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姨妈沉吟了一下，笃定地说：“你的发育出现了问题。这样下去可不行，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咱们得采取措施。”

——石一枫《心灵外史》

”

长篇小说

心灵外史

石一枫

1

大姨妈本不是我亲的大姨妈。我和她的渊源，又得从老辈人说起。

我母亲娘家以前是北京的大宅门儿，祖上出过个把“行走”，后来固然也败落了，死的死散的散，搭伙儿过日子的只剩下两户世代因袭的老用人。大姨妈是厨娘的女儿，她比我母亲大一岁，自小被叫作“大姐”，俩人一起上学一个屋里睡觉。到了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家里又受了冲击，母亲被发配到三线去接受改造，大姨妈则插队去了河南，后来干脆通过招工落户在了那里。这就叫大相国寺的水浇了菜园子——贵贱一码平。

在西北的一个兵工厂，母亲嫁给了我父亲，一个在山沟里苦熬了多年、“很有理论素养”的军转政工干部。这种婚姻明摆着是各取所需，互相都有认命的意味。但很可笑，他们的婚后生活却表现为不同意识形态、“大我”和“小我”之间的激烈斗争。刚开始，我父亲自认为是某种光明的、宏大的思想理念的化身，致力于改造我母亲身上那些被他视为自私和无聊的剥削阶级习气。后来政治气氛宽松了，母亲却又摇身一变成为“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代表，对我父亲反戈一击。他们互相敌视，又因为敌视而更加坚定了信念，以至于为了屁大点儿事都要上纲上线——却不妨碍一不留神把我制造了出来。

回想我的童年，关于“家庭”的记忆基本上只剩下了辩论、揭批、指桑骂槐、阴阳怪气。耳朵里充斥的都是硕大无朋的词汇，仿佛分属于不同阵营的吹鼓手正在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当然也不止于思想论战，家里的容器大多由金属打造而成，就连阳台上的花瓶都是用一百零五毫米炮弹壳车出来的，这是因为所有瓷器和玻璃器皿刚买回来不到三天就会粉身碎骨。

印象中，最惨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当时我母亲叉腰站在门口，用字正腔圆的京腔噼里啪啦地说着什么，总之是宣称“世道变了，你那一套已经没有价值了”，我那一直沉默的父亲突然暴起，抄起窗边的一只小猪存钱罐掷向她，结果弹道偏离，“卒瓦”在了我的脑门上。粘着血迹的钢镚儿落了一地，我的父母却还在忙于论证对方品质恶劣，根本没人低头看我一眼。我便蹲下身去，慢慢把那些硬币捡了起来，揣进裤兜里，哗哗作响地走到厂里的服务社去吃一碗裤带面。根据我的经验，每当他们闹起来，家里照例是没人做饭的。吃面的时候，血又滴了下来，和面汤里的辣椒油混在一起，但我仍然坚韧地吃着，吃着，仿佛只有用食物堵住喉咙，才能让自己不至于哇哇大哭。那天，我在厂区里游荡到深夜，听了上万响试射高射机枪的回音，困得不行了才走回家。这时却发现母亲不见了，她已经收拾行李远走高飞了。

母亲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她跑到南京的亲戚家住了几个月，随后给我父亲寄来了一封强硬的离婚通牒，宣称自己遇到了在学校念书时的初恋对象，俩人铁了心要组建新家庭，“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她好像突然醒悟，她所信奉的那套观念还可以通过实际行动来实现。自由是多么美好，婚姻自由则比一切自由更加美好。而我父亲吧唧着嘴，连抽了半包“恒大”牌香烟，一时懵了。

大姨妈就是在这期间来到我家的。母亲总算想起自己身上还掉下过一块肉，便写信请“大姐”到陕西来照看我。我父亲则忙于追到南京去跟我母亲谈判，于是把一个家扔给了我们两个人。记得那时候的大姨妈长相还很白净，一张鹅蛋脸显得非常温婉，但总蹙着眉，一副正在深思什么的样子。都说她是我的亲戚，但我却不记得有过这么一位“还抱过我嘞”的亲戚。人家问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说在河南的一个印刷厂食堂上班，而我看她也不像个炒菜师傅。我们兵工厂的食堂师傅都是膀大腰圆的，脸上的横肉把脖子都淹没了，手上永远沾满了黏糊糊的猪油。有一次我到食堂偷包子被人发现，挨了一个嘴巴，结果因祸得福，此后的半个月吃饭都有肉味儿。所以当这女人让我“叫人”的时候，我装作没听见，低头盯着解放鞋上黏着的一块粪便发呆，同时思考着那

究竟是人的、狗的还是牛的屎。而大姨妈也不多说话，自顾自开始干活儿，扫地、擦窗户、修理厕所水箱里的浮标，又拎了菜篮子出去买菜，三下两下变出一桌子吃食。

作为一个后来的美食记者，我对于“吃饭”这件事情的初步概念，其实是通过大姨妈建立起来的。前面说过，她的母亲就是一名厨娘，因而掌握着许多家传的手艺，以旧时北京盛行的鲁菜为主，重刀功，多油炸，擅长糟溜。定居在河南后，她还对面食有了心得，早上有时会给我做一碗放了鹌鹑蛋、海带丝和卤羊肉的烩面，有时是白菜粉条馅儿包子。尤以烩面最对我的胃口，每次把脸从大海碗里拔出来，我都被香得直翻白眼儿。小孩儿没出息，吃了两顿肚儿圆，我就消除了对这个女人的生疏感，天天流着鼻涕追在她身后叫“大姨”，后来又学着那些从南方迁过来的邻居的叫法，在“大姨”后面缀了个“妈”。

在我的感觉里，“大姨妈”似乎比“大姨”更亲，更贴心。

大姨妈摸着我的脑袋，眼圈儿一红，“我要有个孩子，肯定养得比你胖乎多了。”

她致力于将我喂肥、喂白，喂成宣传画里坐着“科学号”飞船奔向太空的少先队员那副长相。可是事与愿违，即便过上了吃香喝辣的日子，我的外形仍然没有发生改观。我还是那么黄，那么瘦，像根火柴棍一样，麻秆上顶着颗如斗大头。邻居们都说，如果给我涂上鞋油，完全可以扮演正在经受饥荒的卢旺达人了。这不免令大姨妈感到沮丧，进而又增添了新的忧虑，那就是，我的反应好像比其他孩子慢半拍，成天痴痴愣愣的，别人要是跟我说什么话，我总像没听见似的，过了许久才如梦方醒地“啊”一声。

我都十岁了还尿床。

一天晚上，大姨妈悄无声息地走到我床边，从上往下俯视着我。我咂巴着嘴蓦然睁眼，与她对视，只觉得房间笼罩在一种肃穆的气场之中。

半晌，大姨妈才说：“杨麦，你在学校里，别人是不是也说你……有点儿傻？”

我回答她：“他们不仅说我傻，而且说我是个傻球。”

“对这事儿，你妈怎么看？”

“她说是遗传了我爸的劣质基因。”

“你爸呢？”

“说我妈不负责任，没把我养好。”

大姨妈沉吟了一下，笃定地说：“你的发育出现了问题。这样下去可不行，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咱们得采取措施。”

我半张着嘴，挠了挠耳朵，第一反应是，无非又去一趟医院吧。兵工厂子弟小学的老师都是些粗暴的实在人，他们除了骂我是傻球以外，在例行体检时发现我体重严重不达标，也曾经怀疑我的肚子里共生共存着一些可爱的小生物，遂带我去厂区的附属医院拿过塔糖。他们还勒令我拉完屎后要仔细观察一番。但药吃了不少，效果却等于零，一条虫子也没打下来。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不能赖寄生虫，还得赖我自己。至于我究竟出了怎样的毛病，他们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了。

然而我猜错了。第二天早上才刚过五点钟，大姨妈就把我从床上揪起来了。这时医院还没开门呢。我继续昏昏沉沉，唯一的念头是要吃烩面。她却告诫我：“早饭先不能吃，连水也不能喝，否则‘气’就浊了。”

说罢带我出门，穿过厂区的家属院，不走柏油大路，取道一条蜿蜒的小径，往半山腰的一片杨树林里来。这里还要插一句，在喂养我以及整理家务之余，大姨妈经常一个人在附近转悠，也不知在忙些什么。有时我凌晨被自己的尿给泡醒了，哭丧着脸到阳台去摘干净的裤衩，还会看见她的卧室房门开着，床却早已空了。而再看大姨妈领着我走山路时那驾轻就熟的样子，可以推测她是常在这个地方出没的。

经过山中零星散落的坟冢时，大姨妈还催我：“快走，我护着你。这里能量太强，你虽然是纯阳之体，但是身子比较弱，不一定能承受得了。”

我们加快脚步，终于钻进密林深处。初时，四下里还笼罩着层层叠叠的雾霭，远近看

不出个究竟，但也就是一瞬之间，太阳从山的另一侧高举而出，喷薄的红光席卷山野，照得白杨树上的眼睛璀璨发亮，仿佛正在集体注视着我们。大姨妈沉静地点了点头说：

“时候到了。”

然后让我不要动，闭眼，尽量把意识“放空，再放空”。而她则游走在我身边，颇具声势地忙活了起来。我小时候虽然傻，但也没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老实，或者说好奇心还是有的，于是时不时地将眼睛眯着，从缝隙里偷看大姨妈的举动。

真把我给惊着了。只见她比画了几个武打电影里才有的姿势，突然双目圆睁，嗓子眼儿深处铿铿作响，一个箭步扑向一棵杨树，双手握拢树干，如同掐着一个人的脖子，膀子上源源不断地运着力，连后背都绷紧了。掐了一会儿，又将脑袋往后一仰，半个躯干都拗了过去，曲项向天歌地长叹一声“啊——”，好像饥肠辘辘的人喝下了一碗热汤。一棵树掐完了，再去掐下一棵，如是三四番，终于满面通红地向我走来。

我赶紧闭眼，随后感到一只手掌覆盖在我的天灵盖上。也真怪了，一股热流从她的手心源源不断地涌出，浸润了我的身体，令我暖和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大姨妈重新发话：“好了。”

我睁眼，看见她的额头渗出了一层汗珠，连鬓角都湿透了。而人家为我受了这么大的辛苦，我也总该有所表示吧。于是我对大姨妈说：“我要尿尿。”

大姨妈满意地点头，“有尿就对了，这就是把你身上的坏能量逼出来了。”

我对着一棵树尿完，一边哆嗦一边又问：“您刚才这是干吗呢？”

“先聚气，后发功。”大姨妈说。

“……聚气和发功又是干吗呢？”

“那说起来就复杂了，涉及宇宙里的大奥秘，大真理……深入浅出地解释一下吧，世界的本质其实就是能量，万事万物除了它表面的形态以外，都带着一股无形无迹、连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出来的能量。这些能量之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人的身体健康，就是好能量占了上风；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就是坏能量乘虚而入了。我刚才做的事情，正是运用师父传授的功法，从大自然里把好能量汇聚起来，再传到你的身上，把坏能量逼出去。这样一来，你的身板儿就会壮实起来了，脑袋也会变得比现在聪明，以后你就能考上大学，当上干部、学者、改革家……其实除了人的身体，其他事情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社会上为什么会有腐败？国家为什么富强不起来？地球上为什么这儿啊那儿啊老在打仗？这都是坏能量在起作用。而师父所做的事，就是要扭转能量的分配，为我们开创一个美好的新时代……”

这番话不仅说得当时的我目瞪口呆，就是许多年后再想起来，同样令人叹为观止。一个县城妇女，除了做饭并无一技之长的食堂职工，居然谈论起了民族复兴、世界和平。什么叫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就叫位卑未敢忘忧国。在这种壮阔情怀的震慑之下，我就算无法理解大姨妈所谓的“功法”，也不敢提出什么疑义了。从此之后，她每天五点来钟便揪我起床，我也一点抱怨都没有。用她的话说，“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嘛”。在家里突遭横变的那段日子里，除了大姨妈，又有谁想得起来“为我好”呢？

而大姨妈一边坚持为我发功，一边又像个尽职尽责的医生，频繁询问着我的感受。“有没有觉得身上有劲儿了？”“这两天脑袋里是不是比过去清楚了？”“上课能专心听讲了吧？夜里下雨也能憋住尿了吧？”她还找了一个小本儿，把历次发功的时间、长度和“能量值”记录在案，时时拿出来分析。在邻居们的眼里，“老杨家的大姨子”温和、内向，甚而带着点儿逆来顺受的气质，但没人知道，她正在进行一项神奇的实验。

多么幸运，我就是那个有可能见证奇迹的实验品。但也多么令人羞愧，我这个实验品太不争气了，不管怎么憋着劲儿地生长发育，也没有显现出大姨妈所期望的效果。在一个赶集的日子，大姨妈牵着我去附近农民“响应好政策”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采购，看到卖肉的

摊位上摆着磅秤，遂让我站上去约了一约。结果是不仅没有变胖，反而瘦了几斤。那个屠宰专业户也很不会说话，表示我如果是一头猪，那么就连屁股上盖个大蓝章的资格都没有。回去的路上，大姨妈的脸色出奇地凝重，眉心蹙成了一个纠缠的疙瘩，眼里水汪汪的，似乎都要流泪了。

我替她开脱，“您不用替我操心了，反正这么多年我都这样，不也凑合着活下来了吗？”

大姨妈摇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人只要活着，怎么能凑合？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比别人差一截。”

我说：“我妈都觉得无所谓……”

“她就不应该这么对待孩子，有这么当妈的么？”大姨妈梗着嗓子反问。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听见她对“主家妹妹”有所怨言。这语气吓了我一跳，便闭上嘴不再作声。而大姨妈胡噜了一下我的脑袋，把我的头拢到她的腰间，抬眼望着悠远的山峦说：

“我功力不够，但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2

现在回忆起大姨妈带我踏上的那段朝圣之旅，其喧嚣与混乱历历在目。

我们在“五一”节的假期里动身，走时是个大风天，山区回荡着如泣如诉的哀鸣。而我恰好对随风四散的花粉过了敏，一路上都在不停地用手挠脸，把自己抓成了一只花猫。从兵工厂坐班车到了县里，立刻去火车站排队买票，然后我们挤上了人满为患的绿皮列车，昏昏欲睡了七八个钟头。入了夜，省城终于到了。浓黄的风沙中，一幢幢灰砖小楼鳞次栉比，许多工地正在趁夜装卸建材，从高空看去，一定很像一桌打到一半的麻将牌。我被大姨妈拽着瘦胳膊，在直掉土渣儿的建筑物之间穿行。一会儿路过一个庙，一会儿又路过一个庙，竟有神佛遍地的印象。

过庙也不拜，只是按照大姨妈手中的那张旅游地图东转西转，又认错了两次路，最后到达一个有武警站岗的大院儿门口。那地方我们当然是进不去的，街对面由一排平房组成的招待所才是我们的安身之处。因为到得晚，想开单间已经没了，服务员将我们安顿在了一个“女部”六人间里。从东向西并列着六张铁架子床，屋里已经住了四个人，其中的三个正在隔着床嘀嘀咕咕，看起来相互之间很熟悉。另外有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正蜷缩在旮旯里睡着，间或抽搐一下。她的床上除了被褥，脚边还铺了一层牛皮纸，纸上用朱砂笔写满了触目惊心的词汇，诸如“冤枉”“草菅人命”和“为民做主”之类。清朗遒劲，瘦硬通神，俨然是我母亲常年临摹的宋徽宗的笔体。

进门打个招呼，大姨妈就从床下拽了搪瓷盆，打发我洗脸睡觉，“明天还有要紧事呢”。但换了个环境，我自然睡不着，于是把头藏在霉味冲天的枕头里，斜眯着眼，看两只潮虫从墙皮底下进进出出。片刻，灯也关了，身边的女人都躺下，在清幽的月光中你一起我一伏，呼吸均匀。运气倒不错，一屋子的人，没一个打呼噜的。只有覆盖着惨烈标语的老太太正在反复磨牙，偶尔还会悲怆地嘟囔一句什么。

突然之间，屋里就有了动静。是隔着一张床的那个胖女人，她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却不下地，而是盘起了双腿，腰背挺直，束了个鬏儿的脑袋缓缓地、有规律地开始转动，上三下，下三下，左右各三下，如是若干番。然后，她的双手也从小腹，也就是所谓的丹田之处抬了起来，使了个《说岳全传》里常见的招式“举火烧天”，既像想要凌空接住什么东西，又像宣传画里的各族人民“向国庆献礼”。更让我惊异的是，这么做的还不止胖女人一个。在她的带动下，老太太之外的三个女人也坐了起来，其中就包括我的大姨妈。她们转头，举火烧天，步调一致，严丝合缝，如同在跳一段排练已久的静谧的集体舞。

也幸亏当时的我还没看过什么吸血鬼、僵尸之类题材的外国电影，否则非得当场吓尿了不可。而在此情此景中，作为一个半痴呆的小朋友，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将身体蜷得更紧，拿被子牢牢裹住自己，专心致志地装睡。还好，女人们进行完那套仪式，并没有将

我茹毛饮血地分而食之的需求。她们慨然舒了口气，像把五脏六腑全都吐了出来，然后收功，靠在床头聊起天来。

胖女人评论道：“城里的气就是浑浊，明显不如在田里感受到的能量强。”

另一个女人接口说：“好在今晚有月亮，吐纳起来倒也通畅。”

众人点头。胖女人便转向了我的大姨妈，“这位功友，你从哪里来的？”

“河南来的。”大姨妈悄声说。

“这是你儿子？”有人指了指我。

大姨妈说：“亲戚家的……严格来说，也不能算亲戚。”

“也是带来让师父发功治病的？”

大姨妈不语，叹了一口气。她那惆怅的叹息让“功友”们同情起来。于是有人说我体虚神散，印堂不亮，显见是邪气侵入体内的结果；又有人说不必担心，这种小毛病在师父那里完全是小菜一碟——某某离休干部在重症病房里插了半年管子，活不长了吧？某某全国劳模被大卡车撞飞了十米，连肝儿都从嘴里吐出来了，没救了吧？经师父一治，全都活蹦乱跳了。这些都是报纸上报道的，还有举着锦旗的合影呢。如果不是有这样铁证如山的事迹，省里的大机关又怎么会专门把师父请过来，召开“带功报告会”呢？科学院的老专家又怎么会专门上书，恳请国家重视“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与应用呢？

进而说起了各自的病情以及练功心得。胖女人是糖尿病，下肢已经有了溃烂的趋势；她旁边床上的一位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有一个更惨，重度带状疱疹，疼起来满床打滚，连舌头都咬掉了一截。但她们又一致信誓旦旦地说，自从练了师父的功法，“症状明显减轻了，康复指日可待”。等到明天参加完带功报告会，她们不仅要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还要把师父的能量随身带到老家去，为身边的亲人朋友造福——就像我大姨妈一样，不光自己练功，心里还想着别人，这种善心善念，不正是“咱们修行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吗？如果师父知道了，也一定会为她们感到欣慰的。

胖女人又把话题扯回到我大姨妈身上，“对啦，你有什么毛病啊？我看你的气色这么好，怎么也练起功来了？”

另一人充满期待地插嘴问：“还是本来有病，练功练好了？”

大姨妈嗫嚅道：“也有问题，也有问题。”

“什么问题？”

“也不算多大的问题。”

“你就说吧，大家都是功友，谁有必要瞒着谁啊。师父天眼一开，不全都透视得一清二楚了？”

我分明瞥到大姨妈涨红了脸，半晌才说：“我没孩子。”

咳，原来是这么回事。众位功友居然笑了，一副女人很懂女人的样子。而胖女人却又露出了诡秘的神色，往大姨妈的方位探了一探说：“要说这个事儿，不光你需要练功，你爱人，就是你们家那口子，他也需要练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得双修。”

大姨妈就更加窘迫了，“到医院查过，他没问题，原因在我的……输卵管。”

哦，难怪呢。众位功友便又把嘴撇下来，表示女人最能体谅女人。她们又替大姨妈坚定信念，因为就连心脏、脊椎和大小脑都能在师父手里修复如初，又孰论区区输卵管？放心吧，等明天，明天就一切都会好啦。

大家聊得口干，轮番起来拿暖壶倒水，喝完准备正式睡觉。临躺下之前，大姨妈又往旮旯里的老太太那儿看了一眼，问：“这位大婶儿呢，她也是来听带功报告的吗？”

“跟咱们是裤裆里放屁——两岔儿的。”胖女人已经打出了两个震耳欲聋的呼噜，半梦半醒地说，“她的事儿不归师父管。”

在旅馆里的这一觉，居然是近一段日子里我睡得最踏实的。第二天一睁眼，已经八点多了。黄沙落地，响晴白日，窗外的一蓬嫩枝在微风里招摇。大姨妈站在遍地的日光里，踮着脚，正在把我的衬衫和小背心往横悬在墙角的铁丝上挂。每天都有干净衣裳换，这也是她来了之后，我才享受到的待遇。此时此刻，我看见她半仰着脸，耳边的鬓发闪着金光，嘴角微

微抿着，表情既专注又安详，竟不觉痴了。除了温暖之外，我还感到了一缕忧伤，这让我想要开口唤她，却又发不出声来。

大姨妈像有心灵感应一样看向了我，弯着眼睛道：“赶紧吃饭，桌上有油条。”

我奋起而吃，两根油条才只下去一根，就听见走廊里喧哗起来。胖女人的脑袋从门外探进来，“你们怎么还在闲着呢？师父已经快进场了。”

大姨妈看看表，“不是上午十点吗？”

“来的人太多，提前开始了。”

大姨妈慌了，赶紧催我穿衣裳，脸也不洗了，一路小跑着朝旅馆对面的大院儿奔去。那里戒备森严，又抽调来了一个排的武警，而门口早已汇聚了人山人海。两个工作人员一边维持秩序，一边高呼“凭票入场”。大姨妈便又拽着我往临时改成售票处的传达室里钻。一问，票数有限，早已售罄了。正当她满脸绝望地站在门口张望时，一个穿喇叭裤的男人就凑过来，问她买不买加价的“内部票”。再一问价，一张票几乎要顶得上我父亲那位“县团级”干部半个月的工资了。

大姨妈跺脚道：“当然买，不买不就白来了。”

“要几张？”

“得买两张，不过您能不能通融一下，便宜一点儿……”大姨妈看了看我，为难地恳求，“钱没带够，都买了票就没法坐火车回去了。”

“我的票也是给人上了供才弄出来的，你便宜了我就亏本了。”喇叭裤男人不容商量地摇头，但又露出一副相当体谅的神情，“不过你也没必要那么老实，买一张票不就够了嘛？他这么小，一低头就钻进去了。实在不行再求那些人几句，女人孩子，谁会为难。”

说得也有道理。大姨妈便掏出一只手绢展开，用几张“大团结”换了一张油印纸条，看起来倒像食堂的饭票。回到进门处，我的发育不良却也变成了优势，当工作人员管我要票时，大姨妈便按着我的肩膀，将我压低了两寸，对他们喊道：“他是学龄前，不足一米二，坐火车不都免票吗？”收票的一犹豫，再加上场面混乱不堪，后面的人往前一挤，果然得以混了进去。喇叭裤诚不我欺。我们带着省下一笔巨款的庆幸，一路小跑着钻进大院儿里面，来到一幢红砖斜顶的苏式小礼堂门前。进门又要再验一次票，这次大家总算排起了队，而在队伍的一侧，并排停了几辆汽车，有老旧的“上海”和“伏尔加”，还有一辆日本进口的“皇冠”。从车上下来几个堂皇的老头儿，有的穿中山装，有的梳大背头，有的挎着一位小护士，一步一顿地从礼堂侧门的专用通道蹒跚进去。

等我们进到里面，领导干部们已经在前排落座了。如果大姨妈她们的师父是一枚灯泡，那么这些人无疑是最先被照亮的一群。但当礼堂里所有的灯泡都亮了，所谓的师父却仍不见踪影。人们便鸦雀无声地静默着，黑压压的脑袋却攒动不休。又过了半个小时，我都偎在大姨妈的身上快睡着了，才听见掌声突然雷动。再抬头望去，一道追光下，有个瘦小的男人面无表情地走了上来。啊，师父闪亮登场。只见我身边的人纷纷将身子一耸，还有人又张开双手，做出了我在大姨妈以及胖女人她们那里见过的种种造型。

一个半官方协会的负责人上台聒噪一番，介绍说，师父刚刚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并且前不久还参加了一个国际特异功能大会，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然后，带功报告会正式开始。不得不承认，那是我所看过的最迷幻的现场表演之一，即使是多年之后那位号称“疯狂”并以虐妻闻名的英语教头，恐怕也难以望其项背。师父的声音其实并不大，带着点儿女里女气的鼻音，甚至口齿都不清楚，经常把“气功”说成“气嗡”，把“能量”说成“能酿”，但他的每一个词汇、每一个腔调都充满了斩钉截铁的意味，仿佛真理就在他的肚子里揣着，只要一张嘴就会从牙缝儿里漏出万道霞光来。毫无疑问，在这种气场下，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被牢牢地慑住了，定住了，控制住了。而你又能想象上千个灵魂集体性地、以高度一致的频率共振，是怎样一个场面吗？整个儿礼堂仿佛真的被一团能量所充斥，它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百转千回滋滋冒烟儿地往人们的肉里钻着。

再回忆一下师父演讲的内容，就令人哭笑不得了。那哥们儿还真敢开牙，搁今天没准能成为一个“雷人”的影视编剧。他声称，自己出生在一个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家庭，“文革”期间惨遭迫害，只好独自逃到深山去避难，没承想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位已经活了六百多岁，饮露水为生的世外高人。现在他所弘扬的这套功法，自然就是高人所授，而他本人的伟大贡献，则是完成了“传统国粹的现代化改造”。他利用物理学、化学、高等数学、电子信息学以及“广义及狭义相对论”知识，精确阐释了古老的气功学说，并将其功效“无限扩大”。这一研究成果已经获得了若干科技专家的认证，还申请了专利注册了商标，就连远在瑞典的“诺贝尔奖评选专务大臣”都专门发函，哭着喊着请他去领奖，“否则女王陛下又该失眠了，还会把小的革职查办”。

“我根本懒得搭理他们——这些见风使舵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师父洋溢着民族气节和文化自信，嘴角漏风地宣誓道，“我潜心研究十余年，开创了这个前无古人的功法，难道图的就是他们那个破奖吗？庸俗。我是为了我的祖国我的人民啊，功友们。”

想来在场的“功友”和我这个土鳖孩子一样，都搞不清楚瑞典国的皇上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大家只是振奋着，感动着。前排一位离休干部的鼻涕都喷出来了，还得麻烦女护士掏出手绢来，像哄孩子一样为他揩着脸。而一番激昂过后，终于迎来了最令人期待的现场环节——这恐怕也是大多数人不辞劳苦从远方赶来的真正原因。主持人不知何时溜了上来，拿起话筒宣布，现在请大家把意识“放空，再放空”，马上要开始“单独授功”了。

礼堂里瞬间静了，上千人同时屏住了呼吸。已经有工作人员屈身上前，把坐在近处的领导干部们请上台去。这时师父倒也尽职尽责，每来一人都起身比画一番，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伸手在来者的天灵盖上只是一拍，就算完成了“发功”与“授功”。然而后面的普通群众也拥了上来，如果每一位都要如此操作，师父就算练过铁人三项，恐怕也得累趴下了。于是他删繁就简，改为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悬在半空，来一个人拍一下，再来一个人再拍一下。有时拍得不准，没拍在头顶而拍在了脸上，倒像抽了一个嘴巴。

但功友们丝毫没有被怠慢的感觉，因为大家都被现场的两个插曲吸引住了。先是一位戴墨镜的盲人，用竹竿敲着地，被牵到师父面前，一拍过后，待到下台的时候，他忽然震惊地站住，慢慢地摘下墨镜，露出一双老泪纵横的混浊的眼睛，“我看见人影了，我看见人影了。”

另一个则是位穿旧军装的退伍军人，耳朵里塞了两坨巨大的助听器耳塞，声称是在中越战争中被炮弹震坏了听觉神经。师父又是一拍，那人立时捂着脑袋蹲到地上，“怎么那么响？怎么那么响？”

瞎子都相信天是蓝的，聋子都相信雷有回音，我的大姨妈自然五体投地地相信师父能够活死人，肉白骨。她两眼放光，排队时紧紧攥着我的肩头，掐得我的肉都疼了。我们随着人群，三步一顿两步一停地往前排挪着，师父也离我们越发地近了，近了。渐渐地，我都能看到他的鼻子上镶着一枚黑而光亮的肉瘤了。那东西很像是挖鼻屎的残留物，或者是吃豆包吃得太投入，忘了擦脸。

“一会儿上去的时候，千万把头低着点儿，脑袋顶对着师父。让他拍准了，发功的疗效就会更好。”大姨妈嘱咐我说。

“拍的时候，尽量吸气，能吸多久吸多久，有屁也得憋着，这样有利于吸收能量。”大姨妈又嘱咐我说。

“如果觉得有能量在身体里面乱窜，千万别害怕，把意识放空，再放空就好了。”大姨妈再次嘱咐我说。

三嘱咐两嘱咐，我们就来到了通向主席台的过道边上，前面的一个人已经被放了上去，再后面就是我们。我明显地感到大姨妈的双手正在颤抖，她贴在我后脑勺上的胸脯正在一起一伏，她的心脏正在怦怦直跳。这是神圣的时刻，是改变命运的时刻。然而这一时刻却恰恰在我们面前停顿了，分岔了。当大姨妈搂着

我，往台阶上迈去时，一条胳膊伸出来，拦住了我们的去路。那是个戴着红袖标的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提醒道：“票呢票呢。”

原来又要验票。大姨妈便从兜里掏出那张油印纸条，递了上去。横在面前的胳膊却并未放下：“你们有两个人，怎么就一张票。”

大姨妈故技重施道：“他是学龄前，不足一米二，坐火车不都——”

“那是一个道理吗？”工作人员打断她，“不管大人小孩，师父发功都是一样要损耗能量的。而且人越小，没准还会损耗得越多呢，小孩气虚嘛。”

“我们大老远来的，孩子身体又不好……”

“甭说这个，来的人谁没有灾啊病的。”对方铁面无私，还引用了一个革命故事，“可就是列宁同志也要出示证件啊。”

看来卖票的喇叭裤料到了初一，却没料到十五。或者他为了促成生意，明知最后有这么一道关口，也先把我们诳进来再说。这时后面的人又鼓噪起来，嫌我和大姨妈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妨碍了大家去膜拜，去吸收能量。那位工作人员便不耐烦地把我们拽到一边：

“反正一张票只能上去一个，你上还是他上，拿了主意再说吧。”

我们便在一边“哨”着，看着后面的几个人忙不迭地蹿了上去。我又抬头去看大姨妈，只见她半张着嘴，鼻翼一抽一抽，脸色却是苍白的。她一会儿眺望着台上的师父，一会儿盯着横在身前的工作人员，一会儿又低头俯视着我。看我的时候，她的手又用力地摩挲着我的肩膀，纵然隔着衣服，也搓得我的皮肉都发烫了。

我只觉心头一热。就算我大脑发育不良，也看出了大姨妈在思量着什么，犹豫着什么。于是我说：“我不上去了。”

“那怎么行，我都把你带来了。”大姨妈愣愣地摇头。

“可我并不觉得被他拍一下有什么用处。”我突然变得口齿伶俐了起来，“而且您看他长那模样，多寒碜啊，跟只猴儿似的。在我们兵工厂门口，就来过一个耍猴儿的，也说他的猴儿不是凡猴儿，是孙悟空的八十代玄孙。那猴儿能抽烟，能骑自行车，但却不敢说能治病。猴儿要有这本事，医院不就关门了嘛。”

“可不敢瞎说。”大姨妈被我这大逆不道的言论吓坏了，赶紧捂住我的嘴,“刚才你不都看见了嘛，瞎子聋子都被师父治好了……这次机会太宝贵了，师父的巡回带功报告会，西安是内陆地区的最后一站，再往后，他就要去深圳，去香港，据说还要常驻北京去给中央领导发功……咱们老百姓要想见他可就难了。”

大姨妈的忧虑，也正是我替她忧虑的地方。我猜，为了来到这个神乎其神的所在，大姨妈已经筹划了很久，从我母亲让她来照顾我之前就开始做准备了。而老天爷真是爱捉弄人，我母亲可以说是天底下最差劲的妈，她当初压根儿就不想要孩子，但却一撇腿生下了我，又一撇腿就不知跑到哪儿去逍遥快活了；大姨妈这样一个热爱当妈、适合当妈的女人，肚子里却偏偏空空如也。这不公平。对于不公平的事情，我有义务表达立场。

于是我歪着脑袋，盯着大姨妈的眼睛说：“还是您去吧，反正我也不信这一套。”

大姨妈没有说话，又抬头去仰望那位光芒万丈、沐猴而冠的师父。这时人群偏又骚动了起来，原因是师父欠起身来，对着台下的工作人员做了个手势。验票员立刻宣布：“后面的同志先别排了，今天名额有限，师父还要攒着功力，为省里去解决血吸虫病防治问题、兵马俑墓坑维护问题和粮食保丰收问题……最后十个啊，最后十个。”

群众浩大地哭爹喊娘起来。“那我的冠心病怎么办？”“还有我的坐骨神经痛。”“我可是重度糖尿病啊，重度的，撒尿都招蚂蚁了。”我分明听见不远处，昨天睡在一个屋里的胖女人正在悲愤地号啕大哭。进而，后面的人想往前挤，前面的人又拼命把持着位置，大家挣扎着撕扯着，呈现出更加剧烈的布朗运动。假如每个人都是一粒原子，那么他们这时而聚变时而裂变的反应状态，倒真说明了师父能量之强大。不仅是验票员，就连临时抽调过来的武警也紧张了起来。发功造福人民，这是好事，但

要是发功发出了踩踏事件，这个责任可谁都担不起。到底还是人民子弟兵神志清醒，立场坚定，他们把胳膊挽在一起，保持队形，以抗洪的阵势将源源不断拥上来的人们隔离开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感到大姨妈从背后将我一推，不由得往前冲了两步，再加上身材矮小，便从人们支叉着的手臂中间穿了过去，差点儿在台阶上摔了个狗吃屎。再一回头，就看见大姨妈已经把油印票子塞到了验票员手里，“让孩子上去，我不去啦。”

然后又对我挥手，“杨麦，别愣着呀，记得吸气，把意识放空——”

晕头转向之间，我竟站上了灯光璀璨的主席台，再想去找大姨妈，却发现她已经淹没在泱泱一片人民群众的黑脑袋之中了。我好像从泰坦尼克号上被搭救出来的孤儿，就要孑然一身地驶向光明的彼岸。那彼岸，端坐着猴儿一样的师父，鼻子上有颗大而黑而亮的肉瘤，正扬着手，准备一个大嘴巴普度了我。

旁边又有一个工作人员催我，“快点儿，师父忙着呢。”

我便愣愣磕磕地被人拽了过去，背后承受着无数人的羡慕嫉妒，以及大姨妈那无私的期待，在师父面前低下了头。一只手掌准确无误地印在了我的天灵盖上，疼肯定是不疼，而且觉得那手既凉又软，像个产后虚弱的女人的手。至于什么能量啊，功力啊，自然是狗屁也没感觉到，我却也无心向台下的人们谈谈体验，我只想赶紧找到我的大姨妈，把我的如斗大头偎到她暄软的怀里去。

没承想，接下来的一个事端，不仅令我震撼性地成了众人眼中的焦点，也给我大姨妈带来了莫大的心病。

事情也不能怪我，还得赖那位师父。就在我遵循大姨妈的教诲，默然地憋着气夹着屁，想要往台下走去时，他却突然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进而将我抱起来，坐在了他的腿上。再一扭头，便看见几个手持照相器材的男女围了上来，长枪短炮朝着我们只是乱拍。“笑一个，小朋友，笑一个。”师父的姿态虽然亲热，声调却很不耐烦，好像正在逗弄一个真正的二傻子。而现在分析起来，这家伙的一招一式，都高度符合所谓的“营销学”规律：“受功”的人数严格限制，这是饥饿策略，造成供不应求的假象；临了儿扯个孩子上来合影，则是为了建立亲民的形象。也可惜，我小时候脑子不够活络，如果被师父抱过之后，就势宣布自己也有了神通，能够胳肢窝认字隔空移物什么的，没准儿还能在我们那个山沟里混个小规模的神棍当当，吃裤带面和到医院领塔糖的钱都可以省下来了。

而在当时，我的心思用在哪儿了呢？全集中在师父鼻子上的那颗肉瘤上了。这劳什子远看就很壮观，有幸凑近了观摩，更是觉得不同凡响。只见它丰润饱满，流光溢彩，顶端居然还喷发出一撮毛来。恍惚之间，我竟无视于台下的人山人海，屏蔽了周围的嘈杂骚动，忘记了自己所为何来，只是焕发着古之圣贤的格物致知的精神，盯着那颗瘤死命地看。在我眼里，那颗瘤也仿佛无限膨胀、扩展，一时间变得像座黑色的山丘，痣上的毛不多不少，恰如那泰山顶上的十八棵青松，耿直不屈，迎风挺立，微微颤抖。

然后，我就朝着师父的脸，具体地说，是朝着他鼻子上的那个肉瘤，伸出手去。

在这里，恐怕还要分析一下我这种被称为“傻球”的孩子的特质。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傻球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笨，反应慢，脑袋里好像缺根弦儿，另一种则是看起来傻其实不傻，他们只是总爱忽略那些常人所关注的东西，却又情不自禁地关注于那些常人所忽略的事情，并且缺乏自控能力，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来。再用物理学来类比一下，假如人的大脑是一团复杂的电路，那么第一种傻球大概相当于电线的电阻过大，造成电流不畅，而第二种傻球呢，干脆就是电线被搭错了地方，导致系统紊乱了。兵工厂子弟小学的老师们普遍认为我是第一种傻球，但这冤枉了我。我自己知道，我属于第二种傻球，也即傻球中的另类、极品、不可控因素。

因此，在我那么做的时候，不仅是台下的观众们和师父本人，就连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

要干些什么。但我的手不受脑子控制，潜意识不受意识控制，一伸一捏一揪，整套动作已经干净利索地完成了：我的两指之间多了一撮毛。那撮毛被从黑亮的肉瘤顶端连根拔起的时候，居然发出了类似于开香槟酒的“啵”的一声脆响，正笑盈盈地搂着我摆造型的师父则“嗷”的一声惨叫，好像被高压电打了一记。紧接着，他也顾不得“放空，再放空”了，一把把我推了下去，抬起腿来意识明确地想要踹我。而我却早已顺势跳了出去，站在主席台上的方桌一侧，长身而立，手里高擎着那撮毛，造型如同自由女神举着她的火炬，光辉而昂扬地亮了个相。

全场登时肃然，画面就此定格。

至于那天是怎么离开带功报告会现场的，我倒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大姨妈趁着所有人目瞪口呆，冲上台去将我抢了下来吧。想想真是后怕，如果她当时没那么做，不要说师父和他的贴身弟子们要跟我没完，就是那些虔诚的群众，也许都会把我撕巴撕巴蘸酱吃了。而我只记得，当大姨妈把我的脑袋夹在腋下，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跑出政府大院儿时，我所瞥到的最后一个场面是这样的：

铁门已经敞开，门前的水泥地上空空荡荡，只跪着一个老太太。她头缠白布，身披标语，标语上的字样正是昨天所见过的，无非“申冤”“做主”之类。这个老太太面无表情，高声地、抑扬顿挫而又木然地朗诵着什么，说的却是山沟里的乡音，并不是我这个在普通话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所能听懂的了。在她的面前，还斜停着一辆皇冠轿车，也是刚才在礼堂门口看见过的。车灯对着老太太的胸膛，车门没有打开，车轮却在吱吱乱响地蠕动着，先倒车，再打方向，企图从老太太的身边冲过去。但老太太虽然双膝着地，身形却令人吃惊地灵活，当车左转，她便挪向左边，当车右转，她又一晃眼出现在右边，总之时刻保持跪在车头前方的半米开外。如此这般的僵持，终于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过了一会儿，车子反而不动了，就那么稳稳当当地停着，连挡风玻璃后面的司机都双手抱着后脑勺，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随即，从大院儿深处冲出两个男人来，一边一个架住了老太太的胳膊，将她轻巧地提了起来，又轻巧地摆放到大铁门一侧的马路牙子上。老太太在身体悬空之际，膝盖仍然保持着九十度角的标准跪姿，上肢也不挣扎，僵直得俨然一尊木雕。而当她被放下之后，立刻又机械地运动了起来，用一双膝盖往正门口挪过去。只不过皇冠车早已抓住时机，一溜烟地绝尘而去了。

我和大姨妈也默默无声，越走越远。从师父脸上拔下来的那撮毛，还捏在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两指一松，毛便随风飘散——却并未像《西游记》里所写的那样，幻化成无数个一模一样、叫嚣隳突的小师父。毛只是毛，转眼无影无踪。

当我的意识清楚，脑袋又开始转动的时候，我们已经到旅馆收拾好了行李，坐在回家去的绿皮火车上了。来省城的车上总是那么多人，再从城里分散到四面八方，车厢就是空旷而萧条的了。窗外，大片的麦田犹如泼了一层绿颜料。乘务员正在推着小车懒洋洋地走动，推销茶鸡蛋、花生瓜子和防臭尼龙袜。大姨妈就坐在我的身旁，一只手还攥着我的胳膊，但我却不敢仰起头去看她。此时此刻，饶我是个傻球，也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我不仅辜负了大姨妈，而且羞辱了大姨妈。我把她的无私奉献变成了一出闹剧，一个玩笑。

出于如此这般的自责，我便在阳光充盈、共鸣悠长的车厢里吮泣了起来。我想对大姨妈道歉，但嘴里能发出的却只有小狗般的呜咽，一声高一声低。而人一旦哭开了头，就会往那哭声里揉进许多触类旁通的悲戚，如同把各种各样的燃料投到炉火之中，以使自己哭得更加过瘾。于是乎，我又想起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之间那旷日持久的战争，想起了我在学校里受到的欺负，想起了自己很可能变得有爹没妈或有妈没爹的凄惨前景。我还想向大姨妈提问：如果我的态度也像她一样谦恭，一样虔诚，那么师父能够通过发功，赐予我一个完整的、温情脉脉的“家”吗？他能吗？他他妈的能吗？然而我说不出话来，我只是哭，愈发投入，愈发嘹亮，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将生而为人

所必须承担的那些苦痛宣泄出去。我哭得都抽筋了，像只即将被制作成标本的蚂蚱一样，在人造革座椅上蹬着腿儿。

就在这时，一直呆若木鸡的大姨妈终于开口了。她握住我乱捶乱抓的双手，揉搓着我的心窝子，一边给我顺着气，一边说：“没事儿，杨麦，没事儿。”

我浑然不顾，仰着头，摆明了是要把没事儿哭成有事儿的架势。我哭得大姨妈也跟着吸了两下鼻子，她的眼泪从斜上方坠下来，落到我的脸上，和我的眼泪混合在了一处。眼泪难分彼此，仿佛寓意着世界上所有的悲伤都是同一种悲伤。大姨妈痴痴愣愣地念叨着：

“别怕，咱们都能越过越好，对吧？”

这天下车的时候，我和大姨妈都是两眼红肿，脸上挂着泪痕，在别人看起来，好像刚奔完了一场丧。而从县城辗转回家的第二天，大姨妈就回河南去了。这是因为我父亲恰好也结束了对我母亲的南征，怏怏地从江苏赶了回来。他胡子拉碴、目光呆滞地坐在饭桌前，手边放了小半瓶“西凤”牌白酒，吱溜喝了一口，吱溜又喝了一口，见到我和大姨妈，竟无一句话可说。好在家里的房子还算宽敞，三人分头睡了。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看见大姨妈所住的客房空了，所有的行李都已不见，饭桌上则摆了两只大海碗，碗上盖着瓷盘。掀开一看，热气扑脸，原来是烩面，里面放了海带丝、鹌鹑蛋与卤羊肉。

大姨妈就这么走了，也没跟我说句话，也没留下只言片语的纸条。她甚至没让我望见她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远去的背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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