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构架作用

    《杀人回忆》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单线性的直面发问能量。影片从结构上分为:朴警官调查、苏探员加入调查、改组调查组、朴与苏内部矛盾分开调查、朴与苏合作调查、目击证人死去、最大嫌疑人和美国调查结果八部分。

    《杀人回忆》中，支撑影片进展的矛盾纠葛设计在警察内部。在追查嫌疑人这个外部驱动欲望的带领下，影片就警察内部矛盾进行了大面积铺张。这种矛盾二元性结构在类型片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杀人回忆》的二元性有别于以往类型片的二元性结构，我们试举例分析:而《杀人回忆》中，朴警官与苏探员的内部矛盾设计并不是出于其自身的自觉欲望，二人矛盾的直接原因是破案方式，而这两种破案方式却来源不同地域的文化思维观念。而以苏为代表的“西方外来文化的现代性思考”、朴为代表的“传统或落后的经验主义思维”，二者构成的冲突不仅在语言上产生了新的突破，这种类似“真相线索”中主人公由分到合的过程更形成了一种“励志语调”，在附加了更多层面的社会议题的同时更增大了影片的力量。案情从开始直到最后都没有得到解决，且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发生，作案手段伴随着案情的进展而发生变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片中三个嫌疑人的角色设计都存在相同的犯罪心理嫌疑一一智障者光昊神往的犯罪心理、对案情意淫的工厂工人和对警察不满且存在性压抑的第三位工厂工人。不断增大的调查难度和不断接近案情真相的趋势，使影片的期待值不断增加，最终开放式的悲剧式结局，将影片以单向性的结构所承载着复杂式发问，最终将一系列复杂的问号转嫁给观众。

聚焦人文情怀

    影片除了描述一个犯罪悬疑故事外，也聚焦了人文情怀，使得这部电影的地位价值更具分量。一方面：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影片虽然围绕着一桩谋杀案展开，但在破案过程中导演并不是单纯机械地制造悬疑，他的最终目的是借助悬疑片的外衣反映当时政府的无能与不作为，更是为了纪念那些被残忍杀害的女性。在这一点上，他将残酷的现实社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勇气显露无疑，成功地摆脱了好莱坞类型片的束缚。这样的表现方法首先就满足了一点:在客观上使观众有共同的回忆。在影片的叙述中，导演也在不断强化这一点，影片中大喇叭里不断响起防空警报的声音、戒严、大学生的示威活动、中学生参与的防空防化演习、灯火管制等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时代元素使得导演要传达的信息越来越多、主题也越来越鲜明。他说:“这部影片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灯火管制的创意。当有人问我对八十年代有什么印象时，我会说那时就像是战时的灯火管制阶段，为了防止夜晚敌人的偷袭，所有的灯光都要熄灭，这就像是人造的黑暗一样。”

    这时就会发现导演想讲述的故事从一个社会治安案件变成了一种社会状态一段历史，观众的视线也不再集中于猜测谁是凶手，而是去思考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想让观众看到的、去切身感受的人不是警员也不是受害者，而是每个所重新认识的自己，那个军政度独裁时代的自己，影片里不处不在的自己。就这样，没有找到凶手的故事变成了没有凶手的故事，没有凶手的故事变成了每一个人都是凶手的故事。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现状或许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正如导演导演所说“简单说，这部电影是关于失败的，这是一部拷问每个人的电影。为什么凶手没有被捉住?当写作剧本时，我得出了结论，在寻找凶手的道路上，是那个时代的氛围，那个时代的无能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另一方面：黑色幽默以喜衬悲。影片中包含了悬疑、惊惊、黑色幽默、社会议题等元素，但在这些元素中，黑色幽默又是非凡叙事天赋中的点睛之笔。影片中的“奉式幽默”不仅仅有调节压抑气氛的作用，更多的是蕴含了丰富的深意，观众欢笑过后，整个故事背后的无奈和沉重会逐步表现出来，这种叙事方法以喜衬悲，更容易营造出阴郁、压抑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