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全国政协医卫组委员联组讨论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协和医院肝胆外科著名医生、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同志拿出一本震惊欧洲医学界的真相著作《无效的医疗》说：

     很多药不是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在做；很多手术会使病人更痛苦，却也在做。这是现在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黄洁夫同志说：“我是肝胆外科的，在临床上，很多小的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肝上的血管瘤对人是无害的，70%的胆囊结石是无症状的，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但是现在只要进了医院，一般都要你去做手术”。

《无效的医疗》是德国医生尤格?布来克所著。这本书给我们上了关于医疗领域触目惊心的一课，我们绝对有必要了解更多的医学病理知识，来应对医生带给我们的不真实信息。出身医生的布来克勇敢的揭开了医疗领域的“灰色面纱”。他在书中揭示了的医疗领域的种种“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常常无情的侵害着无助的患者和家属，在欧美，一些不透明、不清晰的治疗方法渐渐被民众所怀疑和屏弃。

为什么医疗开销越大，我们对健康的担心却越重？  为什么医生总是建议用昂贵的药品、甚至让患者接受那些医生本人不会选择的手术？    在医药界，用药、诊断和治疗的根据，常常不是医学的合理性，而是经济利益、疏忽乃至缪误。当医生自己生病的时候，他们常常不会服用那些他们开给普通人的药，或者动他们劝病人们接受的手术。  医疗在某种程度上的欺骗性，原因之一是基于医药相关行业的经济利益，而普通大众对医疗知识的匮乏，对现代医药的盲从和迷信也助长了这种现象。     

     西医在过去200年来，在关键性的时刻，曾经解救过不少人的生命，但是，今日在本书作者眼中，不少医疗措施根本是无效的！    翻开《无效的医疗》这本书，我们所看到的不是触目惊心，而是司空见惯的麻木与蒙蔽。这倒不是说现代医疗在一心一意地欺骗着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而是反映了包括医疗系统、患者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于医疗一厢情愿的痴迷。当然，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这是怎样一种无效，甚至是无望的痴迷。

     早在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呼吁21世纪全球人类必将发展的有四大医学：自然疗法、传统医学(如中医)、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即西医)。然而现今说到治疗，若不采用西医，就是未接受治疗，彷佛西医成了唯一的医学。

       现代医学也已经渐渐与西医画上了等号，对抗性治疗也几乎成为面对疾病时医生与患者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案。凭借着现代化的手术室和复杂的生化试验、药品开发，医生们开始忘却、甚至嘲笑起了那些古老的医学理论和实践。自以为是的探索，增加了整个社会为医疗体系运行支付的成本。而这些投入最终只被用作完善那个已经失效的体制和治疗方式。

       问题远不止这些。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很难区别，疾病的治愈究竟是身体自我康复的结果，还是成罐的药品和外科手术的作用。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哗众取宠，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医学中众多改善人类健康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这里要探讨的是那些毫无效用的医疗方式为何得以滋生。其中一些治疗手段，甚至在某些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掀起了流行风潮。当医院为昂贵而无效的医疗设备心痛时，并没有更多的动力促使他们认识到改善医疗手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与此对应的是经济利益对医院、制药业带来的持久的刺激，仿佛一剂永不消褪的兴奋剂。在经营目的的促动下，医院的虚荣与自满无休止地膨胀，与之而来的只能是无效医疗方式积累的一次又一次教训——当然，每每提及他们仍会以介绍经验的方式向患者解释，这种解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欺骗。

       如果你认为切除和缝合你身体的某一部分有利于你的健康，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任何一个医生都清楚，那不过是挽救生命的一种尝试。但是今天，即使这样的尝试也时常以无效告终。你或许早就听过，扁桃体和阑尾切除了也无甚大碍的观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人类如何携带着毫无作用的器官完成进化？你或许一直以为体检中使用X光或者B超检查可以进一步防止身体内在的病变。可你是否想过，一张模糊的幻灯片或图像，能提供的信息并不会比简单的检查更多？

        医疗的无效已经远远不是某些治疗手段的失败那么简单了。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可能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毕竟自然科学的探索中，总要面对可能失败的风险。医疗的问题在于，一些无效的手段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被纳入制度。许多国家的医疗制度，并没有提出摒弃这些手段的方式，反而为无效的医疗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尤格·布莱克在此书的自序中说到 人得到的信息越少，接受治疗的情况也就越频繁。我是从医疗界那里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他们的谈话、信件以及亲切的指点，使我了解到过度医疗的情况。由于体制的缘故，人们置身于对自己并无裨益的医疗程序中。见到我这几行文字的读者们，你们若不是曾经历无谓的治疗，将来也会有此遭遇。

       需要声明的是，我也知道医疗的不少好处，当然我对此也有需求。不过，为了医疗所提供的这些好处而对坏处视而不见，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我在本书所呈现的研究结果，主要得自医生本身。我从他们那里所分享到的主要观点就是，假使医学能够克服它的缺陷，就能更上一层楼。此外，以更合乎实际的观点来看医学，也是一帖治疗过高期待的处方。在许多情况下，每个人可以为自己健康所做的事，比现代医学所能提供的还要多。

        社会的高龄化不可避免地迫使我们在运用医疗资源时保持谨慎。在德国的人口中，百岁人瑞的数量是成长最快的；预计到了2050年，60岁以上者将占全德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的发展也带来一个偌大的契机：改善对个人的医疗措施。医疗中的多余、无谓与浪费，我们不仅不能、而且也不愿再承担下去了。药物和治疗的分配并不需要这么你争我夺。这就是本书要报出的佳音：如果人们能够得到更充分的信息，对医疗措施的仰赖就会更少。

        在患者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很难区别，疾病的治愈究竟是成堆的药品和外科手术的作用，还是身体自我康复的结果。全世界25000种医学刊物，每年发表200万篇医学论文，但其中70%研究结果都不公之于众——因为这些论文反映的是现代医疗的负面和弊端，是医疗界的“雷区”，一旦公布对医疗机构非常不利。这是一个谎言，很多时候，它欺骗了生命，更多时候，它自欺欺人。从整形外科的神话，到心脏手术的误导；从无奈的腰痛，到以痛苦出名的化疗，都令人忧虑。人们知道的信息越少，接受治疗的情况也就越频繁，未知会带来恐惧。
      10多年前，有一种“心脏激光手术”，是在跳动的心脏上烧灼出20—30个小洞，让血管得以再生来改善心肌供氧，这项手术的创立者是瑞士克劳茨林心脏外科医学中心首席医生迪克.马斯,这项手术在欧洲曾经疯狂的盛行,后来经英国专家反复论证,此项手术并没有比仅仅服药的患者有更高的生存率,但手术费用却非常之高。

        “心脏旁路手术”后来也被证明,术后弊端百出，生存率仍然低于没有做手术的患者。而“心脏支架手术”的状况就更令人担忧了，德国莱比锡医院的外科专家做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验，他们将100位冠状动脉狭窄达到75%的患者分成两组，一组手术，另一组不手术每天锻炼身体，一年后，手术组的康复率70%，而没有做手术组的康复率却达到88%。像这样的实验结果和数据，医疗机构是极不情愿公布于众的，因为心脏手术带来的高额收入是医院和外科医生都无法抵御的“诱惑”，从医的职业道德在强大的利润面前摇摇欲坠。
     中国曾有个35岁男性病例，一天他心脏稍感不适，来医院就医，医生们发觉此患者有较强经济实力，于是兴趣油生，后来在治疗过程当中居然给他心脏植入17个支架，使他终于无力支撑如此“优厚的治疗”撒手人寰。没有高尚品格和信仰，当了医生就是对这个神圣职业的亵渎。患者把人类最为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这个“神圣的人”，而这个人却对患者的生命不屑一顾。
         “椎间盘切除术”已被证实有四成是失败的，甚至术后病情恶化的达到了12%，英国在一次外科医生研讨会上，研究人员对220位整形外科医生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220位医生没有一位愿意因腰痛而接受手术治疗的。即便像腰间盘突出这样的“顽症”其实也都可以凭自身慢慢恢复，英国的柯拉马医生强调脊背本身有惊人的自愈能力，免疫系统的细胞会将从椎间盘脱位的物质视为异物，通过酵素加以溶解，这就是自愈作用，但这需要一些时间。医生永远也不会这样告诉患者，医生会说这种病永远不可逆转，就像高血压和糖尿病所谓的“永不治愈”。
         就大部分背痛者而言，最好的办法或许简单明了—— 什么都不要做。
      波鸿大学整形外科专家柯拉马就建议饱受折磨的患者（在与医生探讨后）尽可能保持正常生活方式。只要过两个月，就会有九成患者明显改善。一年后有所改善者可达99%。柯拉马认为：“大家应该提防，不要让患者因多余的手术留下顽疾”。一旦用核磁共振摄影检查，连不会有尾骨痛的人也会缺陷毕露：正常人约三分之二的人有椎间盘突出，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有断裂，乍一听多可怕！
        腰和背部这种混乱不明的状况助长了缺陷诊断及多余的手术。曾有放射线人员和整形外科医生在一项典型研究中提供X光片及电脑断层摄影，供脊椎医生们判断。这些医生认为当中有超过三成的病例显示若干病理变化，因此提议进行手术。不过他们被耍了：这些照片其实都来自身体健全的学生。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狄欧教授对于这种“尾骨诊断术”的流行感到十分惊讶。缺乏效果的治疗方案，也可能由于人体天然的自愈能力而得到莫名的认同与名气。若干病症其实倾向于自发消退，所以实际上是靠人体自然恢复的。感冒时，找好医生是7天康复，不找医生是一个星期，遇到不好的医生则需要拖延了。即使患者因为这种自愈力病情得以改善，但他们自己和医生还是会将这种好转归功于医疗措施。例如关节炎，在进行治疗的病患当中，约有35％的关节炎患者不管做了什么，都会自动康复。
      戴听诊器的某位人士的关切和抚慰、吞服五颜六色的胶囊，以及手术前准备工作带来的心安，都可能使患者的健康大为改善。这种医疗的暗示力量在巴金森氏症患者上尤为明显。神经外科医生在该患者面前假装进行手术，轻轻刮动其头皮，经过这种假手术的巴金森氏症患者就真的感到病情好转。只服用（实际并无药效的）安慰剂的心血管患者，其死亡率就真的比未吞服安慰剂的对照组患者还来得低。安慰效应的发生，可说是因为它唤起人体的自愈力：人一旦开始感到需要帮助，可能就启动了自身的康复能力，以及类似药物引起的生化反应。另外，在负面的预期下，也可能出现负面的效应。
     在美国全国医院开列的处方当中，约有三分之一纯属安慰剂；根据在以色列的问卷调查，有6成的受访医生和护理师刻意开列安慰剂作处方。在医疗领域，有一种骗术是所谓的假研发。操作方式是药品研究人员直接仿制对手的上市药物。尽管化学成分的些许改变不会带来明显的额外效果，但已足以构成申请专利的条件，从而以昂贵的垄断价格和新型制剂的姿态上市。这种欺骗伎俩是多么的可耻。
      在重视权威的医疗界和临床研究中，往往要等到诈欺大师过世后，其咒语才得以解除。世界卫生组织明列为不可缺少的药品种类仅仅325项；其中有9成以上能够可靠地用来诊疗且没有什么危险。然而仅德国就有50000种成药充斥在市场上。患者在看病过程中，真正的“实话”,医生往往不见得与患者透露，但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每个患者的“最佳治疗”办法。只是这个“最佳治疗”若失去利润，医生就会将其弃之一旁，然后生动的对患者和家属讲解他的“权威方案”。
      曾有位医生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在消化科上班的第一天，他们科室要完成的一个指标还没完成，快要下班的时候来了一个患心血管病的农民因为挂错号找到了他，但是他当天一个病人都没有接，因此当时就违背良心给这位农民看病给开了药，病人抓药再回来问他时，他觉得内心实在过意不去。他就告诉这位农民再去挂一个心血管的号，那个农民突然哭道“我钱都用光了,再无钱拿药”，这位医生顿时沉默无语，后来他说道，他当时有一种坐台的感觉，从此告别了医院，再不想做医生。
     很多患者病初时病症往往非常微小，但经医生对病情的过度“渲染”，患者不得不做较大的检查治疗，结果带来了健康的组织器官的病理性转变，健康受到摧残,患者直到最后都不知自己做了医生的“忠实提款机”。痔疾乃是一种受到渲染的病症，通常是被设想出来的，因受到错误的治疗而导致“无病而发”或恶化。 这些“肛门治疗专家”通常只是让病情更加情雪上加霜，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来“讨价”病情。
        在癌症的诊疗上，人们通常更显恐慌，更是希望能用生命中最后的力气抓住一棵救命稻草，而医生们在这上面却能赚来更丰厚稳妥的钱。癌症在检查中，只要组织切片的间距足够紧密，恐怕每个腺体都能筛检出肿瘤，即使不是100%的机率也差不多。只要他们以更精细的检验标准进行观察，就能证实一个人耐人寻味的现象 ：癌细胞存在于绝大部分人的身体某角落——即使你的身体处在最佳状态也是如此。
        哈佛医学院的朱达.福克曼和拉格哈.卡卢里指出：“大部分人都有些许肿瘤而不自知。”几乎所有年长者体内都会有若干肿瘤，且只有极少数才具危险；而使事情复杂化的正是这种肿瘤特性。早期发现固然给一些人带来康复，但若干多余诊疗也为人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和损害，这种措施的利弊得失目前在医学界还是众说纷纭。
       癌症并不像医生说的那么可怕，即便晚期的癌症都有很多保持稳定不发的，只要不去轻易“打搅”癌肿与免疫系统的“平衡对峙”状态。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其实非常坚韧“顽强”，有研究资料显示正常人每天体内都会有500—800个癌细胞产生，但全部都会被人体效应B细胞产生的抗体“处决”。每个细胞都有原癌基因，要是有一个原癌基因被激活就可能产生癌细胞。
        日内瓦大学的医学教授——黄又彭，他是同盟会成员黄兴的孙子。十多年前的一个实验使他颇有感触，他曾主持解剖了一百多具尸体，惊奇地发现它们体内都有癌细胞存在，但又都不是死于癌症。他后来研究发现，在每个人的生命周期里，癌细胞生长到危险的“临界峰值”时刻都会出现6至10次，但大部分的人都能转危为安。一天当中即使人体癌细胞达到4000，也都能被免疫系统全部解决掉，如果一旦发现有症状了，那时的癌细胞你可知道有多少了 ——至少10亿。但这又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即便那时，也已形成了各路免疫细胞对癌肿的“围困态势”，这种平衡靠的是免疫系统不停的“吃”，直到体质增强后癌细胞生长无力为止。人体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分裂繁殖，分裂过程难免产生变异细胞，人体细胞分裂数量之多非常惊人，变异细胞也几乎天天都可能产生。因为有遗传就有变异。但人体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有机整体，体内有无数的免疫细胞如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这些免疫细胞如体内的“巡逻兵”，每天无时无刻不在体内巡逻，发现有敌人（即变异细胞）立刻消灭（采取细胞免疫和液体免疫方式），以保证身体的正常状态。
          医生对病情的过度渲染实则是为了口袋里的利润，某些医生极不情愿为患者开出“有效平价”的治疗方案，放掉利润的医生等于是做了“无用功”，无良医生追求的是治疗利润的“最大化”，而对于患者的康复他们本无兴趣。对于化疗，20世纪90年代初，亚培尔医生就开始揭开这方面的疮疤。这位学者费时一年，整理数千件关于化疗的出版物。他语出惊人地表示：“就大部分肿瘤而言，都不存在明显证据能说明化疗（尤其是日益普遍的高剂量治疗）可延长寿命或改变生活品质。”
　　知名肿瘤学者们都同意以下断言：化疗的推广并不具有遏制作用。或许正因医生们不愿意明白地告诉患者，自己对他们的癌症已束手无策，所以化疗才变成医疗的信条乃至教条。较典型的像是一些病患资讯中所刊载的句子：“新型药物的进一步研发能为肿瘤化疗效果带来持续改良。”
       这种所谓一切都能不断改进的印象也在公共舆论中不断强化；医生们口中的症状缓解，患者则理解成延长生命。这样的信条使医生和病人双方皆大欢喜，因为它替所有人保留了希望。妇科医生贾格尔指出：“医生很高兴能提供某些东西，患者也很乐意获得某些东西，而整个医疗产业也“不言自明”且乐在其中。”
        在妇科病中子宫最常见的切除理由是出现肿瘤。这种绝大多数良性的子宫肌瘤，会在两到三成的妇女身上出现。它通常不会引起痛感，不会被察觉。雌激素（女性荷尔蒙）会助长这种肌瘤。更年期女性身体的雌激素分泌会减少，于是肌瘤就会停止生长，甚至会萎缩。穆勒医生指出，这种正常、良好的自然过程却被药厂推广的荷尔蒙补充疗法中断。“雌激素若持续供应，肌瘤就继续生长，增大到一定大小后，由于疼痛和对临近组织的影响，手术切除子宫也在所难免。”
     无效的医疗就靠这种方法开发需求：将更年期过程转化为需要治疗的状态，雌激素治疗提高了子宫切除术的需求。手术量的尽可能增加正是外科医生的意向所在。
       在2000年，以色列曾发生了一件非常蹊跷的事件。在当年春天，以色列全国大部分医院医生举行罢工，持续数星期之久，医院中的数十万项检查停罢，数万台手术延期或取消。除了急诊、透析、癌症病房、妇产科、儿科之外，其余全部停珍。人们生病要么去找家庭医生，要么干脆待在家里。在对以色列最大的殡葬业的调查显示，这次罢工的结果是：几乎全国各地的死亡率都明显降低了！《英国医学周刊》认为，以色列的这次全国性医生罢工“对健康或许是有益的

　　　人的一生难免会看很多病，难免要去医院，健康是我们自己的权利，更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医生只是我们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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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无效的医疗》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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