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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汪涵称“现在很多孩子只会说普通话和英文了，我觉得很可惜”

文 | 谌旭彬

知名主持人汪涵自掏500万保护方言，一句“普通话让你走的更远，方言让你记住你的根在哪里”，击中了很多人的乡愁，“保护方言”的呼声获得了广泛的共鸣。

这些共鸣之声里，编制方言辞典、录制方言音像资料，筹办方言博物馆，均属于“保护方言”的应有之义。但另外一些共鸣之声，比如“将方言纳入学校教育”、“要让孩子们学会说方言”……则已走上了“推广方言”的歧路。试举两例言之：

案例一

大陆推广“壮文”惨败

1954年，政务院批准了《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报告》，决定帮助那些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或通用文字的民族，创造或择定一种适用的拼音/字母文字；并责成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等相关机构，先“订出在一两个民族中创立文字的具体方案，开始在一两个民族中逐步试行。”①

显然，这是一项非常有助于“保护方言”的政策。方言的生命力，固然主要取决于使用人数的多寡，也与有无文字作为“载体”关系甚大。无文字只靠口口相传的“方言”，传承性显然不如有文字、有教材、能够进入学校教育体系的“方言”。事实上，在中国出台上述政策之前，基于“每个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这样一种理念，苏联已经“为40个只有语言而没文字的少数民族设计了文字，编了语法和字典”。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下，至1956年底，中国南方创制出了壮文、布依文、彝文、苗文等共计7种拉丁字母文字；北方采用斯拉夫字母，也创制了一种达斡尔文字——当时，亦正在进行以“拉丁化拼音”为方向的汉字改革，其终极目标是废弃方块汉字，实现汉语的字母化。

具体以“壮文”为例。广西历史上曾有过仿汉字的“土俗字”，属于方块文字，各地区不统一；新制的统一壮文，则属于拉丁字母文字。1955年10月份，“在苏联顾问（谢尔久琴柯）的帮助下……确定了广西壮文的基础方言和标准语音。”③新壮文“决定选择……壮语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靠近首府南宁、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武鸣县双桥乡的壮语为标准音”。④1957年，新壮文获国务院批准通过，正式推行。

此后60年间，政策上对壮文的扶植颇多。1957-1966年间，“壮文扫盲”290万人，52个壮族聚居县建立了壮文工作机构和壮文学校，培训壮文骨干超过64000人。编译出版壮文图书430种1044万册，出版《壮文报》1028期。《人民画报》、《民族画报》出版了壮文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有壮文广播，民族出版社设有壮文编辑室。广西各级机关单位的公章、牌匾及公共场所的路标、站牌，均使用壮、汉两种文字书写。1980年后，上述扶植政策再度复苏，对50年代创制的壮文也略有修订。许多壮族地区小学推行“以壮为主、壮汉结合”的双语教学、广西电视台、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每天都有“壮语新闻”、“壮语广播讲座学校”等节目；广西民族大学开设有壮语文本科、研究生专业，中央民族大学亦设有招收壮语文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专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人民币上一直印有壮文。⑤

如此这般的推广力度，其结果如何呢？1998年，广西语委组织了一次全省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于2000年底完成数据的录入、整理工作。共计抽样调查户数13596户，覆盖90个市县956个街道/乡镇。结果显示：

“除个别少数民族如彝族外，广西的少数民族传统上都是使用汉字，所以尽管上世纪50年代后国家为广西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创制了文字，但应用还是很有限。以壮文为例，调查材料中懂壮文的仅有127人，其中壮族97人，只占调查材料中壮族人数的2.35％(本次抽样调查的人户主[一户一人]调查对象共13596人，汉族占43.3％，壮族占30.3％)。而懂壮文的人中会读会写的又只有44人，多数还是会读不会写。而经常写的仅有6人，有时写的也只有19人。认为壮文将来会有很大发展的只有6人，认为有局部发展的有18人，人数都非常少。”⑥

调查提供了一组很奇特的数据：被调查的壮族人中超过90%仍在使用作为方言的“壮语”；但却只有2.35%的人懂得“壮文”；同时，92.9%的被调查者（包括汉、壮及其他民族）认为中小学教学最好使用“普通话”。

显然，包括“进入学校”在内的对壮文的强力推广，是失败的。

图：第五套人民币上的壮文，D处：“Cunghgoz Yinzminz Yinzhangz It bak Maenz”（中国人民银行一元）

案例二

新加坡废方言推“华语”很成功

1979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起了一场“讲华语运动”，其目标是以“华语”（近似于大陆的普通话）取代盛行于新加坡的包括福建话、广东话等在内的各种“方言”。

为什么要这样做？李光耀如此解释：

“1979年，我56岁那年，为了推动讲华语运动，鼓励新加坡人放弃方言，把华语说好，我以身作则，放弃20年来说的一口流利的福建话，这对于一个深明方言是赢得选票武器的我来说，是一项痛苦的抉择，但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看清了方言只是地方性的语言，它有很大的局限。……在我们这个迅速发展的社会里，如果还迷恋方言的‘亲切感’，那是很不明智的。假设我继续以福建话保住我的政治资本，让新加坡人到今天还说方言，新加坡今天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我不敢想象。当科技进步，交通工具和通信器材越来越发达，世界越变越小的时候，人类其实需要越来越少种类的语言，每个国家都在减少需要学习语言种类的数目。……我早在30年前就已经看清方言是种‘穷途末路’的语言，它绝不是时代的对手。”⑦

新加坡是一个讲“福建话”的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也是一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为什么不让新加坡的华人，直接以“福建话”或者英语为统一语言呢？

针对“福建话”，李光耀的解释是：

“很多人对我说，既然英文是新加坡人谋生的用语，中国福建话是新加坡人的生活语言，我为何不就顺其自然，让中国福建话像中国香港的广东话，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呢？而事实上，自战后，中国福建话已经逐渐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通语。但是，它不像中国香港的广东话，水平很高，整个中国香港讲的只是广东话一种方言，我们却是讲12种方言混杂在一起的福建话。香港人在学校用广东话读书、游戏、开会、辩论、创作。如果我们的福建话有中国香港广东话那样的水平，也许任由它留下来是一个选择，因为那是高水平的语言，可是，新加坡的福建话却是粗俗的，是没有文字的。新加坡华人要发展，必须选择一种有价值、高素质的语言。”“我绝不要……让一种难懂的福建话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让它干扰我们努力推行的双语教育，让它分裂新加坡的华人社群。”

针对英语，李光耀的解释是：

“我们永远无法使英语成为最底层人民的日常用语，我们只有努力推广华语，使这些人所掌握的唯一语言是有文字的华语而不是没有文字的方言，尽量不成为文盲，这是推广讲华语运动的目的。”⑧

为了让民众学习“华语”，新加坡政府软硬兼施，采取了很多强制、半强制性政策。比如，要求华族公务员在柜台与华族公众接触时，须用华语交流，40岁以下不会说华语的公众，其事务只能留待最后被受理；华族公务员必须华语口试及格才能被擢升；禁止电视台播出方言广告，淘汰所有方言节目，打造纯华语频道，粤语热播剧如《倚天屠龙记》须配音成华语才能播出……

强制推广“华语”10余年后，一种华语圈里的新方言——混杂了马来语、方言和英语的“新加坡华语”——逐渐有了成型的趋势。有些人认为这是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的结晶，应该保护。但李光耀不这么看：

“这对语言学者来说也许很有趣，但对社会发展没有丝毫价值。我们学英语是为了沟通，为了让世界了解我们，也为了让我们了解世界，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别语言？华语也一样。我们应该尽量达到标准的水平，让所有的人，不管是在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还是在美国的华人都听得懂，而不是保留一种只有新加坡人才听得懂的语言。我不明白我们的华语为什么要标新立异？除非我们像美国，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才有说美式英语的条件。我们人口只有300万，没有必要编自己的华文词典。我们如果说除了新加坡人以外没有人能听得懂的新加坡式华语，好像说‘暗语’那样，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当然要净化华语，要学一种能让13亿多中国人以及全世界华人都听得懂的华语。”⑨

不过，重视“华语”，并不意味着“华语”在新加坡的地位与英语并驾齐驱，甚至高于英语。尽管李光耀声称“华语运动”的使命“是通过华语来保存和传播（中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加强华族新加坡人的认同”，但他同时也强调，如果认为这项运动“是要用华语来取代英语”，那绝对是一种误解：

“英语是我们谋求生存、温饱、发展的语言，我们不会放弃英语而以华语取代它。”“只要英文继续是新加坡学校的第一语文，无论新加坡人说多少华语，英语永远比华语更重要。我们的小学教学70%的时间用英语，中学教学80%的时间用英语，大学教学100%用英语，这是不会变的。”⑩

事实上，新加坡的华语教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语、文分离”，拼音的学习高度优先于汉字的书写，很多华人口语流利，但书写能力严重不足。在一些中国“汉语教育学者”眼中，这是新加坡华语教学的一大缺陷；但这种“缺陷”，恰是新加坡当局的政策引导的直接结果。

晚年的李光耀，对新加坡讲华语的家庭越来越少深感忧虑，但总体而言，其消灭方言、扶植华语、但又不妨害英语作为第一语文地位的政策，可以说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图：邓小平会见李光耀

方言可以保护，但不应推广

尤其不应该进入学校戕害儿童

大陆推行“壮文教育”失败，李光耀推广“华语教育”成功，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

壮族的“壮语”，相对于第一语文普通话，可以说是一种方言；新加坡的“华语”与马来语、泰米尔语并列为官方语言，但相对于同为官方语言的第一语文英语，也仍可以说是一种“方言”（并非华人外的其他族群的通用语言）。

新加坡在六十年代选择以英语为第一语文，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华语政治/经济圈”过于逼仄；为生存计，新加坡必须融入“英语政治/经济圈”（英语能消融国内族群矛盾，也是主要原因之一）。（11）1998-2000年的调查，显示广西地区绝大部分的壮族，仍希望中小学教育最好使用“普通话”，也与“壮语经济圈”规模有限有关；为生存计，最好的选择是融入“汉语经济圈”。

李光耀消灭新加坡的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代之以新的来自中国北方的“华语”，相当于在新加坡创造了一种新的“统一方言”。新“方言”消除了新加坡华人内部沟通中的许多隔阂，故能成功普及。但对广阔的“英语政治/经济圈”而言，这种“方言”意义并不大，故新加坡政府亦只将推广的重点落在口语训练，对文字书写则不予重视。大陆创造并努力推行“壮文”，则恰颠倒了重点——“壮语”作为一种壮族地区“通用方言”（尚有南北之分），已足可支持内部交流，而学习“壮文”对融入“汉语经济圈”并无意义——最终落得仅剩2.35%的壮族人懂得“壮文”，实是情理中的事情。

1980年，新加坡讲华语的家庭只有26%，到1988年，这个数据达到了69%。这样的增幅，除了当局的推广之外，显然也与“汉语经济圈”的崛起有关——李光耀明言：“直到中国经济崛起，向新加坡英文教育者证明通晓华语是有经济价值的，他们才知道学习华语的重要性”。进入90年代，新加坡以华语为主要用语的家庭数量开始骤减，1998年只有56%，到2009年只剩下40%。相反，以英语为主要家庭语言的比例，则从1990年的26%上升到了2010年的60%。面对这种时代变迁引致的升降变化，即便是李光耀，也已承认自己无能为力。（12）

综上，简言之：

1、“保护方言”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们记录下来，存入博物馆。

2、不要去“推广方言”。

方言之所以成为方言，正在于其竞争力不如主流语言。面对强势的“汉语经济圈”，一千余万人使用的“壮语”尚且无法实现文字的普及；面对强势的“英语政治/经济/文化圈”，七成以上人口系华人的新加坡，尚且无法让多数家庭采用“华语”为家庭主要交流语言，更遑论其他只在本县、本镇、本乡流传的更弱势的方言。而真正有生命力的“方言”如粤语，亦毋需推广，自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成为区域内的主流语言。

3、方言进学校，满足的只是上一代人的“乡愁”，对孩子而言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戕害。

无论课堂之上，还是课堂之下，都不应该成为方言的存身之所，学校需要维持一种好的语言环境，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普通话和英语。2009年，新加坡学术界曾发声，要求让年轻孩童学习方言，允许方言进入学校，以保存语言的多元化。当局明确回应：

“尽管一些有语言天分的人可以掌握多种语言，但新加坡超过50年推行双语教育政策的经验，却显示大多数新加坡人很难同时应付华文和英文这两个语系不同的语言，这是政府不鼓励新加坡人再使用方言的原因。……任何一个新加坡机构或是南大[南洋理工大学]提倡学习方言，必然会损害新加坡人对华文和英文的学习，这是愚蠢的建议。”（12）

图：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案要求将方言纳入学校教育

注释

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和政务院批复》（一九五四年五月），收录于《民族政策文件彙编 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58，P100-103。②周庆生，《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P295-298。③《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55年10月14日，收录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9年10月-1966年5月 第22册》，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3，P62。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信息化报告》，民族出版社，2011，P48。⑤同上，P49-50。⑥陈海伦、李连进/主编，《广西语言文字使用问题调查与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P23。⑦-⑩《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译林出版社，2013，P115-150。（11）周进，《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P113-115。（12）《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译林出版社，2013，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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