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不会变好,
那好人怎么变坏了?
准确地说,这篇文章的正式题目应该为《论激励不相容的扭曲》,但怕你们不点进来,就变成了楼上的题目,既然进来了,就学点经济学吧。
预备知识:
(1)边际分析法示例:
假如你口渴了,喝第一杯水,你觉得“满意,非常满意”。
好,伍佰说:“喝了这杯,还有三杯。”
随着你喝得水越来越多,你最后由“满意”变得“想吐”。边际分析法就是注重最后一单位的改变对事情的影响大小,对应在数学上,就是某一点的导数了。
而上面这个例子就是常见的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了。比如你种田,开始多几个人会极大地提高效率,在一定程度后,每一个最后加入的人的贡献是减少的。如果加入人就能提高产量,按照中国人口的数量,大家都挤在一起,种一块田,亩产万斤就不是人民日报的专利。
而学习也是如此,很多人肯定有过长时间学一科,最后觉得吸收的知识越来越差的经历。而对于考试成绩也是如此,从60达到80可能不难,而从95到100分就很难了。
也就是说,我们做很多事情,在一定的程度之后,获得更多一单位的收益,就需要更多的成本或努力,反过来也就是说一单位努力所能带来的收获却是减少的。
当然,今天先说这个,不是给大家熬鸡汤: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而是,我想说点别的,即激励不相容。
(2)激励相容是什么鬼?
微观经济理论的前一部分是分别讲消费论、生产论及一般均衡分析(把消费和生产结合起来),后面的内容一般和信息经济学有关的博弈论等内容,主要从激励相容等角度探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的结果是不是稳定的,偏向于制度设计。
简单来说,激励相容就是别人叫你做一件事,他给的奖励(或惩罚)与你认为做这件事应得的奖励(或需要让你这样做的威胁)不相符。
套话说完了,来个栗子吧。你老板说一个月给你500块钱搬砖,你认为500块钱太少了,就不做了,因为你心里认为这个搬砖的事最起码要1000块才干,而且你不给他干活,你还可以去别人那里干(搬砖==。。)。
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一般心里面会去估算做这件事的收益和成本。当收益(也即500块)不够高,而惩罚机制(被解雇)无法威胁我们时,我们就会放弃做这件事。
终于,我要再举例子说明好人怎么变得不听话的了。
例子1:
经常听到有人说,现在的很多大学生都不好好听课和学习了,他们都想着怎么去实习或者找工作。有一所大学为了增强本科生的研究和学术能力,将原来申请制的“大学生学术支持计划”变为必须参加的培养方案之一,不然不能获得毕业所需的3学分。
有同学吐槽说:“我又不读研,不搞科研,为何要拿这个来为难学渣?”
而最近又听到有研究生朋友吐槽:“我们只是想顺利毕业,老师却要让我做出优秀级别的毕业论文,不然就不让我毕业。”
这两个事件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相似,但从以下角度看是不一样的。
本科生应该是通识教育,尽可能地拓展视野,相比于研究生而言,专业知识没那么扎实。而培养方案是硬性规定,也就是要想获得一个学校的学位证书所必须获得的。
而很多人上研究生,更多的是想完成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尽管国内学硕专硕看起来也不是有很大的差别),想借此获得找工作更高的平台。而和本科生一样,达到毕业的基本要求即可毕业。不是所有人都要读博当教授的。
特别是对于两年制的研究生来说,第一年上课,第二年找工作,研究生生活很紧张。所以,在这种紧张生活中赶制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是很耗时间的(借鉴边际效益递减来分析)。从60分万岁到满绩4.0是耗时间的,但总觉得一科成绩低于80是不好看的。
但老师的威胁在很多研究所或者高校都是可置信的,特别是对于理工科的学生,多是导师负责制。导师可以用“毕业”这张王牌控制好学生的科研质量,同时也能强迫学生干活,甚至干倒贴钱和时间的活。
而一旦学生发生老师的威胁不可信呢,而老师与学生的目标函数又是不一致的呢?比如,学生想找工作,或者与老师要求的研究方向兴趣不一致,那么本来的好学生就容易变得不听话了。
例子2:
中国的父母,无论学历和身份,大多希望自己孩子能成为不错的人。有人应该还记得我妈说吃光饭菜就吃光饭菜的事吧。我闹完这次,再也不敢闹了。
而很多父母呢,对孩子的管教惩罚措施是不可信的。每次说不能干什么,而孩子一哭一闹,心软了,又给他买零食或做别的哄他。久了,孩子发现爸妈的惩罚措施基本等于无效,而等孩子长大或者经济独立,父母就更拿他无计了。
有些孩子很乖,但成绩总是平平。农村里流行一句话:最怕成绩不上不下的,成绩差的种田好了,而这样的,让他继续上又学不是,不给他继续上又不是。
农村的资源是相对少的,上高中,或者因为成绩不够好上个专科,需要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而边际收益看起来却不高,最起码从经济收益看是这样的。而一些严厉的父母,希望用更严厉的管教来提高孩子的成绩,物极必反,好孩子开始厌学了,成绩变得更差了,甚至产生了逆反心理。
例子3:
“一开始还好好的,怎么后来就失败了呢?”
一群人做一件事,一开始大家都很有热情,慢慢,就有人坚持不下去了,最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当年中国的公社化运动,当不干活还可以吃大锅饭时,有些人就选择不干活了。农业不像工业,人多了可能有规模效应,农业的人多了,农田里种的水稻还是那么多,没能亩产万斤。
巴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创造了所谓的巴西奇迹,政府所号召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淡了之后,经济问题开始显露。苏联老大哥貌似这是这条路。
在短期,人们可能做事不计报酬,而到了长期,逐渐发现付出和收获不对称,就开始想办法偷懒了。然后一个很正常的逻辑就是对人们实施更多管控,迫使他们按照设定的目标走,最后发现需要管控的东西越来越多,然而即便是全能的管控者也会疲惫。最后,整个社会慢慢就变得死气沉沉了。
金字塔不是奴隶造的,而亚当·斯密也举过一个例子:自由的矿工更有激励改造生产工具从而提高产量,而不自由的努力只会按部就班干活。
有一种可能就是,上帝是存在的,他无所不知,他能了解每个人的偏好,他管控着每一个人的方向,让需求互补的人互相交换劳动,而且能做到瞬间完成,越往后想,就发现,我们需要上帝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然而,我们都发现大家都只是人,或者只是一种动物,一生都在追求舒适和避免痛苦。我们会产生邪恶的念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对方对自己好点。可一旦我们发现,这个机制可以纵容坏人,那么有人就觉得犯法的成本降低了,不守法的收获变大了,继续加入这个行列里。
所以,我们要怪制度了?那就错了,制度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约定,而又取决于多少人当它当回事。怎么解释都离不开“人”本身。
坏人不会变好吗?好人貌似很容易变坏?这都是问题。
制度可以看成是对人选择范围及其选择的成本和收益的规定。学校里想留住学生的研究兴趣,而社会的导向是捞钱,学校和社会无法合理地衔接。
你说一个学经济学的学生,你天天问他怎么炒股,分析财务报表,他能怎么办?他不如学金融和会计罢了。而有些人又非常需要学生有实践能力,学校这边的课程又很紧,那他总要在一边是做坏孩子的。
你说这是学生懒,为学生好,多学习。但我们要清楚,有时候啊,智商低于90的人,真的学不来数学或者外语的,这不是把孩子逼坏吗?60分还真可能是万岁了。
学生、孩子、员工都是如此,做一件事前,要首先尝试分析他们的兴趣和个人特征,然后尽可能整合他们的诉求和我们的目标,尽量做到激励相容。
对于学霸来说,推荐搜索下Elinor Ostrom 的东西看看,嘻嘻,新年快乐。毕业论文开题之前,码这么多字,转发,鼓励下我吧,不然激励不相容,就少写东西了。
嘻嘻,她也叫Lin,就是我没有拿诺奖~退休拿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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