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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开幕式，请问你有丰富的幕后故事吗？你有秘密吗？

北京奥运结束后的一天，张艺谋独自一个人跑回林萃路的指挥中心，诺大的工作间里空无一人，没有争吵，没有音乐，也没有焰火，他陷入了巨大的失落与感伤。

这失落和感伤从开幕式结束的一刻就开始了，毕竟，闭幕式的压力比它小许多。开始频繁接受采访。

在长达三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准备过程中，张艺谋最头疼的就是开会：“一点也不夸张，我差不多开了几千个会。”张艺谋用“撕心裂肺”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你弄了好半天，突然这个方案不要了，又变成那个了，真的很痛苦。”他每天有看不完的资料、审批不完的报告。然而，当挂满草图的设计室突然安静下来时，张艺谋心里也产生了某种异样的感觉。他坦言，自己有一点失落。“奥运会不是慢慢散去，它是‘哗’一下就过去了。工作好长时间了，最后一解散、一停机，‘哗’第二天飞机票一买，‘哗’这楼的人就走光了。我感觉到有一种失落。

在主题曲演唱者的人选上，张艺谋还曾经和音乐总监陈其钢闹翻过，“我们一直的策划就是让两个最普通的志愿者唱主题歌《我和你》，就是两个最普通的大学生，要最原本的声音表达。但是离开幕式还有两周的时候，领导说这样担心高潮起不来，还是找两个大腕来唱吧。”后来张艺谋给陈其钢打电话把这个改变说了，“陈其钢当时就在电话那头翻脸了，这个想法咱们排练这么多年了，临阵换人成什么话，还大骂我立场不坚定！”当时陈其钢正在餐厅用餐，他激动地攥着手机与张艺谋大吵起来。

艺术家与政治家，艺术规律与行政规则，在舞台背后对峙着，也妥协着。张艺谋的感觉，搞这么一次奥运项目，等于拍10部电影。事实上，这份工作耗费的精力与拍电影并不相同。比如要为某一分项招一个导演，拍电影的时候，总导演听从自己的艺术感觉就可以了，而筹备开闭幕式，大事小情都要打报告，都要审批。

原本有8分钟的兵马俑的表演，被取消了。张艺谋也不是说了算。他曾在专题片《解密开幕式》中含蓄地吐一下苦水：下面的人动辄就要撂挑子，就说“这活儿没法干了”，而他的位置却不允许他这么发泄不满。也是在那部专题片里，张艺谋对上级表达了意味深长的恭维：开幕式最终能以这样的面目示人，必须感谢领导，因为他们“非常开明”。

对于外界评价开幕式无非是“人海战术”、“大型团体操”，张艺谋反驳道：“凡是大型活动的高潮，不是因为万人齐呼的阵势搞起来的？那样才能让现场热血沸腾啊。”“你以为西方人不想找那么多人吗？他们也想找三千个一样身高胖瘦的演员，一样想搞‘人海战术’，可是他们找不到这么多人，也花不起这些钱啊！”

在奥运场馆中心区，人们在地面以上观看一场接一场的精彩演出和比赛，在他们看不到的地下部分，迷宫暗藏，每天也是人如川流，熙熙攘攘。在深邃的地下，下沉式的环行通道连接着中心区的各个场馆，通道之宽大容得下两辆大卡车并排行驶，通道的重要功能是调配安保力量并应付突发事件，与此功能配置的地下屯兵室里，一支精锐之师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其中的100人配备了136件枪械和其他反恐装备；在“鸟巢”的下面，另有一座地下宫殿，它分为好几层，机关暗藏，开幕式上的巨大“地球”，就隐蔽在这里，伺机升起。奥运会结束后，地下“宫殿”依旧没有对外开放，而部分地下空间将变身为地下商业设施，开门迎客。

就如同那些曾深藏地下的秘密一样，北京奥运会保密档案里的故事，一部分揭开了面纱，另一部分依然保持缄默。

奥运一结束（甚至开幕式一结束），不仅张艺谋，各种“知情人士”都倾诉欲旺盛，“解密奥运”的新闻纷杂而出。

有参与节目策划的知情人告诉记者，最初提出开幕式击缶的时候，就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说“否”“缶”同音，不能奥运会刚开幕就给“否”了吧。后来找了一大圈，没找到合适的打击乐器，大家在击缶上达成了妥协，不再计较谐音问题。

战士们的鼓锤重重落到鼓面上，然后观众的耳膜感受到了雄浑之音的震颤，人们怎能知道，二者之间并无联系？由于对实际的击缶音效不满，导演组最终决定，还是在开幕式上播放电子合成器制作的更理想的声音。

开放在北京夜空的29个“大脚印儿”，完美地呈现在电视画面中，节目组人员透露，其中“鸟巢”上空的最后一个是真的，其他28个，是通过电脑特技制作的，为的是保证最佳的视觉效果。考虑到北京的空气质量，电脑特技中还加入了逼真的“雾蔼”。

56个民族的表演，被指并非真正来自各少数民族；为了整齐划一的发式，一些奥运礼仪小姐还需要戴上假发。

个别外国媒体在比赛期间质疑中国体操选手的年龄问题，这让中国公众稍稍愠怒了一下，不是因为假年龄，而是觉得外国人吃到了酸葡萄，无是生非。在中国，人们对于造假的宽容度一向更大一些，何况是为了展示中国形象而造假。

《歌唱祖国》出镜儿童演员林妙可

8月的一个早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教师王丽萍接到一位老人的电话，得知她的学生杨沛宜在自己的胳膊上咬了一排牙印。

十几天前，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歌唱祖国》引起轰动，也让杨沛宜及其父母深陷烦恼。

开幕式上那首令许多人感动的《歌唱祖国》并非舞台上的“微笑天使”林妙可所唱，那天籁般的声音来自7岁的小女孩杨沛宜。陈其纲后来透露：“录音以后，觉得林妙可的声音不是特别合适，从声音的高度，宽度各方面都不是非常合适，最后我们从声音上决定用杨沛宜。出现的小孩叫林妙可，声音是杨沛宜的声音……这可以说是最后一分钟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我们经历了若干次审查，都是相当严格的，我们听过一次林妙可的录音，在现场放的，联排的时候，各方面的人，尤其是中央政治局的领导，给我们提出了意见，说必须要改变，我们就改变了。我们觉得有责任面对中国的听众、观众，作这样一个解释，其实我想，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理解，这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国家文化，国家音乐文化的形象，尤其是国旗入场，这是非常重大、非常严肃的事情。然后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无论对林妙可，还是对杨沛宜来讲，我想都是公平的。也就是说，有一个最完美的声音，加上一个我们认为完美的形象和表现，这样结合在一起。”

但事实上，林妙可和杨沛宜都难以平静接受这个结果。为了躲避成人世界的复杂和喧嚣，她们的父母张开羽翼，极力保护着自己的孩子。林妙可的父亲、身为新闻工作者的林晖，还得到宣传部门的指示，不得再接受记者采访。

杨沛宜的家人把她带到远离舆论的地方，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知道，她是因为“形象问题”而只能贡献声音，而且所谓形象缺憾的关键，是这个处于换牙期的女孩牙齿不那么整齐，还有一点缺口。

8月18日晚上，杨沛宜在一个娱乐节目里看见了曾朝夕相处的林妙可和表演飞天的两个小朋友，她很开心，但是直到节目最后，无论主持人还是那几个小朋友都没有在片子中提到她。广告结束，下一个节目开始，杨沛宜愣愣地看了一会儿，默默地回到卧室。

当年的杨沛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