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李霄峰带着他导演的第二部电影《追·踪》结束了在日本举行的“中国新片展”一系列活动。在微信朋友圈，他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这几句曹操的《短歌行》表达起身回国前的离别和感谢。
“相比西方语言，中文具有无法比拟的感性。因此用中文来表达理性就会显得特别庄严。”李霄峰解释到。类似于这种古典的现代运用，李霄峰不仅在生活中得心应手，在电影中，他也希望能在古典和现代之间趟出一条路来。
“追”是对真相的求索
“踪”是对灵魂的反省
电影《追·踪》拿着剧本大纲去广电总局立项时其实两个字中间并没有点，但由于总局是将影视剧放在一起备案，已经有了一部电视剧叫做《追踪》，无法同名。于是团队抖了个机灵，在两个字中间加了点后，顺利通过了剧本立项。“这也可以说是弄拙成巧，为我们后来的创作带来了很多启发。”
《追·踪》的故事很沉重，跨越十年，讲述两个陌路人，一个是医学院的学生，一个是钢铁厂的工人，因为一本《复活》成为笔友，各自犯下滔天大罪后各奔东西。十年后，回忆找上门来，两个人又不得不重新面对过去的罪恶。
跟导演处女作《少女哪吒》一样，李霄峰在电影《追·踪》里依然继续了张扬的镜头和浓郁的色彩处理，与电影的悬疑片类型特点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是反叛。李霄峰用瑞典观众在IMDb上的评论说起来，“他说这是一部很现代的黑色电影，我觉得这句话总结得很好。为什么黑色电影就要是灰冷的色调呢？这种在影迷的心目中形成的模式恰恰不该是我们所探索的东西。”
电影中有几处细节非常有意思，徐峰在杀杜国金的时候阳光非常好，导演并没有做特意地灰暗处理，而是将其表现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完成的一次赤裸裸的犯罪行动，“为什么犯罪就必须在阴暗的角落里捅刀子？就像这样，能在阳光下犯罪才是有生命力的电影。”李霄峰解释，“黄觉第一次出场，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只有看完电影再回味这一段，才能发现这原来那是已经死去的黄觉。”
“追”和“踪”可以作为电影的一个分野，正如李霄峰所说，“‘追’是对真相的求索，‘踪’是对灵魂的反省。我们把已经死掉的人先拎出来，再把杀人的那些东西放出来，这是电影最大的一个特点。”
从演员到投资人
罗晋很纯粹也很仗义
电影《追·踪》的试镜通告是在2016年3月25日发出的，当天演员副导演的电话便被打爆了，很多一线二线的明星过来试镜，李霄峰都得不太满意，“的确这些明星会给电影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对投资人来说是好事，从适不适合角色的角度上，有时候却是一种伤害。”
罗晋第一次参与试镜时李霄峰并不知道他是一个明星，演过很多电视剧。进了剧组后有了“三哥”：觉哥（黄觉）、远哥（聂远）、晋哥（罗晋），李霄峰才发现罗晋威信非常高，“场务、美工等都认识他，”李霄峰非常震惊，“第一是因为我们在正式拍片之前进行了很多次试片，三番五次地把罗晋叫来，他都没有架子；第二是我在拍摄之前跟他提了个要求，70天内不能离开剧组，他就真的把广告都拒绝了，没有戏的时候就待在屋子里面。很纯粹的一个人。”
罗晋用在剧组里的实际行动表示他非常喜欢《追·踪》里王栋这个角色，在后期制作时，已经离开剧组几个月的罗晋得知了剧组资金可能不太足，慷慨帮助剧组解决了燃眉之急。“罗晋曾经拍过冈萨雷斯的《美错》，他知道一个好的电影是什么样的状态，因此他对电影要求的标准比较高，他跟我说过与其演一些不在状态的电影，还不如扎扎实实拍电视剧赚钱。他认可这部电影，演的也很爽，便投了钱进来。非常仗义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他也会这样帮助别人。”
电影要张扬一种好的价值观
好的电影要传达真善美
无论是《追·踪》首映的平遥，还是后来展映的台北、大阪和名古屋，总有人会问电影中徐峰的回归是不是对王栋的一种嫉妒。李霄峰的回答是否定的，“在电影中人物需要有一定的提炼，”他举刑警的例子，“我们生活中很难看到不喝酒不抽烟的刑警，但在银幕上的聂远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提示我们曾经向往过这样一种警察。徐峰也一样，他的回归是一种善良的复活。”
日本做展映时，产经新闻的记者跟李霄峰谈过在日本其实已经很难看到像《追·踪》这样在讨论善恶和对错的电影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黑泽明和谢晋的，他们的电影里面就是在传达一种真善美，张扬一种好的价值观。”
谈到谢晋和黑泽明，李霄峰表示他们对他的影响并不是在具体的技法上，“电影是精神世界的产品，他们不去追求某种固定的模式和统一的调性，在创作上是没有束缚的。他们总能以真善美的方式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如果你全部都看一遍托尔斯泰的作品，会发现他作品的主题就是善。谢晋和黑泽明也是这样。”
不同于贾樟柯的小城背景，李霄峰成长与合肥这样相对较大的城市，对故乡的概念没有那么深刻，“我自己在外面漂泊这么久，对故乡的概念就是父母、家庭，对周围的社会关系印象最深刻的只有发小，回了家也不能天天喝酒，毕竟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那不现实。”
从《少女哪吒》到《追·踪》，两部电影的小城背景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疑惑，李霄峰却否定了这种故乡或者小城情结，“未必要拍小镇或者大城市，关键在于看电影的气质需要什么。《少女哪吒》之所以选择在小镇是因为原著的作者从小镇成长，作品才实现了从社会现实的变化到精神层面的变化。”李霄峰说。
从影评人到导演
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
大多数观众其实并不了解李霄峰在上个世纪末是中国最早兴起的那批影评人，他个人也曾在1999年开创了中国门户网站的第一个影评专栏，“因为这件事很多人还骂我，好像我被招安了一样。”上个世纪末互联网是新生儿，更多代表的是反权威，而现在互联网代表着权威。
“那会儿我根本没把自己当做什么影评人，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们看商业片和艺术片的角度是一样的，就像杂食动物，看过烂片，也看过最好的电影，才有很多收获。”回想起那段时间，李霄峰为那种纯粹感到怀念。有不少人在看过《追·踪》以后说不太懂，就去看了很多影评，作为导演，他表示反对，“人跟电影是平等的，我们小时候看鲁迅肯定看不懂，但长大了有了自己的阅历，反而会觉得越来越有味儿。看不懂一部电影，不是人比电影Low，无论是艺术还是电影，都不应该有等级观念。”
李霄峰毫不掩饰张元对他的影响，“我其实早期在写影评的时候骂张元骂得很惨，但他并不介意。”两个人熟了以后，李霄峰帮张元写了一个少年抢劫犯的剧本，没通过立项审查，再后来就是电影《达达》，李霄峰参与剧本创作并主演了该电影。“那时候张元跟我说评论和创作是两种思维，我既然要搞创作就应该摒弃评论。”
跟张元的相处让李霄峰逐渐有了电影创作理念，也开始对法国新浪潮等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所谓新浪潮运动，本质上并不是艺术运动，而是他们把裁判权和赛场都拿在了自己手里。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让你去思考，不是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而应该是对感官的调动。”
李霄峰说自己是一个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导演，做过很多岗位，包括电影海外发行。他的电影导演创作开始于《少女哪吒》，那时不知道能力有多少，便带着剧组在北京的郊区拍了两场戏，拍得非常高兴，心里也有了底。
电影需要先解决工业问题
希望能在古典和现代之间趟出一条路
“第四代”导演谢飞曾在采访中表示中国电影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功夫片武侠电影传统，一个是家庭伦理片传统，除此以外，在中国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类型片。李霄峰对此的理解是中国和美国属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必然不能拿西方的那一套去理解中国电影。
“电影有自己领域要解决的问题，光线、造型、色彩等，讲故事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单单是为了故事，那为什么不看小说呢？电影从无声发展到有声，从黑白发展到彩色，这就表明电影是有它技术上的门槛的。”对于中国电影与好莱坞之间的距离，李霄峰认为并不仅是在于审查或者分级，更多的应该是在电影工业层面的，“电影需要协作，需要不同工种之间的配合，不管历史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先有技术和工业，否则就是无根之木。”
谈起在最近在日本的展映，李霄峰记忆最深刻的是已经70多岁的翻译裕子女士。她曾经接待过谢晋，也接待过张艺谋、陈凯歌等，对电影的研究非常透彻。但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电影的印象还是留在《那山那人那狗》那种灰调时代。玉子在看过《追·踪》以后问李霄峰，他跟中国的前辈相比，最大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他的回答是这应该交给历史去回答，他们能做的就是开拓和进取，经历电影的每一次冒险。
问及他未来会在什么样的方向上发展，李霄峰这样总结，“我们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大有可为，而我也一直想在古典和现代之间找到一条路，这种古典并不是说戏剧起源于希腊的古典，而是戏曲也是很高级的一种古典。”姜文曾表示，什么时候中国的航母可以在西方的海洋上任意航行了，那也就是中国电影可以走进好莱坞的时候了。李霄峰也有类似的看法，“如果说一个国家还在找自己的定位，那么这个国家的电影也一定还在自己找定位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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