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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没有“乐坛”，只有“歌坛”。只有黄家驹敢说！

Beyond绝对是香港乐坛带来了一股清流，他们一直坚持的百分百原创的理念代表了孜孜不倦的音乐7人对摇滚精神和音乐灵魂的坚守。在Beyond之前，香港乐坛也存在着以乐队形式活跃的音乐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是翻唱外文歌曲，音乐中也多是一片太平盛世，这和香港当时整个流行乐坛的风气是一致的。对此，黄家驹深感不满，他认为香港人要有香港人的精神，香港人要有香港人的歌，而追求理想、崇尚自由、反映社会现状和时事，则成了Beyond歌曲中的主题。作为乐队大部分词曲的创作者，黄家驹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歌中展现到了极致，他充满激励的旋律以及歌词中流露出大同世界的人文关怀和积极人生态度，无不突破了一般摇滚乐的界限。包括《光辉岁月》《海阔天空》《不再犹豫》《AMANI》《真的爱你》《再见理想》等，都是其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之作。在今年的抗震救灾期间，最能体现黄家驹一生轨迹的那首《海阔天空》被重新填词为一首《承诺》，其在众多赈灾歌曲中影响力和号召力也是无可比拟的。模仿、照搬、翻唱，借别人的笔来说事，用别人的模子来套自己的生活，到头来只能被别人所禁锢，最后死路一条。同时，黄家驹还为在“四大天王”的带动下批量产生的狂热歌迷感到难过。他在一次演唱会上向乐迷直接表达了他的期望：“希望你们遵守秩序，不要乱叫乐队成员的名字。不要在演唱会时跟着我唱，因为我不是卡拉OK。最重要的是专心一致的去感受Beyond的音乐。”

黄家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位歌者，更是一位音乐的革命者，于是才有了他生命中不再犹豫的呐喊和打不死的心态，以及其音乐本身所流露出的那一份明澈的心声。

黄家驹在人们心中，不仅仅是那些让人热泪盈眶的音乐，更是人们对于香港音乐黄金时代的集体回忆。

以下为访谈内容。

BEYOND是百分百根植于香港的乐队，直至90年代初期，他们的音乐才华，备受日本音乐界常识，力邀他们到日本以展。1993年，BEYOND重点高放在日本，寻求更大的音乐空间，在日本逗留四个月。五月间，他们为配合新唱片《乐与怒》的宣传而回港三周。期间，我们约他们于排练室内谈了两小时。排练室内，他们惯用的乐器已迁往日本，可是他们的演出海报，与他们喜欢的《乐与怒》宣传海报还是贴得满满的。几个人随便地坐着，谈及他们对音乐，乐坛及乐迷的看法。其中大部分问题都由家驹作答，而他的每一句话，都是BEYOND的心声。

时间：1993年5月10日

地点：BEYOND在旺角的排练室

人物：BEYOND成员—黄家驹、叶世荣、黄家强、黄贯中

记者：为何四人走在一起搞乐队？

家驹：到现在都不知道原因，相信是缘分。性格合得来最重要，大家要无条件奉献，肯牺牲，全心全意为高乐队而高乐队，不要盘算乐队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利益。其实大家未搞乐队前都各有自己的乐队，那时候兴一人搞几个乐队，家强和我跟太极的joey,gary,ricky组成laser乐队，平时很少夹歌，有人出钱请我们才夹。当时在“MarkIStudio”夹歌，夹得多，收钱少。唱30首歌只几千元，交租都不够。阿Paul那队Stone更惨，帮市政局的欢乐篷车表演，最初收四百元，后来有人压价，收叁百伍拾元，最后更离谱，说“宾佬”只收叁百，不干就“宾佬”上。

BEYOND组成於1983年，1984年家强加入，阿Paul最迟，1985年才加入。当时并不知道阿Paul会弹吉他，只知道他长头发，喜欢听歌。他帮我们做演唱会海报，演出前其中一个成员突然决定去外国读书，彷徨之际，无意中知道阿Paul会弹吉他，于是找他一起搞，结果一拍即合。

记者：外边说你们是地下乐队，同意否？

家驹：从未觉得BEYOND属于“地下乐队”，我们玩自己喜欢听的音乐，没有故意玩别人不喜欢的音乐。我觉得自己的音乐应该十分流行，不知为何没有听，非常不甘心。“地下乐队”是什么？没资格出唱片？下不了大台演奏？故作低调不宣传自己？这全部是别人对“地下”一词的误解。“地下”的正确意义是社会不容许仍要死干，好比在大陆唱反共歌就是“地下工作”。香港没有政治思想斗争，我们玩英式摇滚，表达一下对社会的不满，在西方是一种非常悦耳流行的音乐，可惜大多数香港乐迷只接受自己听惯的流行曲，不热爱之余更干脆把BEYOND称作“地下乐队”。

记者：BEYOND是否故意标奇立异？

家驹：我们不喜欢一首歌有太多重复。大部分流行曲唱两段verse(正歌），一个bridge(间奏）后，一段chorus(副歌），formula(非常规则）。我们喜欢多变化，甚至自己记自己的歌词都有困难，因为我不懂写谱，每次作曲都要用录音机录下来。有人觉得BEYOND的音乐不协调，硬将三首歌串连一起。可我觉得这样很drsmstic(生动），像说故事一样。我反而觉得别人的音乐玩得很局促，没变化。

记者：曾经有评论指BEYOND的歌曲愈来愈商业化，是否向现实低头。

家驹：有人说BEYOND只会玩古灵精怪的音乐，玩正经悦耳的音乐就不行。所以我尝试写别人心目中的靓歌，证明别人做到的，自己一样做得到。这是挑战自己，不是向现实低头。不过，我承认BEYOND试过商业化，这是吸纳乐迷的一种方法。如果我坚持要玩自己认为好的音乐，而乐迷不懂得，不接受，就会抗拒，觉得烦厌，在想再听BEYOND的音乐。我认为BEYOND并没有故意、商业化，除非现在我们只玩《大地》，《真的爱你》，《喜欢你》这些歌曲，才是百分百pop_band（流行乐队）。不过BEYOND没有停留于《大地》，《喜欢你》那个阶段。

记者：现阶段在创作上有没有受限制？

家驹：以前我们喜欢将简单的意念复杂化。现在知道香港人喜欢听简简单单，不用花心思的音乐。身为音乐人，整天想突破，但是又要控制自己不要走出这个框，有时候为了一首歌要流行，压制自己不要注入自己喜欢而乐迷可能不接受的元素，觉得好闷，问自己，究竟玩什么音乐？为何要苦练技巧？在《大地》，《喜欢你》那段时间，我们玩简单的歌曲，Feed_back（反馈）最强，很用心玩些技巧难度的歌曲，反应很冷清。身为音乐人，想玩境界高一些的音乐反而没有人理，没人欣赏，觉得在香港玩音乐没意思。现在情况好一些，乐迷人数已稳定下来，唱片公司亦对我们有信心。只要在一张唱片内有两三首会流行的歌曲其怎么余几首可以任我们自由挥。BEYOND已成立十年，我希望写自己喜欢的音乐，哪怕有部分乐迷不接受舍我而去，BEYOND仍会走自己的路。

记者：在乐坛十年有何收获？

家驹：最大收获是部分乐迷懂得拿起吉他玩音乐，懂得鼓是什么，吉他是什么。我们弱错时，他们会写信指正我们。这类乐为不单只欣赏我们的歌，亦欣赏我们背后的努力。他们感受到要弹吉他出色，就一定要花很多时间练习。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以前所做的一切没有白费，好可能这班乐迷长大后会成为另一队或数队BEYOND，好像我们般骂人，骂社会。他们亦给予我们压力，要做得更好。

记者：成名以后BEYOND了拍电影，上电视电台做节目，是否不甘心只做音乐人，要做艺人？

家驹：我们是百分百的音乐人，一心一意做音乐，在唱片出时才露面宣传，平时就躲起来做音乐。如果不出唱片也上电视，电台节目，才是“艺人”。BEYOND做宣传必定跟音乐有关。有些歌星上综合性节目，踩踩蛋，饮啖奶，打个筋斗，有什么意思？对音乐的帮助是“零”，只是担高了自己的知名度而已。前阵子我也试过又唱歌又拍戏。一来因为经济问题，二来要证明我们也可以像其他艺人一样，边唱歌边拍戏来赚钱。可是每天回家整个人累透了，怎会有时间放在音乐上？人人担心自己跌，所以搏到尽。为啥？怕别人比你红，怕别人抢走自己的歌迷。

记者：既然想推广音乐，为什么不为别人做音乐？

家驹：我们想过替人作曲，但唱片公司反对。他们说，有好歌为何不留给自己？如果不是好歌，只会影响BEYOND声誉。就是只负责编曲也不成。总之在任何人的唱片内有BEYOND的影子都不成，想听BEYOND的歌就应该去买BEYOND的唱片。如果成员中各自去做其他幕后工作，大家会“心散”。以“太极”为例，他们替很多歌星弹Section（伴奏），明明自己弹Rock（摇滚）的，却替别人弹Jazz（爵士），做多了会埋没自己的个性。你说，如果刚刚弹完梁雁翎的歌再回来搞乐队，会怎么样？

记者：为何不满香港乐坛？

家驹：香港没有“乐坛”，只有“歌坛”。你看看每年的乐坛颁奖礼上谁当选最佳歌手？是红艺人。什么歌曲入选？全是coverversion歌曲。圈中可话事的人根本不尊重音乐，只以音乐形式去娱乐大众；宣传歌手，并不是用音乐去打动人心，内容空洞、没感情。艺人亦不会专注在音乐上，做歌星的去拍电影、拍电视，做明星的又走过来唱歌，很多歌手经常出席慈善活动，什么扶贫、到孤儿院、老人院访问，可是他们的歌从来没有表达过并怀社会的讯息。为什么？想红，当红者想更红。

记者：为何BEYOND“串”得起？

家驹：做人最紧要真。好奇怪，有艺人能够装出笑脸，明明不很熟络，见面却互相拥抱扮亲热，为舍？可能他们身不由己，我却不愿意做木偶，对人强颜欢笑，音乐人只需要做好音乐。我们不是学院派出身，十多年来在家人反对之下仍坚持搞Band（乐队），对音乐的热诚影响了下一代，不少乐迷开始懂得音乐，我们弹错了，他们会写信骂我们，亦有乐迷写信、寄录音带、录影带咨询我们的意见。BEYOND以后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播下了种子，并已开始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