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图片综合自网络，仅供交流与学习

编辑 | 一枚90后老阿姨

________

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过去……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朱自清

日子一天天走，时间一年年过。2018年，又是新的一年。

现如今，我们靠的是朋友圈的新年祝福、商场前的“倒计时”焰火、家人老友的年末聚餐来提醒自己——又过了一年，我们又大了一岁。

但在不久之前，我们是用“手撕挂历”的方式，来迎接新年的。

在挂历风靡全国的时代，挂历的模样就是中国的模样。

20世纪初

________

中国传统上使用干支纪年和王朝纪年，日历为“黄历”（王朝时代，多为“皇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有皇家才使用日历，私人不准印制。

直到1912年，孙中山通电全国开始使用公历纪元法，同时使用中华民国纪年。

图为民国初年的月份牌，当时的月份牌兼具挂历和广告功能。

月份牌诞生于清末，内容多美女，并风行整个民国时代。

其间，诞生了诸如郑曼陀、杭穉英等著名月份牌画家，很多演员包括胡蝶、陈云裳等人都曾登上月份牌代言。

1949年后，月份牌画基本消失。但是，其主要的绘画表现形式却被保留下来。

图为20世纪30年代的月份牌广告画。

解放后，一批月份牌画家如李慕白、金雪尘、金梅生等受聘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培养年轻一代画家，将著名的擦笔水彩技法运用于年画、宣传画的创作中。

20世纪50年代

________

1950年代，建国伊始。代表选举、人民公社、劳动模范、文化学习等内容便出现在挂历上。同时，挂历也担负着外宣和外交功能。

例如1954年，中央委派上海市制作了5000本挂历，印有黄果树瀑布、漓江等风光，送给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际友人。

图为上世纪50年代的挂历。

图为1950年代的挂历。

20世纪60年代

________

到了60年代，文革开始。挂历上便出现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等内容。

图为1968年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日历，每一页上面都印有一句毛泽东诗词，封面题字为“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文革的前几年，毛泽东是挂历上的主角。

图为1969年的毛泽东头像日历，中间一行字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20世纪70年代

________

到了70年代，挂历上除了毛泽东，也出现了人们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习毛主席语录、样板戏经典镜头、英雄模范事迹、丰收场景等内容。

图为文革期间和文革后的挂历。

20世纪80年代

________

文革的日历翻过，时光流转到单纯、自由、热烈、积极向上、拥有众多正面词汇、被今人无限向往和怀念的80年代。

挂历上的面孔，无论男女，都充满了自信、阳光和青春的朝气。当红的电影明星们，更是当仁不让地登上了挂历的封面。

图为1981年，挂历上的斯琴高娃、陈冲和刘晓庆。

那时候，常在挂历上出现的刘晓庆、陈冲、李秀明、龚雪、张瑜、潘虹等人是一代少年心中的女神。

1980年张瑜在电影《庐山恋》中“一吻成名”。而在1981年还是电影新秀的陈冲，到了1987年，凭借《末代皇帝》成为好莱坞巨星。

图中左为陈冲，右为张瑜。

80年代末，中国的挂历上又增加了两位大明星，她们是巩俐和史可。

巩俐在1987年主演张艺谋电影《红高粱》一战成名，此后一发不可收，成长为国际巨星。史可1988年出道，1989年登上经典老牌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封面。

图中左为史可，右为巩俐。

除了大陆明星，八九十年代，港台明星也频繁亮相在中国挂历上。

人们哼着着邓丽君、罗大佑的歌，看着刘德华、张曼玉的电影，同学之间互赠周慧敏、关之琳的卡片，如饥似渴地吸收港台文化。

图为90年代的挂历，左为张曼玉，右为关之琳。

在一众明星的引领之下，八十年代的挂历市场非常繁荣。同时，一些人也对以女人像占据市场主体的审美倾向提出了质疑。

图为1981年，街头围观挂历的人们。

挂历上也屡屡出现外国明星的面孔，梦露、索菲亚·罗兰都曾出现在80年代的挂历上。

图为1989年春节前，小贩在江哈尔滨街头叫卖泳装挂历。

挂历常用于家庭装饰，有的偏僻的地方甚至将挂历一页一页撕下来贴在墙上。挂历也是岁末的重要礼品，有的单位将其作为职工福利。年底送挂历成为一种人情交际，有的人家可以收到一大摞，多得其中有些从未打开过。

图为1980年代初，广东一个普通家庭室内。

挂历也成为领导岁末慰问时不可少的礼物。

图为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右）1982年大年初一看望北京市四季青公社西山果树三队社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王凤芹时，向她和她的丈夫赠送挂历。

20世纪90年代

________

进入90年代，挂历市场依然以美女形象为主。

有的挂历生产厂家为了扩大销售，使用的女性照片尺度比较大。这引起相关部门的不满并对市场进行了整治。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女性“三点式”挂历必须是在体育场范围内摄制。

图为1990年的街头挂历市场。

根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员工回忆，90年代初一本挂历印数30至50万本，年利润达800万元。如此高利润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引发“挂历大战”，曾登上1990年12月的《新闻联播》。

图为1990年12月，北京甘家口商场附近摆起“挂历长廊”。

即使在信息相对闭塞的藏区，挂历也拥有市场。

图为1993年藏历水鸡年（公历2月22日）前，西藏山南地区泽当镇，几位来自曲松县农村的藏族姑娘被挂历摊上的泳装美女所吸引。

允许公款购买挂历成为挂历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

图为1992年底，为纪念次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出版的毛泽东生活肖像挂历亮相商场，成为当年销售热点。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挂历逐渐风光不在，这跟政府下令禁止公款购买关系巨大。1996年，北京市就下令禁止公款买挂历。2013年，在“禁公令”、“禁奢令”重击下，温州苍南10亿产值台挂历行业遭遇阵痛。

图为1993年，北京官园。

挂历行业能否华丽转身，还是未知数。但日子依然流水一般地逝去，无论挂历的模样如何改变，无论你翻或不翻那一页。

也许该像朱自清一样发问：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图为1992年12月，北京城乡纸张经销部推出买10送12的办法，但买者依然寥寥。

你家买过挂历吗？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张？

编辑丨小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