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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这次会议在我国的党和军队建设过程中，具有非凡的指导意义。从此人民军队脱胎换骨，耀世而出。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认了党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地位。党不仅仅是一个组织，更象征着一种深层次的精神、一种信仰。这样的精神和信仰，正是指引人民军队披荆斩棘，走向最终胜利的最深层动力。

1942年，中央军委颁布了一项重要决定：战争中的最后决定权，在战争中的，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此项决定，作为作战指挥的最高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也许有人会问，要是指挥作战的指挥官之间意见不统一该怎么办？很显然，这将给部队带来很大的作战问题，毕竟战争不能重来，只能有一个决策被付诸实施。

那究竟是什么促使了党将最高军事指挥权赋予军事首长所有呢？

一、 五一大围剿，八路军受到重挫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战争中主要负责敌后战场，由于当时党并没有掌握大量的军队，且武器装备有限，便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击战的作战方式。

游击战是抗日战争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后期，游击战的重要程度甚至被升华成作战战略。日本人对于我党的作战方式也是深恶痛绝，这种专门在背后开辟战场的做法，让日本人在正面作战的同时，还需要分心以关注自己背后是否挨了子弹，着实是一件十分难受的事情。

为了对抗背后战场的八路军，日本人决定对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此次日军扫荡的目标是冀中军区的第八分军区。

其实，冀中军区的领导人就预判了日军的动向，并告知下属军区要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在疏散群众，安置伤员的同时，要统筹好中央与地方的安排。

事实上，对于日军的大扫荡，我方也是无能为力的，毕竟在兵力和装备之上确实悬殊较大，无法正面硬碰硬。所以在窥探到敌情之后，我方只能采取三十六计的第一计——走为上策。在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的带领下，在滹沱河一代东奔西走，躲避敌人的追踪。

按照原本的作战计划，各方准备在敌人扫荡稍许懈怠之时，就回到根

据地，在稳定群众的基础上恢复原有的生产，继续完善根据地建设。

显然，日军并没有给予八分区回到根据地的机会。在前几次的作战中，日军由于没有将扫荡贯彻到底，撤兵之后，原本东躲西藏的八路军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又出现在了后方。吸取了先前的教训，日军此番的扫荡，采取了长期围剿的部署。

为了方便围剿，日军在根据地附近修建了许多基础设施，以方便自己作战。纵横交错的封锁沟，高高的炮台，让八路军意识到回到根据地已经是不可能之事，且日军地毯式的扫荡根本让大部队无处躲藏。

最终，二十三团团部在滹沱河北张岗一带终于与日军正面交锋，实力的悬殊使得日军几乎是碾压式的胜利。纵使我军应用作战，大部队依旧被完全冲散。团长谭斌及三营干部全部牺牲。侥幸存活的士兵们接受到上级的指示，只能去附近的兄弟防区暂避。

原本八路军还准备回到根据地，但是敌人在根据地村庄里建设了许多所谓的“爱护村”。这让根据地的性质发生了翻天覆的变化，一时之间无人能够判断这些根据地的性质。无奈，撤退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二、战略分歧，司令政委双双阵亡

八分区在接受到撤退的指示之后，制定了相应的撤退方案，除留下部分人员继续与敌人周旋之外，其余部队召集走散的士兵，准备进行突围。

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在找到走散的部队之后，终于联系到了在战场外围的九区分区司令部。此时，他们才算是真正了解到此时日本人的具体情况。而日本人准备在6月8日进行全方位围剿的消息，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在此危急存亡之刻，原本应当一致对敌的常、王两位长官，却产生了重大分歧。

常司令员认为，他们此时处于日军合围的中心地带，十分危险，应当立即撤离。而王政委却认为，根据地村庄并不存在变质的情况，依旧是可以退守之处，并不应该完全放弃。

二人各执一词，经过一晚上的争吵也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根据规定，作为政委的王远音在战斗中掌握最终的决定权，于是他便行使了这项特权，否定了常德善的方案。

事实上，他们二人的分歧导致了战机的延误，错过了最佳突围的时间。此时无论是任何部署都起不了作用了，只能向雪村、荆轲一代转移，与三十团剩余的部队会面，暂为权宜之计。

如此一来，本该撤离的大部队依旧在敌人的包围圈内活动。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的在武器和地形上的优势越来越突出。而雪村等地本就是平原地区，日军在缩小包围圈的同时，将所有的突围之路全部封锁，此时的八路军就如俎上鱼肉，毫无反抗之力。

都说围师必阙，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在没有援军的前提下，即使八路军拼死抵抗，也只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最终，敌人发动总攻，在摧毁了外围防御之后，利用装甲车和骑兵在我我军阵型两翼侧来回冲击，只要有被冲散的士兵就直接杀害。

如此一来，我军的人数越来越少，司令员常德善身负27处枪伤，重伤而亡。王远音也因腿伤难以移动而持枪自杀。在弹尽粮绝之时，三十团的政委汪威与几十名尚且十几二十岁的警卫员近身与敌人肉搏，也终究回天无力，英勇牺牲在敌人枪下。

如此惨烈的围剿，以至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党中央，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主席更是因为此事一夜未眠。

三、惊动中央，改变军事指挥权

日军五一围剿，导致根据地所有战士阵亡。党中央开始反思，究竟是什么导致这场战斗走向失败。是决策失误吗？归根结底应当是司令员与政委的分歧。中国古代那一套以文制武在当时已经行不通了。

在总结了雪村战斗的沉痛教训后，中央军委于1942年做出决定：取消军队中政委的最后决定权，收归此项权力为部队军事首长所有。从此之后，军政之分犹如泾渭分明。

无法否认，政委在军队的思想教育方面的确有一套，但是党的指导思想在指导实战时，也许并不适用。常年在一线作战的将军们，对于战局的把控显然远远超过政委。因此，在部队中，司令与政委只需要各司其职，完成自己分内之事即可。

总结：

无可否认，雪村之战对于我国的部队建设具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间接帮助中央明确了军事指挥权的所属问题。但是，同时也给冀中地区的战区实力带来了深重的打击。

正所谓一切正确的抉择均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中得出的，以史为鉴，方可知兴替。只是，用八区全体士兵生命换来的教训，是否显得过于沉痛了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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