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陇山，是指以陇山为中心包括宝鸡、天水、平凉、固原等方圆5万多平方公里内的区域，也就是渭河中上游与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即泾渭地区或为泾渭流域。这个地区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发祥之地，而且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破晓、孕育之地。在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从考古、文献以及民俗等角度切入，就史前时期，陇山地区的文化、文明、民族的发生、发展予以简略论述，以期了解、认识这一地区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中华文化的发祥之地

何为文化？简言之，即物质与精神的总和。如此而言，自有人类出现，就开始有了文化，也就是说，文化是伴随着人类产生而产生。依此定义来看，中华文化可谓源远流长，追溯至旧石器时代，距今约有214万年的历史。陇山地区的旧石器时代可追溯至中早期。仅平凉境内发现的旧石器遗址有12处，早、中、晚各时期的线索都有。从泾川县太平乡大岭上出土于第五层古土壤条带，文物工作者认为约与蓝田人同时，距今约60万年前。除采集到的石器外，还发现了距今约5万年的晚期智人头盖骨化石及相伴的牛、马、羊等动物化石，使用的工具是用石头打石头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主要是把天然石块打制出刃或尖，用于砍斫刮削和挖掘树木或食物。如石锤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等。还有把天然石块打琢成便于抛掷、用于狩猎的石球。在六盘山以西的天水地区发现有“武山人”人骨化石，其生活时代大体与“河套人”相当。距今约有5万年。在泾水流域的宁夏固原还发现有岭儿旧石器遗址，距今约2万年。在宝鸡的麟游、眉县等地也发现有旧石器遗址，出土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片、石核等。这一切都说明泾渭流域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就已有人类的活动，也是我国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到了新石器时代，陇山地区的原始文化得到了较快发展。据第三次文物普查，宝鸡发现有近900处新石器遗址，其中仰韶文化遗址近600处。已发掘的有关桃园、北首岭、福临堡、扶风刘家村、武功郑家坡等遗址。这些遗址从距今8000年一直延续至3000年，期间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反映。如“福临堡遗址几乎经历了北首岭下层和整个仰韶文化遗址的全过程，在漫长的岁月中，文化发展序列几乎从未间断……”。从发掘的遗址看，文化内含丰富，出土的遗存有石刀、石镰、石斧、石铲、石磨盘等生产工具，尤其在距今8000年的关桃园遗址出土了二十多件骨耜，这是黄河流域的第一次发现。骨耜是一种农耕生产用具，说明此时渭河流域已进入了农耕时代。这些遗址出土的生活用具主要品类有碗、钵、盆、皿、盂、杯等，还开始有了编制、缝纫等，发现了一个彩陶，上有妇女穿着衣服采摘果子的侧面图像，衣服为上下两个分开的三角形。“上衣无袖，类似今日的马甲，下衣像裙子一类的形式。”在北首岭、福临堡等遗址还发现了大批房屋、墓葬、彩陶以及刻画符号等。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在宝鸡陈仓区桥镇遗址发现并采集到了一片泥质红陶篮纹筒瓦残片，其长26厘米，直径12厘米，壁厚1.2厘米；在两处半地穴式的房址中，发现并采集到其余板瓦、筒瓦、槽型瓦残片。由于这些陶瓦是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泥质红陶、夹砂红褐陶篮纹斝、罐等文物一同出土的，文物专家判定，这些瓦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建筑陶瓦，被称为“华夏第一瓦”。将中国的用瓦历史提前了一千年。考古学文化说明宝鸡渭河流域在新石器时期，特别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不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相当发达的。

天水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当地的远古文化遗存也是繁如星斗，到目前为止，此类遗址已经发现有500余处。从已发掘的天水市秦城区西山坪、师赵村和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看，文化内涵极为丰富。西山坪遗址有两个文化层，大地湾包括五个文化层，而师赵村遗址则有七个文化层，大地湾和师赵村文化延续时间均在3000年以上。“它们是迄今已知的我国境内最西的三个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经考证，时间都距今8000——7000年，为前仰韶文化时代的后期。这三处遗址出土的陶器有圆底钵、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尖底瓶、四足鼎、平底釜、条形盘、深腹罐等，彩陶艺术有变体鱼纹、鸟纹、变体蛙纹等，特别是圆底鱼纹彩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和四虎护鱼纹更是彩陶艺术的精品。在大地湾晚期F411房间内发现有距今5000年的大型地画，“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且保存完整的绘画作品”。在生产工具方面，大地湾人广泛使用砍砸器、石刀、石斧、石铲等磨制工具。农作物有稷、粟和大麻子，“六畜”有牛、马、猪、狗、羊、鸡等，手工业有房屋建筑、纺织、铜刀、铜器、彩陶等，出现了刻画符号。从这些遗址和遗存可以看出，天水在当时不仅有着发达的原始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等物质文化，是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地之一，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也是很先进的，“以大地湾为代表的天水地区的彩陶及其彩陶图案和绘画，无疑为中国原始艺术的最早起源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并增添了异彩。”

固原依据考古发现，从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和时间看，境内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店河——菜园” 类型，以及齐家文化等。从马家窑类型所反映的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看，以经营农业为主，生产工具常见的有石斧、凿、锛、刀、磨谷器、杵和骨刀等；同时还兼营狩猎。当时的制陶业比较发达，陶器的造型和彩绘也有自己的特点。居民以氏族和部落为单位居住在一起。正式发掘的遗址是固原的陈家湾。处于六盘山系向北延伸的黄土高原边缘的海原县菜园遗址，发掘后共清理墓葬117座、房屋基址8座、窖穴5个、灰坑19座、陶窑1座、出土各类遗物1500余件。出土的遗物中主要是生产工具、日用器皿和装饰品。遗物以陶器为多，诸如大小适中的小口罐、单耳罐、双耳罐，工艺制作简洁，以手制平底器为主，有少量的圈足器。这说明新石器时期，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也已有了较为发达的原始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区域。

    平凉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大地湾一期文化，以关陇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波及。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遍布陇山地区。起源于中原地区的陕西龙山文化亦在平凉东部有所发现。而产生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半山类型的地域文化在平凉西部更为普遍。还有广泛发现于泾渭流域的常山下层文化和齐家文化等。常山下层文化的出土遗物既不同于陕西龙山文化期类型，又不简单类似于齐家文化 ， 而是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自具特征的一种原始文化遗存。这种文化类型的遗物在平凉境内几乎随处可见。在陇山以西的庄浪、静宁等县，有典型的齐家文化遗物。这些文化类型反映了平凉远古文化的多元性特征。说明新石器时代，平凉正处于东西文化交流过渡的结合部。

总之，从目前考古来说，陇山地区的古文化起源是比较早的，在新石器时期，文化发展与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是同步的，甚至有些方面已有所超过。

二、中国文明的破晓之地

文化的发展，必然孕育文明的诞生。从考古学文化可知，陇山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丰厚的文化内涵。这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孕育和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且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内容，构成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文明的产生，我国研究者大都将文字、铜器、城市和礼仪祭祀中心的出现视为文明的产生和形成。依此理论观点，结合陇山地区考古学文化，我们认为陇山地区孕育文明的因素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产生了“前文字”——刻画符号。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文明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肯定了这一看法，并说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由此可见，文字是文明的一项重要因素。我们知道，从现在发现的较为丰富的古文字资料中，商代的甲骨文、金文是时间较早的文字。但是从其个数（约4000字）和结构（“六书”）看，甲骨文已成为一种相当发展的文字系统，所以它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必然有一个相当长地演变过程，其起源就是在黄河流域多处考古发现的刻画符号。在陇山地区目前有两处遗址发现这种陶器刻画符号，一处是在距今7100年的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一件尖底瓶上，有黑彩写画的‘’等多种符号组合一起；一处是在距今8000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有十多种刻画符号，有类似水泼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一直线和曲线相交的形纹的。这两处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与半坡、大汶口出土的刻画符号相类似，有些甚至一致。尽管这些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还不能被认定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但是有部分专家认为，“有一些已具备了文字的特征”。郭沫若先生说：“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苏秉琦等先生认为：“尽管二者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字，但距形成真正文字的时间应不会太远。”于省吾先生说：“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唐兰先生认为陶器上的这些符号就是文字。这些象形文字与商周青铜文字、商周甲骨文字，都是一脉相承的。李学勤先生也有相似的观点，在谈到大汶口文化的刻划符号时说：“同后世的甲骨文、金文形状结构接近，一看就产生很像文字的感受。”尽管目前还有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越来越多研究中国文字起源的学者都将中国汉字的源头追溯至6000年左右的这些刻划符号。刘大白先生曾认为最早的文字应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图画，一个是符号，而后者应更早。由这两个来源所造的字就是象形字和指示字。

其次，出现了“前城市”——聚落。有学者认为，人类先有乡村聚落，后有城市聚落，一般而言，城市是由乡村发展而成的。为此，我们说，聚落是城市产生的基础，也就是“前城市”。考古学文化显示，新石器时期、尤其是仰韶、龙山文化时期，陇山地区的聚落群是星罗棋布。这里以宝鸡、天水渭河流域为例。据许顺湛先生统计，仅在宝鸡渭河流域有仰韶文化遗址（包括老官台文化遗址）约400余处，其中仅市区（金台、渭滨）就有79处。在这400余处聚落群中，其中50万平方米以上的特级聚落和40万平方米以上的一级聚落各为8处。有些聚落已接近100万平方米。所以，就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现代村庄的下面几乎都叠压着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从已发掘的6万平方米的北首岭遗址看，房屋、墓葬、陶窑、道路等聚落形制齐备，布局并有一定规律，其前后延续了1000多年。“从中心广场边存在的3组房子来看，北首岭遗址至少曾有过3个氏族。”除宝鸡之外，在天水渭河两岸，也散落着500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秦安大地湾遗址为近100多万平方米的特级聚落，包括一期文化和仰韶早、中、晚遗存，前后延续了有两千多年。从它（乙址）所处高出河面50——80米小山坡的险要地势以及聚落以礼仪为中心、四周依山分布居民区、墓葬区、以台阶地的自然冲沟为天然屏障等布局看，“显然不同于一般聚落遗址的要求，而是精心选择安排的。遗址中相当多建筑规格也高于一般聚落所见。这两点足以表现它处在一种较为突出的中心的地位。”为此，有学者认为，大地湾从“聚落的规模和分布清楚地反映了城乡最初分野的特征，是‘城市革命的前奏曲’。”同样在甘肃平凉和宁夏固原也分布着如常山下层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等类型的聚落群。

再次，出现了礼仪祭祀中心——大房子。祭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形成于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中早期。从泾渭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显示，这里的祭祀活动早在8000年前后就已出现，并且形成以大房子为标识的礼仪祭祀中心。比如北首岭遗址在居住区的中心有一个6000平方米左右的大广场。广场周围有许多房址。场地之北，有房址22座，其中16座门道朝南；场地之西，有房址10座，其中8座门道朝东；场地之东南，有房址17座，其中10座门道朝北和西北。“很显然，房屋是有意围绕广场建造的，它们的门向大多数向着广场，从而形成场地以北和以西的房屋与场地以南和以东的房屋遥相对望的情况。”所以，有研究者根据遗留大量烧烤过的兽骨、不规则的柱洞和广场推测，这里很可能“是举行剽牲一类祭祀活动的场所”。烧烤的兽骨可能是祭祀留下的，广场是举行集会和祭祀的中心场所。又如大地湾遗址，已发掘房屋遗址250多座，其中尤以编号为F901的大房子最具代表性。该建筑实际上是以主室为主的建筑群，左右对称，结构复杂，而且主次分明，布局得体。在大房子门前又有近1000平方米路土构成的平整广场。在大房子内还发掘出形制特殊又非生活用具的陶器。编号为F405的大型房址亦是一座具有礼仪性的建筑，并与F901大房子遥遥相对。有学者认为：“这座大型建筑应是氏族或部落的公共活动场所，主要用于大规模的集会或祭祀活动。”无疑为当地一个礼仪祭祀中心。

   除以上几点外，陇山地区文明因素的产生，还反映在农业文明方面。我们说，因这里气温的适宜、土壤的肥沃、水利的发达、植被的茂盛等原因，所以自古以来这里都是宜农宜牧宜居的理想之地。大地湾、北首岭和相邻的半坡等遗址都发现了粟一类粮食和蔬菜籽。从新石器密集的聚落来看，这里可能有较密集的人口，所以，必然有一个较为发达的农业来支撑。文献传说，炎帝曾在此发明农耕文化，教民稼穑，种植五谷等。正因为有了发达的农业，“原始先民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才有了先民的文字创造、定居聚落和祭祀礼仪活动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各种活动。

    以上事实，预示着陇山地区正跨入文明的门槛，为中华文明的破晓之地。

三、中华民族的孕育之地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而汉族的前身为华夏族，华夏族的形成是以炎帝族和黄帝族为核心。从文献记载、考古学文化以及近年来的研究认为，关中西部的宝鸡与相连的陇东天水是炎黄二帝的起源地和活动地。与起源于今天水的伏羲氏构成了中国传说历史上有名的“三皇”。

依据何光岳先生的研究，“三皇”来源渊源有自。伏羲氏是由华胥氏派生的，伏羲氏与女娲氏结合而派生出少典和有娇两个氏族。少典与有娇通婚而又派生出炎帝、黄帝两个“双胞族”。这就是《国语·晋语》所说：“少典娶有娇氏，生黄帝、炎帝。”不管是华胥氏，还是伏羲氏、女娲氏，以及少典、有娇，他们都曾在渭河流域的宝鸡、天水生息过，且前后相沿。这种说法是否成立，我们暂且不说，但以宝鸡、天水出土的新石器遗存与传说的伏羲、炎帝、黄帝的发明创造相对应，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早期和中晚期，有一个或数个氏族、部落在此生活确是不争的事实。

“三皇”为华夏族的核心族。他们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又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文初祖。他们“是三集团（即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作者注）中最重要的集团，所以此后它就成了我们中国全族的代表”。他们都与陇山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即起源于渭河流域的宝鸡、天水地区。

1．伏羲与陇山地区。据《帝王世纪》云：“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水经注•渭水》、《补史记·三皇本纪》、《遁甲开山图》等史籍亦说伏羲“生于成纪”。成纪，即今天水。据考天水在古代为西犬丘，为西周时秦人的都邑，秦、汉、唐时分别为陇西郡、天水郡和秦川郡，设有成纪、冀县、冀州等县治，其具体地点在今天水市西北的关子镇和三阳川。又有一说在市北面秦安县之阳兀川。说伏羲出生于今天水还有其他的依据。经考占工作者勘察，今天水地区有数百处新石器遗址，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其分布点之广、文化层位之多和出土文物之丰富都是国内罕见的。有论者认为：“伏羲、女娲文化是大地湾文化的先躯，大地湾文化是伏羲、女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传说这里还是女娲氏的出生地，“……女娲氏，风姓，为庖牺之姊。”有关伏羲、女娲遗迹在此地亦有多见。在三阳川至今还留存伏羲画卦之卦台山及“龙马负图”的龙马洞；今天水市西还建有规模宏大的伏羲庙；今凤凰山古代原有娲皇寺；卦台山有汉代碑首留存等。

伏羲氏起源于今天水，因“崇拜太阳，所以一直由西向日出处的东方迁徙，其目的是要寻找日出处的宝地，故名太昊。”《帝王世纪》说：“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蛇身人首，有圣德，都陈”。“陈”，依故荣氏《开山图注》所说，为宝鸡之陈仓（另有一说“陈”为今河南之淮阳）。若此说不错，说明伏羲在迁徙东方时，曾在宝鸡之陈仓居住过。从传说炎帝、周文王演义伏羲八卦为六十四卦，可以看出伏羲文化在宝鸡渭水流域也是流传很广的。

至于有文献说伏羲为三苗之首，在陕西蓝田，山东今荷泽，河南淮阳、商水、上蔡、信阳等地也有遗迹、传说，可看作为伏羲文化及后裔的迁徙活动之地。

2、炎帝与陇山地区。据《国语·晋语》说：“炎帝以姜水成”。这最早记载了炎帝是从宝鸡渭水流域起源的。“姜水”地望，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里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是说姜水在今岐山、扶风的交界处。为渭河北的一条支流。《大明一统志》及从清顺治年间到民国十一年历代所修《宝鸡县志》皆说“姜氏城”和“姜水”在今宝鸡市区的渭河南，“姜氏城”即今“姜城堡”，“姜水”即今“清姜河”。如《大明一统志》：“姜氏城在宝鸡县(原县治在今宝鸡市区中山路中段——引者注)南七里，城南有姜水，即此”。明万历五年《重修风翔府志》：“姜氏城，(宝鸡)县南七里，城临姜水。《帝王世纪》云：‘神农氏母有娇氏，游华阳而生炎帝，长于姜水’，即此。”清姜河为渭河南的一条支流。“姜水”地望不管是在渭水北，还是渭水南，都为宝鸡渭水流域的一条支流是毋庸置疑的。与文献资料相印证的、宝鸡渭水流域有关桃园、北首岭、福临堡、石嘴头等近600处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遗址，其时代与炎帝所处时代大体吻合；有大量出土的生产、生活用具，与炎帝“刀耕火种”、“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教民生谷”等发明创造基本一致。此外，秦灵公三年(公元的422年)设吴阳下畤祭炎帝，姜姓裔族姜原、姜太公遗迹及大量流传的有关炎帝的民间故事等为炎帝诞生于宝鸡渭水流域亦提供了佐证。为此，自占以来，宝鸡地区就有多处神农庙、炎帝祠以祭祀这位人文始祖。经近年来对扶风刘家文化遗址的研究，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宝鸡市区是姜姓羌族的活动中心，随后向东推进，在扶风亦出现了“刘家文化。”学者们将此文化命名为“姜戎文化”，邹衡先生称为“姜炎文化”。他说“姜炎文化的中心分布地域适在宝鸡市区之内”，“宝鸡地区是姜炎族的老家”。徐旭生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认为宝鸡市区的清姜河流域和岐山之姜水流域“全是姜姓所居旧地”。郭沫若、范文澜、周谷城、白寿彝等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炎帝诞生于姜水，姜水就在宝鸡，宝鸡是炎帝故里是完全可信的。

又据《国语·晋语》记载：“炎帝为姜”。同书《鲁语》说：“炎帝为姜姓之祖也。”《帝王世纪》亦说：“神农氏，姜姓也。”关于“姜”的来源，则大多数学者认为与“羌”有关。《后汉书·西羌传》里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是说羌为姜之一种(也有说姜为羌之一种)。实际上“羌”和“姜”本是一字：“羌”从人，作为族之名；“姜”从女，作羌人女子之姓。章炳麟《检论·序种姓》说：“羌者，姜也。晋世吐谷浑有先零，极乎白兰，其子吐延为羌酋姜聪所杀，以是知羌亦姜姓。”邹衡先生说：“住在甘肃的羌人一直称羌，而住在陕西(可能包括甘肃东部)的羌人，则别称为姜了。”关于羌人的地望，邹衡先生认为：“据《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的中心分布地区，今天的甘肃南部一带正是羌人的大本营”。李伯谦先生亦认为：“现已知羌的中心活动地域大体在今陕、甘交界地区”。发现于扶风、宝鸡一带的刘家类型的文化遗存，被学者们命名的“姜戎文化”(姜炎文化)，其“来源于齐家文化，而刘家文化又与辛店文化有一些相似之处，学术界普遍认为齐家文化、刘家文化为古羌人文化。”从以上所述得知，今天水地区亦是姜炎族即炎帝的活动地之一。

3．黄帝与陇山地区。据《国语·晋语》说：“黄帝以姬水成”。这是黄帝诞生于宝鸡渭水流域的最早记录。“姬水”地望，历史上没有记载。今人研究，徐旭生先生说：“陕西的北部”、“姬水有可能在陕西境内。”张岂之先生说：陕西黄土高原是黄帝的起源地。这就为我们寻找姬水指出了地域范围。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今“岐山县南横水河”。姬与岐同音；一种认为是“发源于今麟游西偏北的杜林，于今武功入渭的古漆水”。另外还有岐水、沮水、泾水、渭水等不同说法。以上诸种说法虽有不同，但都与渭河有关，不是渭河的一级支流，就是渭河的二级支流或本身。我认为漆水说比较可靠。这不仅是因姬、漆二字同音，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古漆水为周人的起源地。我们知道，周人姬姓，传说为黄帝之后裔。黄帝之曾孙帝喾的元妃姜原所在的有邰氏族的居地就在漆水河之畔（今杨凌姜原村）。所以说，是岐山横水，还是武功漆水(武功县原属宝鸡，今划入咸阳市)，都为宝鸡渭水流域的支流。宝鸡亦是黄帝故里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如此说，还有其他的资料可作佐证。罗泌《路史》说黄帝“徙治陈”。其儿子罗苹则解释，“陈”即“陈仓”。若此说成立，说明黄帝曾在此建过都城。黄帝的臣子岐阳发明了黄芩、党参等几十种草药。《帝王世纪》：“岐伯，黄帝臣也，帝使岐阳尝味草木，典治医病，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当年岐阳生活之地岐阳村如今还在，陕西省政府公布“岐阳一号遗址”为省级重点保护单位。”《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灵公三年在吴阳上畤祭黄帝。传说黄帝臣子、发明汉字的鼻祖苍颉，死后曾葬在岐山，这里至今还建有苍颉庙。此外，黄帝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平凉崆峒山亦距宝鸡不远。《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崩，葬桥山。”宝鸡距桥山(今黄陵县)亦不过二三百公里路程。故，何光岳先生说，宝鸡既是炎帝的发祥地，亦是黄帝的发祥地。

有文献记载，黄帝与今天水亦有关系。《水经注·渭水》说：“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穷山，本神话地名，今按地理方位，似应指六盘山一带。说明黄帝在平凉亦有活动。轩辕国在穷山南，应指天水、清水之间。《帝王世纪》说“黄帝生于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即今“兖州曲阜东北六里”。何光岳先生认为：“山东曲阜之寿丘，乃黄帝族以后东迁到曲阜而带去的地名。最早的寿丘，应从姬、姜二水和轩辕谷附近去找。”何先生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清一统志》卷二百“秦州”：寿山，在州北一里，下有鲁谷水。寿山不高，与上丘相似。鲁谷下在秦州城之北。秦州在秦未西迁至此之前，乃为黄帝之裔、十二姓中的姞姓鲁人所居，并因而得名。鲁水所在地叫鲁城，其北门有寿丘，则为此寿山无疑。州东有轩辕谷，水出南山轩辕溪。这些轩辕谷、轩辕溪、寿丘山均在一起，即在今天清水县境内。此外，这里还有“轩王爷台子”、“（轩辕）练武台和晒谷台”、“轩辕窑”、“三皇沟”，建有“三皇庙” 、“轩辕宫”等。这些地名渊源有自，流传颇古。必与轩辕黄帝有某种关系，才出现这些地名。从考古学方面看，在清水境内，迄今发现了40余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渭河一级支流牛头河中游及其支流樊河、南道河、白驼河、林家河等避风向阳的台地上，比较典型的有永清堡遗址、泰山庙遗址、古城原遗址、程沟坪遗址、田家湾遗址、下店子遗址、蔡湾遗址、连珠遗址等。这些远古文明遗址，反映了清水境内早期人类活动的鲜活情景，这也为黄帝在此活动提供了考古学依据，说明这里可能是黄帝轩辕氏的最早居地。而“不远有姜水、姬水。北邻清水县有羌水，出羌谷，传说是神农氏的居地。”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三皇”的起源地均在陇山地区，随后分别沿着渭河、汉水、黄河南北两岸向外滚动式迁徙。因而，在今陕西、甘肃、河南、山西、湖北、河北、山东、湖南等地分别遗留有伏羲、炎帝、黄帝的遗迹或传说。炎黄蚩经过涿鹿、阪泉之战后，便结成炎黄蚩联盟集团。炎黄蚩联盟集团的形成标志着华夏族开始孕育和雏形。所以，我们说陇山地区亦是中华民族孕育之地。

四、结语

以上三方面论述，我个人认为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一是启示我们会清楚地认识陇山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文明之根、中华民族之魂，都与这块地方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今天“一带一路”的开发中，陇山地区是其一个重要节点，它不仅自古以来是中国中原地区通往西亚、欧洲的重要的经济通道，而且亦是中国中原通往西亚、欧洲的重要文化通道。为此，我们研究陇山地区史前文化，对我们今天开发这块地区不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们开发“一带一路”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是启示我们会清楚地认识陇山地区即泾渭流域自古以来就构成为一个文化圈。从史前时期开始，由于地缘相邻相近，在经济、文化方面就有着颇多的联系，相互借鉴，相互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历史、文化艺术等人文方面，而且在社会经济、习俗风情等方面也有着一致性或相似性。所以，加强陇山地区文化的研究，不仅对提高本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知名度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整合本地区各类文化资源，开发本地区以内各地的文化资源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三是启示我们“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实施，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欲想在此机遇和挑战中，取得一席之地，获得一份机会，单打独斗不行，仅靠一地稍显势单力薄。若果四地携手，以“三皇”文化（成立“三皇”文化研究会）为引领，共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高地，必将会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一带一路”的一颗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