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昔先祖修厥德”是村里老祠堂先祖神位右侧的对联，左侧的原是“遂维小子发其祥”，以后不知被谁家的孩子撕掉半截，只是剩下“遂维”二字，对于它所要表达的语意，远不是我能想象来的，而“慎终追远”的横联平平展展贴在正中，又让我觉得肃穆而凝重。先祖神位的壁龛是用青砖砌上去的，砖缝勾了白灰，从半人高的青砖砌就的墙基往上，全是土墙，墙上又抹了白灰，纯粹洗练的色调，更是衬托出神位的严谨。神位前刷有红漆的木长条供桌上单单放了个粗瓷老碗，除了碗底是紫褐色的彩釉，碗口里外两侧却是白釉。那只碗中满满盛了白净的细沙，插有的供香燃烧到一半，暗火熄灭，灰烬还斜挂在它的顶端，没有完全被风吹散。推开门进去，那种蔓延百年的焚香气息和浓重的湿霉味灌入我的肺中，神秘而昏暗的阳光，朦胧、阴晦，终将给我一种梦幻般的错觉。

神位左边挂了卷画轴，卷面是双手抱在胸前略略施礼，身穿那种上衣和下裳相连，衣长齐膝的深衣式袍服，宣扬“仁政”，认为“民贵君轻”，主张“法先王”的亚圣孟子。《礼记·玉藻》云：“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孔疏：“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黄是也。”列采指有彩色而不贰之正服，是知古人以正色为贵，视由正色相杂产生的间色为卑。帽子作为权力和地位的标示和象征，在春秋及战国时期，像孔孟这样的大学者，都不能戴帽子，只是用帕巾裹头，而且教育学生要树立“轩冕之志”，轩是车子，冕是帽子，就是当官走仕途，可见当时坐车戴帽是官员才有的特权。可是眼前的这幅画像，孟子头戴青色高帽，深衣的服饰上为青色，下为土黄间以粉色，美则美矣，绘画者是否研究过当时的服饰文化，对着装色彩和穿衣戴帽有过深入探讨？

神位东侧墙面上，方方正正镶嵌了三块石碑，北边两块一为祭祖理事会所拟祭事文，一为祭祖修祠捐款人名单，落款时间为2004年，想来这当是最新的一次。南边那块旧碑上还有数百字记录了祭祀一事，从落款时间可以看来，那是清道光岁次癸巳端月上浣，即1833年元月上旬。事实上，正殿在解放后还有过一次修缮，它索腰上留有格眼，下装障水板的格子门被拆了下来，以后一直不见下落，就再也没有装上去的可能。2004年的修缮，主要在于更换了正殿屋顶的椽檩和脊瓦，粉刷了墙面，给地面铺了层青砖，经过这两次修缮，因资金所限，未能修旧如旧，反而使它更是少了一种繁复绚烂的美。

从正殿神位严谨工整的文字可知，老祠堂祭拜的正是先祖孟思义。据村中广字辈族人孟尔康讲，早年他曾听他爷说过，先祖孟思义原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崇贤，老二叫遵道，以后崇贤家生有一个儿子，遵道家生有三个儿子，正是他们四兄弟发根起苗，使红岩孟姓很快变得兴旺发达。经与村中宪字辈族人孟胜利走访调查，又知四兄弟中的老大，祠堂就建在老北巷孟丁旺家现在的位置，因后代稀少，加之财力困乏，长门祠堂瓦檐低矮，门窗粗糙，以至过早破败倾塌，很少为人所知。至少从清朝以来，村里就有熬相公的传统，所以过去数百年间，村上在外买卖中药材的人很多，除了西安和富平之外，中巷化峰的爷爷甚至还远在甘肃发展经营。早年的华阴古庙会即为西北五省中药交流会，更是为他们贩卖药材提供了很大便利。他们以后在村中置办房产，建有多处深宅大院当在情理之中。

作为红岩孟姓总祠，那是座面北背南，有着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房脊两端的木梁全部封砌在山墙内，左右两端绝不挑出山墙之外的硬山式瓦房。以钢钎錾出来的白麻子石石条砌出的房基，高出地面两尺有余，门槛前的台阶，也是用清一色的白麻子石砌上去。两页推拉式的有着鎏铜辅首的木门两侧，是搭了玻璃的西式格窗，没有复杂多变的造型。房前原还有株时过百年，愈见苍幽扭曲的侧柏，不过以后却是找寻不见。这株侧柏我是见过的，不过听村中广字辈族人孟培元讲，祖祠庭院以前还长有一株碗口粗的野枸杞树，驻扎县城的国民党官兵的家属在长涧河边组织“夏令营”，有天他们来村中祠堂游玩，甚是愤慨那株野枸杞树竟然会长得高大挺拔，随即找人将它伐倒拉走，很是让村中的大人和孩子气恼，可以却又无可奈何。

和正殿两相呼应的是，宽阔的庭院将前殿衬托得更为气势恢宏：“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远远望去，前殿的屋脊要比正殿高出许多，虽然也是硬山式，但它横亘东西的正脊飞檐高挑，细看之下，两端却是口阔嗓粗，平生好吞的龙之九子鸱吻的遗像，它的龙头折而向内，张口吞下正脊，翻动的身躯悬空翻腾，全身刻有鱼鳞，背部刻有羽翼，龙爪凤尾，身下祥云涌动，蔚为壮观。

一角飞檐，一方天空，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然而作为映衬，更是要凸显出前殿的雄伟庄严，增添屋顶的高度和层次，调节屋顶和屋身比例的，却是门洞两侧的房檐上突兀而起的马头墙，马头墙比正脊略微低些，却比前檐高出许多。马头墙的正脊南北两端各有一个砖雕的鸱吻，全然不同的是，它居高临下，气势张扬的龙头昂首向外，双目怒睁，霍然张开的龙口仿佛喷吐滚滚烈焰，定要吞并四方似的，不论是尖锐的牙齿还是喷张的鼻孔都让人觉得异常威严。

在房瓦的衬托下，四条垂脊前端的鸱吻又被赋予鹞鹰的飞举之势，屹立于房脊之上，龙口向外大张，南张北望，翻转飞腾，朴实而不苟且，谦卑而不妥协，与正脊两端的鸱吻遗像全然不同。各个房脊的两侧不只镂刻有大朵花开富贵的牡丹，连上面铺的瓦筒它那鳞甲似的瓦当却也有着纹路繁复的图案，又曾挑起多少无限的遐想。

马头墙有四条垂脊，四面的瓦檐挑出墙外，更像是那种悬山式建筑。檐下墙体的两层青砖拉开层次，一并向外突出半砖，像是给它镶嵌了两道简洁的边框。远远望去，在飞檐的烘托之下，马头墙正脊的四条瑞龙与白云嬉戏，与天地相合，它们以其别具一番风味的幽雅之态，自成一幅云彩涌动的画卷。

其实在古代，台阶每层的高度和宽度是有定制的，主人的身份越高，台阶的层数就越多，反之越少。《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明确规定：“其宽自八寸五分至一尺为定，厚以四寸至五寸为定”，它作为不能突破的定制，应是沿袭了宋《营造法式》中的数字。先祖讲究以礼教仁义治家治族，对此当是很清楚，所以老祖祠的白麻子石台阶，它的踏跺并不会多，而宽度和厚度当不逾矩。

拾阶而上，门洞两侧的圆柱上，有道实木制作的横梁，雕饰了波浪纹。古代按照建制，只有朝廷官吏所居府邸才能在正门之上标示门楣，一般平民百姓是不准有门楣的，哪怕你是大户人家，没有官面上的身份，一样不能在宅门上标示门楣。这么看来，祖祠不论是前房门洞横梁的装饰，还是宅门，都没有门楣，仿佛又在暗示着什么。或者眼下这有着波浪纹的横梁，就是一种门楣？

门洞两侧，砖刻了两个三尺见方的书风高古的大字，恰是全国各地流传甚广的陈抟老祖所题的“福”、“寿”二字。“福”为花体，“寿”为草书，一像白鹤踏芝田，一像青龙蟠玉柱，从总体上看，“福”字砖刻是由“田给于福”四字组成，“寿”字则为“林富弗寿”。两字的意思合起来恰是一幅对联，上联为：宅前屋后多栽树，林多可使人长寿，下联为：多种田，种好田，就能造福后人。其字构思独特，一气呵成，从点划腾挪间总能感受到一股浩然之气，且又寓意深远，令人叹服。

前殿并不宽阔的黑漆木门，作为围合空间和界定庭院里外的重要元素，竖立在门洞偏后的位置，迎面给人一种幽深肃穆的威严。两枚八角形的镂花门簪上，直立挂着个烫金牌匾，上书“孟氏祠堂”四个斗大的文字，笔力虬劲，严谨工整。两扇木门上有用熟铁打造的像圆形乐器钹的门扣手，扣手上不只有铁门插，门插下面的另一面圆钹上还镶嵌了个锈迹斑斑的锁链，两面圆钹被简化，虽然中间没有鼓起，可它却以一种恬淡闲逸的生活情调，使人看了觉得亲切自然。

作为必不可少的装饰品，木门两侧，支撑门框，托住门扇转轴的是个雕琢手法圆润细腻，纹式流畅自如的门枕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切都被打上等级烙印，不但衣饰分三六九等，不得僭越，连门墩也有讲究。眼下这个内含谦卑的低矮厚重的箱式门墩，虽然历经岁月的磨洗，棱角破损，线条磨灭，但是隐约还可看来，它的正面雕刻有一个细腰花瓶，紧挨着的是个香炉，想来应该还有砚台、玉如意之类的古代器物，不过却已辨识不清。人常在青石门墩上坐，它平整的石面早已被磨得光溜溜地，更是反射出一潭秋水似的寒光。

坐在门墩上乘凉，可以遥想一二的是，陈抟老祖所题墨迹，流传下来的，除了这“福”、“寿”二字，再就是他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其深得北魏《石门铭》精髓，形神兼备，非他人可比。陈抟老祖作为老华山派的创派祖师，曾隐居于华山云台观，常游历于华山、武当山之间，最终又仙逝于华山张超谷。红岩村孟氏一门先祖原居于华山文仙峪北，云台观东，老村名为“莲洋村”，以后因文仙峪山洪多次暴发，河边很多人家房屋被淹，于是又迁至长涧河西，他的后人在祖祠大门两侧刻的陈抟体“福”、“寿”二字，远比全国其他地方的更为飘逸传神，却是再也自然不过。

村里的孟兰亭老先生，为晚清廪生，辛亥岁贡，于清末民初曾任华阴县高等小学堂堂主，为秦东笃学之士，他曾为祖祠题写过三幅对联“幼学壮行绳祖武，知言养气贻孙谋”、“著述七篇皆祖训，欲承三圣足宗传”、“尚有诗书绵世泽，莫忘邹鲁是家乡”，其人已逝，无论是学识还是胸襟却广为流传。

作为教育世家，即使是晚上坐在皎洁的月色中乘凉，孟兰亭先生也不忘寓教于乐，通过讲故事给孩子们灌输基础的古文知识：过去有一个教书先生，执教甚严，但性格暴躁，学童经常遭到竹板打手，直到打得小手肿胀，疼痛难忍，不断求饶为止，因此学童个个惶恐。

有一个学童，天资聪慧，对先生所教，很快就能领悟，因而贪玩。偶得一只破壳小鸡，上课时靠墙而坐，低头观赏，如遇先生近，便将小鸡放置墙洞内，用砖挡好，先生不易发现。久之，引起先生怀疑，便轻脚走近，发现玩鸡，怒斥之，学童慌乱之中，将小鸡放置墙洞，用砖挡时，竟将小鸡挤压而死。

先生手拧学童耳朵将其拉至课堂前，令其站端说：“上课玩小鸡不注意听讲，手伸出来打板子！”学童害怕地说：“先生，您讲的课，我已经听懂了。”先生说：“今天讲的对联，如果你听懂了，我说一上联，你能对出下联就免打。”学童答应后，先生触景出上联：“细羽家禽砖后死。”学生想后说：“先生，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对，行吗？”先生说：“行！”

学生说：“细对粗，羽对毛，家对野，禽对兽，砖对石，后对先，死对生。”先生整体一读：“粗毛野兽石先生”，尴尬，无奈。

透过无边的浮想，但见前殿门洞的起间很高，大门连楹上方有着像是民国建筑风格的阁楼，不过并不宽阔。楹框严谨的木门毕竟是偏西建筑的，门洞西边的两页木门后，是间空荡荡的厦房，东边又是一间，两间厦房以前曾做过村办私塾的教室。从门洞绕过去，房东却是另有两间，中间的要深阔些，仿佛“L”型的布局，东侧的则细长而局促，青砖砌边的两面窗户更像是窄狭的岩龛。从前殿大门偏西而建来看，东边的两间明显是后建的，不然有违对称美。

从村中台胞孟继圣先生的《塞翁岁月》一书可知，当年那些读私塾的小孩子，每天放学之后不但要随大人牵牛犁地，锄草，收割，上山砍柴，有时还要到瓮峪烧出木炭担到西岳庙街上出售。因为有尚武传统，每天晚上孩子们又要点亮煤油灯，站在老祠堂庭院，跟着村里年过五旬的老师傅练习踢腿、蹲马步，翻跟斗，哪怕三九寒天，晚上都会睡在老祠堂的大殿中。每逢农历三月十五华山古庙会，他们不但要到青柯坪贩卖煮熟的鸡蛋，却还跟着村里的武术队到玉泉院土地庙前的大广场，在激烈的铜锣声中，随着师傅一阵“日出东方往西照，四方君子都来瞧”的大声吆喝，旋即一个手持双节棍猛抡，一个高举红缨枪急挡，赢得观众的热烈叫好。除了表演这“连节破竿子”，他们还擅于小红拳、六合锤和二贤传道之类的拳脚功夫。

1931年冬，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的一营军人还曾临时住在老祠堂，他们不只早晚点名唱国民党党歌，还在村中所有墙壁及城门楼、城门两边及四周墙壁涂上白石灰，以蓝字刷写了“安稳奋斗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中华民国”、“拥护蒋总司令，完成民国革命”之类宣传三民主义的标语。以后似乎是东北军又来村上休整，官兵年轻力壮，武器精良，每天早晨都要在村外的碾麦场上耍大刀，练刺枪，玩单杠，跳木马，当百余名集合号兵吹奏起铜号，声震数十里，又将吸引了村中的男女老少都来围观。此后适逢“西安事变”，军校教导团的学生兵及炮兵第七团的士兵以骡马牵引着野战炮又在村中暂短住过，肃然起敬于他们的知识青年模样，村里读私塾的孩子们更是心生无限羡慕。据孟尔康讲，他听他爷说，早年太平天国扶王陈德才攻打华阴县城，还曾统领军队在老祠堂西边的深宅大院驻扎过，军队撤走，马粪堆了厚厚一层，散发出刺鼻的秽气和酸腐的恶臭，被马一再啃咬粗直的松木明柱阴森恐怖，更是在村里孩子的头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仿佛是它生命的尾声，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中间的厦房还曾作为小卖部，其中有个身穿黑对襟袄，头戴黑西瓜帽的身形干瘪，高颧骨，眼睛凹陷，颜色深得出奇的老人，他身穿粗布短褐的女人像是贴在他的身上跟着飘移。像是钟表指针一样的他们俩人，就守在前檐仅有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木格窗后，亮着盏光线昏黄的白炽灯，所卖的除了油盐酱醋，并没有过多的日常用品。有时从后门走进去，但见阳光斜照过来，裸露在外的近乎半抱粗的落满灰尘的横梁下，墙边搁的粗瓷大瓮，总是会飘来一股浓烈的柿子醋味。

东边的那间小房作为大队部，除了放有两张大方桌，七八个条凳，再就没有多的摆设。桌子上放的扩音器用花线连接了祖祠前电线杆上的铝皮开口扩音喇叭，大队要组织干部开会，会通过喇叭三遍五遍地吆喝，毕了收公粮，也是在这院子扎庄子。以后要祭祖，同样是在这商议，庭院鞭炮雷鸣，锣鼓震天价响。等到村里有人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差不多全村的孩子都聚在祖祠的庭院观看，巷里有红白事，更是会选了在这播放电影。民国二十年，当转盘留声机刚刚兴起，村里就有人从西安买了台运回来，在西门外给全村人播放易俗社秦腔名伶所唱的“柜中缘”、“三回头”、“六月雪”等名剧唱片，那种连孩子都爬上墙头一探究竟的情形，何尝不像跑过去看从非洲拉来的大象一样热闹。

祖祠前殿南北两面墙体除了以片石砌出根基，又以青砖垒出尺余高，再往上就是以胡基砌的。西面的山墙西是条向南而去的窄窄的小巷同，山墙却是一砖到顶，半墙上的拉钉钉盖被锻造成飞翔的蝙蝠之类变化多样的花饰，使得祖祠更为风雅别致，白麻子石根基上的七八层青砖砖皮剥落得厉害，风又吹落了砖缝间的灰浆，更是衬托出它的历史久远。

老祠堂原有十五丈长，三丈宽，大致是在民国前后，后殿的瓦房失于维护，很快倾塌下去，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片瓦不存，裸露在外的只是些日渐腐烂的檩木。就是在后院的墙根，那种搭有辘轳的边沿铺有光亮平整的白麻子石井台的窄口井还在，老南巷的人吃水全靠这口深井。不过在当时，老祠堂的庭院已被拦腰一分为二，原来的正殿不再居于正中，它前为大队部，后边就让那么空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在正殿南边的院子盖了数间瓦房，不过到了现今早已屋顶破漏，村委会只是用它们存放些废弃不用的杂物。

以前在村里，建于清朝的老宅还有多处，不过保存最为完整的，大致要数西门外的面南背北的戏楼，从墙上连木工、瓦工及铁匠的名字都被予以准确记录的碑文可以看来，它是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渭水绕后，太华当前。创修之日，于万斯年。神之佑之，番息三千。敬台耸峙，画栋绵延”。作为根植于记忆中的精美典范，戏楼高出地面将近五尺，虽然是挺拔而独立，然而不论是它以石条砌出的长为六丈，宽为三丈的高台，还是房顶正脊上的鸱吻遗像和富贵牡丹，以及山墙上锈迹斑斑的拉钉，从戏楼前空旷的场地远远望过去，它更像是手提偃月刀，腿跨良马，攒蹄而来的一员豹眼圆睁，血脉偾张，须发皆白的老将，马烟筒般的鼻孔还不停喷出粗重浓热的雾气。

当一只乌鸦嘎嘎粗吼着降落在树梢上，很快和周遭的一切沉入深邃的寂静，转移视线，可见老祖祠东边中巷路南还有两处大宅院，占地各有八九分还多，那种有着二层阁楼的前房有两处，中间隔着窄长的巷同，巷同连着的，南边是李家供人进入的偏门，后面还有片占地很大的庭院，北端中巷路东是间瓦檐低矮的小小的观音庙。总祠右侧斜对面，是先祖二孙有着异常考究的垂花木门的祠堂，它的西侧隔着中巷相向而对，又各有三处大庭院，从保存年月最为久远的前房就可看来。二门祠堂占地约有老祠堂的一半大，只有上殿和前门楼牌坊，中间的空地长有一株老柏树，门口有个直径为三尺的大石球，石面简陋粗糙。二门祠堂垂花木门上以各色油彩描绘出来的图画和线条，意境开阔，笔触轻松，色调欢快，富有寓意的创造，在我儿时似乎还曾见过。

从山墙墙面锻造的朵朵莲花和拦腰砖雕的一枝寒梅就可看来，不论是建筑风格还是房屋布局最为规整，做工最为精细的，却是总祠西边，隔着中巷，面南背北的一处占地面积比总祠略微小些的先祖四孙的祠堂。过了并不显山露水的院子门，原有上殿和下殿，中间左右有厢房，下殿门上挂了写有“守先侍后”四个大字的牌匾，前门两侧的墙上写的却是“安稳、奋斗”四个颇具训导意味的大字，前后院子的空地都栽植有柏树，前门内有单独的门房。下殿的镂空格子门只是开着中间的两扇，檩梁粗直，窗棂严整。上殿既是藏书书库，又放有孟氏家谱和村里的一些历史文物。解放前村里曾将私塾从总祠迁过来在后院的厢房里面接着授课，“文革”前后随着左右厢房和后殿的破败倾塌，小学搬走，接着又在下殿改办学前班。当年的中心小学只有一个校长兼教师，作为本村的教书先生，他教导着村中三十多个不同年龄的学生，他们读的书五花八门，不但有小学一到六年级课本，还要背诵四书五经。

解放后的华山乡就曾设在下殿办公。在下殿的西侧，“文革”前后华山公社曾无偿征占了西边人家的部分院落，从渭河滩的移民村拉来旧砖，在那里面东背西，盖了一排苏联式建筑风格的厢房，直通通的檐墙将五六间厦房齐刷刷地隔离出来，南侧的两间套房却是中间留了过道，而后才是两间厦房，那种西式的单页木门和下殿的格子门形成鲜明的对比。厢房盖成以后，公社就用它来办卫生所，既设中医又有西医，不过办有十余年时间就搬走了，又由村里改办卫生所，连阳光中都漂浮着医用酒精的气味，让人一进去感觉像是到了幽静的庙宇。

经与王道一村孟氏宗祠管委会沟通可知，其中三门“端爷”作为上门女婿，或是作为顶嗣进他舅家门，在村西二三里处的王道村定居下来，振奋精神，立家兴业，发达昌盛，三门后人以后就在王道村北巷给他建了祠堂。先祖诸子孙绿树成林的坟地全在红岩村西城门外西北方向约半公里处，墓园很大，墓前曾有着多是两抱粗的柏树，并立有墓碑，早年村里祭祖扫墓，村里的男子会都聚集在祖坟前，人头攒动，焚烧香表，磕头作揖。孩子们跟着上坟回来，还可领到两个枣贡。从王道一村老族谱可知，与端爷同被列为红岩孟姓先祖的，还有   、  二人，可与孟尔康所讲先祖孟遵道生有三子互为佐证。

解放前红岩孟家在黄甫峪峪内还有大片土地，可以耕种玉麦、小米等杂粮，每年的租金，也即贡钱固定用于过年和清明祭祖，以求饮水思源，感恩怀德。民国初年，每年的清明节，村里的孟氏宗亲还会派出代表到山东邹县孟庙扫墓上坟，寻根问祖。从对祭祀文化的重视来看，并以诗句“莫忘邹鲁是家乡”作为参考，可知红岩孟姓从山东邹县迁来是无疑的。黄甫峪峪内现还有村中孟姓族人居住，时不时回村中走动，籍此可知红岩孟姓在明清时即为华阴大户人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队修建村办小学，这才将依然屹立在村东的老城门楼拆掉，所有的石料全被劈做片石，土又被拉走垫了地基，门洞左右两边用来封堵城门的十多个难得一见的大细石碌碡更是换做片石全被拉走。现在中巷和东门相交的十字路口，当是以前老城门所在的位置，十字路口北边人家房建在高台上，那些破败皴裂的土城墙早已长满了枝杈密实的野酸枣刺和野枸杞，南边的城墙早在二三十年前还是有的，以后又被住在墙根西侧的人家全部平掉垫了猪圈。

关于村东的长涧河，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也是有其名的。经过查阅诸多考古文献，可知就在河西，即是从华山朝元洞向北曲折远去的秦长城。从村南的北洞村、村北的王家河村两个村子残破不堪，以至早已荡然无存的长城遗址来看，以前村里土城的围墙，东墙当是借用了秦长城，南当也借用了一段，村子建在秦长城后更是将它作为保卫家园的屏障，建造土城更为省时省力。当年的东门门楼上，还赫然刻有硕大的文字“三峰在望”，西门刻有“望岐”，两扇熟铁包面，外撸四道铁箍，铁箍上的大螺钉一字排开的宽阔厚重的老式木门，门后套有大拇指头粗铁棍锻造的连环，过道两侧厚厚的土墙内还各掏出个窑洞，洞内铺有麦秸，守城人平日就睡在半墙上的窑洞中。晚上用长长的铁链锁住城门，只是留一个人侧身进出的空隙。

村中的老城墙长五十丈，宽五十丈，高五丈，厚三丈，城内有南、中、北三条巷子，四面城门上都有砖木结构的门楼，城墙四角又有守望楼。中巷作为主要通道东西相通，两端各连着东城门和西城门，北巷要从村东的观音庙北隔着中巷的巷洞向北拐过去，却是半条向西而去的窄巷子，南巷要从老祖祠西的巷洞向南拐过去，又是半条向西而去的窄巷子，四门祠堂东隔着中巷又各有条南北相对的巷洞，将南巷和北巷贯通起来。老城的东门和西门平时向来白天开晚上关，南门和北门却总是关着，以避开那些意想不到的灾邪。东、西两个城门洞较为宽阔，城门楼上同时可以留十余人驻守，晚间手持铜锣打更的守夜人就在村中不停巡逻。在东门外不远处还有座阁楼，正对着城门，阁楼门洞上赫然写有“文昌楼”三个大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阁楼下的圆拱通道东边被胡基扎实，门向西开，里面住人，文昌楼北又被一圈围墙圈出片空地，紧贴文昌楼盖了三五间瓦房，村办的初级小学就设在这，连门洞上的阁楼也被利用起来。村里的孩子要读五六年级课程，就得去西王小学读完小。就是在东门外，长涧河、蒋子河、黄甫河三河交汇，阡陌纵横，绿柳成行，稻荷飘香，不是江南胜似江南。

在丰富多样的信仰下，以前的堡子庙宇林立，西门里侧，紧挨着中巷，面北背南，还有座观音庙，和东门里侧的观音庙遥遥相对，而南门和北门里侧也各有座观音庙。西门外偏南，东门外偏北，坐北朝南，又各有座马王庙。南门外偏东，有座关帝庙，也叫老爷庙。戏楼的西北方向，隔着涝池，就是现在的红岩小学所在的位置，以前还有座孟子庙，庙北数十丈远又有座三官庙。三官庙向东隔着秦长城墩台，是座药王庙，药王庙西还有座风水塔。从西门外向南，直达长涧河边，路东还有座山神庙。从三官庙向西不远，有三国名医华佗的衣冠冢，前又有华佗庙，华佗庙前有座戏楼，不过在民国末年却已倾塌下来。关帝庙前的两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老柏树依然亭亭如盖，然而这些庙宇和塔冢，如今要么破败倾塌，要么被夷为平地，所幸还存留于父辈他们的记忆中，并没有完全被淹没于岁月的尘末。除了这些庙宇之外，村里家家户户照壁里侧的半墙上更是有着一个小小的窑洞，供奉土地神，农历的每月初一、十五，那些大婶大娘都会满怀虔诚地向土地神和自家先祖神位烧香磕头，祈神降福，保佑全家平安。事实上，不管他们信仰什么，一切都将成为他们精神的引导和描述。

敬鬼神畏天命虽然是迷信活动，可它又会给人灌输基本的义利取舍和是非辨别。东门外的马王庙占地有间厦房大，庙前有两株大柏树，西门外的马王庙和东门外的占地相近，庙前有一株两抱粗的大槐树和老桑树。听村里的老人讲，马王庙中供奉的却是明末清初华阴籍的马信将军，当年他曾率领陕西籍“反清复明”官兵追随郑成功光复台湾。村中的三官庙，供奉的是夏禹、商汤、周文王，以效法“三王”仁政传统。用黄土夯就的风水塔高约十丈，基础周围有十三丈，旁立一座碑楼。传说以前北门外常有凶杀残暴事件发生，村里除了将北门关闭外，又建了这座土塔以镇鬼压邪，保障全村安宁祥和，人丁兴旺。文昌楼供奉的却是诗人韩愈，因为崇敬他为官清廉，公正坚贞，为文超群，善政惠民，所以要借此感化民众，树立一道威严的心灵藩篱。从庙前的柏树来看，关帝庙的历史当更年代久远。

作为一种心理需要，具有重要文化地位的是，孟子庙坐北朝南，占地和祖祠相近，庙内的上殿供奉着孟子塑像，下殿的两旁分别挂有个大铁钟，殿内立有八位孔、孟两代圣贤的塑像，庙门匾书“牗民”二字，取《诗经·大雅·板》中文字“天下牗民，如埙如篪”，意为诱导人民，让他们在陈纸旧墨中学会沉浸，获得一种咀嚼式的领悟和感怀。华佗庙坐北朝南，占地十余亩，庙后是座大墓，墓地四周古柏苍翠，庙前是个大戏楼，戏楼坐南朝北，正对着华佗庙，庙内设上殿、中殿和下殿，厢房相对而立，庙前有根铁质大旗杆，高达六丈有余，杆头有风铃。庙内住有执事，保管华佗医书及药方，远近民众有病都来庙中烧香求药。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华佗庙会，人来人往，锣鼓喧天，大戏接连，煞是热闹。

宋代曾将城隍祭祀列入国家祀典。据说朱元璋是在城隍庙里出生的，明朝刚一建立，明太祖就诏令天下州县修建城隍庙，“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到明朝末年，城隍爷庙对戏楼的格局终成定型，一演戏连祭祀的鬼神都可看到，他们自然就会庇护一方百姓。关于我们村“城隍庙对戏楼”的故事，虽然是被远近各村的乡亲们作为笑料相传下来，但是就此可以想来，以前西门外的戏楼对面，应该是有城隍庙的，但是从我晓得火烫冰寒起，连处墙基残痕都没有见过，父亲他们更是从未提及。

每一座庙宇都有着属于它的神奇传说。父亲不在已有近十年了，有天和母亲在灯下闲坐，她说父亲知道的古兜蔓系多，早前她却是听父亲讲，说是村东的马王庙前有株歪脖子枣树，马王爷身边的伴子成精了，有天竟然趁黄昏爬到树上摘枣吃，被守庙人撞见了，他索性将根七寸大铁钉钉进伴子的脚心，这下他就老老实实守在马王爷身边，嘴里却还含着半个红枣。

小涨村西也有座马仙庙。以前有人和马仙是朋友，有天他给马仙提一竹篮鲜桃送过去，马仙挽留他吃饭，一看没下锅菜，转过身就对他说：“伙儿，你稍等一哈，叫我给咱种点菜，锅里多少得有些绿叶子！”面条下到锅里正翻浪呢，还没等到他回过神来，马仙却已抓了把青菜进来。吃过饭，但见太阳悬在头顶，白刺刺的阳光晒得人手脸火烧火燎地疼，马仙就对他朋友说：“你等会，我给你取把伞。”他朋友左等右等，不见马仙过来，只得抬起脚步就往回走，可是还没走三五步，却发现蓝汪汪的天空突然有朵磨盘大的乌云始终笼罩着他，他走到哪，云就跟到哪，当他回到家中，眼看云朵骤然消散得无影无踪，这才恍然明白，原来头上的云朵就是给他送的伞啊！知道马仙已成神仙，他随后就给马仙盖了座庙，将他的塑像供奉在庙中，不过从那以后，他还专程寻访过多次，但是再也没有见过马仙。

嫁到油巷村的二姑喜欢烧香拜佛，见庙她就要进去磕头作揖，有天因为要去孟塬的霄堡村走亲戚，路过小涨村都走了很大一截子，她突然犯了心思，却要折过身到马王庙磕个头，不料等到将签筒摇动起来，从中抽出来的却是根“罚油二两”。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二两菜油可是很为金贵。二姑心里虽然有一百个不乐意，可她战战兢兢，什么都不敢说，过后还得将油如数送到庙中。

当年华山峪口西侧的王猛台上还有个直径为一丈，高一丈有余的锈迹斑斑的大铁钟，当村里的孩子们上山砍柴，在嬉笑打闹间手持镰刀重重敲击铁钟，为它巨大的嗡鸣声所震撼，再在蓝天白云下听着那些黄梨树下埋黄金、大钟上山很奇怪之类的传说，遥想王猛当年在此练兵的情形，不也觉得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

从城墙框定的地亩来看，建于清道光年间，或者比这更早的村子并不大，总祠就处在全村正中位置。那时不只是老戏楼北，孟子庙南有处涝池，祖祠向北五六丈远，就在二门祠堂的东北角，早前也有处涝池，赶上雨季就用它存储积水。村中的这处涝池，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被完全填平，连曲曲折折的老北巷此时也被扩直，以便车辆通行。以前的村南和村北都是挖取泥土筑城后留下的大片洼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下，洼地被填平，村南、村北各修建了一条横亘东西的石渠，两条石渠的东端都给修建了机井和磨面房，水井下有涵洞，通过井房东边的蓄水池，将长涧河河水引过来用以灌溉。同时村里又将孟子庙拆掉盖了红岩小学，那些城墙也被撸倒要么改为巷道，要么被划分为庄基，很快就成了眼下的样子。从孟子庙拆下的木料和砖瓦，全被用在老祠堂前殿东侧盖了两间厦房，来做大队部和小卖部。

古时地下水位高，当年远在云台观东，滨邻黄甫河的老村子，东南方圆六七里，原是一片汪洋水泽，时人称其为“莲洋”，近代枯干之后又被洪水裹挟而下的沙石填平，变成一片贫瘠的乱石滩。从莲洋搬迁到长涧河西之后，村里又在云台观北划出很大一片荒滩建了公墓，也即现在的“乱葬坟”：作为悄然而来的隐秘的念头，坟墓中的安眠一定非常美妙。穿过县西桥，从秦长城东绕过王家河，经过红岩村北门，从西门前穿过西王村向西而去，就是过去的官道。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西逃，返回时途经华山，就曾路过我们村西，那些肩扛火铳，手握铁矛的御林军虽然命令村里的老百姓统统跪下，然而孩子们站在大人背后，目光越过众人的头顶，还是看见了坐在明轿中有着尖下巴的光绪皇帝。

历史一种是见诸文字的，一种是口口相传，见诸文字的当流传得更为久远，可惜留存下来的着实少得可怜。从巷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说的陈年旧事，可以大胆推测到，先祖从山东邹县迁来是无疑的，村里有人追根溯源，还曾去过邹县拜谒孟子故里，从文字发音上推算，我们当地人将“说话”也读作“fuohua”，在吃食上，他们也烙擀馍，不过叫法为“煎饼”，这些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是那么让人觉得有着透心而来的亲切。陕西民国年间村里的女人不只精巧女红，纺线，织布，缝衣刺绣，却也养蚕缫丝，给孩子们炒蚕蛹吃，这似乎又与明末山东柞蚕丝绸闻名中外有着极大的关联。祖祠正殿东墙上清道光癸巳年的记事碑经找人拓印出碑文，但是历时近200年，纤细的字迹漫漶不清，只能让我徒添叹惋。村里的族谱已在“文革”中被一把火烧掉，想要借此查考红岩村的历史已不可能。

仿佛汹涌激荡的暗流，民国期间，村里还有人远赴西安经商，且在家中开有店铺，有人在华阴创办高中和私立小学，有人投笔从戎加入国民党抗日义勇军，有人加入中共组织地下活动，有人吸食鸦片坑蒙拐骗，总之各色人等都有。那些知书达理的大户人家，茶余饭后全家老少聚在一起闲坐，年长者讲得津津有味，年少者听得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来听热闹的邻居农民自然要表示尊敬，可就是这些邻居农民，当他们坐在田间地头，讲者振振有词，听者手舞足蹈，他们的眼中同样有着丰富的表情，而且充满睿智。

正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讲究耕读传家，文脉相承，文武兼修的古老乡村，精神才有所寄托，心性才变得高远。行走在天地之间，当他们把那些美好的人生追求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变成现实主义的信徒，眼中只有一个看得见的世界，坚持认为现今所处的世界就是终极。

孟氏宗族的孟姓取排行第一而来，孟字有勤勉、大之意。孟姓主要以北方为聚集地，且山东为最。孟姓名人古已有之，孟子当数第一，“孟母三迁”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孟姓族人铭记先祖事迹，多以“亚圣”、“三迁”为堂号。孟姓因其先祖为亚圣而引以为豪，故称“圣裔”。蓝田县华胥镇还有个以孟姓族人为主的孟家崖村，以村志可知，我们村的方言又与其极为相近，籍此揣想，陕西各孟姓族人当都源自山东邹县。

孟姓得姓始祖庆父共仲，因其三年连弑鲁国二君，致使国内大乱，人不敢敬；而孟子才高德厚，被孟姓后人尊为孟姓始祖。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焚书坑儒，致使儒学的发展受到限制。西汉时期，扬雄首先肯定了孟子对儒学的杰出贡献。东汉赵岐特别推崇孟子。自汉代至唐朝，要求尊崇孟子的呼声连续不断。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刻石十一经，开始增入《孟子》，自此《孟子》被列入经书，宋代正式将《孟子》刊刻为儒家的十三经之一。北宋仁宗时，孔道辅寻访到孟子的坟墓，在墓旁建立孟子庙，孟子后人开始有了宗庙祭祀。元朝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孟子父亲被诏封为“邾国公”、孟母为“邾国宣献夫人”。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又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从那时起，“亚圣”之称便与孟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达到封建皇帝对孟子封赐的极致。因为孟子，孟姓人氏也受到人们的尊崇，得到封建朝廷的优待。明朝时，朱元璋对孔、孟后裔格外厚待，除赐给祭田、免除徭役和赋税外，还先后特赐10字“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作为孔、孟后裔子孙的行辈字，以求“分尊卑,定表字,别长幼”。明崇祯年间，报请皇帝批准，孟氏又立了10字10辈。清朝，为表示对孔子、孟子的尊崇，孔姓、孟姓续辈时仍由皇帝赐封。

参考孔姓，孟氏按辈份起名从明景泰年间孟子的第五十六代孙孟希文被授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算起，孟子后裔开始授世职。当时，立了“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十个子辈；明末，又立了“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个字辈。清同治四年（1865年），孟氏修谱时又立了“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十个字辈。民国初年，又立了“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二十个字辈，并咨请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核准，登报周知。据查清县志，明成化九年(1473)，孟昭成任华阴典史，可知明立“兴、毓、传”等10个辈系，或许当在此之前，并非有关资料上所写的明末。

孟氏族谱要求族人严格遵照字辈起名，否则不能入谱，只作“外孟”处理。明代以来，孟氏族人遵从族规，十分讲究上下尊卑关系。平时孟氏族人见面，总要先询问对方是“哪一字的？”“哪一辈的？”就是指系何字辈。有时还会问“多少代的？”“几世的？”就是指系孟轲的多少代孙。如果对方回答不上代系，不仅自己感到羞愧，还会被对方耻笑。

民国时，红岩村的村名原为洪崖堡，一直沿袭旧称，从“堡”这个字来看，当也寓兵于农，相当于民团，修习枪棍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仿佛是一场遥远的梦似，作为华阴少有的名门望族，先祖从莲洋村辗转迁至红岩村，他们的祖坟就在西岳庙西的油巷村西北方向二里处，解放后墓碑还在，墓地四周有拴马桩，再往前推，年代更为久远的祖坟却是在渭河南岸的毛家坡，和大荔、澄城、华县等地的孟家后裔同祭一个先祖。油巷村和毛家坡的祖坟连成一片。油巷村的旧名原为“游巷村”，村里人也多为孟姓后裔。此外桃下镇下营村，解放前村外东北方向不远处还有座占地十余亩的孟姓祖坟，人称孟家陵，下营村南的上营村村里人多是孟氏后裔，两村原是同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闫旗营。上营村的老爷庙有碑文记载，该村东城门外原有孟家“一丈六尺宽”的跑马路，当为练兵所用。北起文王村南至竹峪口，竹峪口下城子村原有孟家花苑，占地面积约为五亩，解放前围墙倒塌，但仍可见大概面貌。

不论是从对马信将军的祭拜来看，还是听巷里老人口头传下来的老祖宗七长八短的人生故事，并佐以极少的文字资料，可知华阴孟氏先祖原是从山东邹县结伴行经河南来到华阴。华阴老三河口原有个孟村，以后要修三门峡水库，孟村迁往他乡。潼关与华阴相交于孟塬，1995版《华阴县志》记载，孟塬有孟村一、孟村二。传说孟塬以前还有个名叫孟宪文的员外，他的家业几乎占有孟塬的一半大。明洪武九年（1376），设潼关卫，卫军分居屯、营、堡、寨，孟村一、孟村二原为乡，而非村堡。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孟村改为里，也即村堡，归属华岳乡。现在的孟塬镇司家村，以前为南孟屯。现在的北城村，也叫刘家寨，以前为北孟屯。现在的大寨村、小寨村，以前分别为南孟寨、北孟寨，北孟寨北的地母洞外存有刻于清咸丰五年石碑可做佐证。解放前孟塬镇称作孟村里。1949年5月成立孟塬区公署，即在孟子庙办公。

经查《瞭望孟塬》等资料可知，孟塬镇的四郎庙又称四神庙、侍郎庙，供奉有帮助大禹治水的应龙 朱虎、熊罴、息壤四位神兽，孟子庙只是四郎庙东墙外的一座庙宇，三间厦房相连，和魁星庙、观音庙、无量庙等庙宇一字排开，庙宇并不大。相传其为纪念孟子来孟塬讲学所筑，孟塬又因此得名。经查阅史料，可知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年），孟子离滕到魏大梁（开封），与梁惠王多次论政。公元前332年，魏献阴晋于秦，秦改设宁秦县（包括今华阴、潼关）。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参照孟子年谱，可知孟子来魏讲学时，孟塬当属秦境，就此来看，孟子来孟塬讲学一说过于牵强，孟塬其名当应源自孟村一、孟村二。

陈忠实老师于《我与白鹿原》一书中提到，白鹿原的腹地有个孟村镇，和陈忠实老师所住的蒋村一样，孟村镇以前住的也应是姓孟的人家。他们和我们先祖又是否为近亲？此外，泾阳县云阳镇还有个孟家村，三原县鲁桥镇有个孟店村，村中又是否以孟氏族人为主？三国时刘璋属下孟达即为宝鸡眉县人，作为一员大将，当年的眉县孟氏当是大户人家，可知在三国时，陕西孟姓族人已经花开多枝。

孟姓的另一支出自于河南，据汉代学者史游所著《姓字注》记载，“卫灵公兄孟絷之后亦曰孟氏。”孟氏族人从根源上讲都是同宗同祖，共为周文王后裔。周公姬旦之古庙建于岐山，至隋唐时期已成规模,后经历代修葺,为周公后裔150余姓寻根问祖祭祀朝拜的圣地。从我们村老城墙西门上的“望岐”二字推算，结合早年派人去宝鸡祭祖遗风，可知华阴孟姓从山东迁来，依然将“周公之礼”放在重要位置。先祖名讳思义，有违明初既定按辈起名常理，就此可以想来，其当生于明之前迁至华阴。从洪崖堡的“堡”字推算，先祖又当居于莲洋村，以后才从莲洋村迁至洪崖堡。村中老祠堂正殿东于清道光癸巳年所立记事碑，仅就祭祀一事略述一二，未提建堡事宜，可知建堡当在此之前。

《名山记》曰“华岳山下有莲洋村”。经查乾隆版《华阴县志》，可知当时的莲洋村已作为“古迹”卷内容，全书在建置、城池、仓驿等卷宗都未提及莲洋村，可知其于乾隆年间即已毁废不存。“按山水本目，（长涧河）峪口东流经云台观东，转而西北。康熙四十二年山水陡发，冲决由观南西流北折，而为长涧河北注，今由上村堡东北入渭，其故道久埋矣。”从旧县志可知，康熙四十二年长涧河洪水爆发，当已冲决莲洋村所有遗迹。《名山记》一书为东晋道士王嘉编著的一部志怪小说集，据此可知，莲洋村当建于东晋之前。经翻阅古籍，可惜于《名山记》中并未见到清代诗人吴雯所言字句，这又给我留下很大的缺憾。

经查1995版《华阴县志》，隋朝时华阴即有刺史孟神庆、太子司仪郎孟利贞、侍郎孟允中等仕官，可知早在隋朝即有孟姓族人居住在此。与《名山记》等资料相扣合，可知华阴孟姓族人当于隋唐之前沿黄河迁移过来，住在华阴孟塬，以后人丁繁衍，又迁至老三河口，并在毛家坡置办大片田地，设下祖坟，而后又从三河口迁往西岳庙西，从西岳庙西又迁至杜峪口，在杜峪口又置有大片田地，设下祖坟，从杜峪口又扩散至莲洋村，从莲洋村又迁往红岩村和王道村等地。以后红岩村春节祭祖，连潼关县高桥乡北营村、大荔县安仁镇安三村、华县莲花寺孟家河村的孟氏族人中的老人依祖上传承，也曾过来作揖跪拜，一再声称他们先祖于我们村发根起苗。从村中正殿清道光年间的碑文来看，约略可知此前我们村当年祭祖，一是去毛家坡，一是去杜峪口，同时又从两处祖田收取地贡以供祭祀开销，可知毛家坡和杜峪口当为先祖世居之地。

按华山太极拳和“孟氏中兴”有关资料，可知战国后期，山东孟子族人孟金和孟瑞兄弟俩人，迁至陕西，分别住在今华阴孟塬和今渭南孟家塬，繁衍生息，汉时孟姓族人从孟塬迁于三河口，亦可作为一项重要参考。经实地走访大荔县八渔乡南营村，据村中老人讲，他们于咸丰年间迁自商洛市山阳县的一个孟姓小村子，与湖北省郧西县毗邻，却是另一种情况。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他们以前虽然从山阳撕有半截族谱，可惜他们只有“宪 、 、 ”三个字辈，却又不合朝廷所立字辈，三字用完，后辈起名却难以再续族谱，对于孟子后裔的重教传统，他们几乎像是与世隔绝，在子孙学业的投入上同样还有着很大的不足。

据华阴孟氏宗亲联谊会提供有关资料，可知渭南地区孟姓分布情况为:华阴市有红岩、王道、油巷、上营、岳西、华山城子、东联七个村子，潼关县有北营，管南两个村子，华县有孟家沟、孟家堡两个村子，大荔有南营村、白虎屯、南荣华、西庄、安三五个村子，临渭区有上孟村、孟家村，富平县有孟家村，村中均以孟姓族人为主，其中华阴孟姓当更为集中，人口更多。在华阴，岳西村及上营村的孟姓族人系从油巷村迁出，华山城子系从红岩村迁出，迁徙时间当为明朝，至于具体年月则已无从查考。同样在全国各地，孟姓族人集聚而居的村子还有很多，这当与西汉以来朝廷的优待有关。

据东联村孟贵生老人追忆，并向西泉店老腔艺人张喜民请教，可知双泉村南早前还保留有一处墩台，人称“走马楼子”，应是古县城练兵场所。就在走马楼子附近，原有孟氏祖坟，红岩村孟姓族人同东泉店孟姓族人同在此祭祖。当两村孟姓族人在此就祭祖发生过激烈斗殴，以后红岩村孟姓族人拿走部分族谱，至此就不再在东泉店祭祖。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修建三门峡水库，东泉店整村搬迁他乡，祖坟被淹，现今双泉村只是留下西泉店。到七十年代，随着移民返回库区，东泉店孟姓族人又聚居于东联村。从泉店西汉京师粮仓的兴废和华阴旧县城的逐步东迁来看，红岩孟姓先祖在汉时即从孟塬迁于三河口当合乎史实。

据陕西旅游出版社发行的《陕西帝王陵》一书讲，王莽陵其实就在我们红岩村附近，由于年代久远，陵墓痕迹早已难以辩寻---当我从电脑网页上无意间翻阅到这些资料，自是隐约想起母亲曾经说过，就在我们村城北的大片水浇地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还曾有过大片庙宇的废墟，这又使我不禁揣想这是否就是王莽陵的所在？由王莽陵我又查阅史料粗略了解了王莽之死：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人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断然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直至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就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随即争相“裂莽身，支节肌骨脔分”。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紧接着又“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据《晋书·张华列传》所载，新朝灭亡后王莽的头颅被东汉、魏、晋三个朝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同“汉高祖斩蛇剑、孔子屐”等一并被焚毁。从史籍记载来看，我们村北即使有王莽陵，按照“成者王败者寇”的惯例，只会埋葬了他被割掉头颅的身躯，而珠宝之类的珍贵文物当不会有。

1988年9月，陕西省文物普查队渭南普查分队发现，就是在我们村东北侧，还曾挖掘出泥质红陶、灰陶和夹沙红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兼有弦纹和附加堆纹的仰韶文化庙前沟类型特征的，占地面积为4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那时我已读初中，对考古挖掘一事却没听说过，更不要说去看热闹。

对大约生活于东汉末年的华山道士鲁女生，事见《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引《汉武帝内传》、《三辅黄图》和晋·葛洪所著的《神仙传》。 据说华山道士鲁女生与华佗相交甚厚，华佗死后他为纪念华佗，就筑墓将华佗的衣物埋葬在我们村北“东孟西王”之地。乾隆四十一年，华阴县知事陆维恒立碑，上书“汉神医华陀之墓”，后来此碑被移到华山玉泉院内。华佗庙和庙前戏楼的建造，当在陆维恒任华阴知县前后。

一片雾霭骤然降临，霎时撕断了光的束缚，一条诞生的脐带。1992前后，在从城南村返回我们村的田间小路上，我还曾看见过瓦檐低矮，两页板式木门紧闭的简陋寒怆的华佗庙，对于王莽陵和村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的了解，却是现今上网查阅了方才知道。当历史更替的秩序指向更大的虚无，有谁能告诉我，我们将成为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将被抛向何方？我们何以得到拯救？

每当明月高悬，放射出银色的光芒，仿佛一个瓶子盛满纯白的光液，除了冰凌在那里摇晃以外，以村中的长门祖祠为背景，当我如同临阵脱逃的士兵一样，一个人走在像是专门留给碰撞的树枝、婆娑的光影、吠叫的土狗化为人形，展开激烈交谈的深邃幽静的中巷，一再端详半墙上依附有神灵的拉钉和房脊鸱吻的窃声低语，连蝙蝠发出甚至比女人的嗓音还要的尖细的鸣叫，鬼魅一般掠过头顶的情形也忍不住多看两眼，似乎每一个蝙蝠的背后都有千万双宽阔的翅膀，从夜空的绝顶伸展到树梢，从最远的南方延伸至最远的北方，我势必会将自己当作幽灵，一个被黑夜的光环环绕着的幽灵，一再忍受蝙蝠的振翅疾飞给予我的长钉插入身体似的痛苦，我文弱的躯体几乎承受不住万千思绪的风暴。

时而向东，时而向西，悄然走过那些早已倾塌破败，以至无迹可寻的庙宇、大宅院、马厩、磨坊和四下洞开的老城门楼，我作为一个罪人，一个叛逆者，一个被先祖视为耻辱和难堪的后人，总是在想，生活在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亡魂聚集的四门祠堂也在游荡，就像苔藓依附在墙头一样，曾在先祖内心涌动过的情感又依附在我的身上。作为一群儒生，先祖究竟是怎样饱经离乱，或耕或读，崇文尚武，安于贫困，素以重教为荣，想想就让我觉得甚是敬重，这份敬重终将给我无限的宽慰。即使当先祖生命终结，连他们的魂魄也被低垂的锋利如铁的残月勾走，但是他们周身终将萦绕有阳光般的火焰，不论我再怎么展开翻飞的笔触，却是绝不能将他们身上所有的，我一看见就感到惊惶不安的温暖铺陈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