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在封建时代不是禁书，统治者、老百姓对它评价都很高，大都推崇诸葛亮的“智”和关羽的“义”。解放后，评价不如《水浒传》，但也没有受到大的批判。毛主席对曹操评价很高。他曾多次称赞曹操，在《浪淘沙·北戴河》里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受此影响，1959年郭沫若和翦伯赞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对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和三国戏提出严厉批评。他们说《三国志演义》和三国戏是“肆意歪曲历史，肆意丑化曹操”，“简直是曹操的谤书”。接着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替曹操翻案”。由此引起，在文艺界、学术界开展了关于历史剧的讨论，一方是历史学家如吴晗等，一方是文学评论家如李希凡等。他们围绕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如何评价封建统治阶级的英雄人物、如何表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在历史剧创作中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等问题，展开活跃、认真的学术争鸣。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评法批儒”，认为曹操是法家，《三国志演义》污蔑了他，对《三国志演义》颇有微词，但没有出现批判“投降派宋江”、把《水浒传》作为“反面教材”那样猛烈的批判运动。改革开放以后《三国志演义》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评价比较平稳，没有像《水浒传》那样大起大落，引起很大的争论。但是，2010年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对《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三国志演义》是“权术文化”，《水浒传》是“暴力文化”，也就是“伪形文化”“非人文化”。而它们在艺术上又很成功，这样对人民的毒害更大，把中国人引向“地狱之门”。据说“这位年届七旬的学者谈到他即将出版的《双典批判》，显得格外兴奋和得意”。但是正如北师大李圣传教授所说，该书“可谓向文学界投出了一枚手雷，遗憾的是，它似乎并未爆破，因而未能引发学界应有的轰动”。对刘再复先生的观点，鲁德才、胥惠民等学者都给予有力的反驳，笔者就不全面来引述了。

笔者以为，罗贯中是用“以史为鉴”的严肃态度，来探索汉末三国盛衰隆替的历史，它围绕着人心、人才、谋略这三个基本点，通过图王霸业者的失败与成功，悲剧与喜剧，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三国时代的政治风云的彩色画卷，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总结了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斗争经验，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结晶，至今仍吸引了广大读者，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刘再复先生则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显露的正是最黑暗的人心，它是中国人心全面变质的集中信号”。如何评价《三国志演义》所歌颂的那些奇谋胜算，即战略和策略，是我们和刘再复先生争论的焦点。

毋庸讳言，为了争夺霸权，为了战胜对手，保存和壮大自己，各个政治集团、军事集团的领袖和良谋、贤将会采取一切手段，用尽各种权谋去争取政治上和战场上的胜利。如果在对敌斗争中不讲谋略，就是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就会受到历史的嘲弄，成为千古的笑柄。

《三国志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在东汉末年各个军阀集团争夺霸权的斗争中，曹操、刘备、孙权以及袁绍、袁术、董卓等为了夺取天下，可以说用尽了“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三国志演义》描写的谋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写几个集团图王霸业的战略。战略是关系全局，决定胜负的。曹操的战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高举统一旗帜，取得政治主动权。他正确估量形势，以天子名义进行讨伐战争，吞并各个军阀集团，统一了北中国。他始终坚持这个战略，就是到了力量十分强大时，孙权劝他当皇帝，他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矣”，还是不急于自己称帝。“隆中对”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执行这个方针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关羽守荆州，对诸葛亮“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谋略，置若罔闻，结果失了荆州，丢了性命。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不听诸葛亮、赵云、秦宓的劝告，“殉小义”“不以天下为重”，抛弃“联吴抗曹”的战略，大举伐吴，结果虓亭惨败，“白帝城托孤”，使蜀汉的国力受到重创。袁术错误估计形势，当他夺得传国玉玺时，“骄奢妄说应天祥”，以为就应了天意，不顾一切地做起皇帝来，结果身败名裂。

罗贯中赞扬正确的战略选择，批评战略决策的失误，对我们当代的战略思考也有启示作用。

第二种是写计谋，即战略大局之下的战术层面的问题。如赤壁之战，写出孙刘联军的战术运用，从而揭示战争胜利的原因。小说紧紧抓住曹军不善水战这个线索，写出孙刘联军如何扬长避短，变劣势为优势；而曹军又如何千方百计克服弱点，终因种种失误而导致失败。周瑜利用蒋干行反间计杀掉深谙水战的蔡瑁、张允；庞统献连环计，貌似为曹军排忧解难，而实际为孙刘联军巧作安排；黄盖献苦肉计，使在隔江水战的困难条件下，有了火攻的可能性。反间计、连环计、苦肉计使孙刘联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又如“官渡之战”后，袁绍惨败而病亡，其子袁尚、袁熙带残兵败将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曹操如果进攻辽东，则公孙康就会和二袁联合抗曹；而曹操采用郭嘉的计谋，按兵不动，让公孙康和二袁矛盾激化，不费一兵一卒，公孙康就把二袁的首级送来，所谓“郭嘉遗计定辽东”，就是利用矛盾的典范。

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如“司马懿计赚曹爽”。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以司马懿功高德重为由，奏请加为太傅，实则剥夺他的兵权。从此曹爽野心膨胀，为所欲为。而司马懿假装病重，麻痹曹爽。曹爽毫无警惕，轻举妄动，不听劝告，带兄弟、亲信和曹芳出城谒墓。司马懿突然袭击，发动政变。曹爽手足无措，举棋不定。司马懿又利用他的庸弱心理，骗他只要交出兵权，保他一家平安。曹爽决意“作一富家翁”，交出手里兵权印绶，结果被灭了三族。罗贯中通过司马懿“计赚曹爽”的谋略，生动地塑造了司马懿、曹爽等人的性格。作者“拥刘反曹”，把曹操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作了深刻揭露，但欣赏司马懿的谋略，鄙视曹爽的愚昧。

第三种是种种计谋针对自己人，包括朋友、部下等。作者强烈谴责这种卑劣行径。如曹操杀吕伯奢、“借头压军心”“梦中杀人”等。笔者批判他的诡计，爱憎是很鲜明的。诸葛亮是作者极力歌颂的人物，对自己的部下魏延也搞阴谋。嘉靖本卷二十一“孔明火烧木栅寨”：

魏延望后谷中而走，只见谷口垒断，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司马懿见火光甚急，乃下马抱二子大哭曰：“吾父子断死于此处矣！”

……魏延告曰：“马岱将葫芦谷后口垒断，若非天降大雨，延同五百军皆烧死谷内！”孔明大怒，唤马岱深责曰：“文长乃吾之大将，吾当初授计时，只教烧司马懿，如何将文长也困于谷中？幸朝廷福大，天降骤雨，方才保全；倘有疏虞，又失吾右臂也。”大叱：“武士！推出斩首回报！”……却说众将见孔明怒斩马岱，皆拜于帐下，再三哀告，孔明方免，令左右将马岱剥去衣甲，杖背四十，削去平北将军、陈仓侯官职，贬为散军。马岱责毕，回到旧寨，孔明密令樊建来谕曰：“丞相素知将军忠义，故令行此密计，如此如此。他日成功，当为第一。可只推是杨仪教如此行之，以解魏延之仇。”岱受计已毕，甚是忻喜，次日强行来见魏延，请罪曰：“非岱敢如此，乃长史杨仪之谋也。”延大恨杨仪，即时来告孔明曰：“延愿求马岱为部下裨将。”孔明不允，再三告求，孔明方从。

叶逢春本、李渔本、乔山堂本、黄正甫本等情节文字大体相同，但没有“魏延望后谷中而走，只见谷口垒断，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这一段描写。删去了魏延的悲叹，减弱了魏延对诸葛亮要谋害他的愤懑。

李卓吾评本，情节文字与嘉靖本相同。在这回和以后几回里，它的几条评语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诸葛亮，这在《三国志演义》的各种评语中是绝无仅有的。在“魏延望后谷中而走，只见谷口垒断，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处，评语曰：“孔明如此谋杀魏延，彼何肯服？何不明正其罪，乃为诡计乎？此正道之所无也。”在“马岱责毕，回到旧寨，孔明密令樊建来谕”这段文字后，评语曰：“如此举动，却也羞人。”第103回《孔明火烧木栅寨，孔明秋夜祭北斗》总评：“孔明定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此时骤雨大注，不惟救司马父子，实救魏延也。若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八个字，乃孔明羞惭无聊之语耳，岂真格言哉？”第104回《孔明秋风五丈原，死诸葛走生仲达》总评：“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即是子午谷之失，实是孔明不能服魏延之心，故时有怨言。孔明当付之无闻可也，何相衔一至此哉？予至此实怜魏延，反为丞相不满也。但嚼了饭诸公不可闻此耳。”第105回马岱按诸葛亮的遗计斩魏延，评语：“此一事叙明，亦非善心美腹之人。”

李卓吾的评语应该说是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即诸葛亮用阴谋诡计来谋害魏延，而且，诸葛亮明知魏延和杨仪关系如同水火，不但不去调解，反而让马岱嫁祸于杨仪，加深两人的矛盾，加速了诸葛亮逝世之后内乱的发生，这些对诸葛亮的形象造成极大的损害，《三国志演义》全书的文本无法统一。毛评本把魏延仰天长叹、魏延对诸葛亮的质问、诸葛亮先假惩罚马岱后又安抚马岱并嫁祸杨仪等情节统统删去。显然毛宗岗认为诸葛亮对魏延搞阴谋是很不光彩的。

第四种是为财为色而行阴谋诡计，对此作者是严厉谴责的。笔者在英雄和小人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三国是乱世，有智谋、有武艺的人物都胸怀大志，投身到自己认定的事业和集团中去，既怀“消除战乱，造福百姓”的理想，也想自己建功立业，流芳百世。笔者对这样的“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的谋士和武艺超群的贤将都心怀敬意。如袁绍的谋士沮授在官渡之战时，多次提出正确的意见：反对派颜良作先锋，认为他“性狭，虽勇骁，不可独任”；劝告袁绍不要“轻举渡河”进攻曹操；兵临官渡时，提出“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即使被袁绍下到监狱，还深夜求见袁绍，要他加强粮仓乌巢的防守。所有正确的谋略袁绍都听不进去，结果官渡之战大败后，被俘，不屈而死。田丰在官渡之战前，劝袁绍不要打这仗，被袁绍打入监狱。袁绍大败后，不但不检讨自己不听田丰意见的错误，反而要杀他，临刑前，田丰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者，是无智也；不识嫌疑而进之者，是不明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虽然他们选择错了主人，但作者对沮授、田丰两个悲剧人物充满了敬意。张辽原为吕布勇将，被俘前曾与曹操直面厮杀，被俘后又与其当面冲撞，说“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曹操知其忠义，终“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终于感动了他，后来为曹操屡立战功。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作者对这样的英雄也是肯定的。但是，作者蔑视蝇营狗苟的小人，严厉谴责他们搞阴谋诡计。曹操门下侍郎黄奎的内弟苗泽因与黄奎的侍妾李春香有私情，唆使她用好话套出黄奎与马腾要杀掉曹操的密谋，然后向曹操告发，曹操除掉马腾、黄奎后，苗泽要曹操把李春香给他。曹操说他为一妇人，害姐夫一家，实属不义，把他杀了。杨松先后受刘备、曹操的贿赂，使马超投降刘备，庞德投降曹操，后在曹操兵临汉中城下时，劝张鲁出城迎战，到张鲁兵败逃回时，“杨松闭门不纳”，张鲁无路可走，只好投降。曹操破汉中后，善待张鲁和他的下属，“惟有杨松卖主求荣，即命斩之于市曹示众”。这两个故事当然是表现曹操邀买人心的狡猾，但也严厉批判卖主求荣者。再如作者对英俊魁梧，武艺绝伦的吕布也是鄙视的，因为他见利忘义，反复无常，他杀丁原是为财，杀董卓是为色，最终命丧白门楼，成为有勇无谋的典型人物。

刘再复先生说：“三国是典型的乱世。乱世的基调是争天下的战争。”他引用老子、孙子的话：“以奇用兵”“兵者，诡道也。”《三国志演义》就是写各个政治集团施展各种奇谋胜算，通过战争夺取天下。因此，它所表现的政治智慧是应该肯定的。

那么，刘先生为什么又要批判《三国志演义》呢？刘先生说对它进行的是文化批判。他说文学批评重心是审美判断（美），文化批判重心是伦理判断（善）。他从文学批评角度，承认《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不愧是文学经典”。而对它们作了严厉的文化批判。他把文化分为原形文化和伪形文化。《山海经》《西游记》《红楼梦》是原形文化，《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是伪形文化。其区别就是人性，主要是是否珍爱生命、质朴诚信。

刘先生的观点有三点值得商榷。一是按刘先生的观点，古代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都要从文化上否定，可以肯定的只有婚恋家庭小说。因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都写战争，战争都以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为目的，都要采取抹黑对方、欺骗敌人、派遣间谍（包括美人计）、突然袭击等谋略手段。古代有反战诗歌，而没有反战小说，到了现代，受西方思潮影响，深感军阀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才出现了反战小说。二是现在离没有战争的“大同世界”还很遥远。远的不说，看看现在西亚北非的乱象，各种政治势力打着“民主”“人道”的旗号在争夺控制权，造成百万人的死亡、千万人的流离失所。我们还是要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要肯定反抗压迫、反抗侵略、反对恐怖袭击的正义战争。既是战争就要采取一切手段消灭敌人，这是为了保护人民，是符合人性、人道的。第三，作者是提倡要有良心、要有诚信、要有人性。作者在书里宣扬的道德原则，包括以“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重然诺、守信用的义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这一切，都是我们民族优良的传统道德，体现这些道德原则的人物故事，也就成为民族的道德风范而被千古传颂。罗贯中在小说里主流是肯定人性、人道的，用个别的事例来否定小说，认为它是伪形文化，是以偏概全。

刘先生不但对《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进行文化批判，而且认为“暴力文化”“权术文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成为中国人集体无意识，把中国人引入了“地狱之门”。刘先生对我们民族性的批判我们是不能同意的。请问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以及现在的恐怖组织的暴力和权术不是更令人发指吗？难道也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影响吗？任何民族都有优秀的文化、人性的光辉，也会有文化糟粕、人性的劣根性。

我们应该珍视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三国志演义》是古代政治智慧的结晶，对我们仍然有着启示作用。如东汉末年，宦官专权，何进、袁绍等人要“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曹操说，要除掉宦官，“但付一狱卒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何进、袁绍不听，结果何进被杀，还引狼入室，董卓入京，血腥暴政。毛批：“奸在君侧者，除之贵密、贵速。”（第三回）我们粉碎“四人帮”就是“贵密、贵速”，挽救了国家和人民，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又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采取“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打开国门，营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使国内建设得以顺利进行。我们前面已指出，作者在《三国志演义》里对各种计谋，用于战争、用于对敌斗争是赞扬的；而用于日常生活，用于内部，对付自己人，作者是谴责的。我们在汲取小说政治智慧时，切忌把计谋用于人民内部，对付自己人，这一点我们也有惨痛的教训。

刘先生说《三国志演义》的智慧是政治性的，缺少哲学的历史的智慧。这是事实，但也不尽然。如吴国派薛珝出使蜀国，他回吴报告吴主蜀将灭亡，因为“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治上没有民主，经济上民生凋敝。孔融被捕时，他的两个儿子还在家下棋，侍者要他们逃走，他们却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继续下棋。这两则小故事，不是富有哲学和历史智慧吗？其他如“郭嘉遗计定辽东”；陈珪父子对吕布阿谀逢迎，陈宫说“其心不可测”；毛评“凡面谀人者，必腹算人者也”；等等，也给人以启迪。

最后让我引用鲁德才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吧。“写到此，我不相信学贯中西的刘再复先生不懂得怎样客观地评价《三国演义》。我想他不是出于书生气，用所谓‘三代王’来评判现代社会政治，便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过是借《双典批判》，浇自己心中块垒罢了”。

论文来源：齐裕焜，《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