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困境一

• 当看到共享单车被恶意破坏或被私人通过各种方式占为已有时，

•  当看到男子因为韩国部署萨德而在国内商场破口大骂邀请韩国籍模特现场展示的化妆品商家时，

•  当看到17岁男子因反感地铁创业扫码族而对两个姑娘极尽羞辱并推搡抢夺手机时，

相信很多人心里都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怎么才能提升这些人的公共意识，或怎样才可以让这些人平和地表达，而不是诉诸于言语或行动上的暴力？

另外，我在《逻辑谬误在同婚法争辩中的实践（三）》一文的第一部分提到过自己曾愤怒于同龄人的「政治冷感」这件事，怎么才能说服他们这些公共议题真的跟他们自己有关系呢？

遗憾的是，当与大多数人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的对话只能无奈地截止于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哎，只能通过一代代的教育了吧。」

然后就面面相觑，陷入了无解。

02 困境二

另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是，如果对谈双方或多方并不具备对等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对公共议题的讨论还能进行下去吗？

在此，必须confess（坦白）一件事，我个人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如果想要达到有效率也有效果的公共议题对谈，参与对谈的人必须已经具备了逻辑思考能力以及对议题进行过相对深入的了解，否则根据过往的经验，这种打着公民旗号的交流最终要不是沦为抱怨不公与负能量的发泄场，要不然就成为了分享私人经验的故事会。

而所谓公民对谈，虽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达成共识，但我认为至少是需要所有参与者有所准备，进行智识和已有知识的交换，而不是诉诸于情绪与好恶。

但如此就设立了对谈的门槛，陷入了「精英主义」的窠臼，成了圈地自嗨了，不是吗？

03 一场实验

其实，我陷入困境是必然的，因为上至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就思索过这个话题，当整个社会或政府本身就是一片混乱和荒谬、没有提供一个理性的环境时，我们如何说服个人，去遵守法律或者为了社会最大范围的幸福去限制自己的私欲呢？

下至当代各个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断地在讨论这个问题，随便在微信朋友圈里一搜，就可以搜到我的朋友们转过的有关探讨「公共」话题的文章，如钱永祥教授的《哲学与公共文化：台湾经验》，C计划蓝方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教育》、《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问题吗？》，老沈一说的《为什么「穹顶之下」没有说服我》，微思客的《「过度的政治正确」？——美国大选后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讨论》......

不过，通过最近对张悬公民对谈的观察，我得到了很多启发，渐渐想通了一点点如上的困境，所以在此与大家分享。由于并不是所有人都听说过张悬，简要做一下介绍，帮助后文提供一些背景信息。

其实我从她做第一场公民对谈时，就想写这篇文章，期间构想了很多种切入的角度，比如：

如上各个主题最后都被自己逐一否决。直到2017年3月5日，当张悬在海峡对岸进行公民对谈的最后一次经验分享会时，我在海峡这边的帝都国子监，与两位新认识的朋友进行了一场公民对谈实验。当亲自完成了这次很有收获的实验后，我想是时候把这篇文章写完了。

在每一场的公民对谈开始前，张悬都会宣读自己个人声明与承诺，笔者认为她的这份承诺里的信息量大到，只要把这份声明吃透，「反智」的人也可以变成「明智」的人。

承诺一：除非对谈者主动提出，对谈内容我将讲绝不以爱或宗教一词汇作为论述与回答基础。

分析：很多时候我们在论证自己的立场时，习惯于顺手就拿爱、宗教或传统来压制对方。甚至像是辩论节目《奇葩说》，到最后实在没招的时候也会搬出「爱」，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好像对方就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是如此之后，我们就相对无言，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讨论无法进行下去了，不是么。

承诺二：对谈内容中我承诺绝不提供或声称任何必然对错的答案。

分析：张悬一直很警惕自己公众人物身份，在公民对谈中自称是「世界上最不信任自己的人」，她拜托大家时刻对她所说的话保持怀疑。当拥有数以十万计的听众时，却一直告诫粉丝们不要做「歌迷」，不要总是讲「张悬好棒棒」或感谢她的辛苦，而是要做「可敬的对手」，可以在不同议题上「过过招」的平等的公民。反观社会上所谓的「专家」，以及填鸭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仍然要求别人来「投喂」自己观点的学生们......在此就不赘述了。

承诺三：过程中若有任何引述错误或咨询不实，不全的论述，我承诺会在经确认后每次即于脸书官网即时公开订正说法。

分析：在直播过程中，会有公民小帮手整理对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议题，发到张悬的脸书官网上，供网友提供资讯和进行讨论。此条声明体现的是一种求实的态度，避免让公民对谈沦为一言堂或只有她一个人扩大声音的地方。

▴ 图为张悬开放讨论串与网友留言

承诺四：除保留回答私人隐私问题与否的权利，对谈过程我将只以问题提出问题，以问题对谈观点，也只以我个人生命经验与自身已有知识作为交流，不以任何单位提供之各种数据或引用他人说法作为立场，也绝不否定或在对谈过程中利用公众人物身份引导或单方定义任何对谈者所持立场。

分析：本条是整个公民对谈的重点，「以问题提出问题，以问题对谈观点」，不断地追问不是挑战对方，而是一个最真诚地回应的方式。其实想一想，有没有一些问题，它现在发生，多来自于更多我们不被允许问的问题，或者是在最早当初就该问的别的问题？那么问出来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起点。

另外，「不引用他人说法作为立场」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不要说因为奥巴马说、凯恩斯说、庄子说，所以我的立场是......这样做的用意仍然是避免诉诸权威。

承诺五：于任何对谈内容前后，我绝不会以任何个别对谈对象或特定对话内容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或继续发表解读，转述或私人意见。

分析：这样保证的是持不同立场前来的对谈者可以放心自己在直播中说的话，不被后续拿来做文章或被作为靶子攻击，从而可以放心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承诺六：我将不代表任何团体，也不会尝试为不同性倾向与不同属性（比如宗教或家长）之社会族群发言或进行代替诠释。

分析：「不做代替诠释」的意思指的是，不会说，要是学生，他们会怎么想，或者要是基督徒，他们会怎么想。也即不用所谓的既定印象来陪大家聊这些事情。

除上述的六条声明之外，张悬对「公共讨论」还进行了其他很好的示范。

有一个小细节，为了尊重对谈者的隐私权，张悬没有因为自己是众人喜爱的歌星，就认为来参加对谈的人以与她对话为「荣幸」，而是给予对谈者拥有选择进入镜头或不露面的权利。

另外一个细节，她在进行完前几场后，发现一些对谈者可能会因为她的「名人」身份而产生被压迫感，于是为了将对谈很好的进行下去，她在后面几场都给予对谈者是否需要使用「无名黑帽」的权利。如果觉得看着她的眼睛说话不自在，可以让张悬带起帽子，尽量减少眼神交流产生的干扰因素。

▴ 图为戴着无名黑帽的张悬与梅峰先生对谈

有没有发现，从这些细节中，张悬很好地示范了什么是对他人的「尊重」。当然，除了一些基本原则和权利上的「尊重」，公民对谈并不要求大家一定要客客气气地讲话。因为对谈这件事情，跟彼此友不友善，其实有时候根本没什么关系。真正的对等是建立在知识的对等上面，或者是能够了解彼此观点从何而来的能力上面，去掉上述两个条件的话，就算我尊重你，你尊重我，也不见得我们可以了解对方在说些什么。

纵观三十二场公民对谈，真的是在混乱中建立自由的秩序的过程。最开始，很多对谈者应该只是冲着能和张悬说上话这个机会来报名参与，结果大概也没有细想要如何表述清楚自己所在乎的议题或困惑，好在张悬有神奇的能力可以通过不断地追问梳理出来一个逻辑，并以此为切入点继续深挖，最后提升到一种普世适用的公共议题层面。到第十八场，在新庄高中的公民对谈，张悬作为主持人，面对几十个高中生，由一个同学提出自己想要谈论的议题，张悬进而引导其他人，鼓励他们表达出自己对相关议题的看法，几个高中生你来我往抛接观点，进行思辨，很有启发性。

若说道观点碰撞最激烈的一次对谈，目前来看非梅峰先生莫属了，他反对同性婚姻法，并且认为中医可以「医治」艾滋病和同性恋。他在第一场出现了，跟张悬对谈了自己的论据，但是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并且由于以前没有培养出一个好的讨论习惯，梅峰先生总是影射、指涉、臆断他人的观点，讨论一度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于是第三场公民对谈他又参加了，可是这一次虽然他资料准备很充足，但还是犯了很多逻辑谬误，场面一度很激烈甚至有点失控，最终双方并没有讨论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梅峰先生说他回去查查资料，之后再来参加看看。

▴ 图为张悬指出梅峰先生犯了「代替诠释」的错误

所以，张悬并不要求自己或对谈者具有如何完备的知识体系才能把对谈进行下去，她不期待每一个短短15分钟左右的对谈在结束时两者达成什么共识。公民对谈其实是示范各式各样的过程，而不是为了要得到完美的对谈结果。有时候也是示范如何不吵架，甚或是如何好好吵架。

张悬在直播中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对谈的时候是如此说的：

「如果你渴望，或是你希望，在已经确定的立场之外，不管是就现有的资讯，或者是真正的知识，或者是对于历史的讨论，或者是对于人与人之间相处，包括自我认同，其实都渴望有对等的对话，而不只是为了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立场的一个交谈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告诉身边的朋友。有这个需求的民众，我很渴望可以尽我自己最大的诚意给大家一个对谈的机会。」

这让我想到了苏格拉底。威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一书中，讲到苏格拉底是如何在雅典的广场（agora）上拉着年轻人聊社会、聊政治、聊人生的：

当看到张悬坐在喧闹的咖啡馆里，现场时而传来邻桌的喧笑声以及吧台的榨汁机搅拌声，她穿着朴素的黑白灰色系衣服，不厌其烦地从对谈者表达不清甚至逻辑有些混乱的话语里梳理出一条思考的主线，抓住一个切入点反复的追问下去时，我真的仿佛穿越回了两千三百年前那个人类智慧荣光的时代。

在此我希望引入「苏格拉底反诘法」（Socratic method）的概念（摘自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而张悬大概也深谙苏格拉底反诘法，她会不断地抠字眼，比如对谈者话语中提到的「逆向思考」、「人文主义」、「普罗大众」、「大哉问」、「后设认知」、「媒体分众」、「公民意识」、「公民舆论进程」......根据你提出的问题，她还会不断问你：

追问定义不是为了挑刺或反驳对方，而是我们要确认自己对这个字眼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就像民主、正义、公开、监督，这些抽象的词汇，很有可能我们日用而不知。而通过不断地追问，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上，思维还存在这个漏洞，知识在这方面还需要补充，那我们就带着资源回家思考，再去查一查相关的事情，择日再来过过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引导人/主持人的能力足够，对谈者即便是普通民众，没有很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场「公民对谈」还是可以进行下去的，并有可能获得不错的思辨启迪成果 。那么我在上文第一节部分提到的困境二「精英主义的圈地自嗨」就解决了，但是困境一「如何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热情」仍未解决。

其实，这个话题在政治哲学里面被各家都反复探讨很久了。从历史上的学术讨论来看，很多政治哲学家都提出了「公民资格理论」。你到底是「公民」，还是「臣民」，是有条件来区分的。

首先，政治哲学家定义了「公民资格权利」，分为三类：

接着，他们认为「公民资格」（citizenship）分为「消极的公民资格」和「积极的公民资格」：

上述「积极的公民资格」所具备的那些品质，就是区分「公民」与「臣民」的关键要素。 在此基础上 ，衍生出了「公共合理性」的观念，它要求公民考察自己宗教或文化传统中的哪些信念能够获得公共辩护 ，并且要求在公共理由（public reasons）被耗尽的情况下，在两者产生矛盾的情况下，寻求给予尊重的妥协（accommodation and compromise）。

当然，所有上述概念最开始都是在民主理论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的，于是它将民主理论从「以投票为中心的」（vote-centric）过渡为「以对话为中心的」（talk-centric）。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在二战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几乎完全被理解成了投票，这种vote-centric的政治过程是一种合计的民主（aggregative democracy），根本就没有包含公共维度，它不期望或不鼓励公民们在公共场所就自己投票的理由进行讨论和辩论，从而非常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 笔者制图：vote-centric vs. talk-centric

从上述分析来看，由于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专注于私人领域（如家庭、职业、和个人事业）、对公共领域更加的冷漠和消极并不会带来正义和稳定（justice and stability）。而人们之所以对政治参与的内在价值表示冷漠，一派政治哲学家认为，是因为我们当代的政治生活在规模上太大了，太被金钱所操纵了，太受媒体的阶段性影响了，或者太受「专家」的控制了，以至于绝大多数公民认为政治生活意义不大。

毕竟，我光是忙自己的课业或工作，就已经自顾不暇了，哪里还有时间关心公共议题？如果公民们能够在政治过程中通过威胁、讨价还价或仅仅是人数的优势就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如果人们能够从当下对少数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中获益，他们为什么还要遵守那些公共品德呢？

按照这种观点，如果我们能够模拟出一种更符合人性的政治活动场所（如古希腊雅典人的面对面的政治），并保护这些场所不受到金钱势力、媒体娱乐或官僚体系的渗透，人们会更加愿意进行政治参与。但是，跟古希腊雅典人相比，我们当代的私人生活和社会娱乐方式都极度丰富，于是我们不需要通过政治参与也可以获得满足感。

那如何提升公民品德和政治参与度呢？政治哲学家们提出了直接和间接两种方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貌似又陷入了无解。

▴ 第二十五场东吴大学公民对谈实况

针对「政治冷感」的话题，公民对谈期间也多次有人提了出来，张悬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提高公共参与度，不是非要你去关心别人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从社会上总在聊的议题里面找到，这件事可能会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找得到这个连结，说不定就可以明白这个社会上正在讨论的事情，为什么对你来说很重要，而你的意见为什么有一天会对这些事情很重要。

她认为最重要的是善用我们的身份，发出我们这个世代的关心和警醒，提出呼吁或者加入讨论，这远比回到个体的身份单纯地表达自我的快乐悲伤更加重要。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现有的、觉得必须要关心的面相上面，提升我们在知识上、资讯上、传递方法上的深宽广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特定的领域上有更多的动机，所以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深入探索。

也许我不是学生、中产阶级、孕妇妈妈、同性恋、或者蓝领劳工，但当我们在自己需要关心的事情上面产生动机之后，如果能够把这个动机偶尔推己及人，偶尔发扬光大，如果能够把自己当成神经系统里面的每一个末梢神经，然后时不时与其他人进行串联，那各个面向上面的讨论都会遍地开花似的丰富起来。

▴ 张悬手写

上文提到，3月5日下午2点，当张悬在海峡对岸进行公民对谈的最后一次经验分享会时，同一时间，我在海峡这边的帝都国子监，与两位朋友进行了一场公民对谈实验。

在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以今年两会的热门议题为框架，先讨论了我们相对最关心也最了解的幼儿园教育、性教育、二孩政策、养老行业等议题，然后再简单地延伸讨论了一下我们信息和知识不太充足的国企改革、贫富差距、环保、一带一路等议题。当讨论中间，有人提出一个其他人不太清楚的名词或字眼时，我们就即时上网搜寻定义并分享给其他人。

再比如，当我们在讨论中财校长王广谦先生提出的政协1号提案《关于将学前三年教育纳入义务教务的提案》时，我们无意识地直接越过了「厘清定义」的环节，光是听了这个提案的名字就开始在教育免费了但质量能否保证的地方产生了争议，在抛接观点几个回合之后才突然发现我们还没有仔细读这个提案的内容，于是搜来具体内容，给对方读出来。当所有人信息对称了之后，再进行后续的对谈。

这就让我想到第十六场在中正高中的公民对谈，一个女生提出在他们的公民课中，公民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两对同性伴侣想住在一起，并想成为互相法律意义上的家属」，这个女生觉得无法接受这种关系，所以觉得「多元成家」法案不是很合理；但当张悬回问全班同学，「有谁读过真正的提案吗」、「公民老师有带大家逐条分析提案吗」的时候，全班人默不作声了。大家总是在争吵，同婚合法后，各种亲戚的称呼体系和传统观念会如何崩塌，或者多元成家与伴侣制度提案会如何导致社会伦理的动荡，但真正坐下来研读提案条目里对这些方面具体是怎么表述的人有多少？

再举一例，当公众在讨论「雾霾」的时候，可否在抛掷大家的愤怒之外，在高喊等着北京第一批死于雾霾的人之外，在陷入工业党和环保小清新的对骂之外，进行相对「定量的」经济学上的收益-损失分析？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觉得我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所以我讨厌什么东西我吼出来，我就直接认定这是一个公民的发言，所以你要满足我讨厌和喜欢的东西。

当我们作为消费者时，我们可以无任何道德责任地去喜欢或讨厌一个东西。但是当我今天要讨论一个公共政策，它会影响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时候，它绝对不是单纯的好恶就可以被决定的，它也不是每一个人拼了命地讲多喜欢跟多讨厌，就应该要拉着公共政策往那个方向走的 。社会不会因为议题太多太复杂而失去稳定，却会因为我们投掷好恶意见的方式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都想要抢取话语权的最大块、在疯狂争夺的过程里面失衡。 

张悬公民对谈为我们提供了可操作性极强的讨论方法，运用她的原则和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公共讨论沦为抱怨与负能量的发泄场或者私人经验分享的故事会。有不少人被她的谈话启发，也有人认为不过只是意见过多的「文青病」。另外，一共三十三场，平均每场2.5小时，加总起来的时间快赶上小100集电视连续剧了，即便是她的死忠粉丝，如果不是真的对公民参与很关心的话，也很难耐下心来一场一场认真看完。但不管怎样，此示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开始。如果想达成一个真正意义上有活力、有尊重、有思想火花碰撞的公民对谈，还需专业人士或社会促进团体在各自专业的领域继续深耕灌溉。

▴ 张悬关闭Facebook账号前网友的留言

张悬没有苏格拉底那么悲惨，没有像他一样，最后被500人公民大会认定侮辱了多神论、并毒害了年轻人的思维，因「多数人的暴政」而死于被赐的毒酒；这个相对包容也更加多元的现代社会让她有更大空间去实践那些看上去有些徒劳、甚至不被看好的想法。

张悬也没有苏格拉底那么幸运，没有像他一样，拥有一批具备高度悟性并承载人类顶尖智慧光芒的门徒，为后世几千年留下思想的宝藏；但好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有条件把她所坚守的信念传播到万里之外，再由不同的团体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撑起公民社会的脊梁。

那在这个最好也最坏的时代，你，愿意做我们各自可敬的对手吗？

参考资料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rint.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Greater Philosophers. New York: Pocket books, 2006. Print.

夏鹏，哲学的故事课程 · 第一轮 · 柏拉图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公民对谈视频截图和笔者自制。

鸣谢ACKNOWLEDGEMENTS

感谢孟小白、山梨糖醇在与我的公民对谈实验中提供的灵感。感谢杨健霆、陈潇彤对本文初稿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