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我的家乡在山东半岛东部昆嵛山下的文登县（现为文登市），这里沿海靠山、地杰人灵，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中是著名的老区，小说《苦菜花》、《迎春花》所述说的，就是我家乡的故事。

 1927年5月7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河胡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我祖父母生了4个儿子，我的大叔和四叔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做点小生意，三叔是个石匠，长年在东北干活。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还有八个堂兄弟三个堂姐妹，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我的父亲天生智障，干农活不自觉。从我懂事起母亲就叫我跟着父亲上山下田，回家后母亲问我：“你爹干活了吧？”我老实回答：“他睡了一觉”，母亲就骂他。后来我看他见干活时要睡觉就喊：“爹呀！别睡觉呀！回家俺妈要骂的呀！”每次我总帮父亲干点小活，拔拔草，捡捡石头什么的。旧社会的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特别严重，男孩子可以上学读书女孩子不行。1938年我们村有地下党活动，宣传男女平等，女孩子也可以读书，我看见村里有两个女孩去读书了就吵着也要去，我母亲说：“一个闺女读书有什么用?再说咱家没钱给你交学费呀。”我哭着喊着非要读书，大叔听见后对我母亲说：“嫂子，叫他去读吧，咱家已有七个学生了，不差她一个得学费。”就这样，1939年我十二岁时终于背着书包上学了。可能由于我个子高，老师让我直接上了二年级。当时我特别高兴，读书非常认真。可好景不长。这一年，父亲腿上长了一个大疮，因无钱医治告别了人世。我清楚的记得，母亲让我写悼念父亲的香纸，我写的歪歪扭扭的。第二年，日本鬼子打到了我的家乡，学校被迫停办，才读了一年书的我就失学了。

             鬼子来了

1940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文登城，我们村庄四周都有鬼子的据点，老百姓无法过太平日子了。在这样战乱的情势下，为了相对的安全，我们这个大家庭决定分家，分成四个小家庭。我记得分家是采用抓阄的方式，把家产一分为四，而其中一份是没有房子的。在抓阄的前一天，母亲跑到父亲的坟前哭喊着：“他爹呀！明天抓阄你千万保佑我抓个有房子的啊！”第二天抓阄，母亲偏偏抓到没有房子的那份。那天母亲哭了一夜，抱着我们姐弟边哭别说：“你爹活着没本事，死了灵魂也没有，今后怎么过啊！”那时我大姐已出嫁，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个只能借我大叔家暂住。我二姐和父亲一样也是弱智，因此，十三岁的我和十二岁的弟弟就挑起了家里生活的重担，每天在分给我家的几亩地里种庄稼。我不怕吃苦又勤劳爱学，啥农活都会干，成了村里有名的假小子。

那时候日本鬼子修了许多炮楼据点，最近的离我们村只有六里路，他们三天两头都到村里来抓人抢东西。1940年夏的一天，鬼子和汉奸冲进我们村里，用枪逼着老百姓听他们训话。我躲在大人背后，亲眼看见鬼子抓出我一个远方哥哥逼问他八路在哪里，问不出来就打他耳光，并拎来一桶滚烫的开水泼向他全身。我吓的闭上眼睛，只听见他撕心裂肺的惨叫和鬼子汉奸的哈哈大笑。我这个远房哥哥被丧心病狂的鬼子用开水浇了三遍，全身血红，体无完肤，昏死了过去。鬼子走后他醒过来，疼痛的大喊大叫了三天三夜，最后悲惨地死去。还有一次，我看见鬼子用刺刀刺一个老汉的大腿，逼他拿钱。当老汉把仅有的两块银元交出来后，其他鬼子一拥而上，都向老汉要钱，要不到就你一刀他一刀割老汉脖子上的肉并用绳索把老汉吊起来，把他活活地折磨死了。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这些惨无人道的罪行，心中萌发了当八路打鬼子的念头。

              投奔八路

1941年春的一天，我弟弟和村里几个男孩偷偷离家想去投奔八路军，母亲发觉后他们已经走出十几里路了。母亲连夜追过去，非把弟弟领回来不可，她对弟弟说：“我只有你一个儿子，你走了我怎么活呀！”从那以后，我弟弟就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在农村呆了一辈子，1942年1月，有位当八路军干部的远房哥哥回家过年，我找到他要他带我去参加八路军。他问我怕不怕苦，我说不怕，他又问了些问题后要我回去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不同意，我就加重语气说：“妈啊，弟弟要当八路军你不让，是你只有一个儿子。可女儿你有三个，就是我死了你还有两个呢！”听我这样一说，母亲就去那位哥哥家里问了下情况，回来后对我说：“你走吧。“我流着泪说：”娘！你养了我十五年，只要我不死，以后我也养你十五年！就这样，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2年的胶东，除了县城外，广大农村都是八路军根据地。为培养根据地经济建设力量，我参军后被分配到《胶东蚕丝学校》学习养蚕技术。当时我对革命道理懂得很少，有一次指导员上政治课讲到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打鬼子时，我立即举手问：“指导员，八路军我看见了，共产党我怎么没看见啊?”全班哄堂大笑。有个同学指着我鼻子开玩笑叫我“彪子”（胶东话“傻子”的意思），以后我就有了“胡彪子”的外号。指导员对我说，你只要好好学习，以后一定会看到共产党的。在学校经过学技术、学文化、学政治，我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一天，我向指导员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指导员问我怕不怕死，我说：“打鬼子我不怕死！”指导员鼓励了我说：“组织会考验你的。”有一天半夜里我和男同学站岗，突然听到附近有动静，我马上对男同学说：“有敌情，准备打！”结果是指导员在考验我。这年冬天，日本鬼子大扫荡，学校动员同学们各自回家隐蔽。我不愿回家，党员李德芬同学要我和他一起找地方隐蔽。于是我们两人在鬼子眼皮底下东躲西藏了二十多天，历尽艰辛，经受了反扫荡的严峻考验。后来才知道，这也是组织上安排党员同志对我的考验和培养。1943年1月，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文登县无染寺后山的大树林内，我进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李德芬和胡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入党的预备期是半年，由于我才是十六岁，预备期一年，1944年1月转为正式党员。

从蚕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牟平蚕场，1944年春调到栖霞县南院蚕场，负责带领蚕校学员学习。来蚕校实习的学员很多，为了他们吃饭的问题，我经常赶集去买粮食，一买就是几百斤，雇驴车往蚕场运，很是热闹。这年夏天，一场罕见的瘟疫袭击了胶东半岛，我们很多同志都病倒了，纷纷住进了胶东军区医院。我负责照料的染病学员中一位余斌同学病情严重，我把她送到医院抢救，第二天我也被感染倒下了。那时，留在蚕场的女同志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场长孙铁山同志只好回家把他十七岁的侄女叫来照顾我。事后他侄女告诉我，当时我人事不省，医生开了药，摇着头说了一句：“死马当活马医吧。”场长和他侄女一面扒开我的嘴给我灌药，一面找来木料准备给我打棺材了。几天后，奇迹出现，我醒过来了！这场大病让我全身脱了一层皮，头发也脱光了。

             支援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从南院来到威海蚕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1946年，党号召老解放区支援新解放区。胶东是老解放区，抽调了很多干部去支援外省市，其中蚕业方面组织了三个分队，一个支援东北，一个支援滨海，一个支援鲁中。我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被分配到去鲁中的分队。我们分队首先要去省政府报到，当时省政府驻在临沂，从胶东到临沂要走十几天的路，这是我第一次长途大行军。出发后走了几天，要过胶济铁路了，当时胶济铁路还被国民党顽八军占领着。那天上午，一位八路军首长给我们作动员，他说：“同志们，此地离胶济线二十几里路，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过铁路了，大家要做好充分准备，千万不能掉队，过铁路后要急行军二十里路才能休息。这四十多里中都是敌占区，万一掉队，生命就有危险。”当天夜里天很黑，在八路军部队护送下，我们从敌人的两个碉堡中间冲过了铁路。那时我和许多同志都是第一次看见铁路，第二天休息时大家纷纷议论起来，我说：“铁路很窄嘛，两步就跨过来了。”有同志问：“我摸了，铁路怎么是木头的？”有人大声喊道：“还有石头的呢！”逗得同志们哈哈大笑。

过了胶济线又走了好几天才到达临沂，在省政府休息三天后，我们又往回走，经博山来到鲁中的益都县。到益都县政府我们转好组织关系，正准备去青州蚕场开展工作时，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重点进攻山东的炮声响了。益都位于胶济线上，估计敌人来的很快，县委县政府紧急决定所有单位立即转移。我们先转移到益都德农村，接着又从益都转移到临朐县政府，一路上我始终背着一批蚕种，心里总想着回蚕场开展工作。后来到临朐县机关也要转移，回蚕场已不可能了，我才不得不把蚕种扔掉。

临朐县政府机关转移到离县城几十里路的宋庄，我们住在离宋庄不远的赤良玉村。和我们住在同村的有一位新四军大姐，她爱人在县政府工作，有一天，大姐跑来对我说：“今天县长要来前村赶集，咱们去看看吧”我一听县长要来，高兴地和几个女同志跟着大姐就向前村跑去，边跑边喊：“看县太爷去喽！”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县长高奋同志。

                嫁给高奋

临朐县县长高奋同志是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1941年在八路军当营长负伤后转到地方工作，那时他还没有对象。县里很多干部见县长没有成家都不好意思结婚，因此大家都积极想办法给高县长介绍对象，而高奋同志却声称找对象不找临朐当地的。我们从胶东来的多数是未婚女同志，到益都时，益都县县长刘哲同志就向高奋同志举荐，到临朐后又有许多干部向高县长推荐，他们推荐的全都是我。尤其是临朐县参议员聂恒庆同志，一天几次地催高奋同志：“去看看再说嘛。”这样才有了高奋同志的“赶集”，其实是来“相亲”的。当然，这一切我都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着嘻嘻哈哈地“看县太爷”完全被蒙在鼓里。

 过了两天，县政府一位干部牵着马找我，说是让我骑马去县里开会。我很纳闷：我一个小小的干部去县里开会还有马骑？因为那时候有马骑的都是首长。到县政府后，让我先住下休息，把我安排在高奋同志住处左边的小厢房。晚上，县委组织部长尚子芳同志来找我谈话，他说：“叫你来开会是假的，想帮你提亲是真的。”说着就明确提出把我介绍给高奋同志。我毫无思想准备，马上：“不行不行，高县长看样子有四十多岁了，我刚二十呀。”尚部长笑着说：“高县长才二十八，他打仗时负过伤，身体比较虚弱，所以看上去显得老些。”接着又介绍了许多高奋同志的革命经历，可当时我还是没有答应。第二天，县委宣传部长于克英同志和县公安局长王文林同志先后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答应这门婚事，还说这也是为革命事业做贡献。在他们的劝说下，怀着对革命的忠诚和对高奋同志的敬仰之心，我点头答应了。一个月后，经上级批准，我和高奋同志正式结婚。结婚后我被调到县委组织部工作，主要负责党员统计和开介绍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