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Jessica想说”的第2篇文章。
【前言】
嗨,大家好。此刻,就在我整理这篇稿子的时候,正是日本的凌晨2点52分。昨天在外面折腾了整整一天。先是中午时和中国及日本的新朋旧友在大丸东京店吃了美味的炸猪排,然后下午在浅草寺观音堂抽到了“大吉”,接着去药妆店们疯狂地shopping囤货到日落,再愉快地背着、拖着战利品换乘银座线和小田急从繁华的东京回到了神奈川村的住处。因为到村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多了,于是就在车站附近的“すき屋”里一个人慢悠悠地吃了份大碗的牛肉鳗鱼饭,再一本满足地回家。(满足到走在路上才发现自己吃完竟然忘了用纸巾收拾一下嘴上的“残局”…怪不得结账时小哥一脸鄙夷…)进屋后,我就瘫在床上和妈妈、姐姐轮番视频聊当天发生的事,再逗逗小外甥女。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总结来看,今天好像90%都是好事,除了手机数据线最终还是无法挽回地报废了之外。回顾到这,我不由得感叹,活着真好。因为活着,才有故事发生。可是我也知道,活下去,活得好,在某些时刻并非易事。因为生活不会永远是一本“一马平川”的流水账,它更像是迪士尼里的“巨雷山”,会时时刻刻拷问着你,“刺不刺激,惊不惊险,意不意外”。
今天的这篇文章是我当年实习时的习作。快4年了,新闻也都变成了旧闻。虽然躺在电脑里积了灰,但擦一擦之后,好像也该让它出来见见光了。这是当时为一部独立电影《有种》而写的。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活着,有种地活着。你也许压根就没听说过这部电影。实不相瞒,我也是带着任务,才有机会坐在上海徐汇区的新衡山电影院里看到首映,并跟着老师采访到了导演本人。而他就是已经“二进宫”且不知未来还会不会再“进宫”的吸毒导演张元,大家肯定会多少有点印象吧。(看,这标签打得多自然,但信不信,现实里的你我他就是这么残酷。)
电影《有种》| 导演/张元 编剧/孔二狗
主演/李昕芸、韩雯雯、段博文等
“我希望今天的人都能平平静静地把日子过下去——能够活下去的人才是真正靠谱、有种的人。”
——张元
11月3日晚,导演张元携主角李昕芸和编剧孔二狗来到上海新衡山电影院,为他的又一写实力作《有种》在国内影院的上映进行现场宣传。继《北京杂种》彰显60后在90年代的“可劲儿燃烧”却又困顿无望的青春后,张元延续以往风格,20年后再次用“犀利”的镜头记录了80、90后的当下北漂之旅,“没错,《有种》走的就是残酷青春路”,他微颔着说,毫不讳言。
有种,你就活下去
残酷现实的电影路数却并不妨碍张元心目中的青春。“人生本来就很短暂,年轻时代就像是水中的涟漪,稍纵即逝”。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时这样说,显露出和他憨憨的外表有些违和的“文艺范”。他还说,年轻人的本质并没有随时代改变,“《有种》这一代年轻人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儿子辈’”。
然而相比之前同样关注北京年轻人这一人物群像的《北京杂种》,在拍摄《有种》时,张元却“不能再像年轻时那么随心所欲”。“拍摄《北京杂种》时,连剧本都没有,甚至拍完了今天都不知道明天还要拍什么”,他解释道,“我当时反映出来的都是来自内心的、最直接的表达欲望,这种直接表达和今天的预先创作不一样”。作为一个已经从上一世纪走过来的“年轻人”, 张元以对真实近乎苛求的态度说,“现在不可能再按照过去的方式拍了”。
在张元的电影里,真实有时甚至逼真到了残酷的地步。人们往往把这归结为所谓“第六代”导演的标识化特征,并因此将他看作“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从《妈妈》、《北京杂种》到《东宫西宫》、再到今天的《有种》,张元从来都不是“重写历史”,他一直“游走”于社会边缘群体和时代的亚文化之中,试图凸显现实。“你觉得需要让观众直面现实的这种残酷吗?”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呢?”,他这样告诉记者,“我们不能总是小清新,我们最起码应该知道自己是谁,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虚化现实,并不是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
“在我的祖国/只有你/还没有读过我的诗/只有你/未曾爱过我”,是“以整容为业”的艳舞者小诗在片中的台词,来自俞心樵先生那首成名作《墓志铭》。而这背后是令张元印象深刻的一个原型人物——张元回忆到,“当我拍摄‘有种’画展时,他正在整鼻子,所以我就去医院拍了他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还在门口。当我把摄影机架好时,他正用特别黯淡的目光从房间里向外看我,那时他的眼睛肿着,像个猫一样,特别的可怜,也特别的可爱。他告诉我,‘我现在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整容’,‘没有人爱过我,我也没爱过别人’。”当记者问到拍片前对200多位80后年轻人所做的采访时,张元说,“我做的并不是一份调查报告,除了经历,他们的形象也打动了我,被我融入了电影《有种》中”。小诗,就是那些年轻人之一。
图为小诗
残酷之后的不妥协是张元要表达的深刻主题。由“文艺片新贵”段博文饰演的三宝是《有种》中的关键人物,多条线索都围绕他展开。影片伊始,他就在追一条名为“幸福”的狗。“幸福”丢失,女友劈腿,被炒鱿鱼,继而吃杯子,撞卡车,三宝几次寻死未果后,看到摇滚女青年柚子不放弃梦想,在空旷的舞台上独自歌唱,终于鼓起勇气直面生活险恶。“我希望今天的人都能平平静静地把日子过下去——能够活下去的人才是真正靠谱、有种的人。”张元告诉我们,略微严肃的语气中透露出一股认真和坚定。
戴着镣铐跳舞
新浪微博推出的《有种》电影微访谈中,有人问张元,做导演是不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他坦率地回答道:“不是,小时候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啥都不知道。”
张元是北京电影学院89届摄影系毕业的。大三时,就有一个导演邀请他做电影《太阳树》的摄影,可那部电影却在几个厂子“下马”。无奈,经过长时间准备,对母亲和弱智孩子的故事已经产生浓厚兴趣的张元只好在毕业后,毅然放弃了八一电影厂的工作,筹了2万元就开拍了。可那时的他不会想到的是,他的这种“毅然”,标志了后来中国电影史上“独立电影”的首创。
身为一个国际化导演,张元始终因电影题材而饱受争议。《妈妈》、《北京杂种》、《东宫西宫》这些电影都因有些“惹火”的话题而在中国本土遭禁。与此形成反差的,却是他带着这些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屡屡斩获大奖。在此之前的很多采访中,张元对有关中国大陆电影审查制度的问题,一直都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来应对。而这次,他毫不回避地向我们表示,“我觉得这是个悲伤的话题”。“这么多年来,‘文责自负(wen ge zhi hou)’的问题在中国还没有得到解决”。说到这里,张元又有些激动地说,“就像冯小刚说的,我们接受党和国家的教育这么多年,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啊?倒不如将这种对电影审查的注意力转移到食品安全上去。”
面对大陆的电影环境生态所带来的压力,张元还有“自我激励”的一套方式。这次,他反过来问记者:“你们知道莫高窟是谁创造的吗?”“是当时被流放的囚犯,他们是戴着镣铐创作了这样伟大的艺术——我们就是有这种‘在局限中生存’的传统。”还没等我们说话,他就有些迫不及待地给出了答案。
而《有种》反映的也是这样一群年轻人,戴着拜金社会和权力体制强加给他们的镣铐挣扎着过日子。三宝和王铭的爱情破碎、柚子的友情消失、橙子和桃子的背叛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倒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正如张元所说:“中国的新一代‘无产阶级’已经诞生了”。不过好在,他们还能够继续“有种”地活下去,终有一天,就像叫“幸福”的那条狗最后回到了三宝身边所隐喻的一样,他们也能实实在在地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
图为三宝和“幸福”
写到这,
我不由得感叹:
“累。但是,活着真好。”
因为即使没有诗,
我也想去远方看看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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