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记者｜卡生
“分离焦虑”
作为演员，这些年姚晨参演的电影和电视剧，总是会冲上热搜。无论是电视剧《都挺好》《摇滚狂花》，还是她监制、主演的电影《送我上青云》，都让观众看到了对传统有一定挑战的女性角色，她们独立、自知，在生活中不停地寻找答案。姚晨说，“对于创作者而言，电影是一种解决自我困惑的艺术，你会在角色中成长，并变得越来越强大。”
演戏之外，姚晨并不是第一次当监制。近些年，她开始在演戏之外突破边界，比如《送我上青云》是一部关于女性黑色幽默的欲望故事，《三贵情史》（未上映）是部有些哥特风格的童话，也有像《村庄·音乐》（未上映）这样比较艺术化的探索影片。这些具有个人趣味性选片的直觉成为了她演戏之外的重头戏。
《脐带》的剧本是本片的制片人刘辉在FIRST青年电影展的创投会上发现的，当时还叫做《漫游在蓝色草原》，写这个剧本的是90后女孩乔思雪，她毕业于法国巴黎的电影学院，从小在内蒙草原长大，常年的异国留学总让她惦念家乡以及母亲，所以在《脐带》中，她想用诗意的方式书写与父母的关系，探讨如何面对告别与死亡。是刘辉将剧本带回了坏兔子影业给到曹郁和姚晨。
姚晨看到剧本时，被那种幼小离乡漂泊而又重回故土的复杂心情打动，“我十四岁离开家来到北京，这些年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生活也常常是自顾不暇的状态，对父母很难兼顾，中年以后我常常会深陷于一种自责中。”尽管乔思雪的剧本还只是停留在一种文字表达的诗意状态，故事还是相对单薄，但姚晨觉得这个故事在文本诗意的基础上走得更远，所以她果断地带回了片子。经过两年和乔思雪远程视频的打磨，剧本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快获得了金鸡电影创投会的大奖。
这个故事发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电子音乐人阿鲁斯是一名北漂，他接到了家里人的电话，一直居住在哥哥嫂嫂家的母亲，阿尔兹海默症越来越严重。阿鲁斯不得不返乡看望母亲，最终他决定不再回北京，而是将母亲带回了草原的家。故事不复杂，但这也给整个电影的拍摄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如何讲述好这样一个具有情感浓度的故事？成为了所有主创要花时间去解决的问题。
《脐带》这个名字含义很明显：个体与故土的连接，子女与父母的连接，人与自然的连接。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一个让人觉得有“阵痛”感的词，当孩子出生，需要剪掉与母亲的脐带；当孩子长大，要离开故乡。尽管这个词与影片的核心观点很贴合，但对于不想面对苦难的观众而言是有一定劝退性的。当我拿这个问题问姚晨时，她觉得，“人经历成长就是要学会面对告别”，所以这个电影名字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
一开始看这个电影时，我是有一些忐忑的，不知道这样一部电影会用怎样的方式来表达沉重的母题，但当走出电影院时我却神奇地感受到了一种被疗愈的轻盈感，好像面对“生与死”，“离别与再见”时竟然释然了。
在影片里的最后一幕，篝火点亮了草原的夜，母亲对阿鲁斯说，“小伙子，你为什么看上去那么悲伤，是你心爱的姑娘不爱你了吗？”儿子说，“她不是不爱我，她只是忘记了。”阿鲁斯之前害怕母亲在草原走丢，一直用一条绳子系在自己和母亲之间，那一刻，他亲手剪断了绳索，看着母亲像孩子一样如获新生，她走向了草原的深处。拍完那场戏，姚晨和所有人心情都十分复杂，好像他们正在经历不舍的许多告别在那一刻获得了真正的解脱。
这个影片的筹拍阶段刚好碰上国内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除了乔思雪是新人外，这个电影的制作团队堪称豪华，摄影指导是曹郁，美术指导是《八佰》的副美术师赵紫冉，声音指导是《八佰》的声音指导富康，造型指导是《八佰》的造型师的李宙，剪辑指导是《太阳照常升起》的剪辑师张一凡，电影里的音乐来自三位蒙古族艺术家：蒙古族世界音乐人乌仁娜；游牧电子音乐人伊德尔，也是我们的男一号；还有蒙古族独立音乐人欧尼尔。
“本来预计是一个低成本的电影项目，也没有太多钱给主创团队，对于他们来说如果婉拒了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大家都想一起拍点东西，不希望在迷茫中沉沦。”姚晨说。影片中呈现的视听语言有一种壮美的力量，它消解了一切和告别相关的苦难与恐惧感。
《脐带》剧照
“告别”是作为演员要面对的一种常态，和角色的告别，和生活中亲人的告别。拍摄这部戏的时候，曹郁的母亲过世，他请假一天离开了草原处理母亲的丧事。在现场，曹郁一直没哭，反而是姚晨每一场戏都在掉眼泪，这部片子调色、剪辑完之后，姚晨在家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她几乎是看一次哭一次。
北大的心理学家李松蔚看了两遍电影。姚晨有一个困惑请教他，“我小时候被妈妈送到幼儿园托儿所，一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我一直觉得我从小就有‘分离焦虑’，这些年似乎一直在和这种东西作斗争。如果身边有人走了，我都会去参加他们的葬礼，我以为我不会再惧怕告别这个事情，但我这两年怎么越来越害怕了呢？
李松蔚给了姚晨一个很令人欣慰的答案，“从心理学层面上来说，害怕才是好事，告别本身就是痛苦。痛苦时我们会告诉自己要面对，要勇敢，但实际上它代表的是一种抵触。只有当你承认它是痛苦的，才说明你愿意去背负这个痛苦，也说明你的内心是真正强大了。”这就像影片里的阿鲁斯与母亲，当他决定剪掉那条绳索，实则是在帮助母亲卸下所有关于所有爱的束缚。
监制身份
《脐带》拍摄了50多天，作为监制的姚晨有另一面，作为演员，更多的状态是打开自己，动用人生阅历去贴近、感受角色，而作为监制，多了一份理性的判断。一开始，姚晨在戏里饰演了一个角色，是阿鲁斯在北京的经纪人，但在后期制作时，她觉得这个角色反而影响了整个影片的调性，“从业以来第一次，我亲手剪掉了自己出演的角色”，姚晨说。
作为监制，她需要刻意地收拾起一些情绪，“相比演员，监制还是要保持一种抽离，我一直会尽量在作品里避免那些自怜的情绪，你不自己同情自己，观众才有可能共情你。尽管所有的场景都是乔思雪写的，并且这个故事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化情感，但当这些场景一个个在表演上流动起来时，年轻导演还是会很蒙。”所以，她以分享个人阅历的方式激发乔思雪的想象力，让她尽量冲破个人情绪的限制。
在剧组里，姚晨的工作主要是和演员沟通演戏。电影里的主角阿鲁斯之前没有演过戏，他是一名音乐人。在选角时，角色要求会蒙语、会乐器，符合这个年龄段的科班演员所剩无几，所以，姚晨把“会音乐”前置，她向所有音乐人朋友寻求帮助，民谣歌手马条有一天给她发来了音乐人伊德尔的小视频，小伙会蒙语，形象帅气，还自带幽默感。
姚晨说，“我一直有一个比较顽固的认知，所有的悲伤都应该是笑着说出来的。”伊德尔的气质是姚晨寻觅很久的，原本影片里的阿鲁斯是一名传统的马头琴音乐人，之后根据伊德尔的特点改成了电子音乐人，正是这个改动，让影片在音乐层面呈现出了一种“新颖”的视听体验。
《脐带》剧照
影片里除了饰演母亲的巴德玛，还有饰演哥哥、嫂子的两位演员除外，剩下的表演者都是没有表演经历的素人，怎么整合不同状态的演员进入角色成为了姚晨最头疼的事。
对于伊德尔，她采用鼓励的方法，拍完一条把他叫到镜头前，一一点评哪里好，哪里状态不对，伊德尔学得也很快，积极性和自信感也被姚晨调动了起来。母亲的戏份很重要，这部戏的成败多少和巴德玛的表演有关，巴德玛一开始对拿捏阿尔兹海默症的尺度感比较犹豫，多了则像神经质，少了又不能突出这种冲突感。姚晨画了一张图给巴德玛，“你从最早的记忆到现在如果是一条线，阿尔兹海默症是把你其中的某些记忆拿走了，所以你的表演里有的东西你记得，有的你不记得，你只是一个缺失记忆的人。”巴德玛的母亲角色给影片带来了一种宽阔的包容与温度，是影片里很亮眼的存在，不是悲苦，不是委屈，而是一种生命回到原点时的天真烂漫。
有一场戏，是阿鲁斯带着母亲回到他们在草原上的老房子。那天姚晨去现场晚了，导演已经拍完一场戏，并给她发来视频。视频里是阿鲁斯在四处巡视破败的老房子，母亲在家里游荡。很多我们常见的年轻导演拍的艺术电影，导演会让演员在场景里头游荡，因为觉得母亲失去了记忆就不记得这个地方了。姚晨觉得这样拍摄的方式，没有传递剧本想要表达的情绪。她后来改了一版，阿鲁斯进到老房子，打开了一扇扇窗户，屋外的光影让房子变亮，姚晨让道具组给了一把旧水壶，母亲进门不小心踢到了，她顺手将壶捡了起来放到了该在的地方。母亲穿过房门时利落撩帘，掀开了床上的白布，房间里的尘土被扬了起来。
这个小小的改动，交代了很多人物信息，透过母亲的动作，大概能猜出年轻时她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女性。这场戏姚晨决定重拍，乔思雪背地里哭了一鼻子。姚晨说，“没事，让她自己哭会儿。”小成本制作，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助她完成想要表达的内容。
《脐带》剧照
监制完这个电影，姚晨在她此刻的人生阶段里似乎又完成了一次表述，“草原上的马兰花不会常开，时间会一直向前。”影片最后出现了一棵生死树，一半生一半死，拍戏时他们真的看到了这样的奇观。“人生里很多的困惑，通过创作的过程解开，其实是自己与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途径。”姚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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