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代表作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等。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李妍

见到罗新，他先“反客为主”，问记者：“你觉得我这本书在写法上有意义吗？这是我很关心的话题。”我一时有点语塞，因为没有预料到这位已在北大任教二十余年的历史系教授出了新书之后，还会有好奇甚至不安的情绪。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写作这本书的罗新离开了自己作为学者的“舒适区域”，做了新的尝试和探索。更具体地说，在2016年夏天，罗新做了一件少有学者会做的事——徒步从大都走到上都；然后又根据此番经历写了一本没有人写过的书，就是这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作者：罗新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7年11月

大都和上都都是元代的称谓，大都的地理位置就在今天的北京，而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当时，元朝皇帝每年都如候鸟一般，往返于大都与上都之间一条专属的“辇路”。关于这条路线，留下的记录不多，有诸多模糊不清之处。罗新说，在十五年前，他就萌生了“自己走一趟”的念头，但一年又一年，这个想法“如同都市夜空的星星，时隐时现”。直到2016年，五十三岁的罗新突然下了决心，说走就走。

归来之后，他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写作。现在读到的这本书，是一组历史散文，也是一部旅行笔记。从华北平原到蒙古草原，途经山川与村落，罗新记录了自己的足迹，又追溯了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的历史，和一代一代生存于其间的人们。

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中的象辇。（受访者供图）

成为“旅行者”，给现实叠加时间的厚度

阳光、汗水、水疱、背包、登山杖，多则三五友朋，少则孤身一人，罗新一共走了十五天。同样是这段大约四百五十公里的路程，元人会走上更长时间，现在如果开车则只需要几个小时。正是六七月间，骄阳似火，每天走三四十公里，罗新讲述自己最疲惫的时候，感觉像走进了一个隧道，明明是大白天，周围的一切却都看不见了。但是出发之前对可能走不完的担心，毕竟没有发生，罗新很庆幸自己完成了这次徒步。

罗新的学术研究方向是中古史和边疆民族史，他选择从大都到上都的辇路来走，与此有关。这段路程的一大半，是在所谓的长城地带。罗新说，长城地带是个复杂的地带，在自然地理、军事地理、文化地理、经济地理上都很特别，它是中国各方面地理的一个分界线。他说，追溯长城地带的历史，会看到它并不像政治性的那种历史概述，清晰地分出了蒙古和明朝，而总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不同的经济方式和不同的文化互相掺杂，所谓民族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于是在书中，他讲述的故事常常是为了呈现长城地区的这种复杂性。

罗新（左一）在蒙古包里与牧民攀谈。（受访者供图）

整本书中有两条最明晰的线索互相交错，一条是他在现实中的行走，每一天从哪里出发，到哪里休息，吃了什么，路上看到了怎样的风景，和当地百姓打了怎样的交道，自己和同伴的身体状态如何；另一条就是途经各地的历史和古人的记述。

比如当途经延庆宣府一带，他回溯万历年间，徐渭在这里的旅行经历和写下的诗文，再从“真凭一堵边墙土，画断乾坤作两家”讲到长城如何隔开农牧汉蒙两个世界，以及和议政策对边塞地带的影响。再比如当行至东万口到巴图营，他讲述明朝居住在这里的所谓“李家庄夷人”的命运——这拨从东边流徙过来的蒙古人在蒙明两边飘摇不定，根据力量对比和形势变化决定自己的策略，于夹缝之间求得生存。这样的人群正是长城地带复杂多元人文景观的体现。

第十三天，罗新（左一）和同伴进入内蒙境内。（受访者供图）

罗新说自己写得有点像“大杂烩”，而这正是他在写作上的探索。他笑言自己因为本科时读的是北大中文系，所以总是希望能在专业意义之外，写一点什么。他“东拉西扯”，把自己所查阅的史料和一路上的经验见闻“烩”在一起。尽管这一路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东西都已经被眼前的现实覆盖了，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但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他通过阅读、通过想象、通过写作给看到的现实叠加上一点时间的意义，把不同的时间断面叠加到一起，形成一定的时间厚度，而在字里行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关怀。于是在这样一本书里，读者才能感受到，这一条开车只需要几小时的路线，实际承载了怎样的厚重与丰富。

在专业研究的意义上，罗新说这一趟辛苦的行走并未能让他获得任何可以算作科研成果的新发现，而写这本书也完全不是学术上的追求。但它的意义本就在专业之外。罗新曾一再问自己：“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他想要穿越自己与现实中国和中国社会之间某道不可见的界沟，想要改变作为象牙塔内的研究者“只是旅游者，只是观光客”的状态。

“重新发现中国”的说法，来自罗新从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的《林中行纪》读到的“在阿帕拉契亚布道上重新发现美国”。现在，“重新发现中国”是这本书的副标题，他行走了，回来了，那么他重新发现了什么吗？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罗新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说自己确实是抱着这个目的出发，但远不能说已经实现。可是，“就像读书一样，读过了总好像比之前多知道了一点点，尽管还有更多的不知道”。也许这将是一个无底洞，但他希望自己有这个转变。

第十三天，罗新和同伴在李陵台古城遗址内。（受访者供图）

对话罗新

我关心历史夹缝中的边缘人群

新京报：你说你想努力成为一个“旅行者”，“旅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罗新：有人不是说了吗？自从有了飞机，就不再有旅行，只有旅游了。因为你快速到达一个地方，快速离开那个地方，去干什么事情都想好了，甚至对那个东西我们本身也在各种影像资料里边看了好多遍了，所以不会有什么惊喜。

我想不把某个特定的东西当作一个对象来对待。比如说我要去某个地区玩，不能说只去看那个古迹，迅速地看一下就走，而是享受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整个过程，观察当地的生活，学习当地的过去，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关系。

新京报：作为学者去做徒步旅行这样一种尝试，它跟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罗新：我相信那是两个世界，学术研究是学术研究，跟你怎么看这个社会、怎么参与到这个社会、你对别人的认识怎样，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老觉得，研究者、学者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他除了对自己的学术有责任，有使命感以外，对社会也应该有一定的使命。我们这些年，学院派知识分子好像完全离开了社会。我回过头看自己的研究，虽然知道从学术上来说它们是有意义的，但还是会觉得：它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新京报：通过行走这样的方式，能重新找到一种意义感吗？

罗新：我不觉得找到了意义感，但是为寻找意义提出了问题。这一趟行走和这一次的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如此，都不能说是找到了，但是为自己去寻找提供了一定的动力。

第十四天，罗新在前往四郎城的路上。（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虽然近于旅行写作，您的这本书还是有自己的专业关怀，它是怎样的？

罗新：这本书中涉及的知识本身都不是很艰难的，不难理解。其实最难的部分就是理解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比如说讨论一些流夷，讨论长城两边的汉人和蒙古人，讨论历史夹缝中的这些人，这个意义何在。这是我自己的专业关怀逼着我这么做的。我对边缘人群，对强势集团中间夹着的那些看起来弱势但是又在求生存的人，有特别的热情。

一般来说，不同的政权都有自己很清楚的权力边界，权力的最大体现就是要使我治下的人完全服从我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需求，对吧？生活在核心区域的人也许除了服从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如果你生活在边缘，生活在国界线上，当你受到压迫受到迫害的时候，你会自然地选择逃出去到另外一边去，即使你并不知道那一面是不是更好，也会过去。两边都一样。

所以我就写到了边界上有好多这样的人，汉人跑到蒙古去，蒙古人跑到明朝来。有的蒙古人跑过来了，在明朝生活一些年遇到了很多不顺心的事，之后又跑回去了，跑回之后有的人就又跑回来了，来回折腾。我就想关心这些人群，想看到在历史强势面前，他们怎么求生存，他们的命运怎么样。

行程接近终点，上都城外的金莲花。（受访者供图）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与新京报书评周刊旗下公号“有时书评”共同发布。作者：李妍；编辑：徐学勤、彭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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