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坝墓葬出土两类青铜器，分别属于四川当地文化以及楚文化和中原文化，这不仅反映了文化交流与人群迁移，更重要的是这可能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东周时期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的关键。成都平原的墓葬从春秋晚期开始出现一系列完全不同于早期墓葬的新特点，反映出当时文化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罗家坝墓葬作为联系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及中原文化的重要节点，正是探究上述变化的重要线索。

在罗家坝共发掘东周时期的墓葬65座。墓葬沿河分布，排列较为整齐。从地层关系和随葬品看，各墓时代虽有差异，但都为同一个时期的墓葬。发掘报告定墓地年代为春秋晚期至西汉中期。墓葬随葬陶器最主要的器类为釜、豆和圜底罐。釜的腹或扁或深。豆一种为高柄，盘较浅；另一种为矮柄，盘近钵状。圜底罐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口沿和颈部。以这三种器类为基础，各墓的陶器有增有减，或仅出其中一两种，或另有瓮、盂、釜甑、尖底盏、高领罐、盘口罐、喇叭口罐等。这些陶器基本为当地墓葬中常见的器形。

铜器种类和数量都比较丰富，其特点在于有数量较多的青铜容器、兵器和工具，每类器物又有多种类型，大体包括了四川地区东周墓葬中常见的器形。如青铜容器有18类，工具和兵器各有7类，兵器中的戈又包括了从三角援戈到长胡戈在内的各种形制。由此可见，罗家坝是川东地区的一个中心遗址，墓地也比较稳定地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罗家坝墓地出土铜器与面貌较为单纯的陶器不同，它们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铜釜、甑、鍪、尖底盒（图一），柳叶形剑、钺、三角援戈和凿等兵器和工具，以及印章、小型饰件等杂器。这类器物在四川地区的东周墓葬中常见，除个别器类外在其他地区却很少见，因而可以认为是四川地区特有的器类。另一类铜器包括鼎、敦、壶、豆、缶、簠、甗、鉴等（图二），这部分器物虽然同样见于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四川其他地区，但它们与楚地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较为一致，应当来源于长江中游和中原。正如此，学者们都指出了罗家坝墓葬出土青铜器与成都平原和长江中游出土青铜器的相似性，以及罗家坝墓葬所揭示出的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

罗家坝墓葬及出土青铜器固然体现了成都平原、川东和长江中游各地间的文化交流和族群迁移，但如果从罗家坝看成都平原东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再从成都平原看罗家坝，通过这种互看，罗家坝墓葬可能是认识和理解成都平原东周时期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关键，而这正是罗家坝墓地更为重要的意义。

成都平原已发掘的最早的墓葬主要见于宝墩文化的几座城址和成都地区。新津宝墩城、大邑高山古城、郫县古城和温江鱼凫城发现的墓葬，基本上没有随葬品。在成都南郊十街坊、西郊化成村、金沙遗址“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高新西区“格威药业一期”地点和“航空港”地点、青白江区三星村遗址等，也都发现宝墩文化时期的墓葬，除十街坊墓葬出土较多小件骨器外，其他大多无随葬品，或仅有为数不多的陶器和玉石器。墓葬少有随葬品的特点延续到了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时期。

三星堆遗址的仁胜村出土一批土坑墓，多数墓有随葬品，包括陶豆、豆形器、尊形器、器盖，玉蜗旋状器、泡形器、璧形器、锥形器、凿、矛、斧、斧形器，以及黑曜石珠和石弹丸。这批时代被推定为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后段至第二期前段的墓葬有较多的随葬品，墓葬坑壁和坑底经夯打、人骨似乎被砸击的现象也较为特别，可能是成都平原这一时期墓葬的特例。在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其他墓葬只个别墓出土有限的陶器。三星堆文化的墓葬少见随葬品的特点显而易见，尤其是墓葬中既没有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出土的那些遗物，也没有发现更多的青铜器。可见，当时大量的青铜制品、玉器、金器、象牙等贵重物品主要用于祭祀活动而非随葬。

十二桥文化的墓葬在成都平原发现很多，仅金沙遗址就有大量分布，但大多数墓葬未见随葬品，仅少数墓出土陶器，个别墓有少量铜器、玉器和石器。以发掘墓葬较多的墓地为例，2001年在“兰苑”地点发掘100余座墓，墓葬未见葬具，大多无随葬品，所见随葬品也以陶器居多，仅有少量铜器和玉石器。如M61随葬陶高领罐、小平底罐、器盖、盏、壶，铜斤，玉锛。M33随葬陶壶，铜钺、斧、戈，玉凿、璋。铜器均为小型器物，制作粗糙，锈蚀严重；玉器磨制精细但形体较小。2002~2003年在“万博”地点发现60座墓，大部分墓没有随葬品，仅少数墓出土陶器，多为一墓随葬一两件陶器，所举墓例至多有5件陶器。2003~2004年在“阳光地带”地点发掘290座墓，出土少量青铜器、陶罐类器和尖底器，以及石器和磨石。2008年在“星河路”地点发掘24座墓，仅有少数墓出土少量的陶尖底盏和小平底罐，个别墓出磨石和残铜片。十二桥文化墓葬与三星堆文化墓葬的特点相近，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那些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贵重物品同样不见于墓葬中。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成都平原的墓葬发生了显著变化，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和种类大量增加，以青铜器为主的贵重物品开始出自墓葬而非遗址。青铜器除精美的礼器外，还有大量兵器。第二是墓葬中青铜器的种类和风格完全不同于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的铜器，墓葬中也没有后两种文化中非常突出的玉器、金器和象牙等，可见早期的文化传统在春秋晚期左右有所中断。第三是从春秋晚期开始，墓葬明显受楚地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以青铜器所受影响最为突出。墓葬的这种变化，反映出春秋晚期以后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发生的变革。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于年代约相当于春秋后期的成都商业街船棺墓中。该墓保存有17具独木棺，棺内出土陶器、漆器和铜器。陶器有瓮、尖底盏、平底罐、圜底釜、豆和器盖；铜器有矛、戈、钺、斤、削刀、印章、带钩和饰件；漆器种类和数量众多，有各种家具、生活用器、乐器和兵器附件，前所未见。这座墓因被毁坏而不能获知随葬品的全貌，但其中至少有1、2、8、9、10、11号棺保存相对完好，且葬人的8号棺和放置随葬品的9号棺未被盗扰。由此推知，商业街这处规模宏大的墓葬中仍然缺失青铜容器，兵器也多为明器，这与此前墓葬的特点相同。但另一方面，墓葬中的随葬品已明显增多，包括用大量的漆器甚至食物随葬。更重要的是，墓葬中始见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这主要体现为墓葬中突然出土大量的漆器，而且漆器纹饰模仿了春秋至战国早期楚国、三晋、燕国、中山等地青铜器的纹饰。

与商业街船棺墓处于同一时期的其他规模较小的墓葬也出现了变化。比如2004年在金沙遗址“国际花园”地点发掘62座墓葬，其中14座约相当于春秋晚期的船棺墓，除使用独木葬具外均有随葬品，包括铜戈、剑、饰件，陶罐、瓮、圆陶片、纺轮，磨石及少量的小型玉器等。虽然每墓的随葬品不多，但这已不同于同一墓地的十二桥文化墓葬，后者共计47座土坑墓，有39座墓不出随葬品。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前述的“星河路”地点，此阶段的24座墓与同墓地的十二桥文化墓葬相比，不仅有更多的墓葬出随葬品，而且每墓的陶器和铜兵器等明显增多。2002年在“黄河”地点发掘16座墓，有7座有船棺，均有随葬品，少者1件，多者20余件，有陶器和铜兵器、工具、饰件等。

至战国时期，墓葬的变化已完成。如成都文庙西街1号墓、成都百花潭10号墓、绵竹船棺墓、新都大墓，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战国墓、金沙巷战国墓、石人小区战国墓、西郊战国墓，以及成都平原边缘的峨眉符溪乡战国墓等，这些墓不仅随葬品丰富，而且有大量具域外风格的青铜器。战国时期的墓葬已完全不同于三星堆、十二桥文化的墓葬。

对于战国墓葬的变化和特点，可举成都文庙西街墓葬、新都马家大墓和镶嵌纹铜器三个例证进一步说明。

2003年在成都文庙西街发掘2座战国墓。其中M1出土铜壶、簠、敦、盘、釜、尖底盒、构件各1件，勺、匕、饰件、器座、牌饰各2件，但未见兵器。这些铜器的器类、形制和纹饰大多与楚文化的铜器相同，M1显然是一座以楚文化因素为主的墓葬。距M1仅12米的M2疑为二次葬，出土圜底釜、平底罐、尖底盏、圈足豆、器盖等38件陶器，釜、鍪、甑、矛、柳叶形剑、钺、戈、削刀等10件铜器，M2明显不同于M1而是一座以当地文化因素为主的墓葬。简报判定M1的年代为战国早期早段，M2为战国中期早段。不论两墓的相对年代如何，两座墓葬同出一地，都清晰地表明当地存在两类文化。

新都马家大墓则是将两类文化因素融入到一座墓中的例证。该墓填青膏泥，有复杂的棺椁结构，出土大批青铜容器、兵器和工具，为成都平原出土遗物最丰富的战国时期的墓葬。早有研究指出，大墓中的列鼎、甗、缶、钟等接近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铜器，敦、盖豆、两式壶、盘、匜、勺等近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铜器，而釜、甑、鍪则是当地出现的器物。

最能体现成都平原与其他地区长距离交流的确凿证据可举镶嵌纹铜器。百花潭10号墓出土1件镶嵌纹铜壶（图三），其镶嵌技术，采桑、习射、宴饮、乐舞、狩猎和水陆攻战等内容的图案等，显然都不是当地产生的。绵竹船棺墓出土1件方壶和1件盖豆，也有镶嵌的写实的动物纹（图四）。

铜器镶嵌技术在春秋时期已出现，镶嵌纹铜器在中原和长江流域都有很多发现。与百花潭壶最接近的是故宫收藏的1件战国前期的铜壶，自上而下也有采桑、习射、宴享、乐舞、射猎、水陆攻战图案（图五∶1）。类似者又如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战国墓出土的1件镶嵌狩猎纹壶，1977年陕西凤翔高王寺出土的2件战国早期的镶嵌射宴纹壶等（图五∶2）。与百花潭铜壶纹饰相近的铜器还有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的2件铜鉴，有镶嵌的攻城图和水战图。镶嵌写实动物纹的壶和豆，又如河北平山和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出土的春秋战国期的狩猎纹盖豆（图五∶3、4），河南固始侯古堆出土的时代约为春秋末年的镶嵌兽纹的方盖豆和壶等。在长江流域集中出土镶嵌纹铜器的则有随县曾侯乙墓，该墓共有镶嵌纹铜器65件，占铜器数量的55.6%。这些铜器多嵌绿松石，有龙凤纹、蟠龙纹、鸟首龙纹等，也有几何纹。其中也有壶和盖豆。除发掘品外，《商周彝器通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等文献也收录有多件镶嵌水陆攻战图、狩猎图、乐舞图的壶、豆和鉴等。

镶嵌风格较为写实的纹饰的铜器多出自中原和长江中游，特征鲜明，器类有壶、豆和鉴等，时代也以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较多。成都平原的此类铜壶和豆，从形制、图案内容到镶嵌技术，无疑都源自中原。

以上例证可以表明成都平原的墓葬自春秋晚期所发生的变化，由墓葬材料又揭示出，从春秋晚期开始，成都平原三星堆、十二桥文化的传统出现了断裂，中原和楚地的文化因素传入，改变了成都平原原有的文化面貌。如此，中原和楚地的文化因素是如何进入成都平原的，这就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成都平原受北方秦地的影响还不明显，外来文化只可能从东边传入。过去在川东发现不少东周时期的墓葬，它们大多被认为是巴人墓。其中较为集中且出土较多青铜容器的墓葬见于云阳李家坝、万州大坪、涪陵小田溪和巴县冬笋坝。

李家坝墓地的墓葬数量较多，从葬具和随葬品看有不同等级。据发掘简报，有的墓葬时代或可早到春秋晚期。李家坝墓葬也出土铜鼎、壶、敦、盒，但数量少，形制简单，素面，与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楚式或中原式铜器有所不同。大坪墓地出土的青铜容器不多，既有鍪和釜甑，也有鼎、盒、壶。但铜器同样是数量少、形制简单、素面，且出土鼎、盒、壶的几座墓时代都被定为战国中期。小田溪墓地共报道过五批资料，墓葬中的铜容器也明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釜、甑、鍪，一类为制作精致的错银铜壶、嵌绿松石鸟形尊和错金银钟等。一般认为小田溪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晚期，或认为是秦灭巴蜀以后的巴人贵族墓。巴县冬笋坝船棺墓的青铜容器主要是釜、甑、鍪，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因素并不明显。相比之下，成都平原与罗家坝的青铜器最为接近。

罗家坝楚式和中原式青铜器的年代主要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为我们探讨成都平原的外来铜器提供了重要线索。罗家坝出土的最能体现与成都平原的联系的铜器，即为镶嵌纹铜器。罗家坝M33的盖豆，盖上镶嵌乐宴、武舞和弋射图，腹部为水陆攻战图，圈足上有采桑和狩猎图。这些内容与百花潭铜壶相同。M2出土1件壶，腹部上、下各镶嵌四组狩猎纹，各组之间用花卉纹和棱形纹相隔，纹饰布局和内容均与唐山贾各庄镶嵌纹铜壶相同。成都文庙西街M1所出铜壶的腹部也用带花卉纹的条带纹分隔出八个单元，只不过八个单元内为铸造的蟠螭纹。除镶嵌纹铜器外，还有一些器形或纹饰在四川地区仅见于罗家坝和成都平原，可比性很强。如罗家坝M33出土1件高柄豆，腹上的兽纹与绵竹墓铜方壶和盖豆上的兽纹相近。M33出土的簠，器表遍饰蟠螭纹，与成都文庙西街M1所出簠相同。M33的镂空器座也与文庙西街M1的器座相近。簠与器座目前在四川地区仅发现这几例。罗家坝墓葬出土的其他楚式或中原式铜器，包括鼎、敦、壶、缶、罍、甗、豆等，在成都平原同时期或稍晚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并基本都见于新都大墓和绵竹船棺墓中（图六）。两地的这些铜器大都可以相对比。

无论是在罗家坝、川东还是在成都平原，中原或楚文化风格的铜器只见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中，它们通常与釜、甑、鍪这套铜容器共出，而规模较小的墓虽然有铜釜、甑、鍪、兵器与工具，但却没有中原或楚式铜器。这一特点见于上述墓例，以及什邡城关47等重要墓地中。显然，源于中原或楚地的青铜器在四川地区的墓葬中具有更多指示等级的意义。

由上文的比较和分析可见中原、长江中游、罗家坝和成都平原之间的联系。罗家坝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成都平原东周时期的文化变革有了更多认识，其重要意义也因此得以进一步显现。

不仅如此，罗家坝墓葬的意义还在于它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铜釜、甑、鍪、尖底盒、柳叶形剑、三角援戈、弧刃钺、矛、斧、削刀、凿、印章、饰件等，这些习惯上所称的“巴蜀青铜器”，以及铜兵器、印章等上的“巴蜀符号”，过去以成都平原发现较多，时代也较早。但由于罗家坝的发现，我们现在知道它们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也已出现于川东。如此，这些“巴蜀青铜器”是如何产生和流传开来的？另外，罗家坝北部为大巴山，东面和南面距峡江地区还有一定距离，西与成都平原之间相隔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区，因此，罗家坝如何沟通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和中原？这些重要问题，关乎我们对巴蜀文化的深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