称之为“八年战争”，长久以来日本学界争论不一。户部良一围绕该争论，对近年来日本关于日中战争研究的动向做了恰当的评述。(86)此外，安井三吉对从中国史角度审视卢沟桥事变的相关研究动向予以评述，其关注的中心是卢沟桥事变后围绕战争的国际关系。(87)

关于抗战时期日中两国的外交及政治关系问题，研究焦点至今仍集中在汪伪政权的确立及日本与重庆国民政府间的和平谈判问题上。在这方面，户部良一以抗战时期日本对国民政府开展的和平工作为中心进行的研究(88)，和刘杰以汪伪政权确立工作为中心的研究(89)，提升了以往的研究水准。其中，刘杰围绕政权选择即接纳国民政府还是拥立新政权问题，探讨了至1938年为止的日中交涉。

近年来，岩谷将追述了孔祥熙在最接近日中讲和的陶德曼调停中的活动，提出了新的研究观点。(90)冯青根据蒋介石日记探讨了1940年以前蒋介石的抗日战略与和平构想之间的关系。(91)日本的和平工作贯彻整个战争时期从未断绝，但关于国民政府如何应对的问题，至今仍有不少盲区。

在国际关系史的领域，入江昭广泛论述了九一八事变这一发生在两国间的战争何以发展成全球性的世界战争。(92)田嶋信雄利用德国方面的一手资料，对孙中山之后中德探索合作与东亚纳粹主义外交的相互关系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系统性研究。(93)田嶋突破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框架，从中德苏日四国间的多边关系中探讨日中战争，指出中国在日美开战前并未放弃中德苏三国同盟的选项。不过，对于这段与纳粹德国密切往来的经验，随后的共产党政权并未继承，这也阻碍了中国相关研究的进展。所以，抗战时期中德苏关系仍有研究余地。

笠原十九司指出“帕奈号”事件(USS Panay incident)给美国国民以极大冲击，导致美国舆论对日态度转变。(94)不过，近年来学界就美英政府对日中战争的应对问题一直缺乏关心。在此背景下，高光佳绘指出美国政府放弃实际上的对日绥靖政策而趋向强硬政策，是从其认可中国持久战能力的1938年春天开始的。(95)就对日绥靖问题，安东尼·贝斯特(Antony Best)论述英国在欧洲战场开战伊始在是否对日采取对抗态度上犹豫不决，一直在不损害中国抗日和本国与美国关系的范围内拿捏分寸。(96)另一方面，木畑洋一指出英国方面也存在驻日大使克莱琪(Robert Craigie)那样认为对日妥协有助强化日本“稳健派”的设想，不过中国抗日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制约了英国的决策。(97)

日本研究者很早就关注日本的反英运动和英国的对日绥靖政策。永井和曾详细论述了1939年日本封锁英国天津租界及日本反英运动的兴盛。(98)该文虽最早发表于1984年，但至今仍有价值。松浦正孝则在比较帝国史及后殖民主义研究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就日中战争发展成“大东亚战争”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可从流行于亚洲全境的以“反英”为口号的“泛亚洲主义”意识形态与人际网络中寻找答案。(99)

鹿锡俊梳理了国民政府所期待的援华对象国由英国、苏联至美国的变迁过程，指出蒋介石在对英国的对日绥靖政策和苏联的对德协作路线的平衡中，构筑起将战争国际化的抵抗战略。(100)

小林启治、伊香俊哉、篠原初枝等研究重新将目光聚焦于为维护东亚稳定而在20世纪20年代签署的各项国际条约与日中战争的关系，刻画出日本的对华行动是违反将战争视为违法的国际潮流。(101)同时，以上三部著作也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中国所依赖的不战条约和国联规章等国际规范和国际法对维护东亚国际秩序的作用及历史意义。

对于战争，日中双方都回避了正式宣战。日方的理由，正如加藤阳子所述是为了避免美国以中立法而采取贸易限制。(102)土田哲夫依据中国方面的一手资料，指出蒋介石考虑把宣战问题作为封锁国民政府内部的对日和平论以实现中日战争“国际化”的手段，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获得同盟国成员的地位后，方才对日宣战。(103)土田还证实了国民政府为使国际舆论转向支援中国、制裁日本，曾利用非正式组织(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开展宣传活动，作为“国民外交”成为对美正式外交活动的补充。(104)

欧美和苏联对蒋介石政权物资援助的实际情况及效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至今仍不清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成为四大国成员之一，参加了开罗会议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谋求发挥积极作用。西村成雄主编的论文集追溯了这一过程，收录了西村关于宋子文作用的研究，以及石黑亚维关于莫斯科外长会议和开罗会议的论文。(105)

井上久士在详细分析皖南事件的基础上，指出日中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虽有波动，但对于为抗日而实现的国共合作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他还指出蒋介石通过国共合作实现国家与军队统一的目标一直延续到战后。(106)西村、石岛、田岛三人合编的论文集收录了杨奎松、李玉贞、Natalia L.Mamaeva等的论文，揭示出日中战争后半期美中苏三国关系与中国内部的国共关系间存在很深联系。(107)关于战时及战后(1941-1949)美中关系的正式研究，最早者当属山极晃，其在关注苏联动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研究的深化。(108)此外，吉田丰子考察了战争末期边境地区的蒙古及阿尔泰问题与中苏关系的相互影响。(109)杉田米行指出1944年的史迪威事件，不应仅视为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的个人对立，而应放在美国混乱的对华战略中审视。(110)加藤公一着眼于国民政府内部的动向，指出史迪威被解职的背景是蒋介石出于对加强国民党党内团结的必要性，及中国因改善与苏联关系而可更主动地参与战后亚洲秩序建设的判断。(111)

日本的军事史研究相对迟缓，对此姬田光义和石岛纪之都有论述。(112)可以说，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相关研究才正式开始。代表著作当属秦郁彦和臼井胜美的研究成果。前者探究了日中两军的偶发性冲突(卢沟桥事变)何以升级为大规模战争。秦提到了解决事态的两种可能选项。第一，是委托当地军方处理，第二，是双方均停止增兵。他指出彼此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妨碍了以上选择。(113)后者在参考中国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外交与军事角度对整个战争进行了概述，其依据的是一手资料，至今仍是值得信赖的一部概论。(114)

关于论及中国方面军事动向的研究，有波多野澄雄和户部良一合编的论文集(115)，这是对2004年相关军事史国际研讨会成果的汇总。此外，军事史学会还分别于1997、2008年出版了有关日中战争的特刊。这些论文集和特刊讨论了战略决策、军事作战(军事行动)、军事组织、指挥官的领导能力、情报活动、补给和动员，及华北的游击战等内容。

前述波多野、户部合编论文集主要收录了以下论文。(116)萩原充讨论了中国空军的建设问题，指出蒋介石重视空军建设，一直计划轰炸日本本土。杨天石分析了蒋介石至南京沦陷前的作战指挥情况，指其期待苏联介入，在撤离南京问题上踌躇不定。汪朝光和门间理良讨论了战败前后国军、共军及日军的争斗。门间指出在战败后不久，日军便应国军要求击退了华中和华北的共军，而共军则向满洲移动，接收关东军的武器装备，在苏联支援下加快根据地建设。

等松春夫分析了日中美各自的军事战略，指出日美在太平洋的战争虽然对日中战争产生了影响，但反过来日中战争并未影响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换言之，等松的看法与中国官方将日中战争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组成部分”的观点存在分歧。

此外，该论文集还收录了山本昌弘和马场毅关于华北游击战的论文。山本指出日军原本通过提高占领地民生而有效地推进了对资源的开发与获得，但在1940年共军展开大规模攻势的“百团大战”后，百姓不再是受益人，而沦为日军掠夺物资及强征粮食的对象，事态恶化后导致“三光作战”。马场论述了日中战争爆发后，为了在山东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军队，在与国军的摩擦中艰难开展游击战及扩大根据地的主要原因。之后，他还曾以中共势力何以壮大为问题意识，进行了细致研究。(117)此外，笠原十九司指出日军开展的游击战，虽然目的是维持占领地统治的稳定，但“三光作战”却将农民推向中共一方。(118)

关于华北和华中游击战的研究也有所推进。菊池一隆指出在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构想中，团结人民的游击战均占有重要位置，并详细考证了国军及共军的正规军都开展过游击战。(119)同时，他还重视1937年后国军的抗战历程，从“八年战争论”的立场出版了抗日军事史的通史。(120)

关于八路军开展的游击战，黄东兰指出日军在山西省黎城县的扫荡是一场把守护传统自治的农民卷入其中的悲剧，并提到他们在战后的残酷遭遇，具有重要意义。(121)三好章的研究是日本唯一一部对新四军的真正研究，追溯了新四军从诞生至皖南事件覆没间的军事行动。(122)

作为军事史的新领域，目前学界已经开始了对信息情报战的基础性研究。小谷贤分析了日本陆军开展的情报活动(123)，岩谷将则以蓝衣社和CC团为中心，分析国民党政府开展的对日情报活动。(124)两篇论文都指出日中双方的情报活动对所获情报的分析和利用皆显不足。佐佐木太郎则研究了中共为团结美国而开展的情报宣传活动。(125)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批判了以近代技术实力和军队形成为前提的欧美式日中战争研究，和在中国军事史研究的主流“以战争牺牲者立场为基调的抗战故事”，提出了将军事动员的实际状况和边境地区的作用作为日中战争特征的新观点。(126)

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关于日中战争中的暴行(南京大屠杀、毒气、细菌战、三光作战等)的正式研究陆续出版。关于在中国已成为爱国教育基本教材的南京大屠杀，日本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秦郁彦(127)、藤原彰(128)、笠原十九司(129)的研究。原刚通过对日本军人的日志、回忆录、战斗详报等的研究，推定被“非法杀害”者约两万人。(130)

杨大庆从日中“建设性对话”观点出发，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他指出大屠杀的主要原因在于日军军纪混乱、因国际法教育不足而导致残酷处置俘虏行为，以及民族优越感的蔓延；同时这也与中国方面防御和撤退的失败有关；在冷静研究后可以得出惨遭杀害的中国人至少在数万人以上的“暂定事实”，对此日中双方都有必要予以接受。(131)此外，他还梳理了中日双方对该事件的理解过程，指出日方须认识到日军在集体及个人上都负有责任，而中方须从战争及军队的角度理解屠杀行为发生的背景，并意识到其在未能避免屠杀发生方面亦负有责任。(132)

笠原十九司、吉田裕在其合编论文集中指出，“在日本学术界，对讨论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杀)的抗拒和反感，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现代意义。(133)在该论文集中，吉田裕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了南京大屠杀，井上久士批评了事件相关报道中的所谓“阴谋说”。此外，川田文子讨论了慰安妇问题，主张由于慰安妇问题很难收集到文字证据，应肯定证言的史料价值。(134)以下有关慰安妇问题研究，也都论及访谈记录作为史料的意义。

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的合著收录了1996-2003年间在山西省盂县从“性暴力”这一观点而进行的多达18次的听证笔录。(135)虽然朝鲜半岛的慰安妇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但其实中国方面的规模更大。永井和指出慰安所属于日军后方设施，但也是必须隐瞒的设施。(136)朱德兰对台湾慰安妇问题的综合研究则是学界对该问题的最早研究成果。(137)

可与慰安妇问题匹敌的是人数超过200万的中国强制劳工问题。日本政府为弥补劳动力不足，从1942年起开始在华北强征中国人前往伪满和日本劳动，且劳动条件十分严酷，遂至1945年6月在秋田县爆发了中国劳工暴动(花冈事件)。西成田丰对此进行了综合研究。(138)

关于将三光作战作为战争犯罪的研究有笠原十九司(139)和石田勇治(140)等，这些研究涵盖由研究者和律师团队对河北省“三光作战”受害实态的调查、与种族灭绝的比较及国际法上的问题等。此外，伊香俊哉的专著介绍了《日本侵华战犯笔记》(全十卷)中收录的参与三光作战的日本士兵的供述。(141)关于重庆轰炸，前田哲男进行了先驱性研究(142)，此外还有前述伊香的专著和战争与空中轰炸问题研究会的编著(143)，但因一手材料有限，研究几无进展。与此相对，中国西南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成为重庆轰炸的研究中心，推动研究的深入，其核心研究者潘洵利用一手资料，对受害状况进行了重新评估。(144)

关于国民政府向日本索赔政策(对日赔偿政策)，殷燕军详细梳理了自开罗会谈后国民政府在战争期间就日本赔偿问题的设想轨迹，指出国民政府当时计划向日本提出相当严厉的赔偿要求。(145)然而，蒋介石为何在日本投降后对日采取“宽大政策”?有力的解释是段瑞聪所指出的蒋介石担心一旦日本灭亡则东亚将整体共产化。(146)

战争结束时留在中国大陆的大量日本人何以能迅速且顺利地归国?对此，加藤阳子(147)和加藤圣文(148)的论文从当时国际政治变动的角度进行了翔实的研究。特别是加藤圣文，着眼于美国在战争结束伊始的对华政策，指出美国与中苏两国是合作而非对立状态，这是日本人得以早期撤离的主要原因。

不过，正如大泽武司所述，那些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归国的，冷战背景下日中间围绕日本人归国问题的谈判并非易事。(149)杨大庆指出，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主要分为作为技术人员留下参与中国国家建设者和残留孤儿等被抛弃者两类。(150)学界关于已获日本永住权并回到日本的“中国残留日本人”研究颇多，但吴万虹对定居中国的残留日本人的归属感问题的研究仍颇具深意。(151)

刘杰阐明了国民政府对“对日协力者”进行汉奸审判的实际情况。(152)而大泽武司则根据中国的一手资料，考证出中共对日本战犯审判采取“宽大政策”的背景，是中共出于对借由审判以离间美日及日本中立化的战略考虑。(153)

“战争记忆”问题是21世纪以来的热议话题。孙歌指出对中国人而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的数目不是历史事实问题，而是“活着的人的”感情问题。(154)该文引起很大反响，石井弓研究就是受其启发、刺激而成。石井根据在山西省农村进行的采访，揭示出人们并非接受由电影及电视传递的官方的战争记忆(战争表象)，而是继承自己村落社区自主的战争记忆。(155)此外，伊香俊哉根据日中双方当事人的访谈及回忆录，考察了人们是如何记忆发生在云南的战争，指出日中间围绕记忆存在矛盾与共鸣两面。(156)聂莉莉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周密的访谈揭示出常德细菌战的受害实态及其对地区社会的影响。(157)

服部龙二对1927年出现的所谓“田中奏折”(或称“田中上奏文”或“田中备忘录”)如何被中国接受以及在国际上的传播进行分析，追溯了日中历史认识的背离及尝试修复的努力。(158)服部的研究表明“田中奏折”在日本尽管早就被认定系伪作，但在中国视其真实存在的看法至今仍然根深蒂固。

曾参与斯坦福大学组织的日中韩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项目的等松春夫，尝试对日中韩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比较。(159)王雪萍根据中国初中历史教学指导手册《教学大纲》及教科书，分析了抗日战争在中国义务教育中是如何讲授的。(160)这些论文显示出在作为公共记忆载体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从道德观点出发把抗日战争视为“正义的战争”，而日本则重视记述的中立性和平衡性，反映历史认识的多样性，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关于日中间历史认识的鸿沟问题，有三本论文集是经两国青年学者认真“对话”而成。(161)其“目的是共享历史事实和史料，追究引起双方认识偏差的文化性、历史性及政治性要因”，指出明治以来历史认识的差异经由日中战争进一步扩大。刘杰与川岛颇有深意地指出，事实上日中双方在战后旋即形成了复杂的历史认识，而这是用“战胜方”“战败方”二分法无法解释清楚的。(162)

日本出版的日中间历史认识的相关文献和论文甚多，以上不过其中一隅。自20世纪90代以来，随着历史研究者及教育工作者之间国际性“对话”和合作研究飞速发展，大量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在此背景下，历史问题或许不再只是对过去的反省和道歉，也可能成为国际协商的课题，从而实现研究范式的进一步转换。

①宇野重昭「中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近代化における未熟な国家の衝突」、『国際問題』328号、1987年。

②今井就稔「日中戦争期華中の政治·経済·社会——日本国内の研究動向(1981～2005)」、『東アジア地域研究』12号、2005年。

③姫田光義「総論——日本人と『対華侵略戦争』史観」、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日中戦争日本·中国·アメリカ』、中央大学出版部、1993年。

④家近亮子『蒋介石の外交戦略と日中戦争』、岩波書店、2012年。

⑤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

⑥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民国後期中国国民党政権の研究1928-1949』、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年。

⑦石島紀之「総論重慶国民政府論」、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

⑧姫田光義·山田辰雄編『中国の地域政権と日本の統治』、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

⑨石島紀之「総論重慶国民政府論」、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

⑩久保亨「東アジアの総動員体制」、和田春樹他編『岩波講座東アジアの近現代通史』第6巻、岩波書店、2011年。

(11)今井駿『中国革命と対日抗戦』、汲古書院、1997年。

(12)家近亮子『蒋介石と南京国民政府』、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2年。

(13)笠原十九司「国民政府軍の構造と作戦——上海、南京戦を事例に」、『民国後期中国国民党政権の研究1928-1949』。

(14)黄自進『蒋介石と日本』、武田ランダムハウスジャパン、2011年。

(15)家近亮子『蒋介石の外交戦略と日中戦争』。

(16)山田辰雄·松重充浩編『蒋介石研究』、東方書店、2013年。

(17)姫田光義「総論」、中国現代史研究会編『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汲古書院、1986年。

(18)山田辰雄編『歴史のなかの現代中国』、勁草書房、1996年。

(19)横山宏章『中華民国史——専制と民主の相剋』、三一書房、1996年。

(20)西村成雄『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20世紀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新たな視界』、研文出版、2001年。

(21)西村成雄『20世紀中国の政治空間——「中華民族的国民国家」の凝集力』、青木書店、2004年。

(22)味岡徹『中国国民党訓政下の政治改革』、汲古書院、2008年。

(23)久保亨·嵯峨隆編『中華民国の憲政と独裁1912-1949』、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1年。

(24)平野正『中国革命と中間路線問題』、研文出版、2000年。

(25)中村元哉『戦後中国の憲政実施と言論の自由1945-1949』、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戦時中国の憲法制定史」、久保亨他編『戦時期中国の経済発展と社会変容』、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4年。

(26)水羽信男『近代中国のリベラリズム』、東方書店、2007年。「戦国策派と中国の民主主義」、久保亨他編『戦時期中国の経済発展と社会変容』。

(27)笹川裕史·奥村哲『銃後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岩波書店、2007年。

(28)奥村哲編『変革期の基層社会——総力戦と中国·日本』、創土社、2013年。

(29)笹川裕史「中国の総力戦と基層社会」、久保亨他編『戦時期中国の経済発展と社会変容』。

(30)三谷隆編『中国内陸における農村変革と地域社会——山西省臨汾市の近郊農村の変容』、御茶の水書房、2011年。

(31)岩谷将「臨汾における政治勢力とその統治」、三谷隆編『中国内陸における農村変革と地域社会——山西省臨汾市の近郊農村の変容』。

(32)田中恭子『土地と権力——中国の農村革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6年。

(33)山本真「農村社会からみた土地改革」、飯島渉他編『シリーズ20世紀中国史』第3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34)高橋伸夫『党と農民——中国農民革命の再検討』、研文出版、2006年。

(35)山本真「農村社会からみた土地改革」、飯島渉他編『シリーズ20世紀中国史』第3巻。

(36)阿南友亮『中国革命と軍隊——近代広東における党·軍·社会の関係』、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2年。

(37)姫田光義「民国史論への道」、久保亨·嵯峨隆編『中華民国の憲政と独裁1912-1949』。

(38)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民衆動員と民俗』、汲古書院、2013年。

(39)高橋伸夫「社会主義下の党·国家と社会」、飯島渉他編『シリーズ20世紀中国史』第3巻。

(40)小林英夫『日中戦争と汪兆銘』、吉川弘文館、2003年。

(41)柴田哲雄『協力·抵抗·沈黙』、成文堂、2009年。

(42)堀井弘一郎『汪兆銘政権と新国民運動』、創土社、2011年。

(43)土屋光芳『「汪兆銘政権」論』、人間の科学新社、2011年。

(44)劉傑「汪兆銘と『南京国民政府』——協力と抵抗の間」、劉傑·三谷博·楊大慶編『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日中対話の試み』、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

(45)劉傑「汪兆銘政権論」、倉沢愛子他編『岩波講座アジア·太平洋戦争』第7巻、岩波書店、2006年。

(46)柴田善雅『占領地通貨金融政策の展開』、日本経済評論社、1999年。『中国占領地日系企業の活動』、日本経済評論社、2008年。

(47)金子文夫「日本企業による経済侵略」、宇野重昭編『深まる侵略屈折する抵抗——1930年～40年代の日·中のはざま』、研文出版、2001年。

(48)金丸裕一「文化政策と占領地支配——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会を中心に」、姫田光義·山田辰雄編『中国の地域政権と日本の統治』。

(49)古厩忠夫「日中戦争と占領地経済」、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日中戦争日本·中国·アメリカ』。

(50)内田知行·柴田善雅編『日本の蒙疆占領1937-1945』、研文出版、2007年。

(51)森久男『徳王の研究』、創土社、2000年。

(52)広中一成『ニセチャイナ』、社会評論社、2013年。

(53)古厩忠夫『日中戦争と上海、そして私』、研文出版、2004年。

(54)高綱博文編『戦時上海1937～1945』、研文出版、2005年。

(55)小浜正子「戦時中国の救済工作」、エズラ·ヴォーゲル·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中国の社会と文化』、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0年。

(56)丸山直起『太平洋戦争と上海のユダヤ難民』、法政大学出版局、2005年。

(57)アストリート·フライアイゼン著、田嵨信雄·中村绫乃訳「日本占領下の上海と二つの在留ドイツ人社会」、工藤章·田嶋信雄編『日独関係史』第3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

(58)内田知行『抗日戦争と民衆運動』、創土社、2002年。

(59)菊池一隆『中国工業合作社運動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年。

(60)段瑞聡『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

(61)深町英夫『身体を躾ける政治——中国国民党の新生活運動』、岩波書店、2013年。

(62)馬場毅『近代中国華北民衆と紅槍会』、汲古書院、2001年。

(63)内田知行「陜甘寧辺区における農業生産互助運動」、内田知行『抗日戦争と民衆運動』。

(64)内田知行『抗日戦争と民衆運動』。

(65)藤原彰·姫田光義編『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青木書店、1999年。

(66)菊池一隆『日本人反戦兵士と日中戦争——重慶国民政府地域の捕虜収容所と関連させて』、御茶の水書房、2003年。

(67)久保亨『戦間期中国「自立への模索」——関税通貨政策と経済発展』、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68)萩原充『中国の経済建設と日中関係』、ミネルヴァ書房、2000年。

(69)久保亨他編『戦時期中国の経済発展と社会変容』。

(70)今井就稔「戦争初期の日中両国と上海租界経済」、久保亨他編『戦時期中国の経済発展と社会変容』。

(71)松本俊郎『侵略と開発：日本資本主義と中国植民地化』、御茶の水書房、1988年。『満州国から新中国へ』、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年。

(72)森時彦編『在華紡と中国社会』、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5年。

(73)楊大慶「中国に留まる日本人技術者——政治と技術のあいだ」、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74)Daqing Yang,Technology of Empire:Telecommunications and Japanese Expansion in Asia,1883-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75)久保亨「東アジアの総動員体制」、和田春樹他編『岩波講座東アジアの近現代通史』第6巻、岩波書店、2011年。

(76)山本武利編『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第4巻、岩波書店、2006年。

(77)川崎賢子「『外地』の映画ネットワーク」、山本武利編『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第4巻。

(78)貴志俊彦·川島真·孫安石編『戦争·ラジオ·記憶』、勉誠出版、2006年。

(79)貴志俊彦「満州国の情報宣伝政策と記念行事」、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変容』、東洋文庫、2007年。『満州国のビジュアル·メディア』、吉川弘文館、2010年。

(80)川島真「『帝国』とラジオ」、山本武利編『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第4巻。貴志俊彦·川島真·孫安石編『戦争·ラジオ·記憶』。

(81)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変容』。エズラ·ヴォーゲル·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中国の社会と文化』。

(82)川島真「華北における『文化』政策と日本の位相」。三澤真美恵「抗戦期中国の映画統制」。瀧下彩子「抗日漫画宣伝活動と『国家総動員画報』の作家達」、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変容』。

(83)ポシェク·フ「民衆の歴史物語(ポピュラー·ヒストリー)——占領期上海におけるアヘン戦争の映画化」。桑兵「学人抗争——抗戦期、北平文教界に対する国民党の組織活動」、エズラ·ヴォーゲル·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中国の社会と文化』。

(84)張新民「中国華北地域における『北支軍』映画工作と新民映画協会」、馬場毅編『多角的視点から見た日中戦争』、2015年。

(85)星野幸代「日中戦争期上海で踊る——交錯する身体メディア·プロパガンダ」、大橋毅彦·関根真保·藤田拓之編『上海租界の劇場文化：混淆·雑居する多言語空間』、勉誠出版、2015年。

(86)戸部良一「日中戦争をめぐる研究動向」、『軍事史学』181号、2010年。

(87)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歴史科学』195号、2008年。

(88)戸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支那事变和平工作の群像』、論創社、1991年。

(89)劉傑『日中戦争下の外交』、吉川弘文館、1995年。

(90)岩谷将「日中戦争初期における中国の対日方針」、劉傑·川島真編『対立と共存の歴史認識』、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

(91)馮青「蒋介石の日中戦争期和平交渉への認識と対応」、『軍事史学』180号、2010年。

(92)入江昭『太平洋戦争の起源』、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

(93)田嶋信雄『ナチス·ドイツと中国国民政府1933-1937』、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東アジア国際関係の中の日独関係」、工藤章·田嶋信雄編『日独関係史1890-1945』第1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日中戦争と日独ソ関係」、西村成雄·石島紀之·田嶋信雄編『国際関係のなかの日中戦争』、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1年。

(94)笠原十九司『日中全面戦争と海軍——パナイ号事件の真相』、青木書店、1997年。

(95)高光佳絵『アメリカと戦間期の東アジア』、青弓社、2008年。

(96)アントニー·ベスト「対決への道1931-1941年の日英関係」、木畑洋一他編『日英交流史1600-2000』第2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

(97)木畑洋一「失われた協調の機会?」、木畑洋一他編『日英交流史1600-2000』第2巻。

(98)永井和「日中戦争と日英対立」、『日中戦争から世界戦争へ』、思文閣出版、2007年。

(99)松浦正孝『「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

(100)鹿錫俊「世界化する戦争と中国の『国際的解決』戦略」、石田憲編『膨張する帝国拡散する帝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欧州情勢への対応と日独ソ関係への対処」、防衛研究所編『太平洋戦争と連合国の対日戦略』、防衛研究所、2009年。

(101)小林啓治『国際秩序の形成と近代日本』、吉川弘文館、2002年。伊香俊哉『近代日本と戦争違法化体制』、吉川弘文館、2002年。篠原初枝『戦争の法から平和の法へ』、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

(102)加藤陽子『模索する1930年代——日米関係と陸軍中堅層』、山川出版社、1993年。

(103)土田哲夫「日中戦争と中国宣戦問題」、西村成雄·石島紀之·田嶋信雄編『国際関係のなかの日中戦争』。

(104)土田哲夫「日中戦争期中国の対米『国民外交』」、エズラ·ヴォーゲル·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中国の社会と文化』。

(105)西村成雄「第2四半世紀中国政治と宋子文の外交資源——『国際的地位』をめぐる中米関係」。石黒亜維「モスクワ外相会議と四国宣言——連合国政治舞台への登場」、西村成雄·石島紀之·田嶋信雄編『中国外交と国連の成立』、法律文化社、2004年。

(106)井上久士「国共交渉と国民政府」、姫田光義編『戦後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1945-1949』、中央大学出版部、2001年。

(107)楊奎松「抗戦期間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とコミンテルン」。李玉貞「抗日戦争期の蒋介石とスターリン」。N.L.ママーエヴァ「日中戦争期のソ連、アメリカ合衆国と国共『統一戦線』」、西村成雄·石島紀之·田嶋信雄編『国際関係のなかの日中戦争』。

(108)山極晃『米中関係の歴史的展開1941-1979年』、研文出版、1997年。

(109)吉田豊子「第2次世界大戦末期の中ソ関係と中国辺彊」、『民国後期中国国民党政権の研究1928-1949』。

(110)杉田米行「1940年代アメリカの対中国政策の不確定性」、西村成雄編『中国外交と国連の成立』。

(111)加藤公一「『スティルウエル事件』と重慶国民政府」、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

(112)姫田光義「日中戦争史研究への新しい視点」、『国際問題』328号、1987年。「総論——日本人と『対華侵略戦争』史観」、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日中戦争日本·中国·アメリカ』。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

(113)秦郁彦『盧溝橋事件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114)臼井勝美『新版日中戦争』、中央公論社、2000年。

(115)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

(116)萩原充「中国空軍の対日戦略」。楊天石「1937、中国軍対日作戦の第一年——盧溝橋事変から南京陥落まで」。汪朝光「戦後中国をめぐる葛藤——抗日戦争勝利前後における国共両党および日本軍の角遂」。門間理良「利用された敗者——日本軍武装解除をめぐる国共両党のかけひき」。等松春夫「日中戦争と太平洋戦争の戦略的関係」；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失敗の解析」。馬場毅「華北における中共の軍事活動1939-1945——山東抗日根拠地を例として」、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

(117)馬場毅「治安強化運動と山東抗日根拠地」、馬場毅編『多角的視点から見た日中戦争』、集広舎、2015年。

(118)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戦』、岩波書店、2010年。

(119)菊池一隆「中国戦線における非正規戦の諸相」、倉沢愛子他編『岩波講座アジア·太平洋戦争』第5巻、岩波書店、2006年。

(120)菊池一隆『中国抗日軍事史1937-1945』、有志舎、2009年。

(121)黄東蘭「革命、戦争と村」、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変容』。

(122)三好章『摩擦と合作新四軍1937～1941』、創土社、2003年。

(123)小谷賢「日中戦争における日本軍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軍事史学会編『日中戦争再論』、錦正社、2008年。

(124)岩谷将「『藍衣社』·『CC団』·情報戦」、『日中戦争再論』。

(125)佐々木太郎「太平洋戦争下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と中国共産党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関係」、『日中戦争再論』。

(126)ハンス·ヴァン·デ·ヴェン「中国軍事史の文脈から見る日中戦争」、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ハンス·ヴァン·デ·ヴェン著、李仁哲訳「抗日戦争の新たな歴史像の模索」、久保亨他編『戦時期中国の経済発展と社会変容』。

(127)秦郁彦『南京事件——「虐殺」の構図』増補版、中央公論社、2007年。

(128)藤原彰『南京の日本軍——南京大虐殺とその背景』、青木書店、1997年。

(129)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岩波書店、1997年。

(130)原剛「いわゆる『南京事件』の不法殺害」、『日中戦争再論』。

(131)楊大慶「南京アトロシティズ」、劉傑·三谷博·楊大慶編『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日中对話の試み』。

(132)楊大慶「南京虐殺事件」、倉沢愛子他編『岩波講座アジア·太平洋戦争』。

(133)笠原十九司·吉田裕編『現代歴史学と南京事件』、柏書房、2006年。

(134)吉田裕「南京事件論争と国際法」。井上久士「南京大虐殺と中国国民党国際宣伝処」。川田文子「南京レイプと南京の慰安所」、笠原十九司·吉田裕編『現代歴史学と南京事件』。

(135)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編『黄土の村の性暴力——大娘たちの戦争は終わらない』、創土社、2004年。

(136)永井和「日中戦争と陸軍慰安所の創設」、『日中戦争から世界戦争へ』。

(137)朱徳蘭『台湾総督府と慰安婦』、明石書店、2005年。

(138)西成田豊『中国人強制連行』、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

(139)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三光作戦——未来に生かす戦争の記憶』、大月書店、1999年。

(140)石田勇治他編『中国河北省における三光作戦』、大月書店、2003年。

(141)伊香俊哉『戦争はどう記憶されるのか』、柏書房、2014年。

(142)前田哲男『新訂版戦略爆撃の思想——ゲルニカ、重慶、広島』、凱風社、2006年。

(143)戦争と空爆問題研究会編『重慶爆撃とは何だったか』、高文研、2009年。

(144)潘洵「重慶爆撃死傷者数の調査と統計」、久保亨他編『戦時期中国の経済発展と社会変容』。

(145)殷燕軍『中日戦争賠償問題』、御茶の水書房、1996年。

(146)段瑞聡「太平洋戦争勃発前蒋介石の対外戦略」、山田辰雄·松重充浩編『蒋介石研究』。

(147)加藤陽子「敗者の帰還敗者の帰還：中国からの復員·引揚問題の展開」、『国際政治』109号、1995年。

(148)加藤聖文「大日本帝国の崩壊と残留日本人引揚問題——国際関係のなかの海外引揚」、増田弘編『大日本帝国の崩壊と引揚·復員』、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2年。

(149)大澤武司「『人民の義憤』を超えて」、『軍事史学』175号、2008年。

(150)楊大慶「中国に留まる日本人技術者——政治と技術のあいだ」、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

(151)呉万虹「中国残留日本人」、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

(152)劉傑『漢奸裁判』、中央公論社、2000年。

(153)大澤武司「中華人民共和国の日本人『戦犯』処理——裁かれた『帝国』」、増田弘編『大日本帝国の崩壊と引揚·復員』。

(154)孫歌『アジアを語ることのジレンマ』、岩波書店、2002年。

(155)石井弓『記憶としての日中戦争——インタビューによる他者理解の可能性』、研文出版、2013年。

(156)伊香俊哉『戦争はどう記憶されるのか』。

(157)聶莉莉『中国民衆の戦争記憶——日本軍の細菌戦による傷跡』、明石書店、2006年。

(158)服部龍二『日中歴史認識——「田中上奏文」をめぐる相剋1927-2010』、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

(159)等松春夫「歴史は鑑か鏡か?」、小林道彦·中西寛編『歴史の桎梏を越えて』、千倉書房、2010年。

(160)王雪萍「時代とともに変化してきた抗日戦争像1949-2005」、『軍事史学』180号、2010年。

(161)劉傑·三谷博·楊大慶編『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日中対話の試み』。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劉傑·川島真編『対立と共存の歴史認識』。

(162)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