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山本耀司的。

摘抄了很多，蓝色字是我的感想：

从第一次参加巴黎时装周以来，我做了很多违反西方传统着装规则的叛逆行为。比如在衣服上挖洞，剪掉下摆，等等。连模特的走台也异于以往，直来直去不摆任何造型，招致台下摄影师们嘘声一片。

我这个来自日本的无名小卒所带来的新玩意，令欧美人困惑不解，甚至感到恐惧。就这样，我在法国时装界毁誉参半地坚持了两三年，每次启程去巴黎，都像是专门为了吵架而去的。

后来，我逐渐被接纳，并被冠以“大师”的头衔，不知何时起还成了业界权威。可是我不想甘于现状。我厌倦了人们对我的固有评价，想摆脱自己现在的头衔，渴望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背叛众人的期待，做些出人意料的改变。如若不然，对我来说任何努力都会失去意义，更何谈进步。

在当今的国际时装界，快时尚（Fast Fashion）产业拥有庞大的资本，更以其亲民的价格和潮流感而日渐势强。当然，服装作为一种商品，销量确实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迎来了一个缺乏个性、失去对比的时代。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资讯的收集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但是突破自我、不断创新的精神却渐渐消失了。由于一切知识都变得唾手可得，反而失却了很多殚精竭虑、独立思考的机会。

在20世纪90年代，当一批出身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设计师们涌入巴黎时装周的时候，我曾有种感觉：新时代到来了。2010年2月自杀身亡的英国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刚出道时也给了我同样的感觉。这批设计师的出现，使我既感到竞争的刺激，同时又觉得“我是独一无二的”。可是现在的巴黎时装周，已经全然失去了目标，变得无趣和乏味。

​安特卫普的皇艺还是很不错的，我留学时认识个女生，国内高中毕业，到皇艺读预科，她当时还不会荷兰语，于是老师为了照顾她一个，怕她听不懂，所以上课就都用英语了。

借用作家坂口安吾的一句话“不表达自我，毋宁死去”，身为创作者，如果没有这种不断自诘内心的精神，就不会有真正出色的表达。这样说或许显得太过冲动，但是我认为，人云亦云的流行趋势并无意义，我们必须拥有的是亲自展现时装神韵的能力。

我在时装上的坚持，也许类似于那些与好莱坞大片相抗衡的独立电影导演。他们或许不是票房灵药，但是这些导演的作品中有一个切入点，会让我们对人生和生存的意义产生思考，并为之感动。我认为在时装界，也需要有这样的设计师，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既然选择在巴黎展示时装，就要对买家有一种“绝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的坚定决心。

父亲于我，只是留在照片上的影像。我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生活，他像个陌生人一样，似乎从未真实地存在过，所以也无从失去。

高中时读到的一篇从军日记，渐渐唤醒了我对父亲的意识。日记中提到，在战争末期由于运输船短缺，便对渔船进行改造，为船体简单地涂上深绿色的油漆，让它们看起来像运输船。

那么，父亲坐的船是不是在抵达战地之前就被击沉了呢？这种想法日益膨胀，使我对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粗暴无能感到无比愤怒。一种冤屈感铭刻在我的内心，父亲死得太冤了。“你们干点靠谱的事儿吧！”对政府和军部的不满，在此时开始萌芽。

高中时候，曾经恳求母亲：“拜托不要去参加那个遗属会吧！”母亲说：“为什么？难道我不是遗属吗？”可对于我来说，母亲如果参加了遗属会，就等于认同和接受了那场战争。

另外，如果父亲活着，我想我也许不会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

父亲山本文雄去世之后，母亲富美在停战后不久，将年幼的我暂托给茨城县大洗町的娘家照看，只身一人来到东京，在位于东京新宿的服饰专科学校——文化服装学院学习了两年。她想掌握裁剪缝纫技术，为了将来可以自食其力地生活。

战后，由于美国文化的渗入，西式服装迅速普及，对教授裁剪缝纫技术的需求也随之扩大。成立于1923年（大正十二年）的日本第一所服饰教育专科学校——文化服装学院，在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的学生人数大约有三千人，到了次年的1947年，就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约六千人，校舍人满为患。在学习裁缝的女性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的人。裁缝成为了女性独自谋生的一种手段。

母亲毕业后，最初做裁缝副手，其后，在位于东京新宿歌舞伎町的新宿KOMA剧场附近，开了一间裁缝铺——“富美洋装店”。

​他母亲不简单啊。

就在这样的歌舞伎町，我家旁边有间公共电话亭，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妓女模样的女人在打电话。她只穿一件吊带裙，说话嗲声嗲气，似乎是在给客人打电话。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高跟鞋，以及因为穿着高跟鞋而赫然隆起的小腿肌肉。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对高跟鞋抱有恐惧，这强烈的恐惧感甚至决定了我的女性观。因此，在我的时装设计史当中，几乎很少见到可以搭配高跟鞋的设计。我一直认为女性足蹬平底鞋自然地行走时，才是最美的。

​我也穿不惯高跟鞋，总要崴脚，很不方便，所以光凭这点“反时尚”，我就觉得山本耀司不一般。

从童年时期开始，我就一直通过女性来认识这个世界。社会对女性是不公平的，而对于创造和操控这个社会的男性，我一直怀有敌意。

所以我非常想强大起来，从小学开始便学习柔道。即便卷入争斗，也绝不逃跑，绝不认输。为了掌握武艺，我开始去淀桥警察署学习，一直坚持到高中。那位我已经忘记了名字的少年课的刑侦员，热心和善，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他童年挫折也不少，大概这也是他作为艺术家具有敏感性格的根源吧。

我在东京新宿区的大久保小学校上过一段时期的学。与其说是去上学还不如说是每天去学校打架。也许是因为当时我留了个公子头（锅盖头），所以被当作富家子弟，这经常会成为争斗的根源。上学的日子对我来说，就是打架或输或赢的日子。

有一天，住在水户市的姨父姨妈，劝母亲将我送入私立学校。他们夫妇二人膝下无子，一直视我如己出，在经济上也经常帮衬我们。暑假时，我在水户的私塾补习功课，最后通过了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私立学校——晓星小学的入学考试。1955年（昭和三十年），我正式转入晓星小学，被编入六年级。

晓星小学是一所天主教教会男校，富家子弟居多。身边的环境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受到的文化冲击自然不会小。

比如，午餐的三明治里夹的是上等火腿，小小年纪的我，不由感慨“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食物”。

还有，我很喜欢我们的法语老师。他原来是一名传教士，很有个性，授课认真。到如今虽然我的词汇量很少，但之所以仍然对法语有一种亲切感，应该是拜那时所赐。

​所以山本耀司最后入行时尚，也不完全是偶然，妈妈是裁缝，自己从小还学了法语。

每到周日，林君就会邀请我去他家玩。

我的外出服，只有缝着金色纽扣的晓星校服，所以我只能穿着校服去他家玩。而林君却是牛仔裤打扮，据说是住在美国的姑妈送给他的，看起来有型有款。林君身高腿长，牛仔裤特别适合他。

那条牛仔裤或许是用靛蓝浆染的美国货，在我看来有着说不出的优雅。

只是当时我只感觉到新奇，并没想过要拥有。

而且，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林君在后来会成为我时装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初高中时期，我一直沉迷于画画。和当今的时代不同，在当年，没有游戏机和互联网等娱乐设备，游戏和个人爱好全靠自己来创造和养成。

初中时期，我画了很多漫画。既有以柔道为主题的故事，也有各种古装戏。有时，好友林五一君会和我一起构思故事，由我来画。有些画的笔触类似于横山光辉[1]和手塚治虫的作品。

在画古装故事的时候，由于不能很好地画出传统下裳——袴的样子，我就请母亲找出父亲的袴装给我参考。据母亲回忆，当时我穿着父亲的袴装站在镜子面前，一边照镜子一边画。这些细节我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真的是对艺术有热爱，也付出了努力。

随着画画的愿望愈加强烈，高中时代，每到周末，我都会去位于东京都内的时装插画师长泽节先生主办的绘画教室学习。但是，我为什么选择到这里学画，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有一次，我正对着希腊石膏雕像专心致志地用木炭画素描，身后传来长泽节先生的声音。“小伙子！”他说，“别紧贴在画布上，离开点距离，抽支烟，好好瞧瞧自己到底在画些什么。”从那时起，我便学会了抽烟。

长泽先生喜欢拥有修长美腿的男孩女孩。我腿短，自然没有受到特别关注。但是后来，当我在巴黎成名时，听说他曾经提到我：“那孩子在我这里学习过呢！”

​哈哈哈哈哈

毕业志向的抉择期很快就来临了，我同时报考了庆应义塾大学的法学部和东京艺术大学。一路通过了东京艺大的复试以后，第三轮考试与庆应大学的考试日期发生了冲突，我百般犹豫，最终还是参加了庆应的考试并顺利通过。我喜欢画画，但是对于成为职业画家，心里还是有些不安。我的大伯是个艺术家，这大概也影响了我的决定。我对那些误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有才华的人抱有疑问，认为他们最后往往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多麻烦。

选择庆应大学，也是我对母亲日夜辛劳的一种回报。

我的年少时光，是一边目睹着母亲的艰辛一边成长的岁月。所以一直到高中，我都是个好孩子。或者说，我不得不做一个好孩子。从而在某些方面隐藏和抹杀了自己的个性。

选择就读庆应大学法学部，让母亲得到了宽慰。我开始产生一种“已然尽孝”的想法。在我心里，所有知识的汲取在大学入学前就已结束。上了大学之后便一心向玩，还组织过舞会。

当时的我，没有目标，考虑的是“不想成为任何人”。我开始拒绝面对人生，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一直呆在人生的Moratorium（延缓期）。不想直面人生，也不想面对将来，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冷漠的一代”[2] 。

我偶然地进入了一所富豪云集的大学。庆应大学的学生，大多家境殷实。受朋友之邀去做客，他们家全是气派的豪宅。轮到我招待朋友的时候，只能在我租住的新宿区柏木的一间小公寓，那是母亲帮我租的房子。虽然我有些别扭，但是朋友们却毫不介意。可以看出，他们都没吃过苦，没有被歧视过，也不懂得歧视别人。

不知不觉到了要考虑就业的时候了，我想到朋友们可以继承家业，大家都能够顺顺当当地翻开人生新的一页，就明白自己跟他们原本就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到一家普通企业就职做个上班族，又是我极不情愿的事情。

1965年（昭和四十年）6月，我和朋友结伴，两个人一起去欧洲旅行了三个月。

旅行费用的一半来自我打零工赚的钱。当时我接了两三份家庭教师的工作，还在咖啡馆做侍应生，攒下了一些积蓄。家庭教师收入不错，我教的是自己擅长的英语和国文。一心想把孩子送到好学校的妈妈们，把我当神一样供着，自然收入不菲。旅行的另一半费用是母亲出的。

​鸡娃的母亲最舍得出钱了，古今中外都一样啊～

我们横跨西伯利亚，先到了北欧的芬兰。芬兰非常洁净，可是我却觉得乏味无聊。就这样辗转了欧洲很多个城市。当我们坐着火车从德国来到巴黎，踏上站台的瞬间，我松了一口气，一种说不出的舒畅传遍全身。

​啊，我第一次到巴黎也有这种感觉，就觉得终于到了我心目中的欧洲！不过巴黎真的黑人多且治安堪忧，唉。

那种气味、灰尘感、俗世喧嚣的景象等等，瞬间抓住了我：“这就是我的城市，我可以在这里生活。”多年过去，我仍会时常回想起那个奇妙的瞬间。

从此，我便与巴黎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设计系，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成为文化服装学院院长的小池千枝老师每次在上早课之前的讲话。我们称之为“晨间派送”。一般会讲一些流行信息，风靡全球的伊夫·圣罗兰[3]在巴黎发布的最新作品，等等。小池老师曾留学于巴黎高级定制服装联盟的学校，与伊夫·圣罗兰在同一间教室学习过，所以对他的资讯了解得非常详细。

小池老师教导学生“要有个性”，没有其他过于细致的要求。她特别强调“基础要夯实，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个性特点”，所以对基础学习的要求非常严格。

1969年，在获得装苑奖的同时，我还获得了文化服装学院在校学生优秀设计奖——远藤奖。当年，装苑奖的奖金是十万日元，远藤奖的附赠奖品是一张巴黎往返机票。于是，以汇总和报告巴黎的情况为条件，由东京日本桥崛留町的服饰总批发店出资，我在巴黎生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在此之前一年的1968年，巴黎发生了“五月革命”，在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时装界也迎来了高级成衣的全盛期。

五月革命，是以巴黎大学的学生为中心，由反对时代闭塞的年轻人发起的反体制运动。其影响也波及了时尚界。专门面向上流社会的高级定制服装渐渐被认为古板陈腐，面向更多民众的成衣开始普及起来。1968年，年轻设计师伊夫·圣罗兰发表了他的新设计——透视装，打破了以往的道德观和传统习俗，社会的变革能量为时尚界带来影响，推进了“服装的民主化”进程。

坐在咖啡馆，时常能看到一些时髦人士从旋转门进来。他们身着当时刚开始流行的索尼亚·里基尔[4] 等品牌的成衣。这些服饰的风格，跟我在文化服装学院学习的以定制手法制作的服装风格相去甚远。亲眼目睹“高定”时代的逝去，心里不能说没有受到冲击。

起初，我带着自己的设计图去了法国的时尚杂志编辑部。我抱着些微的期待，觉得自己的设计应该会获得好评。可实际上，一个日本男人上门推销自己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不被看好了。当时，《时装之苑》（le jardin des modes）等两三家杂志的编辑接待了我，但他们都回复我说：“你与我们的风格不符。”

我无事可做，情绪低落，形影单只，渴望与人交往。在巴黎待不下去，我就乘上火车，去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旅行，到一些小城市去参观一些小美术馆，在那里，我感觉自己的内心得到些许治愈。

其间，我渐渐沉迷于巴黎的皮加勒红灯区。著名的红磨坊夜总会就在这里。周围有很多色情旅馆，也有很多看起来很可怕的女人。可是她们意外地对我很友善，还时常请我吃东西。

我喝着廉价的红酒，下赌注玩台球。我曾一度感觉自己跌进了绝望的谷底，与其说是绝望，不如说是坠落，在坠落的过程中还享受着一种莫名的快感。

当时在巴黎，也有其他以演艺或者搞艺术为志向的日本人，其中不乏相信自己一定能出人头地，最后精神出了问题的人。我开始害怕自己也会沦落到如此下场，于是逃亡一般地回到了日本。

​唉，设计师不好混啊，就算得了奖也只能逃回日本。。。

即便如此，巴黎与我之间，依然有着命中注定的缘分。就好像被一个坏女人吸引，意乱情迷并越陷越深，最后不能自拔。巴黎之于我，就是这样一位Femme fatale——天命之女。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在东京举办的首场女装发布会，为我带来了重大转机。

专门为发布会制作的服装样品刚出来的时候，我怎么看都觉得不满意。于是在发布会的前一天，我让员工把它们扔进洗衣机里洗，洗完晒干，没有熨烫就直接让模特穿上了秀场。这样一来，反而突出了衣料的强韧质地。这在当时被誉为“褶裥美学”。

我想做的，是独立女性的职业装。那是和传统意义上的保守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的东西。我创造出的跟以往成衣不同的价值观和美感获得了受众的好评，并一路风行起来。当然，我的动力来自于周围人不同形式的肯定和支持。

此后，我的服装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大卖，畅销到几乎来不及做新的设计。我把这段时期称为我的“失去的十年”[5]，由于没日没夜拼命地工作，当时在日本发生过什么，流行过什么，在我的记忆中没留下任何痕迹。

我将日本地图贴在公司的墙上，每当做成一个新的客户，便用红色的大头针插在地图上做记号。不久，当整个日本变成一片红，已经无处下针的时候，我对公司的员工说：“去巴黎！”

我只要在巴黎开一间小服装店就好。我想，在巴黎，或许也有一些怪人会喜欢我做的衣服。因为即使业务范围已经拓展到了日本各地，仍会有些记者批判道：“为什么要做这种看起来又脏又破的怪衣服。”1981年，我在巴黎开了一间小小的时装店。

同年，我在巴黎举办了一次小规模时装秀，展出了以黑色为主调的无彩度超大尺码的叠穿服装，还有一些左右不对称的设计。

我担任了该电影的服装设计。一部电影，在普通的场景中会有各个不同性格的人物登场。总不能让他们人人都穿着Yohji Yamamoto风格的服装，而且服装不能抢了人物的风头，所以电影服装很难设计。不过《玩偶》这部电影所讲述的，本身就是超出现实的夸张故事，所以也需要一些特别的服装来配搭。

我认真地设计制作着戏装。每到试装时，武先生总是很兴奋地说：“这衣服很有意思呀！”得到了他的肯定，我就想：“好！既然武先生也喜欢，我就当自己是在电影中举办一场特殊的时装发布会好了！”

于是，继在巴黎时装周上推出日本元素之后，我在电影中又一次得以尝试日本风格的设计。

我从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开始设计制作男装。时值女装销量日益向好，身着我的品牌和Comme des Garcons品牌服装的女性，街上时有可见。

当时，穿着我设计的服装的女子，被称作“独立女性”，似乎有种令男人无法轻易接近的气质。因此也有一种说法是，穿Yohji Yamamoto和Comme des Garcons的女人，没男人缘。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不如设计些与我的女装相配的男装，让男人们穿上，可与身着Yohji Yamamoto的女子并肩走在街上。

首先我避开了上班族穿的西服套装。我不想设计那些中上流甚至于顶尖人士的服装。不在其列，并不代表人生是失败的。设计主题干脆就叫作“放逐者”。

对我来说，设计男装与设计女装是不一样的感受。前者仿佛带着一种对自己人的了解，是一项快乐的工作。似乎常有“一起去使个坏”或者“试试违背一下常理道德又如何”的感觉。

当时，我采用了很多种颜色。手感粗砺的棉质卡其色外套下面，搭配靛蓝色的宽松裤装。肩部设计从当时的标准来看略显宽大。第一次展出就被舆论评为“帅气有型”。自1984年起，我设计的男装开始在巴黎时装周展示。

自年少时起，我就喜爱读书。中学时代，我曾经有一段时期痴迷俄罗斯文学。

我读过高尔基和普希金的作品，但最令我着迷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他的小说，连他的书信也全都读过。只是因为翻译文学有局限性，我所能理解的也很有限。因为不同译者的文字表现大不相同。

与博览群书相比，我更倾向于专注并深入阅读某个作家的作品。认识坂口安吾时，我已年届四十。

知道这个名字很偶然。有一次我看了一眼报纸上的文章介绍：“坂口安吾再次受到瞩目。”当时我想，坂口安吾是谁？这人要周期性地出出风头？

另外，他在作品中写道：“身为一名表达者，对于反道德的事情如果不深入体会，你将无法发现一些显而易见的现象。”我当时正在烦恼的事情，他如洞悉一切般地写了出来，毫不忸怩。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艺术和文化可以超越时空而相遇相通。我脑子里想的事情，就这样被转换成了文字。坂口安吾真的很了不起。

虽然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但是我想，欧美的那些记者当时如果读过坂口安吾，也许就会通过文字了解我。想到这里，我萌生了请人将他的作品译成英文的想法。

我与坂口先生的夫人三千代女士取得了联系，提议将《日本文化之己见》和《堕落论》译成英文。最初遭到了夫人的拒绝。后来坂口安吾的儿子坂口纲男说服了母亲：“山本耀司是位服装设计师，他的工作范围遍及欧美，我们何不试着去协助他、去配合他的行动呢？”最后，我的愿望终于实现，而我也得以请英国记者们读了这些文章。

我现在仍在读《堕落论》。它是我的傍身宝典。就像小孩子珍爱毛绒玩具一样，每次出行海外，我一定会把它装在我的手提包里，随身携带。

​微信读书上有这本堕落论，原来坂口安吾和太宰治都是日本颓废派文学的旗手，太宰治我很喜欢，嗯，下一本就看坂口安吾这本。

自从自己开始演奏乐器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音乐不仅仅是音乐家的事情，它为生活者所拥有。但也许，这只是我自说自话。

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参加乐队的演出了。绘画也是从年少时开始的，并一直受到赞许，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画得不错。但音乐不是这样。我热爱音乐，却没有天赋。玩音乐不过是隔靴搔痒，自己过瘾罢了。就像有时候诗兴大发，一肚子情感想要表达，却不知该如何下笔一样。

​虽然艺术都是相通的，但每个人的天赋并不一样。

如今，音乐是我的安睡剂。我常听鲍勃·迪伦、詹姆斯·泰勒、西蒙和加芬克尔。后来看电视剧《北国》，又知道了长渕刚。我还喜欢中岛美雪。

日本的和服一直给我一种规矩太多、束缚自由的感觉，但有一次我在京都与一位年长女性交谈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和服仅凭一条腰绳就可以进行自由的装扮。你可以穿着和服擦地板做清洁，也可以在转眼之间就换上另一套不同的和服，并适当拉低后领，看起来精致而脱俗。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来穿着。我这才惊讶地得知，原来和服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服装。

​原来如此，以前只知道和服穿法很复杂，好像还很讲究，没想到实际上如此自由。不过想想也是，以前人人都穿和服的时候，劳动妇女的和服设计肯定要考虑方便和实用。

我在巴黎时装周发布会上使用的面料限制在和服面料的幅宽。我打算用这种幅宽来做西式服装。此外，我还提出了无须穿着技巧的设计方案。于我个人，这是攻克难题、挑战自我的一次突破，而对于巴黎时装周，除却技术层面之外，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日本元素这个卖点。

“歌剧世界是一个有很多传统约束的地方，要不要跟我一起打破它？”他用含混的英文这样对我说。其实他是想请我为歌剧设计服装，但是他的游说方式真是高明。

听到这样的话，我已无法拒绝。那天，我俩一起喝了不少酒，有关歌剧的事情却只字未提。

定下来之后，巴黎时装周一结束，我就动身前往拜罗伊特做准备。此后，就这样奔波往返，为这项工作花了三年的时间。

好友维姆·文德斯曾经告诫我说：“设计歌剧的服装一定要慎重。”起初我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一心只想着“跟海纳一起打破陈规旧俗不就好了嘛”，而实际上，有很多万不可为之的事情在等着我。歌剧在欧洲，就像歌舞伎在日本的地位一样，是人人引以为豪的艺术经典。毫无防备地接近它是很危险的，我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渐渐体会到这一点。

因为是戏装，它与时装设计又不一样。假缝的次数很多，独唱者唱完一幕，因为耗费大量的体力，甚至会瘦下来几公斤，所以衣服的尺码也会发生变化。

并且独唱者身份尊贵，不容置疑，几乎很难有机会沟通，每场演出对我来说都像是场战斗。

戏装制作有专门的负责人，所以几乎无法使用我自己的助手。在舞台上，与真丝相比，那些廉价的化纤面料反而会看起来更出彩，对我来说这是个新的难点，而这些体验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哈哈，这个细节，尴尬了尴尬了。

在舞台上或者电影里使用的服装，都是戏装。如果强调设计师的个人风格，自然行不通。这一点与时装设计截然不同。

但是，能够在一个不同的领域，而且是和世界顶级的艺术家们同台合作，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如今回想，这些体验都是神赐的礼物。

年过六旬，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引退方式。以何种方式谢幕才是最好的呢？我设想过种种可能。没想到，最终竟是以这种方式。

2009年（平成二十一年），株式会社Yohji Yamamoto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民事再生法适用申请。负债总额60亿日元。年销售额从全盛时期的120亿日元下滑到约75亿日元。而后，山本耀司与投资公司Integral签订赞助协议，使公司得以重组。

结束巴黎时装发布会，我于10月9日傍晚抵达成田机场。接着直接赶到东京都内，出席新闻发布会。

从坐上飞机直到抵达会场，我一直自问自答。就山本耀司我个人来讲，这样收山也许是最轻松的。但是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品牌的人士，相关的服装厂、染织厂以及工具店该怎么办？

一直以来，公司的经营管理我都全权委托给历任社长，并要求他们不要过问与设计相关的事情。其结果是，公司走在不断扩张的路上，在巴黎、纽约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陆续开设新店，一系列的投资导致公司的财务状况恶化。而我收到的报告只报喜不报忧，虽然也曾略有怀疑，但我还是没听过任何负面的报告。

我对记者们说，我就是《皇帝的新装》里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

2009年世界服装产业遭遇重创。受前一年的雷曼金融危机的影响，销售一蹶不振。再加上日渐崛起的快时尚服装业，使流行服装可以廉价购得。这给奢侈品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奢侈品牌销量萎靡、经营不善的消息相继传来。同年5月，曾经做过高级定制业务的法国奢侈品牌克里斯汀·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roix）申请破产保护。6月，曾作为巴黎时装周中坚力量的比利时奢侈品牌薇若妮可·布兰奎诺（Veronique Branquinho）公司也开始进入清算。

申请适用民事再生法这则新闻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之后，我反而更加忙碌了。

也许只是偶然，世界各地的采访邀约接踵而至，法国要给我颁发文学与艺术高等骑士勋章，英国也要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为我举办展览会。

事态的发展让我不由感到困惑，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即将告别设计舞台或者濒死之人，大家似乎是要抓住我最后的风光。

然而无论处在何种境地，我对做衣服的热情也不会有分毫消减。只要我还没倒下，只要视力还没衰退，我就会坚持做下去。

母亲富美今年已经九十七岁了。没有母亲就没有今天的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母亲也许是排在我人生首位的“天命之女”吧。到今天这把年纪依然不能确定的是，如果母亲不在了，我将会变成怎样。我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于我而言，母亲就是这么重要的存在。

母亲非常溺爱我。溺爱其实接近于一种虐待。所以，在我的性格里也有被虐待过的孩子才有的扭曲的一面，略带危险性的一面。有时候我也恨不得她消失不见，要不然，我得为她拼到什么时候呢！这种感觉很复杂。

母亲是支撑我立足于社会的支柱。我不想让她灰心失望，所以一直在努力工作。如果这样一位监审员消失了，我会怎样呢？想想就感到莫名的不安和恐惧。

​虽然我不像山本耀司那样为了母亲而努力，但对母亲的这种感觉，我很理解。。。

在男孩子的心里，一直住着一位母亲。她一直在呵斥着自己。母亲是个很重要的道德基准，她使我们得以自律。明明有这样一位心目中的母亲已经足够，但在现实中，我还有一位年逾九旬的真人版母亲。所以，于我而言，心里住着的母亲和现实中的母亲，两者是并存的。

母亲一直在我身边，就算现在也会和我一起去巴黎时装周。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麻烦，也会同她吵架。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这一切都没有了，我心里一定会感到不安。母亲每天都来我的公司，最近她的幸福度大概可以达到65%左右。她会夸奖我说：“你很努力呢，孩子！”每当我获得什么奖章，最高兴的就是她了。

2011年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会，最高兴的也是她。我邀请她来观展，而招待会那天恰逢母亲的生日。

最近，我不太愿意请母亲来参加巴黎时装周。她的膝盖开始出现问题，如果没人陪伴，普通走路都会让我担心。我不想带着对母亲的这种担心去参展，经常会想，算了吧，不要来了。母亲会说，“这是最后一次呀”。而这句话，到如今也说了十五年了。

对母亲来说，我能一直持续工作，是她最大的幸福和生存意义。她很明确地说过：“你就是妈妈人生的全部啊。”听听！这种话说出来有多可怕！女人不该说的话全让她说了！

但是当初接到该奖项通知的时候，我曾经很犹豫，不知该不该接受。电影导演北野武先生征战欧洲的时间比我短，却已经获得了这枚勋章，而我却用了三十年。电影比时装的等级更高吗？我心里颇有些不平和抵触。

然而，我之所以专情于法国，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艺术理解能力和高于其他国家的文化鉴赏水准。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只要有才华你就会被认可和接纳，被当作法兰西的一员来对待。非常了不起。这是一个具有强大包容力的国家。如果没有法国也不会有我的成长，这么一想，我便欣然接受了这个荣誉。

自从定位于高级成衣业，1972年成立Y´s公司以来，到2012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刻意为之的人。

时装设计师的工作，是要将灵光乍现的瞬间以及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气氛和感觉表达出来。那是一种“从现在起我需要这样”的气氛。法语里有个词叫ici et maintenant，也就是说，“此时，此地”的感觉非常重要。

所以，我不喜欢总是沉湎于回忆，更不喜欢将自己设计的服装放到像博物馆那样的地方去展览。我不想留下什么存在过的痕迹。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对我的员工说，“绝对不要保留我的作品”“把它们全部丢掉”。可是她们舍不得丢，偷偷地留了下来。如今这些东西经常被借到展览会上展出。

如今，无论是作品被送去展览时那种羞愧尴尬的感觉，还是好汉莫提当年勇的心态，甚至一边觉得辛苦一边继续工作的行为，所有这些表现，如果换一个说法，无非都是因为我想一直对这个世界说，现在的我会做得更好。

服装之美

从某个时期起，我就停止了画设计图。有时在构思下一季服装时，那种想法实在匪夷所思，简直不能用笔画出来。虽然会姑且用语言或者其他资料向助手们表达我的意思，但实际的设计首先会从将布料搭垂在人体模型上开始。那是我与布料之间的对话。

天然的素材是有生命的。夸张点说，就是你要清楚那块布料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衣服。每当手触布料，我就会通过去感受它或轻或重、或垂或飘的特性来思考。touch（手感）就是一切。布料自己会告诉你它们的愿望。你只消再将轮廓、变化、布局以及具体的造型与之相结合。

只是，无论将这样的工作重复多少遍，也无法预想到最终成品的模样。创作是一种发现。如果没有一副善于发现的宽广胸怀，美终将会被错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不错失任何一处美的发现，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还有一点，我非常重视背部的设计，重视到非同一般，丝毫都不想含糊敷衍。可以说，我是个“背痴”。我常对制版师们说，服装要从背部做起，背面的样子成形以后再着手做前面。我也知道对于服装制作来说，这其实很难。

同样用语言难以形容的是，轮廓和面料的动感非常重要。当身体向前移动的时候，衣服会在身后留下一道剪影。只有零点几秒的迟缓，像是视觉暂留，服装的轮廓映像留在了身后，那个瞬间美得无以言表。

余韵，也许是现今很少使用的词语了。或者用更加文学的表达，那是一种擦肩而过的、稍纵即逝的美。

我的母亲含辛茹苦养大了我，记忆中永远留着她拼命劳作的样子。在我看来，只有工作着的女性才有魅力。至于为什么我那么痴迷背影，大概是因为在我心里仿佛有一道难以愈合的创伤，像在呼喊：“啊，别离开我！”

即将离去的女子的背影，既让我伤感又让我觉得无与伦比地美丽。女性那遥不可及﹑追无可追的美，让我有一种背影情结。

西方的服装强调贴身合体。他们的着装理念认为，只有合乎人体曲线的合体剪裁才是完美的设计。而我对此向来抱持反对意见，做法一直与此背道而驰。

服装的制作工艺另当别论，只就设计来讲，我的设计一定会让空气在身体和衣服之间微妙地流动。也就是说，在我设计的服装中，有留白，有“间隔”。

这个间隔的“间”，也是“字里行间”的“间”。带着欲语还休的言外之意。这种“间隔”美学，遗憾的是，大概只有日本才有。这是一种可以引以自傲的美学。

从音乐的角度来说，蓝调是黑人音乐的代表，他们最重视的是Groove，翻译过来大概是指“律动”，即旋律节拍上的“高度契合”，那是在乐谱上无法体现的东西，也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大抵上，优秀的音乐作品，都在节奏上时而有零点几秒的延迟，时而又快出那么一点点。这种移位或者偏离略显凌乱，听起来似乎不合规矩，但它大概就类似于我非常看重的“间隔”。

比如我把服装设计当作一种艺术表达，但是它在艺术的范畴里却被划到比较低的层次。所以只要是关于山本耀司的文章，就会用“从不起眼的时尚领域出发”这种写法。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艺术领域里，时尚艺术还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但是我并不同意。时装是将不可言传的东西用最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所以，不管多有学问的人，如果瞧不起时尚艺术，那也不足为信。评论家也好，建筑家也如是。从穿着的衣服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本质。

您总说femme fatale（天命之女），您遇到过吗？

遇到了。确切地说，遇到过三个。

对您来说，家人意味着什么？

要解决好家庭问题才能安心工作。我跟毕加索不同，我责任感比较强。我不想只顾自己成功，却让家人陷入不幸。我希望能两全

有不考虑服装的日子吗？

没有啊。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想。

——有没有想过回到过去？

直到十年前都没有想过。最近有想过回到四岁和五岁那两年。母亲去文化服装学院学习，把我寄养在位于茨城县大洗的外婆家的那段时光，我非常怀念跟外婆和曾外婆一起生活的日子。

——经历过人生最棒的瞬间吗？

没有。但是在发布会结束的时候，经常会有“这项事业，我永不放弃”这种最棒的心情。

——时装设计师的至高乐趣在于？

有一次，一位法国年轻记者采访我，他上来就说：“我是在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甘之如饴。这可是法国人说的哦！

——对想做设计师的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哪怕要用生命来交换，你也愿意做衣服吗？


——时装设计师有未来吗？

只要地球还在，就有。


——一百年以后，人们会怎么评价山本耀司呢？

没兴趣。人都已经不在了，也不可能知道。



——如果有来生，还想做时装设计师吗？

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宿命论者。我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选择。若非如此，也不会是如今这个样子。我莫名其妙地就成为了一种传说。公司破产的时候，我本以为一切都该终结了，可是居然又有援助资金注入，令我们起死回生。此后我比以前出名了好几倍，还跻身文化人之列。我曾想像坂口安吾那样死去。我不停地抵抗，不断地叛逆。表达者的作用就是破坏吧？现在我被这个世界接纳，我都不知道该破坏什么了，还真累。

——可是如果有来生，还想做时装设计师吗？

只要有来生，我就想凭自己的意愿，做一名设计师。

我想，如果能让外国人从我的作品当中看到日本，便足矣。

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去巴黎时，业界对我和川久保玲设计的服装褒贬不一。有“绝对反对派”，但也不乏接纳派的存在。法国《嘉人》（Marie Claire）杂志社的人在看过时装发布会后特意赶来，想看看真正的日本。当他们看到身材亭匀的日本人披着顺直的黑发，身穿长至脚踝的连衣裙，足蹬平底鞋行走的风姿时，感到深深的震撼，表示从未见过这么美的东西。

可是，同一时期，我在日本受到的批判之一是，穿我设计的Y's服装的女性看上去很可怕。

于是我决定，“索性再做一些与其相配的Y's男装好了”。七八年之后，我推出了男装Homme。

男装的第一次时装展演，我并没有去巴黎。结果，公司的员工告诉我说，发布秀的反响非同一般，并请我下次一定要来现场。因为我本身不穿西服套装之类的衣服，所以时装秀上的作品全都是非主流的边缘人服饰。

有意思的是，我设计的服装，有时候无法战胜穿着它们的人。人们会对穿着者发出赞叹：“这家伙，太帅了！”这种人衣对战别具妙趣。

它是有故事的男人与服装之间的较量。服装时常会败下阵来。而这种情形，一方面让我觉得有趣，另一方面也会激起我的斗志。以这种心态做衣服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吧。

从幼时起，我就立志绝不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所同化、所左右。如今现实当前，难免感觉愤懑。

这种愤怒和精力来自于何处呢？我曾经说过，小时候，母亲开过一间裁缝铺。尽管接到了父亲战死的通知，母亲依然没有放弃等待生还的希望。但是亲戚们一直劝她赶紧办葬礼，结果，在裁缝铺辛辛苦苦赚的钱全都用在了葬礼上。当时，我幼小的心灵只感觉到愤怒。我发誓绝不跟这些家伙同流合污，绝不踏入世俗社会半步。所以我个人认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DNA，而是年幼时的经历。

最近的巴黎时装周让人感觉很无聊。看起来不是设计师在做服装设计展，而是造型师在举办各种时装展的模仿秀。像是在搞活动，或是业内派对。

真心讲来，我现在很苦恼。从一开始，我就是以反时尚为方针开启了我的事业，并一直从反时尚中获得能量和动力，从而坚持到现在。如今，时尚却消失了。我反对的对象就这么不见了。

不知从何时起，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喜欢上了我所设计的服装，开始成为本品牌的拥趸。据说哪怕用信用卡贷款也要买来穿。

偶尔，我会去位于青山的店铺瞧瞧。在那里，我看到年轻的男子在一楼采购。一楼是Femme（女装）卖场，他们买的就是陈列在一楼的商品。他们还会试穿，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我有些担心，现在二十岁左右的男孩子是不是很难追到女孩子啊。

​哈哈哈哈，看到这句笑死我了。

大家一起吃饭，对于创作以及制作工作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共享一段平和的用餐时光，一些东西会借此相互传递，互相感染。我们公司也是如此，在巴黎时装周开幕之前，午饭和晚饭都是大家坐在一起吃。

过去有很多人，会让我产生“绝对不能输给这家伙”的念头，但如今，他们都消失了。我不知该何去何从。若想站在世界之巅，不只是会做衣服就可以了，还需要具备人性的力量，以及知性、感性等综合能力。我现在自我标榜：“我，是世界第一。”那是出于一种孤独感，它让我不得不这样说。因为我失去了对手。

只有川久保玲还在，也许只有她还称得上是我的对手。我很关注她的动向，会时常在电脑上浏览她的时装秀图片。

尽管如此，我也没有绝望。我依然有要做的事情，直至生命的终结。

2019年巴黎时装周的春夏时装发布会，展演最后，我让非裔模特穿上白色T恤搭配藏蓝色的围裹裙。大家对此赞赏有加，称其有型。其实，这款设计的灵感来自我的亲身体验。

那天，我坐在广尾的一家咖啡馆里，不经意地望向窗外。刚好在路口信号灯处，一个白人男子的旁边，站着一位非裔女性。她肤色黝黑，身材纤瘦，比例匀称，浑身洋溢着一种素描无法捕捉到的美。她上身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色T恤，下身裹着一条黑底黄花的围裹裙，头上缠着特本[6]。半裙上的图案色泽生动，像是用手蘸了颜料直接画上去的一般。在她身边，一个小女孩穿着一条用同样花色的布料制成的礼服裙。眼前的画面，让我不得不对美发出赞叹。

再有就是奥运会的田径选手带给我的启发。特别是黑人选手。他们训练有素的身体结实漂亮，为了提高速度，身上只着最低限度的衣物。人怎么可以这么美呢？我总是会为此感动。

但是在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人种之间的分歧越发加深了。这种现象让人感到愤慨。所以，我在时装秀上，用了《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作背景音乐。这首乐曲，是曾从事奴隶贸易的英国人，因悔过而成为一名牧师之后，创作的一首赞美歌。

坚持发声，向社会传递信息，是一名艺术家必尽的职责之一。如果国家要求我靠揣摩与迎合度日，我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我必须要继续制作可以证明“我在思考”的服装。

作为一名工匠，一名手艺人，我乐在其中。我相信从自己手中诞生的灵魂。

以前也曾说过，我们公司的制版师全都是手工画样，不用计算机。尽管有人说“这种公司如今已经绝迹”，尽管年轻人会觉得目瞪口呆。我想，无论时代发展到何种程度，只要有布、剪刀和缝纫机，再加上人的五感，就可以做衣服。

我一直坚持去对抗某种东西——这种行为类似于做建筑，比如说法隆寺的五重塔。工匠认准木料，能够建造出可以存续数百年之久的建筑物。我做衣服也抱持着同样的态度。

前些日子，我在公司里为全体品牌助手举办了一次讲座，教授半裙和裤装的制作基础。当时我只用两根大头针就做出了一条半裙，展示给大家。

布这种东西，经纱密度大，纬纱的密度则相对小些。使用经向布料，使之自然地贴附在背部最令人感到舒适的位置，那里是人体唯一可以使用直线的部位。

骨盆处调整得略微宽松一些，用大头针别好，一条半裙就做成了。随后，我让学员实际穿上它走走看。我制作的半裙不会在腰间打转。男制版师互相摸了摸对方的腰部，发出感叹：“完全没有腰围线啊。侧缝之类的也没有。是整面的呢。”

人的容貌千差万别，身体也各不相同。根据经验，我将自己做衣服时遇到的难点具体展示给大家，让员工加深印象，体会手工制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同时，我也想让大家看到，有的衣服是通过与肉体格斗交缠而制成的。如果使用艰涩的语言来教授，听者很难领会其中奥义。

​这么细致的服装设计和裁缝工作，人力成本真的太高了，唉，还是快销品牌适合普通人。

时装和创作具有不可量化的价值。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能够培养出这样的设计师，并有包容他们的深度和广度。然而，对于活跃在世界范围内的山本先生和其他日本设计师，最早发现、关注、长年支持爱护，并给予很高评价的却是西方人。山本先生一直坚守在巴黎时装周的根源，也有对本国的失望和愤怒：“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这些情绪转换成了山本先生创作的动力。如果能通过“时代的见证者”和新的访谈，让更多人对偶尔“无赖”的山本先生的生活形态有所了解，哪怕只了解到一个侧面，我也会感到很欣慰。

一些知名品牌，设计师频繁更迭，每一次更迭都带来设计风格的改变。如果单看照片，品牌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让人不得不对时尚的趋同性产生思索。

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20世纪80年代初就闯荡巴黎，永远都在为追求新鲜美感而奋斗的山本耀司先生更显得弥足珍贵。他的存在富有意义。

听说，近年来，Yohji Yamamoto的服装在日本的年轻男性当中再度受到青睐。这些年轻人生活在一直充斥着闭塞保守氛围的日本社会，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山本先生的衣服，可以让他们从窒息感中得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