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曾鸣 采访、撰文：靳锦 康路凯 

视觉：梁爽 摄影：李松鼠

━━━━━

本来还有几天，《芳华》绽放，可最新消息又回炉了。冯小刚在抹泪，同样有挫败感的还有王刚，当年，他希望冯小刚把自己一部有关文工团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可冯小刚最终选择了《芳华》，原著为严歌苓，是王刚的同学。

作家王刚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直到所有采访结束，他还问“为什么要写他”。他一生渴望获得巨大的名声，但始终未能如愿，尤为痛苦的是，他身边有很多人得到了——他是莫言的同学、冯小刚的编剧。

当人们提起“王刚”这个名字，首先想到的是那位演过和珅的演员。

在很多人眼里，王刚却早已位居成功者之列。小说《英格力士》风靡一时，编剧的《甲方乙方》开贺岁片之先河，而《天下无贼》为他赢得了一座金马奖。他还曾投身商海十年，在名噪一时的亚视集团做过总编辑。

一个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不能完全安抚内心的欲望。王刚一直为成为权力人物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折磨。当他失败之时，才会回归文学，诉诸表达。他穿梭于最核心的人物之间，经历过时代最重要的议题，并以极端个人主义的视角记录下来。“时代沉浮，个人得失”在他这里始终交缠。

现在，王刚快六十岁了，没有得到想要的名声和与名声伴随而来的权力，但那些他于“失败”之时写下的作品，却为他带来了更长久的价值。

━━━━━

1

2012年秋，一辆中巴车载着九名作家去陶岔渠首采风。那里是南水北调工程的起点。

诺贝尔文学奖马上就要揭晓。作家们讨论着目前最热门的话题，莫言会获奖吗？两个月前，欧洲博彩公司公布了诺奖赔率，莫言以1赔5.5位列第一。莫言是中国文学圈中公认的重量级人物，现在，运势也站在了他这一边。

《人民文学》的副主编邱华栋说，莫言得奖是早晚的事。徐则臣神神秘秘地接了个据说是从欧洲打来的电话，告诉其他人，“百分之九十九。”张者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莫言得奖了，请同学们吃饭，唯独没有给王刚发请柬，王刚气得发疯，打电话向他抱怨。梦里头，张者告诉王刚，你赶紧找邱华栋，让他去“勾兑勾兑”这个事。

作家王刚就坐在车上。他二十多岁开始在核心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后进入鲁迅文学院，与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严歌苓等成为了同学。现在人们提到“王刚”这个名字，想到最多的仍是那个演过和珅的演员。

在车上快活的空气中，王刚的反驳很无力，“你怎么能做这样的梦呢？”

傍晚，中巴车返程。邱华栋接到了瑞典《北欧时报》记者的电话，请他谈谈对这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感受。放下电话，邱华栋向大家宣布：莫言得奖了。

作家们顿时欢呼起来，有人开始鼓掌。王刚一声不吭，他下了车，穿过停车场，注意到地上巨大的影子。天快黑了。

在房间里，王刚洗了把脸。他独自待了一会儿，就下了楼，有一个既定的酒席在等着他。邱华栋还记得，王刚在酒席上不停地念叨：莫言都拿诺贝尔了，莫言都拿诺贝尔了……

“难过，”王刚总结他的心情。他不知道那群人是否真心为莫言欢呼，但他不会，他只觉得非常难过。“难过的时候不是不知道实力的悬殊，”王刚说，“但是人总是要挣扎的，这个世界总是有奇迹的。奇迹会超越一切——莫言没得而我得了。我内心渴望着这样的奇迹发生。”

他今年59岁，圆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在鲁院上学时，为了和当时新锐的60后作家站在一起，他将出生年份由1958年改到了1960年，此后不得不持续圆谎。王刚是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九十年代的商业弄潮儿，以及新世纪的金马奖编剧。他与各个时代最知名的人成为同伴，却始终未能以自身闻名。像出生于小城镇的人，不得不以周围更广为人知的城市为坐标说明来处，王刚面临着同样的尴尬，他是莫言的同学，靳树增的手下，冯小刚的编剧。

如今瞒报的两岁年龄差早已无足轻重。这个开端却像王刚对自己前半生的总结，“我是个总赶不上饭点儿的人。”

━━━━━

2

71岁的作家周涛精神甚健，他已是文职将军，在戒备森严的住处谈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觉得“热得不像是真的”。十年“文革”结束，破除压制的冲动首先表现在文学上。书店外排着长队，人们一箱一箱地买书。核心文学期刊上的一篇小说，能让作者的名字传遍全国，传到新疆的军队大院之中。

王刚19岁时，在南疆文工团吹长笛，最近的城市是喀什，一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在边防连队演出，但他立志成为一个作家。他学着一切洋气的生活方式，穿尖头皮鞋，把白色衬衣翻到西装外面，留长发，还拿一把烧红的铁剪刀烫了大波浪。这些与他热衷谈论的刘心武、王蒙和俄罗斯名著一样，指向一个新世界，而在帕米尔高原上作风严苛的文工团里，却令他成为最不受待见的人。

有一天晚上，他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契诃夫的《变色龙》，不自觉笑出了声。笑声惹怒了早就看不惯他的战友，把他拎出了被窝，打了他一巴掌。

在文工团四年，王刚没有入党，没有提干，也没什么朋友。他写了几个没发表过的小说，一个是关于艺术青年最终成功的故事；在另一个小说里，主人公开枪把战友都打死了。

1980年，王刚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来到北京。他被军队送来学习，但更想趁机完成一个夙愿，见到王蒙。

22岁的王刚走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先找到了《北京文学》编辑部，在那里遇到了李陀，通过他拿到了王蒙的住址。他去了崇文门，在王蒙家等了两个晚上，终于见到了这位八十年代全中国最耀眼的文学明星。他问王蒙，“你身上还有刘世吾的影子吗？”刘世吾是王蒙小说《组织部里来了个年轻人》的主人公。

王蒙认真回答了他，大意是说每个人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他还祝愿这个小战士，以后成为一个好作家。

王刚1982年退伍，回到乌鲁木齐，在一家加气混凝土厂当化验工人。加气厂在远离市中心的东南角，王刚的工作很简单，用电锯把一整个砌块锯成十厘米立方的小块，然后用仪表去测小块的压强。在乌鲁木齐迟迟到来的春天里，他感到委屈沮丧，看着雪水逐渐融化，淌得地上到处都是。他心里安慰自己，作家就应该在底层体验一下生活。

这是王刚触底的一年。他属于干部子女，父亲跟随王震进疆，母亲是上天山的湘女，自小长在建工集团的大院里。他享受过特权，提了干，通过父亲战友的关系调进《绿洲》杂志社，但他始终对不能获得更大权力有强烈的失落感。哪怕离他生活遥远的权力人物，也能对他产生巨大的刺激。小时候看到大人物的汽车从旁边开过，他就用手比个手枪，打他们。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仍是个人获得权力的一种方式。王刚对权力、财富、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他相信，通过文学他可以获得这一切。

周涛是当时新疆的文坛领袖之一。王刚找到他的地址，敲门进来，递上自己新写的小说，希望他帮忙推荐，但始终没有开口。周涛看了小说的第一句话，“她的肚子被搞大了”，后面的没再看下去。“什么乱写的，看不出王刚有多大的才能。”周涛回忆道。他只记得王刚身上藏不住的、想要出人头地的气质，“绝不甘居人下”。

1986年，王刚去北京找几个上大学的发小玩。一位新疆作家告诉他，北京有个鲁迅文学院，刘心武、王蒙都会来讲课。

王刚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街头找了三天。有人说鲁院在红庙，有人说在小庄。最终他在南八里庄的十里堡找到了这栋低矮的白色建筑。教务处长告诉他可以申请进修班，并让他留下地址。

第二年，王刚结婚了。这一年的另一件大事，是他收到了鲁院进修班的通知书。

火车上，王刚望着窗外茫茫雪野，觉得把新疆文坛永远甩在了泥泞的春天里。他已经在北京看到过立交桥，站在那层层交叠的水泥建筑前，他终于感到了新的气象，“中国已经完全变了，我们的人生在未来怎么还会衰老呢？”

━━━━━

3

《绿洲》是兵团办的杂志，地址至今是乌鲁木齐市光明路15号。四楼，水磨地板，墙上贴满了“弘扬兵团精神，引领先进文化”的宣传标语。走廊里能听到一楼歌舞团训练的声音。下楼，声音愈近。交响乐团在一楼左侧排练《为了谁》，“你是谁，为了谁，我的战友你何时回。”往前走，《为了谁》声音渐弱，一首民族风格强烈的革命舞曲响起，那是舞蹈团的十几个姑娘小伙，腰上系着红绸，正挥汗排练。在这栋建筑里，能找到各个时代的印记，但时间似乎又停滞在了某个时代。

从《绿洲》走出的王刚，看到1987年的北京，已经有了立交桥，人们谈论着索绪尔和德里达。他一定要留下来。过程辗转波折，他先去了西北大学读书，恰逢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作家班，又回到鲁院。

王刚或许是新疆冒尖的人才，但在尖子生齐聚的作家班里，他实在不显眼。

班上最有名的同学是莫言，已经发表了《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就在入学当年，由他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余华发表了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刘震云刚刚凭借《塔铺》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班上最年轻的同学迟子建，22岁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北极村童话》。严歌苓写了《少女小渔》和《天浴》。

没人知道王刚是谁。他在《北京文学》上发表过《博格达童话》，也算有些名气，但无法与同学们相比。他觉得自己名字没起好，“王刚”，实在是太常见了。

后来王刚习惯性地将自己名气的欠缺归结于姓名。他曾每天百度自己的新闻，但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之中。有一次，他从电视相亲节目上听到，中国有150万个“王刚”，这让他得到了某种解释。

想要突破的方法很简单，像同学们一样努力写小说。刘震云接连发表了《单位》、《一地鸡毛》，余华在1988年收获了一系列中短篇。他们要捅破窗户纸，从一个初试啼声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在文坛有一席之地的作家。

莫言不仅勤奋，而且很早对文学方向有自己的理解。路远曾问过他，你觉得中国作家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吗？莫言说，有，把西方的小说技法和中国传统文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就可以。

升入作家班的王刚，如同跨过高考，终于迎来自由的时刻。他太爱玩了，写得少，迟子建称他为“playboy”。他常常和室友路远一起，骑车去北京广播学院（现名中国传媒大学），拉一帮女生过来跳舞。周末食堂空了出来，桌子椅子堆在一起，地上放了两个大喇叭，调暗灯光。舞会之前，王刚站在大家面前，用英文致辞，“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派对。”喇叭里放欧美流行歌曲，年轻的男生女生们跳交谊舞、国标、迪斯科，王刚和路远还跟附近国棉厂的女工学了正规的五步探戈。

食堂里飘着浓重的饭味，但荷尔蒙的味道远远盖过了饭味。

即便在一年后，王刚仍然组织舞会。一个同学回来后按下录音机，结结巴巴地说，大学生都在努力，你们还在这歌舞升平。王刚上前讲，你们是为了什么？为了自由。自由就是有人可以去努力，有人可以去跳舞。接着又继续放音乐。

王刚在鲁院时期发表过一篇重要的小说，但过程却令他再次确认了自己不受命运眷顾。他将《冰凉的阳光》寄给了《当代》，这篇曾被退稿的小说引起了编辑周昌义的注意。周昌义刚工作两年，头一次读到与“文革”后兴起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派都无关的小说——它简单地讲了一个工厂的底层青年的攀升故事。周昌义后来将其总结为“拉斯蒂涅”情结，拉斯蒂涅是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的主人公，为改变命运不顾一切向上爬。

他告诉王刚，《当代》决定发表这篇小说，并且放在头题推荐。王刚挂了电话，感到“五雷轰顶的幸福感”。此后他逢人便说，我要上《当代》的头题了，直到惹得众人躲避。

但《当代》的主编，认为这篇小说的世界观有问题，拥有“如此黑暗的内心世界”。等王刚拿到《当代》杂志后，发现自己的小说被放在了末题。

“完了，”王刚说，小说是他的敲门砖，却未能如愿打响，“内心就很灰暗了”。

《冰凉的阳光》被撤下头题，和此后小说影视化受挫、知名度不高等一起，成为王刚感叹命运的话题。他最常说的话是，我活得特别委屈。这种委屈范围庞大，凡未获利之事都被包含在内。李陀曾给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写过评论，认为它带来了全新的叙述方式，那时评论家一言九鼎，余华名气直升。李陀也觉得王刚的《博格达童话》不错，“他为什么不给我写评论呢？他为什么光给余华写呢？”王刚自问，并总结道，“所以个人的命运就是这样。”

我在今年4月份第一次见到王刚。他放了一首莫扎特，倒上红酒，述说自己的委屈。此后数次采访都像是第一次的翻版，有音乐，有酒，有作家无尽的委屈。在他的叙述中，很难发现感恩之情——无论是鲁迅文学院的录取，还是编辑周昌义慧眼识才、努力劝说主编最终刊登小说。一切得到似乎是理所当然，而未得是命运不济。

“我是希望家喻户晓，但是我的一生恰恰干了一个小众的事，就是小说。”王刚说。我提到了他那些因写小说而家喻户晓的同学们，问他是否想过是因为自己写得不好。“那真没有，我确实写得不会比他们差。”王刚没有犹豫。他揣测我听到这种回答会反感，但这就是他的真心话，他不打算隐瞒，也没想过反思。

周涛评价，王刚本身像一个有先锋性的小说人物，不怕丑，不满现实，不感恩。那么这个小说一样的人物，和他的小说一起，只关心个人那些永不安宁的欲望。

━━━━━

4

站在这座大饭店门口，他再次犹豫是否进去。每当走在这类地方，他的第一念头就是把他们炸了，让这些有钱人和他们出没的地方都在瞬间变成垃圾。——《遥远的阳光》

鲁院毕业后，王刚在北京没有住处。他私自留了一把宿舍的钥匙，在外面晃够了，跟朋友喝完了酒，就翻进鲁院的大门回去睡觉。每当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滚回家乡，他就非常愤怒。他就是扒着悬崖也要留在北京。他没有户口，进不了国营单位，对这个他还不能位列其中的城市充满仇恨。饥肠辘辘的晚上，王刚骑着自行车，看街上林立的高楼，就想把它们全部炸掉。

1990年，一位新疆作家告诉王刚，有个老板在找人为纪录片《民魂》撰稿。王刚去装修豪华的香山饭店见这位老板，等到了晚上，又等到了第二天中午，终于在餐厅见到了他。

靳树增有个很长的名头，“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总裁”，他从四川做电视专题片起步，是早期有名的制片人。他非常谦和，说兄弟对不起，想吃点什么，随便点。王刚拿着菜单，根本不会点菜。靳树增看出了他的紧张，接过了菜单。他抽了根红塔山，发现王刚正看着他的烟，像饥渴之人看果腹之物。你想抽烟？靳树增问。王刚说，会抽。靳树增给了他一盒红塔山。

王刚做了《民魂》的总撰稿，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民魂》是主旋律，拍了几十个企业家的故事，歌颂伟大的时代。文案并不难写，王刚买了警句的书，把别人的词变一变。他还借鉴了圣经，在《民魂》开头写，“上帝说，要有光。”

那些人们对于作家的想象，比如以写出严肃作品为首要追求，从来不会束缚王刚，他要的是生存下来。“人怎么会为写不出严肃作品而焦虑呢？人是会为金钱、为女人而焦虑。为自己的未来，为自己要离开这样一个城市，得滚蛋而焦虑。”他说，王刚怎么会为写不出严肃作品而焦虑呢？

当听到一个反例，有人仍保有超越性的愿望，希望尽早写出好的严肃作品，王刚毫不犹豫地说，“他是装的。”

在王刚眼里，靳树增是个慷慨的老板。王刚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95元，当时鲁院教师、北师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童庆炳的工资是一百四十多元。写一集《民魂》还有八百元稿费。王刚免费住在玉泉公寓，吃饭可以签单。物质带来的满足感太强大了，它还附赠扬眉吐气的自尊，许多朋友都记得，突然接到王刚的电话，请他们去高级饭店吃饭。王刚像靳老板第一次宴请他那样宴请朋友，让他们随便点，“感觉这楼就是我们的。”他扔掉了洋垃圾西装，跑到西单的皮尔·卡丹专卖店，花一千四五买了一套。以后他的小说中，男主人公赚了钱，首先去皮尔·卡丹买西服。

除了撰稿，王刚还需要拉赞助。他带了印着“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文学部主任” 的名片，去江苏各地的企业，佯称自己是中宣部的，在全国寻找宣传典型。采访得差不多了，就告诉对方，这个宣传是有成本的，希望对方赞助。一集要一二十万。大部分企业拒绝了，但总有愿意出钱的企业，它们赞助费的10%至20%归了王刚。

热闹的生活持续了两年。唯有在某些晚上，王刚读了摆在床头的米沃什的书，会想到与文学有关的日子，会问自己，并不觉得时代很伟大，为什么还要歌颂呢？

这样的时刻太少了，力量也太微弱了，无法撼动王刚踌躇满志的攀升之路。他随后自己承包了影视项目，学着老板的样子拍电视专题片，等到第一个四十万赞助到款之后，他才告诉老板，自己独立了。靳树增说，哟，兄弟，祝你飞黄腾达，你起码早点告诉我啊。

王刚就像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始终摆脱不了小人物对于大人物的复杂感情，渴望依附，又渴望取而代之。

离开亚视的两年里，他不用再把赞助的大头上交老板，因此赚到第一桶金，买了房子。回去看靳树增，为显示自己的成功，他在衣服两边口袋里各放了一万块现金。王刚的野心在持续膨胀，他投身90年代初的炒地热潮之中，在北海拿了一块地，等待地块被高价接手的时刻。

可土地一夜之间不值钱了。王刚的地块砸在手里。

他郁郁回到家乡过春节。冬天，乌鲁木齐下了大雪。王刚在书摊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洪峰，自己在鲁院的同学。他记得洪峰脾气火爆，二人还差点打了一架。这本书名叫《苦界》，王刚翻了翻后记，他已经忘记内容是什么了，只记得深受感动，“文学”二字让他的心脏在冰冷的空气中剧烈收缩。当自己在经商的道路上不断失败的时候，坚持写作的同学已经开始收获好作品。

王刚再度回到了亚视。他给靳树增打了个电话，做了吃回头草的“叛徒”。靳树增的生意越做越大，在香山建了占地60亩的“亚洲电视艺术中心拍摄基地”，挂牌亚视大厦和金朗酒店。他手下的员工最多时有七千余人，公司签了演员葛优和陈道明。王刚官复原职，继续担任文学总编辑。老板依然信任他，并将自己的传记《带血的忠诚》交给他撰写。

王刚的一些朋友希望我不要和他提到这本传记，它是一本典型的体现老板意志和个人吹捧的书，而王刚已经回归纯文学，这称不上光彩的历史。王刚丝毫没有回避，没有尴尬，“ （ 老板）问给八千块钱愿不愿意，那肯定愿意呀！”哪怕以现在的立场，他也不会对过去的任何选择做出忏悔的姿态，他是个北漂，得活下来，并且出人头地。

王刚期待继续从亚视获得利益，比如说，股份和贷款回扣的分配权。靳树增在王刚一无所有的时候收留了他，在他不告而别后又接纳了他，但他并不会与任何人分享股份。“我统揽天下。”靳树增说。

亚视没什么赚钱的项目，依赖贷款拿下高楼和土地，然后去抵押还贷。王刚经常与银行打交道。他陪着银行的领导吃饭、蒸桑拿、唱歌，带领导的小孩看病，能言善辩，与许多人交情深厚。在后来的小说《月亮背面》里，他几乎照实记录下了自己在银行行长面前的一番演说：

“我的第一印象是这儿富丽、高贵、气度不凡，但通过透过这些外在的、当然也都是极为重要的方面，我却在思考另外一些事情。不错，人们首先都看到了这座富贵的大厦，然而我却在想，它是如何奠基的，秦总。”他沉稳地拿出一支烟，慢慢点着后，才思索着说，“我所用的‘大厦’这个词实际是一种象征，它不仅仅指这幢楼，它更代表你以及你所领导的这个金融集团。”他边说边观察着秦总的表情，应该说这种目的性极强的谈话使他兴奋而又紧张，“总之，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尽管那么宏伟，那么具有征服力，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如果把这一切比作一个大厦的话，那么我现在注意更多的倒是那块奠基石，它可能因为岁月的原因是沉默的，但它的光彩应该让世人所看到……”

当时批贷容易，拿到一笔贷款，需要给相关人员10%到30%的回扣，直到银行推行行务会制度后这种回扣才消失。王刚一直渴望拥有分配回扣的权力，“比如搞了一千万，拿回来四百万，这四百万该由谁分呢？”他在算账，中间人多少，银行的工作人员多少，他相信自己既可以打发好他们，还能拿得更多。

在靳树增眼里，王刚已经是最得宠的下属。他会在卧室与王刚聊天到深夜，讨论企业、电影和女人，称他为“中国顶级的大作家”。但王刚觉得自己与那些出没于老板身边的女人们没有区别，都是陪老板开心，女人们用身体，他用思想。

那些最核心的权力，分配几百万的权力，王刚从来没有得到。他的总编辑是个虚职，不参与管理。惆怅和委屈随着亚视的一路高涨而高涨，1996年，亚视与银行联合发行了3000万债券，王刚向靳树增提出休息一段时间。他想回新疆写小说，惟经写作才能疏散这些惆怅和委屈。这本小说就是《月亮背面》，里面有一对为了改变命运去行骗的知识分子，和一个糟糕的老板。

每一个员工从见到老板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等待一个彻底背叛他的机会。——《月亮背面》

━━━━━

5

我收到一张王刚发来的照片，他大张着双臂，努力高高跃起，双脚腾空。动作幅度很大，上衣收缩，露出松软的肚子。照片的背景是三亚海边，椰子树挺拔地立着。出去游玩时，他喜欢给朋友们发这些状态，有时只是海边风声的视频，有时他拍摄一位渔民剖鳗鱼，兴奋地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份美食。

这几年王刚过着云游山水的生活，他在全国各地有多处房产，候鸟一般随季节迁徙。7月份，他从三亚到了大理。我们约在洱海边的一家餐厅见面。远远地，一辆黑色哈雷摩托驶过来，王刚戴一副墨镜，蓝色围巾的一角飘到了身后。他威风地停了车，笑得有些腼腆，像终于展示了心爱玩具的少年。路远担心他年纪大了，骑摩托会摔跤，但王刚劝他也买一辆，觉得这太有劲儿了。“感觉自己像个年轻人似的，”路远说。

王刚的许多小说写童年、少年人的生活，那是闪亮的日子。现在，他被邀请参加过多次高中同学聚会，但他不愿意去，害怕看见那些记忆中还是小孩子的面孔，如今已经变成老人。可他自己也是个老人了。有天坐电梯，他猛然间在电梯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面孔，暗沉，皱纹丛生，衰老至此。

他开始有意识锻炼身体，抓紧时间去想去的地方。喜欢摩托，就在北京和大理的家里各放了一辆。但他明白，一切在时间面前都是无效的。

“我这一生最遗憾的是，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变得家喻户晓。”王刚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年少未得之物困扰着他，哪怕经济无虞，中年之后开始收获名声，都只是过期的玩具。他在很早之前就放弃了成就大名声的努力，开始到处玩，给朋友们发照片和视频，包括之前的合作伙伴冯小刚。冯小刚回他：自在。

“ 云游山水的人是失败者，”王刚说。他只是在努力享受自己的失败。

1996年，经朋友推荐，导演冯小刚看到了小说《月亮背面》。他立刻被吸引了，“反映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

这位朋友是王刚找的，他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希望能借助影视的力量火起来。90年代，作家与导演们合作密切，互相成就。冯小刚改编过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张艺谋拍摄过余华的《活着》。为了让小说引起注意，王刚还在报纸上用化名写文章，自己批判自己。

冯小刚拍摄了《月亮背面》，由冯远征和徐帆主演。编辑周昌义看了剪辑完成的录像带，对回归文坛的王刚说，你就等着火吧。

这句话没有在他身上验证过。就像当初《冰凉的阳光》所收到的“如此黑暗的内心世界”的意见一样，描写骗子的《月亮背面》被认为是“毒草”。

“我连盗版碟都没有出来。”王刚说。

《月亮背面》是冯小刚执导的最后一部电视剧。同年，他找王刚合作一部贺岁喜剧。这部电影就是《甲方乙方》。

在王刚的印象里，《甲方乙方》试映的效果并不好。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看完后往台上扔东西，专家们没说过好话。但冯小刚的记忆却有所不同，他对这部电影的信心是“200%”。电影上映后，他打电话告诉王刚，成了。《甲方乙方》最终票房超过3600万，开创了贺岁片的模式。7年后，王刚与冯小刚再度合作了《天下无贼》，拿了一座金马奖。我在王刚位于北京南郊的家中见到了这座奖杯，杯身上拥挤地刻着四位编剧的名字。王刚本希望像余华那样火起来，没想到成了改编别人作品的编剧。他对这个身份感到尴尬，却不得不将其印在自己所有作品的扉页上。“我这一辈子就靠《天下无贼》和《甲方乙方》混吃混喝了。”他说。

王刚与同学路远成立了“西瓜工作室”，趁名气接一些剧本的活儿。但他始终惦记着亚视，毕竟如日中天的亚视“好处会更大一些”。九十年代末期，靳树增的个人声誉达到了顶峰，他为香港回归填词的《一九九七，我的爱》全国流行，次年填词的《相约九八》由那英和王菲在春晚演唱。京城流传着关于靳树增奢靡生活的故事，据说他拥有400多平米的豪宅，有镀金的餐车，以及为自己试吃菜肴的下属。但王刚知道这些都是虚构，老板其实没钱，他的钱都是银行的。

2000年的某个早晨，王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老靳被抓了。信源可靠，他一下子陷入恐惧。他知道亚视资不抵债，害怕自己有什么会被牵连进去。当时他住在亚视花了数亿买下的金朗酒店，感到大厦将倾。

靳树增因金融凭证诈骗被捕，三年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40岁时，王刚跟过京城里令人瞩目的大人物，但大人物的倒下却迅速而彻底。他写过破票房纪录的电影，却没有以小说家的身份被认可。他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只有失败时，王刚才想到文学。这是他的来处和唯一能提供慰藉的去处。王刚从商场抽身，不再写电视剧。他还劝路远不要再接活儿，作家有创作的时限，等到70岁的时候想写也写不动了。

大兴的别墅里，王刚早晨七八点钟起床写作。新小说里，他又回到了故乡新疆，写了一个叫做刘爱的孩子，对英语情有独钟，渴望拥有一本厚厚的英语词典。后来他在新疆的中学同学们发现，这本名叫《英格力士》的小说里串起了学校、建工大院以及乌鲁木齐，很多人物还用了他们的真名。

四年后，小说完成。王刚把它投到了《当代》杂志，周昌义已经是《当代》的主力编辑。时隔八年，他又看到了王刚的稿子，并且惊讶地发现，王刚仍然写出了动人的严肃文学。“只要有机会，甭管什么机会，他还是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写。”周昌义说。

赵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她希望《英格力士》出版时，王刚能找老同学莫言写个推荐语。王刚自尊心强，觉得“丢死人了”。但他还是给莫言打了个电话，莫言说，我这支笔都臭了，这几年给别人写的东西太多了，有用吗？王刚说，拉兄弟一把吧。这是《南征北战》里一句著名的台词。莫言一听乐了，就答应下来。

《英格力士》充满了温馨和悲悯，是他对自己的超越，也是对同类题材小说的超越。——莫言

2004年，《英格力士》入选《当代》杂志评选的年度最佳小说。在华侨大厦的现场投票中，《英格力士》拿到了“专家奖”和“读者奖”的双料冠军。自《月亮背面》回归写作后，这是王刚获得的第一个来自文坛的认可，几十家媒体的镜头对准了他，国内知名的评论家赞许了他。王刚眼泛泪花，上台致辞，“曾经非常希望王蒙是我爸，就像我那爱打篮球的儿子希望他的爸爸是姚明一样”，“我多么希望我的书能像八十年代那样摆得满大街都是。”

王蒙的《青狐》也提名了2004年的《当代》年度最佳小说。某种程度上，王刚超越了他理想中的父亲。

鲁院毕业后，王刚经商十年，他的许多同学们已经写出了最重要的作品。莫言构建了种满红高粱的土地，刘震云完成了故乡三部曲。余华写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迟子建在东北继续着《伪满洲国》。但现在已经不是八十年代，文学不再是全民关注的目标，在媒体报道中，它已经成为一个细分的领域，即便该领域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晓状况。《英格力士》获奖后，在场的记者们拥到编辑赵萍身边，他们想知道，这本书获得了如此高的评价，那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

6

今年上半年，王刚参加一个饭局。酒过三巡，在场一位作协的副主席聊起王刚的作品，他看过《天下无贼》，但不知道《英格力士》。王刚当场放下了筷子，说你作为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不知道《英格力士》，这是你的失职。对方赔了个笑，说回去就看。王刚仍然愤怒，说有比你强的人，原来作协的党组书记，不仅自己看，还买了200本送给政协委员，他和你完全不一样。

说完，他又习惯性地站在批评的一面去想，你王刚说这话都疯了，怎么能要求副主席知道你这个傻逼作品呢？但他就是觉得应该如此，并且说了出来。

《英格力士》2004年出版后，接连拿了很多奖，还被企鹅集团旗下的品牌Viking买下，推出了各种外文版本。当时Viking只买了两本中国作家的书，一本是老舍的《茶馆》，一本是王刚的《英格力士》。王刚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一到出版社，就说自己书在美国如何，在德国又如何。“有一段时间还是心态有些膨胀，”赵萍说。王刚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赤裸、坦诚，莫言曾评价他，“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自己的那点小心思”。

但周昌义仍有遗憾，书没有卖火。现在纯文学作家走向大众的途径窄化，要么获得主流的文学奖项，要么依靠成功的影视改编，总之，作家需要变成明星。“一个永远不读小说的人，摆书架的时候他奔着你的名字去买，那就是社会化了。”周昌义说。

《英格力士》入围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前十名，王刚准备好了获奖感言，但他最终没有机会宣读。那一年获奖的有迟子建，王刚在鲁院作家班的同学。

周昌义劝说王刚赶紧写下一本。他见过太多的作家，判断王刚最擅长写自己经历过的刻骨铭心的事情。这种作家一辈子只能写那么几部。王刚永恒的主题，就是感叹命运不公，拼命向上攀爬，攀爬的过程又不完全心甘情愿。这种底层对上层的复杂情绪，永不先锋，永不落后。

五年后，王刚完成了76万字的《福布斯咒语》，讲一个野心十足的商人，与海归女友一起在北京的国贸地区买地圈地的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是冯石、姜青。周昌义不满意他写了太多感情戏，男女主人公“哼哼唧唧”的，在一本讲原始资本积累的故事中显得跳脱。他自己上手删减了几万字，但对于一部超过70万字的小说，这几乎于事无补。

《福布斯咒语》卖了约十万册。周昌义有些失望，他本以为这是本超级畅销书，作者有社会关注度，题材有话题度，万事俱备。如果没火到那个程度，“只能说阅读的感觉被破坏了。”

当王刚谨小慎微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很放肆地去做一件事情，他反而能把事情做好。”赵萍说，《英格力士》就是如此。她也给王刚的新书《福布斯咒语》提过删改意见，王刚问她，我能不能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写？你成全我一次吧。

《福布斯咒语》是王刚偏爱的作品之一。他引用了一位曾担任过税务局党组书记的读者的评价，“他说这就是应该跟《白鹿原》摆在一起的作品”。

五十岁时，王刚去了传媒大学教编剧。他开始渴望在一个安稳的地方待着，多一重保障，这一年，他终于拿到了曾经念想又诅咒的北京户口。

在学生们眼中，王刚是一位文人气质浓郁的老师。衣着讲究，喜欢戴围巾，上课时拿一个烟斗，但不一定抽。第一天上课的时候，王刚进来，眼睛直接望着45度的教室后方，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问候学生。他说，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中国相爱，但是在意大利相遇了，你们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学生们有些惊吓。后来他们知道，王刚当时讲述的是他正在参与的一个电影项目。他不使用课件和PPT，一学期只放两部电影，《情书》和《天堂电影院》。他很少提及令自己成名的那两部电影，也不谈自己写过的小说。课堂上，只有充满感性的艺术描述。给学生发作业邮件的时候，偶尔会说一句，今天下雪了，你们觉得美吗？学生们说，这个老师身上看不到功利心，甚至不觉得他是会去争职称的那种人，“感觉他像从五四时期走来”。

王刚刻意与学生们保持距离，但这似乎并不必要，距离始终存在。他推荐了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居然没有学生说好。学生们不读他的小说，也很少有人知道，王刚还根据在传媒大学的生活写了一部小说《关关雎鸠》。

他的老师形象超脱而神秘，学生们甚至好奇，“他似乎给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很潇洒的生活状态，但实际上他自己是真的很潇洒、心情很坦然吗？”

━━━━━

7

新地乡的王强书记听说乡里来了名人，是《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的编剧。这两部大片他“小时候都看过”，想着这是个难接触到的人物。名人送给他一本书，说自己是个作家，刚刚在乡里写完了小说《喀什噶尔》。2013年的春天，王刚在新地乡买了一个小院子。年轻时曾发誓永不回疆，但现在他喜欢这个抬头就能看见天山的地方。他小说中的人物，再也没有离开过新疆。

乡里帮忙翻新了王刚的红砖平房，还盖了一间宽敞的会议室，里面挂着几幅他的照片，门框挂有一块匾，上书“王刚工作室”。在这个角落，他是大人物。王刚用了“流放”、“失败”来形容他在新地乡的写作生活，手机仅能连上2G 网络，几乎与外界隔绝。三个多月里，他与天山、雪水、杏树为伴。但他想要成为大人物的愿望，并不会真正被美景和平静招安。作家出版社给他出版一套作品集，王刚告诉编辑兴安，希望能和余华作品集的设计和开本一样，32K，黑色压纹纸面，扉页上印着手写签名。兴安说，行，但咱用红色吧，红书比黑书会更红。

《喀什噶尔》写文工团的故事。十几年前，冯小刚告诉王刚，自己想拍有关文工团的电影。王刚希望他这次能真正拍自己的作品，小说写完后，给冯小刚发了个短信，“小刚，完成了《喀什噶尔》，还是想给你看一下。”冯小刚马上派人去取了书。

王刚不是社交上热络的人。几年前，冯小刚约他看《1942》，电影落幕的时候，王刚泪流满面。冯小刚说今晚别走，到我家喝酒去。路上，王刚大哭，几近嚎啕。

冯小刚很感动，觉得他为电影表现的民族悲剧动容，“是一个知音”。王刚的确认为电影拍得好，但他在哭自己。他想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不如意，影视改编屡屡受挫，“自己怎么就那么倒霉呢？刘震云的《1942》又成了。我从《月亮背面》到《英格力士》全都没有。”他的痛苦在于没有做到家喻户晓，而更大的痛苦是，他周围的人都做到了。

王刚在等《喀什噶尔》的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告诉他，冯小刚的电影要开拍了，他选择的是严歌苓的小说《芳华》。王刚马上想，是不是自己没写好，是不是故事的节奏太慢了，影响了阅读。但他从来没有问过冯小刚。

“我估计通过（审查）有点够呛，我也没敢拍。”冯小刚对我说。他还格外感慨了一下，作家无人约束，愿意写就写，但电影不一样。

2015年，靳树增赶上特赦出狱。今年7月份，我在他的新办公室见到了他。他的头发已经回到黑色。

他在评价自己与王刚的区别时说，他是商人，而王刚是个作家。

鲁院的同学们很少聚会，大家从新闻上互相了解近况。毕业之后，千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莫言，是在2015年导师童庆炳的葬礼上。莫言穿着白色衬衫，默哀、鞠躬，千华叫住了他，说学长，我们导师去世了。莫言拥抱了她，劝她不要难过。几十个摄像机凑在莫言脸前，试图记录下诺奖得主少有的露面时刻。还没等两人哭明白，莫言就走了。“他出名了之后就不归他所有了，”千华说。

在所有采访都结束后，王刚再次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自从采访开始就没有停止过，那就是，为什么要写他。在他成王败寇的逻辑下，如果不是一个时代最大的获益者，就不值得被书写。这几年他过着游山玩水的生活，刻意远离了让他感到失落的所有圈子。

我们提到了18岁时看过的《英格力士》，以及《博格达童话》里的少年如何杀死了一只美丽的鸽子。那些他于失败之时“不得不”去写的作品正为他带来长久的价值，而不是他努力争取的名头与权力。8月1日，陈冲导演的《英格力士》在新疆开机了。这部小说改编难度大，版权辗转数次，仍有执着的电影人希望讲述它。

王刚眨了眨眼，露出将信将疑的表情。

━━━━━

编辑：曾鸣 采访、撰文：靳锦 康路凯 视觉：梁爽 摄影：李松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