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间排房里都住着一个排长
每一个排长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梦想
——排座来了
凡事凡物，即使再寻常不过，但凡一整齐，就生出一种仪式感，释放出一股奇怪的气势来。
那天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太阳从西边的山头上斜照下来，像是天蓬上一盏巨大的镁光灯。军务股参谋黄岩迫到谁面前，这盏灯就把谁笼罩到一个巨大的光圈里。
黄岩是个上尉，副连职干部，营长、教导员却客客气气的陪着，陪着他检阅自己的官兵。
此刻，全营官兵都集中在了营房东侧的大操场上，各连分别成六列横队，按序列从北向南一字排开，列与列之间拉开两米，人与人之间间隔一米，每个人站在自己的领地里，身前放着各自的行李箱。
人沉默着，行李箱敞开着，像是被城管抓走集合起来的地摊集中营。
黄岩在这样一个几百人的方阵里踱着步。我偷眼瞄着他。
从双方力量对比上看，黄岩是绝对的弱势。但权力给人绝对的自信。他走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方阵里，像走在死去千年的兵马俑里，轻松，自如。
这是部队经常开展的一个科目：安全保密大检查。官兵们略带戏谑地称之为翻箱倒柜大检查。
安全与保密，军之大事，部队下了不少功夫，不过我后来称之为“懒功夫”。它不是在官兵脑子里搭根保密的弦，而是去官兵的箱子里翻腾可能泄密的物件。
我很坦然。到飞虎九连的第一天，陈班长就带着我和胜彩到菜地，把从学校带来的软盘（优盘的前世）和收音机砸了，埋了。软盘里，存着我过去写过的一些小文章，那部黑色的巴掌大小的收音机，则陪伴了我们四年的夜晚。那一千多个青春的晚上，我们戴着耳机，缩在被窝里听一个叫佳音的女主持人的节目。
她的声音有一股魔力，我们在各自的脑海里幻化出她的模样。自习课上，很多同学偷偷地给她写过信。我承认也包括我。大二那年的中秋，教导员竟把她请到了中队，当晚万人空巷。教导员的威望达到高炮的最高射程。
而当年它的好处，成为今日殒命的罪名。它可能有能力收听到“敌台”……我把埋它的地方命名为青春之声冢。除此之外，我自信再无其他可能事涉保密的物件儿。
所以，我坦然地垂首而立，钻进了这个陪我一路走来的方格子行李箱里，回访那个永远留在青春时空里的自己。
黄岩离我越来越近了。我隐隐有种期待，期待着这个高举着下巴的参谋在我面前蹲下来，一脸失望地仰望我。
这只是臆想。他朝我踱过来了。他居高临下地扫了一眼我肩上的红牌。尽管他比我还矮。
他一努嘴，“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我乖乖地蹲了下来，一件件地往外翻腾我的全部身家。我的后背告诉我，我房前屋后的战士们也都伸长了脖子，抻大了眼睛。
却不过是一些在旁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物事。周围的战士期待着，失望着……“把相册给我！”黄岩突然打断了我。
我站起身，双手递给他，他眼里泛着光。
他一页页翻着我的照片，像翻着一本罪证。他突然停住，翘起左手的小拇指，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来。
他眯起眼，右手在照片上弹了一下，撇给了营长和教导员。
我不明所以。周围的战士也屏住了呼吸。
照片终于回到了我的手里。那是我们毕业前在黄河滩实弹演习时我跟我的高炮的一张合影。合完这张影后，我和见证了我4年最好华年的它天各一方。十年后，我曾悄悄返回母校，跑到依然长满杂草的炮场寻它，却终究没有找到当年在它隐秘处留下的记号。
黄岩把照片又拿了去，“歘歘”两下撕了。
营长、教导员笑着冲他点了点头。后来我明白过来，黄岩这属于撕毁罪证，这就意味着他将不会在上报团领导的材料里通报我和营里，说炮兵营排长楚门与武器合影并私藏。他这份情营里得领。
他示意我继续。他像一个高明的垂钓者，放过小鱼小虾，专等大鱼。
可惜我让他失算了。剧情的反转谁也没想到。当他紧盯着我的箱子我的手时，我却相继翻出了一个荣誉证书，一枚三等功奖章，还有一个红皮硬壳的大笔记本。
营长教导员拿过了证书和奖章，黄岩抢过了笔记本。当我几年后看过无间道，一遍遍播放梁朝伟在天台上对刘德华说出“对不起，我是警察”那一幕时，我总是想起当年这一幕，我当时应该对他说：“对不起，那是我的个人作品剪贴本……”
画风突变。安全保密大检查似乎沦落成了我的个人荣誉大展台。我接收到了来自营长教导员赏识的目光和四邻战士们的灼热目光。
这次保密检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的境遇，缩短了我在黑暗中寻找出路的探索期。此后几天，高炮连来了个新排长、立过功还会写东西的消息传遍全营。
至于黄岩，这个架子高过个子的机关参谋，我以后还有接触。我想出一个对付他的略显刻薄的妙招。而他也充分证明了机关与基层地位的悬殊，年轻的基层干部们纷纷以调到机关工作为荣。其后不久，营部一名邹姓排长被选调到炮兵股当参谋，一时被营长教导员树立为全营排长的楷模。
当晚，连长把我和胜彩叫过去，让我们把红牌肩章换掉。胜彩此前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副中尉肩章，我找副连长借了一副。
在连队门前的军容镜前，我和胜彩互相给对方授了中尉衔，各自对着镜子照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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