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日,是柯受良驾汽车飞越黄河壶口的20周年纪念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柯先生曾有过一年多的交集，斯人已逝，不胜唏嘘，诸多往事，已成碎忆。今壶口文旅公司副总张宏生邀我写点东西，因为对“飞黄”一举我有自己的看法（详见拙文《也说“飞黄”》），本不想写，但囿于张副总是我的老领导、老朋友，只能勉力而为之。拾零撷碎，綴成此篇。

神秘的摄影人

1996年初，我和两个摄影家朋友惠怀杰、李静，策划了一个“海峡两岸摄影家看壶口”大型活动。为筹备这次活动正忙得不亦乐乎，却发现几个自称是台湾、香港的摄影家，在不长的时间几次到壶口附近拍摄，问东问西，神神秘秘。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在返回途中于秋林附近车撞石崖，一人骨折受伤，如果是在壶口景区出的安全事故，那可是我们管理局的麻烦事，这次肇事远离景区，与我们没啥关系，也就听之了之，没太在意。奇怪的是过了不久，其中的几个人又出现在壶口。按说，当时港台的人到内地来，手续还挺麻烦的，况且又有人刚受重伤，怎么会这么快又来了呢？我觉得他们肯定还有其他目的，就上前询问。问来问去,他们只是说对壶口感兴趣，我当时觉得人家可能不便告知自己的真实目的，也就只好作罢。

我是陕西的代表

得知柯受良“飞黄”的消息是1996年6月份，我在北京参加“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展出”时。当时得到的消息是柯受良原准备在当年6月份飞，因为资金问题而搁浅了。

待从北京回到壶口后，便得到山西吉县方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备柯受良“飞黄”活动的消息。我当时想，无论如何柯受良非来和我们联系不可，到时便一切大白了，可是等了几个月，到“96’海峡两岸摄影家看壶口”活动结束，还是没有消息。一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听说河东都要开始施工搭建跑道了，还是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

我把情况向当时的县委书记田忠延做了汇报，田书记说，你过去找到柯受良，就说你是陕西的代表，他们如果再不和我方联系，就不允许过河西来做任何事情。

第二天，我听说吉县县委书记陈保堂宴请柯受良，便过去找到吉县景区管理局的领导打问柯受良在哪儿？可是几个局长都支吾其词说不知道。我明白他们是在有意对我封锁消息，便直接闯入壶口宾馆宴会厅，看见陈保堂书记和吉县县长原胜利中间坐一个面孔黝黑似曾相识的香港人，我走到他身旁问：“您是柯受良先生吗？”他回答说：“是！”我说：“我是陕西的代表，至今你没有和我方任何一级组织联系过，如果再不联系，我们不允许你在河西落地以及做任何设施！”说完扭头就走。刚到大厅，一个自称是柯受良助手的人跑来拦住我，硬拉我到房间，说，请稍等，柯先生马上就到。不到一支烟的功夫，柯受良就进来了，说：“你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那一级领导，都行！”我说：“我回去向领导汇报后，给你答复。”

在回来的路上我回忆这两个人在哪儿见过？后来终于想起来了，原来就是那几个神秘摄影人中的两个。回河西后，经请示田县长，决定第二天上午10点，县政府派人在黄河大桥西头接他们去宜川县政府招待所洽谈。

坎坷的西安之行

第二天上午10时，宜川县政府派主管县长孙静伟、副县长张宏来大桥西头接柯受良的两辆车共七八个人，来到宜川县招待所。

同时，我与陕西省建设厅城建处的陈青同志进行了对接，（当时壶口风景名胜区的主管部门是城建局，省建设厅没设风景处而由城建处代管风景区工作。）她说，经请示，主管建设部门的潘副省长下午接见柯受良并与有关部门进行洽谈。

在县上与柯受良进行了简短的会晤、坐谈后，我和孙县长便带着柯受良一行出发了。

在与柯受良接触后才得知，他根本就不知道壶口是两个省、市、县共享资源，以为只和山西方合作就可以了。当然，也不排除山西方有意对我们封锁消息，想成为此次活动的主办方。事实上，这件事起根儿就是人家吉县县委书记陈保堂策划运作的，1995年9月就和柯受良接触、磋商了。

从县城出发时，我记得天下着雨夹雪，一行人顺着309国道西行，快到晋祠庙隧道时，雨停了。这里属于林区，针叶林在白雪的映衬下景色很美。柯受良他们中好多人还没见过雪，就不肯走了。下了车，又是拍照、又是嬉闹，一阵折腾就是半个多小时。

过了隧道，沿210国道南下一直到黄陵还比较顺当。到了黄陵，柯受良提出要去祭拜黄帝陵，我和当时黄帝陵景区管理局的局长李日强是好朋友，让免了我们一行人的门票。谁知，这些台湾、香港人对祭祀祖先非常认真，点燃一根高香双手高举过头，绕陵寝一周，三叩九拜，奠酒、烧纸，环环相扣。我心里着急，催促快点，但是一点作用也不起，待了约一个多小时，方才蹬车启程。

谁知车行至宜君梁半坡上，一辆大型油罐车倒在路当中，原油四泄，铺满了路面，上下车流堵了数百米。等了约十几分钟，柯受良着急了，下了车来回跑，喊交警，可哪儿来的交警，柯受良就亲自指挥车辆，可是，没一个人理他，因为肇事附近遍地原油，根本就不敢动。我心里更着急，但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等。我知道，和省上领导的见面是不可能了。后来交警来了，处理路面，疏通车辆用了将近两个小时，赶到西安，已经是晚上12点多，食堂都关了门，我和孙县长商量，把大家领到东大街的一个夜市上，好在西安的小吃很丰富，柯受良他们吃的狠高兴。因为第二天要见省领导，我们决定晚上下榻省政府旁边的“人民大厦”。

进了大厦的接待大厅，已是凌晨一点多，一位女服务员趴在柜台上睡觉。叫醒后，我问一个标准间多少钱？她说280元，我说我们一共要多少间。她要身份证，柯受良的公关小姐佳佳拿出她的北京身份证，她问，都是北京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说，是的！这时，不知是谁说了句，我们还有香港、台湾的。服务员说，台湾、香港的一个房间480元。柯受良一听，火了，问：“为什么？”服务员说；“我们就这规定，台湾、香港和外国人都这价。”柯受良问：“台湾、香港人是不是中国人？”服务员说：“我不知道，你去问江泽民。”柯受良被这态度惹火了，沙哑的嗓音提高了八度：“我不认识江泽民，我要你们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出来评理！”同行中有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柯受良随即把他叫过来，让他把这件事报道出去，同时向服务员吼着要见总经理。为了不节外生枝，孙县长当机立断，平息事件，问柯受良：“到底在这儿住不住？”柯受良说：“不住！再添一点钱，我住五星级。”孙县长马上让服务员给东大街的凯悦酒店打电话订房，我们连拉带劝把柯受良拉回车上，当晚下榻凯悦饭店。

第二天，我们在西安饭庄设宴招待柯受良一行，陈青携省统战部、侨联的有关领导参加宴会并与柯受良进行初步洽谈、协商。因为当时省上初遇此事，一时确定不了由哪个部门主管这一活动。曾考虑到体育局、文化厅，但又觉得都不合适，所以先由侨联与柯接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周折，最终还是决定由省旅游局牵头。

这次西安之行的收获是：让柯受良了解到陕西一方有比山西更好的交通优势和旅游客源优势，所以后来的试飞、庆功宴都是在西安举行的。同时柯受良还口头答应出资10万元，改建宜川壶口乡亨子小学校舍，但条件是：1、把校址从山坡迁至309国道边。2、学校改名“飞越小学”。（后来的事实是柯受良只出了5万元，飞黄结束后，把剩余的一些桌凳、床板、电视捐给了学校。）

我一个代表了省、地、县三级领导

1997年5月30号傍晚，凤凰台的小吴过来说叫我开个会，我未加思索跟他就走，因为第二天就要彩排，后天就要飞，最近几天事儿特别多，会也多。谁知到了吉县壶口宾馆会议室一看，我扭头就走，被吉县的高国稳局长一把拉住，说：“好不容易逮住个陕西的，你走不了了！”硬把我按到座位上。我为什么要走，因为我看见会议由中央电视台总导演张小海主持，山西方省、地、县三级领导俱在，还有为柯受良搭建跑道的总工程师胡承骕以及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各部门工作人员，而我们陕西却一个人也没有，显然是要研究重要问题，我怎么能担了省地县领导的家呢？走不了，只好硬着头皮坐下。张小海首先检查落实了央视各部门的直播技术问题，接下来主要是安排落实明天彩排的各项具体任务。我们宜川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整个演出过程的电力供应；明早8点前抽集70名民工搬运、装卸设备；6月1号前用长幅标语遮掩观瀑舫主体过程，不能影响直升机航拍。还有几项工作我现在已记不清了。我当时问张导，为什么没给陕西方通知，凤凰台的小吴说，通知了。我问，给谁通知的？他说，陕西省旅游局一位姓赵的处长。

开完会已经快11点了，回到河西，我赶紧给主管县长孙静伟打电话，孙县长一听，立即批评我不该参加这个会，现在黑地半夜的，这么多事，时间又这么紧，咋整？我说，我是稀里糊涂参加的，反正给你说了，你看咋办吧！孙县长说，能咋办，只有向田忠延书记汇报了。田书记得知消息后倒没有说啥，连夜向电力局、壶口、高柏乡政府等有关部门下达了硬任务，第二天8点前必须到位。

第二天，我们西岸的一切工作果然井井有条地实施开来，使得彩排得以顺利进行。但是天公偏偏不作美，大风起兮沙飞扬，壶口雄风把造在两岸准备绘制图案的巨幅地板革连同钢管都卷了起来，气得张晓海直跺脚，连夜改变方案，重新制作。他更心疼那些直播设备，据说是为香港回归时准备的，价值上亿元，让黄河滩的风沙这一通袭击，他能不心疼吗？

我在南门售票处负责秩序，站在石牌坊下，见延安市旅游局的副局长马骥明过来了，我俩是老朋友了，我就说昨天，不知省旅游局哪位处长接到的通知不参加会，害得我挨了县长一顿训。马骥明说，谁叫你参加去哩，换了我也会狠狠地训你不可。他们肯定没通知，才抓了你这个糊涂蛋！正说着凤凰台小吴过来了，我说，小吴，你究竟给哪个处长通知的？小吴指着大桥西头一个人说，就是他。我一看原来是省旅游局政策法规处的处长赵正宁。待走近了，我问赵处长，是否昨晚他通知你在壶口宾馆开会？赵处长说，是的。我说，那你为什么没去？他说，去了呀！可门上的保安说我没证件，不让进，我就回来了。

当时的事情就是这样，往往就弄得阴错阳差。两个县都有省、市、县三级领导，婆婆多，事情多，意见多，所以差池也就多。比如，表演舞台对面要搭建一个1000平米的贵宾台，省市县领导意见不一致，升、降反复了三次，每次的工时费都得近2万元，因为施工非常困难，要在河床石头上凿洞，下钢管，降低时，数十根钢管又要一一锯断，在钢管上面再呈斜坡状铺设壳子板，上面放置500个座椅，座椅由小矮凳换成高圆凳，最后又换成高铁椅。领导下的都是硬任务、死命令、限时完成，害得我和修建观瀑舫的施工队长不知说了多少好话，因为工料和工人都是人家的。

1997年6月1日13时19分7秒，柯受良驾驶着一辆白色“三菱”汽车从山西一方飞越过黄河壶口瀑布，重重落到了陕西一方。

当天，央视一、四、八套和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场直播，使90多个国家数亿人目睹了这一盛况。柯受良的双亲、太太、儿女及刘德华、曾志伟、谭咏麟、赵传、任达华等朋友齐齐赶到现场，另有2400余名专业和业余演员特别为柯受良助兴演出。现场秦晋两岸目睹观众约10万人。

当天晚上，陕西省省长程安东在西安古都饭店为柯受良飞黄成功举办庆功宴会。

“飞黄”以后，柯受良身价倍增，广告出场费遽增200万元。

一些媒体以“英雄”、“壮举”、“挑战极限”、“征服黄河”、“为香港回归献厚礼”等誉词为标签帖身柯受良。

尽管我对“飞黄”这一活动有自己看法，但由于媒体近一年多的舆论炒作、加之央视、凤凰台的加盟面向全球直播，客观地说，柯受良飞黄对壶口的宣传、推介，是近二十多年力度最大，受众面最宽的一次重要活动。

2003年12月9日，柯受良因病在上海逝世。在他“飞黄”20周年纪念日之际，我写的这篇东西权当是对他的悼念吧！

                                王天翔

                      2017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